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明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放弃辽西改善国内情况才能真正延缓明的灭亡。

和历史是两回事。

至于后面满清的所谓反间计，所有的相关史料都是从清太宗实录来的，而清太宗实录里面的记载的唯一依据只有《满文老档》记载，“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算时间，这时候是在遵化之战前，袁崇焕还没有赶到蓟门呢。这反间计怎么可能实行？

就算是时间记错了，那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的东西也是很有问题，“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

和崇祯长编对应起来看，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德胜门附近，也即满桂军附近，“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崇祯长编》卷二十九）那里唯一的敌人是满桂的军队。

这段话在《满文老档》又没有任何的记录。

再看崇祯抓袁崇焕前的记录

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并不能对。命下锦衣狱。”（《国榷》5505页）

“上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不能对。命下锦衣狱。”（《崇祯实录》卷二）

“督师袁崇焕，初授大学士钱龙锡意旨，绐杀总兵官毛文龙。中军何可刚曰，是谓三不幸。崇焕问之，曰，生文龙天不幸，用文龙朝廷不幸，杀文龙公不幸。未几，京师警，崇焕入援，召对平台，赐貂裘，彩币、银牌。兵屯畿南，一战败绩，复召诘曰，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着锦衣卫拏问。总兵祖大寿、何可刚闻之，引兵去。”（《崇祯遗录》）

“十二月朔，复召崇焕等于平台。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

哪个和反间计有关？

最后再问一遍，不论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这段话谁说的，哪条不对？

当时整个明朝赶战的就剩下毛文龙的游击队了，最后还让圆嘟嘟给弄到对面去了。

那为啥叫蓟辽督师？谁在蓟县放过了后金大军？

所谓上中两策，表面上糅合了筑城与野战，其实共同点都是建立在辽西筑垒的基础之上。

比如第一策，表面上说是野战军团，但是出发地为宁远。宁远就是辽西筑垒啊。

再比如第二策，表面上说是北宋堡垒线策略。但是筑垒的前提就是必须有野战军控制打算筑垒的地域，然后你才可以去筑垒。而且筑垒之后免不了要对敌军进行小规模的攻击，保持与敌人的接触，了解敌情，接应间谍，沟通情报，避免猝不提防。所以仍然要有军事进攻力量。

二策的区别仅仅在于野战军的规模略有变化。比如第一策的野战军要稍微大一点，第二策的野战力量较为少一点。不过仔细考量就会知道，二者的规模都不会很大。因为两个原因。第一，频繁袭扰兵力不宜过大，兴师动众就成了袭扰自己（辽西防线的根本问题也就在于袭扰了自己），所以第一策所说的野战力量会很小。二筑垒所需要的野战量也不会太小，二者差不多。第二，要花钱筑垒，然后才会搞野战军。钱都花到了城池上，野战军肯定不会大。二者野战规模的大小，大体在前线指挥官的自由权限之内。所以我认为差别不大，完全可以看做同一个计划的不同玩法。就好像手里只有二十万存款，却要同时买车跑运输，买房子住豪宅。房子大点车就小点，车大点房子就小点。而且钱不够，还要贷款两百万。但是不论怎么买，反正都买不到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还不起贷款。最后免不了破产。

所以第一二策实际上是一回事：

一，建立辽西筑垒，二，保持军事接触。

这和退守山海关是不同的。

对于第三策，我至说是半个，原因在于山海关防线不是你想的那样玩的。

山海关防线不是简单的卖了辽西的地，然后捏着存款回家锁起来等着别人来抢，不打算再买回辽西和辽东的房子了。不是这样的。

退守山海关防线的真正玩法应该是这样的：

1.卖掉一块地，回去接着住老房子；2.拿卖地的钱，整修老房子，让他遮风挡雨，甚至做现代化升级，加防盗窗，安防盗门，装治安监控；3.花点存款，贷点款，要个大货去跑运输；4.挣到钱以后，再去买大房子。

相比来说，山海关这个投资计划远比辽西筑垒的投资计划靠谱。

明朝的悲剧就在于一心要控制辽西。

只从外表上说，这是太贪心了。

然而深挖其根本，却是“搪塞推诿”。

为什么这样说呢？以明朝的财政能力，其实是无法支撑辽西筑垒的。一定要支撑辽西筑垒，就要对内刻削人民，对外薄待盟友及可争取的中立方。既然做不到，为什么还要去做？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壮士断腕的责任。熊廷弼做出了放弃辽西的布置，以辽西为陷阱，以蒙古部落、海上力量为左右翼，以山海关为口袋底，形成了一个布局清晰的口袋阵。

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伏击圈……

然而设置口袋阵就必须空出口袋心。

辽西就是口袋心。

口袋阵不能让敌人一眼看出来，要让敌人慢慢钻。

这需要良好的操作。

包括熊廷弼在内的许多明朝指挥员都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坚壁清野，后撤保民，大踏步后退，放手让后金进攻辽西。

然而这样做的明朝指挥员很快都被撤换了。

因为明朝政府的中枢决策机关不肯承担放弃辽西的责任。

不肯承担责任，也就不能背锅，遇事背锅的只能是一线指挥员。

所以本质上原因是明朝中枢决策机关“推诿搪塞”。

至于迁都问题，迁都、移储均不能通过，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当时明朝决策中枢的愚蠢罢了。这种愚蠢还是源自于“搪塞推诿”。

以当时明朝决策中枢的愚蠢，由于推诿搪塞，他们最终选择了以辽西筑垒为前提的战略，然后事事被动。

任何以在辽西筑垒为前提的策略，在决策过程中都逃不过“搪塞推诿”的批评。

很多时候，一个群体开始愚蠢，不是因为他们都愚蠢，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愚蠢。

明朝时有足够的人了解正确的玩法的，然而他们无法形成群体决策，形成群体意志。

这个关键，还是明朝连续两代幼主造成的。君主弱小，易于哄骗。

我之所以说要退居江南，不是说后金必胜，而是说明朝在北边必亡。

不是死于后金就是死于农民起义。

事实上明朝的财政问题不是说什么党，什么幼子的问题，而是始于朱元璋，也就是朱的宗室政策。

明朝的商人确实少交税，士绅确实占有大量不交税的土地，然而最大的财政消耗到后期就是宗室。

宗室不事生产，近支如福王等占有大量土地，远支的到明末据说有50万人之巨，这些人消耗再少，把养宗室的钱养一个士兵肯定要多。

宗室的政策成为政治正确后，你让东林党等群体怎么为明皇室考虑？收了税去养这帮闲人？

张居正的改革其实是违背士大夫的阶级利益的，所以死后人亡政息是不可避免的。而财政问题不解决，小冰河期一来，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而对内镇压对外抗金使财政不堪负荷，必然对农民加大税收力度，恶性循环后北方肯定是呆不住的。

而相对来说，在江南宗室较少，一向又是财赋重地，商业也较发达，退到江南后可以甩掉包袱建新军，说不定还有起生回生的可能。

蓟辽督师只是一个官职而已，徐州丢了，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就得死？

而且那也不叫放，清军入塞都是从长城上的口子出入，没有一次走山海关和宁远。隔着几百里的山路，你让袁崇焕怎么做？明朝末年，明军只能守城，清军擅长野战，袁崇焕一人怎么能改变这个状况？熊廷璧能吗？洪承畴能吗？我看只有键盘侠能。

再说了，清军从长城口子进来，也只能从长城口子出去。如果你带兵去堵长城的口子，把山海关弄丢了，那以后清军就不用翻山走长城口子了。

明朝藩王问题是有，对于财政有一定负担。但是不是明朝灭亡的核心因素。明朝的宗室数量可没50万那么多，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20多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2万余人,据王春瑜估计至明末约10万左右养10多万人，对上亿人口的大国（嘉靖万历年间突破一亿人口），算什么问题？

更何况明朝嘉靖后期到万历年间已经对宗室支出进行改革，对于财政负担没有那帮文人宣称的大。

其次是明朝分封宗藩，原则上给予庄田（所谓皇庄），皇庄出处，必须是各省的隙田和新附户，就是说地方开垦的新田，围湖所造的新田等，而民户则是地方招募的流民。

这些新田和民户的赋役并不出现在土地帐册上，所以这些新田和民户作为皇庄不影响国家收入。

但是这就导致皇权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因为这些土地和民户一直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官僚的利籔，岂肯轻易让出，所以各种反击在所难免。这些隐田可都是地主士大夫的财源。

明朝一般情况下，皇帝斗不过士大夫，结果皇帝退让，只能让士大夫从国家财政中拿钱给部分藩王，也即部分皇庄收益从民田户中分剥，必然扰民，也影响国家收入，但是规模有限，并不能动摇国本。

福王就是这样的例子，所谓福王的土地，也只是账面上的土地，实际是拿这些所谓的“土地”折合一笔银子给福王，按黄仁宇的考证，一年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也就明朝一个中等商人的水平。

这就像地主阶级大量偷税漏税，万历不得不派太监去征税，结果被读书人写成万历穷凶极恶，聚敛财富，盘剥老百姓。

反正这帮读书人把责任往农民起义军，皇帝，太监身上一推就行了。最多再加几个“红颜祸水”调剂一下。他们自己就能把自己洗白了。

宗室问题一直是黑明的诸多材料之一。

我对明朝的意见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一味的吹，也不要一味的黑。

明末战争失败本身是一个大问题，宗室数量是另一个大问题。二者虽然有相关，但是不可相互替代。

尤为重要的是：

宗室数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以所谓朱元璋为理由说宗室问题不可解决，就好像说因为朱允文是朱元璋所选择的继承人所以继承人不可更替一样。不过是又一种搪塞。

考虑到明史问题的复杂性，将宗室问题引入战争财政问题，有一正一反两种可能，正面的，可能是明朝自身打算以此为契机解决宗室问题，所以提出这一问题。负面的，则是以此为借口推诿解决财政问题，以及刻意往明朝身上泼污水，以造成明朝战争无法挽回的假象。

无论如何，基本的事实是：

一，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宗室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死结；

二，明朝实际采取的修筑辽西防线的战略不切实际，不符合自己实有的财政状况。

所以，从财政现状出发，辽西筑垒战略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决策脱离实际，显然只能是决策者的责任。

你非要说长城。圆嘟嘟明明已经到了蓟县，却让后金不费一兵一卒过了，这不叫放叫什么？

管不管蓟州跟该不该管是两码事。

再说堵长城的口子就会丢山海关？山海关那么好打？圆嘟嘟带了那么多人回援京师山海关也没丢啊。

坚壁清野。来打谷草，城门一关，人掠不走，粮草也没有。

至于能否牵制后金军的行动，这个，难说。如果我们是步兵，机动性差得很，还要追在摩托兵后面袭扰？这个，呵呵

袁崇焕没能力就没能力吧，那么明末谁有能力？毛文龙在皮岛“抗击”后金那么多年也没见他收复沈阳之类的。倒是后来和后金眉来眼去不亦乐乎。

袁崇焕之前有熊廷弼等人，袁崇焕之后有孙承宗、洪承畴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顶尖人物，哪个又有回天之力？倒是洪承畴降清之后倒是充分发挥了能力。也不止洪承畴，灭明者明之贰臣也，吴三桂、三顺王等等打满清没有一点战斗力，灭明朝可是战斗力满满。

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但前后判若两人。甚至有些“反复无常”的人物如搞嘉定三屠的李成栋，降清时战斗力不错，叛清后没两下就灰飞烟灭。而后来吴三桂等三藩也是如此。

何以如此？大环境的不同而已。满清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经过皇太极的改革，制度、人心、政治、经济、军事无一不胜过明朝，也胜过明朝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明朝当然没有还手之力。满清能得天下并非偶然。

你很较真，但你这是先定答案再找证据。

崇祯杀的袁崇焕，明朝的史书自然顺着崇祯的观点，你要是在明朝，你敢写不同的看法吗？同样的，文革时的文献都说造反有理，这能信吗？

你为什么不黑投降的洪承畴？献关的吴三桂？

因为他们不是民族英雄，黑他们显示不出来你的能耐，对他们你得夸。

明朝的史书可不单单有官方史书，比如明末辽东局势，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就很有参考价值。明朝也不是满清，搞什么文字狱，堂而皇之地在史书上造假，搞春秋笔法。比如宁远之战，右屯，觉华的粮食，人员的惊人损失，袁崇焕就是负直接责任。在满清修的《明史》里面，这个黑锅就给高第背了。

仔细看看史料就会发现，崇祯给袁督师定的这几条罪还算轻的呢。就是袁督师任上的胡作非为，直接导致明朝辽东局势糜烂而不可收拾。

袁督师还好意思和岳飞相提并论？岳飞可是甘愿赴死也决不支持议和。袁督师呢？

转个明人的说法：

徐石麒于弘光年间（1645年明南京福王称帝后的政权）所上的反对与清议和奏疏中，概述了袁崇焕作为军事统帅时的事迹。

　　他说袁崇焕是“阳主战”、“阴主款”，并且以杀边帅毛文龙为向敌人示好之信，而崇祯不同意议和，所以袁崇焕便邀后金军进攻，以胁迫崇祯议和。袁崇焕在蓟门先款待敌人，后来后金军半夜潜越入关，袁崇焕并不堵截，而是尾随殿后，所以崇祯才杀了袁崇焕。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另外，在《崇祯长编》的记载中还显示，袁崇焕与后金之间的议和，不仅是私下议和，而且遭到了兵部尚书王洽、内阁首辅钱龙锡的反对：　　“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可是袁崇焕却一意孤行，堪称“议和先锋”，他如此的作为岂能和岳飞比肩？

一个在军事谋略上“阳主战”、“阴主款”，纵敌入境胁迫君主媾和之人；

一个跟秦桧杀岳飞一样自毁长城之人；

一个伙同阉党分子巴结奸佞魏忠贤之人；

一个中了敌人诡计自取灭亡之人；

一个自称和敌人同心同德而背主议和之人；

这样的人，也就在满清的史书中才能成为“民族英雄”。

袁崇焕其人其事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历史疑案。看的东西越多，越鄙视袁崇焕其人。

崇祯最糊涂的事情是自宫了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太监体系，完全依靠东林党来治国，终于招致东林党尾大不掉，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