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话说党国政府一九二七 -- 序言 -- 禅人
这里讨论的是当初也与老老右们论战斗争过的一批曾经的左派们，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他们都曾经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国共矛盾冲突的升温，他们后来一个接一个排着队向右转了，应该不是个别偶然的吧。在他们看来，当国共合作由对党国有利转而弊大于利，分手是迟早的事。只是分手将以那样一种惨烈的形式，可能对双方都是始料未及的吧。
至于您那个what if的问题，因为孙中山死得早，我们无从讨论如果他不死会如何。不过有个当时美国驻华记者后来写过一本书，透露孙中山死前，已经开始与北京英美使馆方面秘密接触，表示对俄国人作为的某种忧虑。他死在一个good timing ？谁知道。历史没有如果。
楼下有朋友问，如果汪精卫与廖仲恺一起遇刺，其历史地位会如何？我也是同样的答复，历史没有如果啊。
梁启超在1927年写的《与令娴女士等书》外链出处中曾对当时的国共两党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有过一些评论，跟你写的一九二七正好是同一个时间段的事情。如果当时的社会状态真象梁老先生描述的那样，是混乱无序，不是一种解放；如果梁老先生自己当时真是最没有党见的人，真的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那么, 国民党内一帮有志指点江山的人在那个时段从左派变成右派，似乎也是一种必然潮流。
就是对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的争论了。
我不知道梁启超是否属于如他自称的“最没有党见的人”，但是他接触的信息，应多来自上述受到农会迫害逃往城里的长袍马褂党吧。
看看下面这一段
如何选择，还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国民党与共产党选择的不同，注定两者的分道扬镳，而两种选择似乎不可调和，则注定双方不得不刀兵相见。
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梁启超的文章对比着看，很有意思。此文发表时间早于梁启超文章发表前两个月，也正是四一二之前的一个月。所以我说，四一二、五二一、七一五，不过引爆时间先后的问题，结果必然。
或者说国共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除了列强干涉这个外因，单看内因，
上面的帖子我敲错了一个数字，
最后的那个2亿6千万应该是2亿2千6百万。还好无伤大雅。
当时的情况，用一句笑话来说：“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了。”出于这种状态下的底层是很容易被煽发起狂潮的，如何面对，这就是毛泽东所出的多项选择题:支持，批评，反对。既然支持与反对两方不可妥协，于是流血就不可避免了。
说话不许没大没小，我上学的时候，你小九子还在包尿片尼
一个是你提到的农村里的农会和城市里的工人纠察队。梁老先生称他们是无业阶级，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从这些“无业阶级”的指导理论，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后果看，俺想到了那首很著名的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俺也联想到了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民众开批斗大会，整得整个社会人情激愤，社会各阶层相互对立，好热闹。当然，其结果自然会象梁老先生说的那样，“有业阶级”没法子搞生产，大家伙一起饿肚子。
另一个是你没有谈到的反苏俄情绪。在那个年代，梁老先生的反苏俄立场是否已经在社会上的“多余人”中形成了一种共识，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脱苏”。比如说，在那一年，北方政府不顾国际社会惯例，查抄了苏俄使馆领地；南方政府更狠，捣毁了苏俄领事管，还让苏俄流了人的血。这种对苏俄的仇恨，确实跟苏俄在中国的消费不相称。
着重看最后一段中用蓝字标明的字句
同时，请注意中共四大于1925年召开。此时，中山舰事件，412事件，均未发生。
（１）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２）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３）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４）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５）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６）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中山舰事件，不管是误会也好阴谋也罢，总归是被人利用了，最终的受益者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蒋介石。
现在，让我们再翻开党国政府原来的五人常务委员会名单复习一下：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这五个人当中，胡汉民因为受到廖案牵连被汪蒋联手搞掉，被迫到莫斯科考察去了；许崇智半年前已经被蒋介石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历数十大罪状而驱逐了；林森这个西山会议派老右吃了党国中央的黄牌被暂时罚下了场；汪精卫尼，被蒋介石气跑了；如今硕果仅存的，只剩下一个对蒋威胁不大的“八面观音”谭延闿。
说起谭延闿这个人，也是趣事一箩筐。谭延闿是湖南茶陵人，其父是前清翰林，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两广总督。庶出的谭延闿为了母亲的家庭地位，从小读书就很争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二十四岁那年进士及第，还是个会元，据说老佛爷原本是要钦点他做状元的，但点的时候才注意到这是个湘人还姓谭，忽地想起那个“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姓浏阳狂人，于是便心生不爽，谭延闿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谭进士当了短期的翰林院编修后，回到老家去做湖南的谘议局议长，是个著名的立宪派，主张“文明革命”。辛亥革命起，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率领新军积极响应，并抽出主力支援武昌。不料后院起火，新军第二营管带梅馨因不满焦陈而犯上作乱，乘城内兵力空虚之机把焦陈二人杀了，吩咐手下把在后方搞省宪的谭议长接来都督府管事。手下的兵们不懂规矩，也不知道姓谭的何方神仙，把轿子往谭府门前一搁就去拍大门，口里没规没距地乱嚷：“谭延闿出来！谭延闿出来！”。谭议长哪儿见过这阵仗啊，看似来者不善哇哪会有啥好事儿，吓得躲在屋里哭得稀里哗啦，来人也不管，只顾嘿幼嘿幼一路抬到都督府，轿门脸儿一开，谭大人这才破涕为笑，于是就都督了。谭延闿自此三度督湘，在湖南颇搞了些政治和经济的新政，但是都好景不长，因为想四面玲珑旗帜不够鲜明，结果哪面都弄不玲珑，先是得罪了袁大头，后又得罪了孙大炮，搞得三起三落一场没结果，最后被自己原先的手下新军阀赵恒惕、程潜联手搞下台，谭都督只得黯然离湘。痛定思痛，谭延闿决心不再两面三刀，去投孙中山站稳立场搞三民主义，也真的就此从一而终了。他拉了旧部组织湘军，在陈炯明炮打大元帅府的时候，谭延闿的湘军也是救驾功臣，他的湘军后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也成了党国政府的元老。翰林出身的谭延闿，一手好字在党国元老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与于右任同为民国书坛双绝，当年黄埔军校的校名“陆军军官学校”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几年后，在宋美龄的撮合下，他的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老谭又成了党国新贵的老泰山。此番汪精卫出走，五人常委会中硕果仅存的八面观音谭延闿，就成了当然的国民政府代理主席。
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已经当选为中执委常委和政治委员会委员，步入了党国中央的领导核心阶层，虽然与汪精卫相比，蒋介石想当老大还有一大段楼梯要爬，但比之一年前，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如果说一年前的蒋介石还不曾对老大位子转念头的话，随着他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壮大，蒋委员若是想委员后面再挂个长更上层楼当Jiang core，也不能不让人家存个继续要求进步的想头不是？不过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还不见他有多么强烈的流露，反而因为受了季山嘉的奚落，他之前还在汪精卫面前耍脾气，要辞去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还拒绝就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要挟说不让他辞职那就让季山嘉先走人。汪精卫此时的态度则比较暧昧，也因此引起了蒋介石对他的的猜忌，两人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还算和谐，暗中的心结却彼此心照不宣。
这中间老右们的煽风点火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中山舰事件四年之后，西山会议派老大邹鲁对陈公博讲过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吗？自从展堂出亡莫斯科后，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得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也在广州里头想办法。”
邹鲁说的伍梯云何许人也？就是时任广州市长的伍朝枢。今人记得伍朝枢的恐怕已经不多了，当年在民初，伍朝枢可是很出名的青年外交才俊，他的老爷子是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伍朝枢自幼跟随任驻美公使的父亲在美国居留，后来到英国学法律，毕业后当了海龟，二十四岁就在武昌军政府担任外交高官，在北洋政府担任相当于现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职务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伍朝枢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是大元帅府时代的外交部长，国民政府成立时，首任的十六人委员里头，伍朝枢的名字就赫然在目，他后来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任外交部长。在党内左右斗争中，伍朝枢是属于同情西山会议派的。外交家伍朝枢在广州里头想的办法，仍不脱离外交，他先摆饭局请来俄国公使吃饭，然后故意对蒋介石的左右放风，制造俄国人与汪精卫在密谋联手驱蒋的假象，已经听得市面上有反蒋风言风语的蒋介石于是对汪精卫更加心生狐疑，是为中山舰事件的另一个诱因。
对蒋介石来说，如今顶头上司各位党国资深老革命家出走的出走封杀的封杀，他自然可以顺势拾级而上，向党国中央的权力巅峰一步步迈进。一九二六年四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伐，蒋介石戴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总司令的桂冠，还被增补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军人部长，权力急速膨胀，预示着蒋中正时代即将来临。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
身兼党国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总司令帅旗一举，率军出征，离开广州北伐去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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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就是了，管他那么多。
其中这个“闿”应该是“闿”字吧
不是化为国民党。
合作不是不能有斗争。
（１） 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２）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３）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４）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５）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６）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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