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国际主义战士之共军中的洋博士（一） -- 三个Ｃ盘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牺牲在了中国的大地上。对马海德、米勒他们而言，白求恩大夫的去世，有着别一样的意义。也许他们更能理解，作为异国人，别离故土，埋骨他乡，这是理想主义的完美注释，又充满着悲壮的感伤。米勒此时已经离开了延安，他要求去前线感受最真实的斗争。他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上，朱德亲自接见了他，曾经去过德国的朱德用德语欢迎了他，在追悼白求恩大夫的过程中，米勒表示出了对自己信念的坚持。而马海德的哀痛，恐怕还是米勒之上。当1938年，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延安的时候，代表中央军委在延安城南门外迎接的人当中就有马海德博士。或许是加拿大与美国地域接近，或者是同样的语言交流的便利，马海德博士负责着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信件的处理，直至白求恩大夫逝世。在由滕代远等8人组织的追悼筹备委员会中，就有马海德博士。
怀念着逝者，生者继续着严肃的工作和热情的战斗，很快，便是1940年的春节了，正是在传统的中国节日除夕，在异国的马海德博士收获了他的爱情。
很幸运，苏菲曾经细致的回忆过这个美丽的除夕，我们得以轻易的回到那个现场。
“当我们再次回来时，礼堂里已经开始跳舞了，人们双双起舞，我独自一人悄悄地站在大柱子旁边看热闹。一会，马大夫带着一个舞伴从我面前跳过去，温文尔雅地跟我打个招呼，他跳舞的姿势美极了，下一支乐曲开始时，他就过来约我，我说不会，他说没关系，便带着我跳起来。最初我踩了他几次脚，慢慢地跟上了步子，跳得合拍而且很有兴趣，一圈又一圈，一直跳到舞会结束。他说今晚不回城里去了，将在肖三那里过夜。”
晚会之后，大家分手回去，可是和苏菲住在一起的李大姐要生产了，苏菲她们爬过山找到了马海德。
“正在这时，旁边的门响了一声，里面出来一个人，定睛一看，正是我们要找的马海德大夫。我抹抹眼泪，说有个大姐要生孩子了，快救人去吧。他有些犹豫，说他不是产科医生，我不由分说，催他穿上衣服，拉着他就走……到了我们窑洞里，他把闲人都打发走，留下我和林兰给他做助手……黎明前，一个小女婴终于顺利降生在人间了。”
“人们都去睡觉了，我请马大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他却说：‘你看天亮了，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看日出好吗？’
“我俩出了院门，来到了延河边上，这是我们鲁艺师生晚饭后常来的好地方，但是清晨的情景我却是很少感受的，我发现天边的朝霞，抹着一片红晕，映照着河边上和沙坡上黄色的沙土，很美很美，一夜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
“我们沿着延河慢慢地走着、谈着。从当前的生活、学习、工作，谈到了彼此的家庭与身世……我对他了解得越多，心里越是觉得和他亲近，看他是那样的纯朴、可敬、可爱……他夸我的手特别美，像象牙雕刻出来的；又夸我动作敏捷，劝我改行学医；还说我的性格也像人一样美，既开朗又温柔……就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年轻的马海德大夫向我倾吐了爱恋之情。他的言词虽然质朴，感情却真挚、热烈，温馨与甜蜜，逐渐充溢着我的心头。当他低头亲吻我的时候，我腼腆且乐意的接受了。就在延河边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忘记了一切，沉浸在幸福之中。”
原谅我在这号称原创的帖子里引用了这么多的原文，因为，我觉得除了亲历者，我们都无力细致的描写出这如此温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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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八十年代还拍了部关于他的电视剧。只不过相对于领袖赞扬过的那两个，和活到解放后的那些，他的名气是小了点。
回过头咱们得罗嗦几句这保卫中国大同盟(保盟)，保盟是1938年6月由宋庆龄与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成立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保盟的一大功绩就是争取了很多关心中国抗战支持中国民族解放的国际主义战士，来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很多人都与这保盟有关系。仅凭这一点来看，宋庆龄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仅仅是靠个孙中山夫人的象征意义。
罗生特博士在上海钻研真理到了1941年3月，便通过我党及保盟的关系，来到了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担任了新四军卫生部顾问，1942年更是直接参加了中共，后来又赶赴山东军区，直接原因是为了诊治罗荣桓的肾病。整个抗战期间，便一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米勒闲暇之余采访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多名中共高级领导人，留下了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采访记录，陈毅就曾罗生特写信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
关于这几位在抗战中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治病救人，马海德与米勒都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辗转流动，前方医院，后方医院，都是从事技术工作。技术工作没有大多传奇，倒是给咱后来写帖子的人少了素材，好在主席说过嘛：“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这段话用来评价这几位洋博士的技术工作也是适宜的。
抗战胜利了，国共内战爆发，罗生特博士与米勒博士都出关参战。马海德博士先是在1946年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身份，参加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来又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医疗顾问，同中国福利基金会（保盟在1945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支援解放区军民的医疗物资而努力。这些工作与其他后勤保障工作一起构成了中共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罗生特后来担任东北野战军一纵卫生部长，算是在我军中担任较高职务的外国人。米勒博士呢，在东北娶了个日本老婆，这比马海德博士的婚姻还要传奇。这位日本姑娘叫中村京子，是东野后方医院的护士，46年秋天，米勒带了个前方医疗队到前线，中村是医疗队的护士，中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怎么共军中还有大鼻子西洋人呢。米勒博士向中村提出“我们的友谊能不能发展成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家庭？”不过此时的中村，还想战争结束后回日本，所以只是礼貌的拒绝了米勒。这次表白之后，中村就又回到了后方医院。等到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两年之后了。这次见面，两个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一起，1949年，两个外国人在中国正式结婚。有意思的是， 两人都不懂对方的母语，因此，他们平时的交流都是通过中文来进行的。
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提前赢得了胜利。新中国建立了，三名洋博士的人生，又面临着新的抉择。
罗生特博士的经历是最令人感伤的。1949年北平解放后，罗生特就已经被诊断出患有多种疾病了，在天津经过一段时间疗养后，他决定回国探亲。临行前，他还去上海与新四军中的老朋友陈毅告别。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曾回忆说“罗生特提出，中国革命胜利了，他希望能回国看看，寻找他的女友，同时也为中奥友谊尽自己的力量。”
罗生特博士在中国没有婚姻，林月琴回忆说
“他到山东时间长了，有同志想给他介绍对象，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外国人，将来打败法西斯，我要回祖国。如果我同谁结了婚，带回国，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如果不带，这就对不住这位女同志了。’后来，我听翻译说，他在国内有女朋友，他决心将来回去找她。”
唐诗里说，君问归期未有期。罗生特博士这一去，便再没能回到中国。
回到祖国奥地利的罗生特并未能找回自己的女友，母亲也已经死在了集中营。罗生特还想再回到中国，可是冷战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身在作为西方国家的奥地利，罗生特博士想回中国的愿望成了幻梦。
他迟迟拿不到中国的签证，他曾到当时的东德的柏林和瑞士的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却没有得到答复。对此，一说是1953年初，陈毅辗转得知罗生特想回中国的强烈愿望后，与罗生特的妹妹联系，但罗生特已逝世半年多了。一说是1952年，罗生特的妹妹写信给我驻东德大使馆，王雨田参赞收到信后立即向国内请示，国内答复欢迎罗生特再来中国。但在此期间，罗生特逝世。
罗生特博士是1952年逝世的。1951年8月，罗生特赴以色列看望弟弟约瑟夫，1952年4月22日，终因心肌梗塞客死他乡，年仅49岁。数十年过去，罗生特博士再回中国的愿望终究只成了深深的遗憾，无数的人怀念着他，新四军的老战友张震有一联纪念罗生特“友谊流芳天地久，功德永垂中奥史”。罗生特博士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米勒博士在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了地方，在沈阳医学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医学院都工作过。1951年，他与夫人中村京子都加入了中国国籍，1957年，米勒加入中共。1983年，当年护送过米勒博士的同蒲支队队长王立岗去北京看病，在北京医学院又见到了分别40多年的米勒博士。当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70来岁的老人了，而且此时的米勒已经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了。1989年，在米勒博士来华工作5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他“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的光荣称号。1994年12月4日，米勒博士因心肌梗塞突发逝世，享年79岁。
马海德博士则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以对麻风病治疗的历史性贡献而永载史册。
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博士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也是这一天，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证明，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此后，马海德以普济苍生的医者之心，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一项神圣的事业——治疗性病和麻风病。
北京军管会清查妓院的工作，马海德博士积极参加，帮助治疗集中妓女的性病。以此为契机，马海德成为了新中国性病皮肤病研究的前驱。麻风病长期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疾病，麻风病人在各国都长期受到歧视。对待麻风病人，常常可以可出一个医生大仁大勇的医德。当年格瓦拉就曾作为志愿者到一个隔离麻风病人的小岛上帮助麻风病人，此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格瓦拉的人生道路。
从资料上看，马海德1953年在北京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的前身)，1954年5月起担任该所顾问。1958年8月兼任防治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性病、麻风、头癣等防治研究。1963年5月起,兼任新组建的麻风病研究室首任主任，直至因医科院皮研所南迁(江苏)而于1969年12月调离。其间，马海德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很多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性病麻风病知识尤为缺乏。我不是医学专业的，从医学角度上马海德的贡献到底有多少，我也说不上来。他在医学上的贡献，有专业杂志可查。但马海德为了消除人们对麻风病人的歧视，与病人接触时，“不穿传统的隔离衣，不戴口罩、手套，和病人促膝谈心，仔细检查病情，与病人共度春节佳节”，确实体现出一名医生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很让我觉得感动。几十年间，马海德既是预防治疗专家，又是预防治疗的组织者，新中国对麻风病的预防治疗，与马海德的名字牢牢的联系在一起。
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l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博士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晚年的马海德博士回顾自己的道路，曾经说“能够为这样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洒满阳光的大道”，“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偶然的机会，读到过有关三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一点资料，促成了多年后我写成了这个帖子。他们都已逝去多年，但其传奇人生、感人情怀，却不应随生命逝去，理当长存于热爱理想的人们心中。
两人都不懂对方的母语，因此，他们平时的交流都是通过中文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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