主题：【原创】闪电战的前驱——史里芬眼中的坎尼会战(1) -- 阿多尼斯

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1891到1905年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在一次谈到汉尼拔于公元前216年击败罗马的坎尼会战时，形容这是一次“完美的歼灭战”。对他而言，坎尼会战并不仅是军事教科书上的一次历史事件，更是一个理想的胜利范本，它的基本理念不受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影响。在史里芬看来，近代的著名军事将领们，都或多或少的试图实现和汉尼拔一样的胜利，他们的作战都多少不自觉的符合了这场远古战役的基本理念，即使他们根本对这场战役一无所知。出于史里芬对坎尼会战的推崇，以及史里芬计划的一些相似性，许多人都认为，史里芬制定“史里芬计划”的基本理念脱胎于坎尼会战，“史里芬计划”的基础里至少有部分基于对坎尼会战在军事理念方面的详细研究。尽管史里芬本人在1909年才发表了第一份对坎尼会战评价的研究文章，此时他已卸任4年。

但是，史里芬计划，这一通过一次巨大的右翼运动攻势，包抄并歼灭法国陆军主力的著名计划，是否真的脱胎于坎尼会战的理念？实际上，史里芬计划的制定，完全基于另一种不同的歼灭战理念。史里芬对坎尼会战的理解，并没有多少应用于他的计划的制定。概括的说，史里芬计划出自德意志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史里芬之手，而非坎尼会战的研究者史里芬之手。史里芬计划，完全基于当时的现时作战环境和条件，以及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们自己对歼灭战的理解，坎尼会战的例子并不适用于史里芬时代的战争条件。不过，尽管史里芬对坎尼会战的理解在当时有些不合时宜的超前，但他在1909年发表的这份研究，同样指出了未来新形势下战争的方向：装甲部队的战术运用。

史里芬的坎尼？

史里芬对他的前任总参谋长，老毛奇在1870年色当围歼法军的战例推崇备至，认为这是坎尼会战的一个现代翻版。史里芬描述到：“这场现代的坎尼会战……是对敌军的完全包围和歼灭。”不过在另一个方面，色当会战和坎尼会战并不相同。1899年在一次和东线参谋长的谈话中，史里芬承认普鲁士军队由于当时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得以对色当采取了两翼合围的做法。但在他自己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中，最为强调的一点，就是汉尼拔在面对优势敌人的时候以劣势兵力成功的组织起向心攻击。史里芬认为，这种做法颠覆了无论是克劳塞维茨还是拿破仑所极力坚持的“正统军事理论”。色当战役，尽管和坎尼会战一样是一场“完全的歼灭战”，但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普鲁士军队凭借绝对的兵力优势才取得围歼战的胜利。

史里芬说到：“对于任何一种类似坎尼会战的战例而言，拥有数量优势是绝对必须的条件。”然而，史里芬实际认为，绝对数量优势确实是色当会战胜利的必须条件，却绝对不是坎尼会战胜利的原因。坎尼是一场“完美的歼灭战”，不仅在于它和色当战役的结果类似，更在于它所体验的卓越战术。色当会战是一场在正统军事理论指导下的中规中距的歼灭战，但坎尼会战则完全和这些正统军事理念不相容。让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色当和坎尼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两场会战中，法军和罗马人，都是被完全包围并歼灭的。然而，史里芬认为这相似的战果是由不同的途径所创造的。在色当会战中，普鲁士军队的包围圈逐渐收拢，法军受到“最初三面，然后是四面围攻”，两翼的包抄则是逐步推进，直到在法军后方合拢，完全合围法军为止。在坎尼会战中，汉尼拔“大胆的从各个方向同时围攻罗马军队”，当两翼的迦太基步兵猛攻罗马人时，罗马方阵的后方同时遭到汉尼拔的大将哈士杜拔统率下的迦太基骑兵的猛烈攻击。“在迦太基步兵对罗马方阵两翼发动猛烈的袭击，汉尼拔的骑兵又严重威胁罗马方阵后方时，罗马方阵的行动陷于停顿。”史里芬形容，坎尼会战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四面的同时围攻：“一条延伸广阔的战线包围并挤压着罗马人相对短一些却更坚实的战线，一波波攻击浪潮从侧翼席卷着罗马方阵，之前出动的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同时猛攻罗马方阵。”

对这些史里芬所引用的证据进行详述能够更清楚的了解史里芬对坎尼会战的看法，尽管他对坎尼会战的理解经常被误解为“两翼合围”的概念。对此，史里芬自己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他常常将坎尼会战的概念灵活应用在其他战例上。他将色当会战的两翼合围战法称为坎尼会战的现代版本，因为最终结果是和坎尼会战一样的完全包围和歼灭敌人。在这里，他将坎尼会战称作“符腾堡式”——用包围手段最终歼灭敌人作为总目标——的标志性事件。色当会战和坎尼会战一样作为这一理念下的经典战例，是因为同样的总目标在最后均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完成。但是，当史里芬专注于坎尼会战的具体内容时，他也明白的揭示出坎尼会战与两翼合围的不同之处。坎尼会战包含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要素：迦太基骑兵对罗马方阵后方的攻击。这才是坎尼会战的特点所在，史里芬所最终引申结论的源头。在对坎尼会战的研究中，史里芬不仅要强调“符腾堡式”，更试图将坎尼会战的真正作战样式应用于现实的战争条件和环境下。

严格使用坎尼会战的原则作为标准，史里芬比较并检验了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所进行的各场战役。他认为，腓特烈大帝在这一方面稍胜拿破仑一筹，总是尽量组织“对敌人的四面围攻”。很多时候战场条件无法让他做到这些，但是“从正面，两翼，背后同时攻击敌人”始终是他的标准作战理念。而拿破仑很多时候会放弃完成一次类似坎尼会战的作战机会。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滑铁卢会战的前两天，法军和普军在ligny交锋，法军攻击普军的左翼并压迫普军撤退，是“一次普通的战术胜利”。史里芬认为，拿破仑本有机会完成一次对普军的歼灭战，以避免普军和英军会合，这次胜利对他至关重要。拿破仑应同时动用预备队攻击普军的右翼，配合左翼的攻势，对普军施以空前的压力。而且，拿破仑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完善预想的两翼合围：“如果法军有一名类似哈士杜拔的将领率骑兵主力包抄普军后方——法军至少有3个完整的骑兵军来执行这一任务——那么最终歼灭普军将是十分可能的。”

在对ligny战役的评价中，史里芬完善了自己对包围战的各种级别的分类。两翼合围明显优于对一翼的攻击，但包围战的最高层次在于对后方的包抄与两翼合围同时进行，正如在坎尼会战中，迦太基骑兵包抄罗马军队的后方。骑兵的行动是“一次完美的歼灭战”的必要因素，它在坎尼会战中的高度重要性被史里芬称为“决定性的攻击”。史里芬对骑兵行动的定义，决不仅仅是整个机动包围战中的一部分，而是整场战役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包括在将致命的打击力量投射到敌人后方前的一系列运动和战斗。在这里，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史里芬研究坎尼会战的史料来源之一，汉斯.德布鲁克的《战争艺术的历史》第一卷，来了解为何在史里芬眼中，骑兵行动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当史里芬在描述“哈士杜拔对敌人后方的决定性攻击”时，他实际上在重复汉斯.德布鲁克的结论：“迦太基骑兵对敌人后方的攻击是战役的决定性因素。”根据汉斯.德布鲁克的意见，汉尼拔的胜利取决于他对自己的骑兵的正确运用，这也是他面对罗马军队时唯一占据优势的兵种。他的骑兵包括伊比利亚重骑兵和凯尔特骑兵，这些骑兵在战斗初期就快速击垮了罗马方阵右翼的少量警戒和护卫骑兵，随后汉尼拔下令他的大将率骑兵主力一路狂奔绕过罗马方阵后方，攻击方阵左翼的罗马骑兵。此时他的努米底亚轻骑兵已经在和罗马方阵左翼骑兵激烈交战。数量上占优的罗马骑兵很快被击溃，迦太基骑兵开始配合两翼的进攻袭击罗马方阵的后方。罗马方阵的后几排不得不停下来应对迦太基骑兵的威胁，整个方阵持续向前的行动陷于停顿。随后，迦太基步兵完成了对罗马方阵的两翼合围，剩下的就是屠杀了。

在这里，骑兵的速度成为战斗的关键。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哈士杜拔必须首先消灭两翼的罗马骑兵，然后对罗马步兵方阵后方进行攻击。这表示，他必须连续在三处与敌军交战，击溃或消灭前两处的敌军，此时动作缓慢的迦太基步兵还不能给他什么帮助。而且，这一连续的攻击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否则坚固的罗马步兵方阵将持续前进，压碎迦太基步兵相对薄弱的战线。按汉斯.德布鲁克的分析，胜利和失败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以分钟计算的问题”。一切都取决于迦太基骑兵完成作战任务的速度。

在这一点上，史里芬并没有完全跟随汉斯.德布鲁克的意见。尽管汉斯.德布鲁克认为迦太基骑兵对罗马方阵后方的攻击早于迦太基步兵对罗马方阵的两翼合围，史里芬则认为，对方阵后方的攻击与两翼合围是同时发动的。不过他还是完全同意汉斯.德布鲁克的观点：迦太基骑兵对罗马方阵后方的攻击是战斗胜利的关键因素。骑兵的攻击令罗马步兵方阵陷入混乱和崩溃，两翼合围的迦太基步兵仅仅起到了最后包围和歼灭的作用。

共同之处在于，两人无一例外的认定，迦太基骑兵的行动必须精确的配合整个迦太基部队，主要是步兵的动作，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哈士杜拔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消灭罗马骑兵。如我们所见，汉斯.德布鲁克对迦太基骑兵完成任务的速度给予高度关注，但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却和他的资料来源，希腊历史学家polybius的著作相左。Polybius描述迦太基骑兵首度对罗马方阵右翼的罗马骑兵的战斗是一次长时间的艰苦战斗，包括数次下马短兵相接。汉斯.德布鲁克清楚的认识到，这一记载和他对于坎尼会战的整套理论不相吻合，因此他在自己的书中把对右翼罗马骑兵的战斗描述为“右翼的罗马骑兵立刻被击溃，被迦太基骑兵赶进了河里或者摔下马来任由践踏，这支力量很快被清除出战场”。史里芬毫无怀疑的接受了他的描述，并在自己的分析里重复了这一情形：“哈士杜拔很快压倒了右翼并不强大的罗马骑兵，他们被扔进aufidus河里，或者溃散成小群。”

汉斯.德布鲁克的描述和polybius的资料另一不同之处在于，他大大提升了迦太基骑兵对罗马方阵后方发动最后攻击时的力量。Polybius记载，迦太基骑兵中的努米底亚轻骑兵离开大部队去追歼被击溃的左翼罗马骑兵，但德布鲁克则描述，哈士杜拔以“全部的骑兵力量……伊比利亚重骑兵，凯尔特骑兵，努米底亚轻骑兵进攻罗马方阵后方”。史里芬在自己的文章里对这点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但他提及罗马骑兵撤退时，并没有提及追歼的努米底亚轻骑兵，可以认为他同样接受了德布鲁克的观点。因此，史里芬对骑兵角色的认识，与德布鲁克完全一样：哈士杜拔快速击溃了罗马方阵两翼的骑兵，随后以全部力量对罗马方阵后方发动攻击，骑兵的作用在坎尼会战中是关键性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史里芬完全依赖汉斯.德布鲁克的资料与结论来完成自己的“坎尼”？恰恰相反，尽管是普鲁士最优秀的军事历史学家之一，汉斯.德布鲁克的理论在德国军方一直不那么受欢迎。根本的分歧在于，在对普鲁士军事理论的鼻祖，腓特烈大帝的评价上，双方完全不同。德国军方将“实施决定性打击”视为腓特烈大帝历次战役的基本战术目的，而汉斯.德布鲁克坚持，腓特烈大帝的目的应是用不断的战斗和机动来拖垮对手。因此，在引用汉斯.德布鲁克的结论和资料上，史里芬必须慎之又慎。唯一的解释是，在史里芬对坎尼的独立研究中，汉斯.德布鲁克的结论支持了史里芬对坎尼研究得出的新观点，让史里芬足以放心大胆地在文章中引用这位历史学家。在经过他的助手，冯.弗雷泰格-朗宁霍芬将军整理后，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史里芬代表作：坎尼研究。

• 7月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