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会专挑民族英雄的毛病。
在你眼中有民族英雄吗？
崇祯没有自己的参谋班子，太容易被舆论左右，自毁左膀右臂的阉党。明中后期，皇权非常弱小，连自己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明代亡国于文官体制。
1，对这种尺度的社会问题而言，通常操盘手的重要性比我们印象中的要弱的多。真实情况更可能是，操盘手做出什么决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实施情况。我们经常印象决策者“一言兴邦”“一策安国”，这种事情很可能是史家的误导。史家都是文人，看问题有他们的局限性和立场。
2，明朝灭亡，是因为其后期的组织程度太差，无论什么决策都不可能有效的实施。这个不光是明朝，应该是个普遍现象。
3，组织程度差，是因为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调度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不足；中央政府的资源不足，是因为资源被社会中层截流了；中层能够截流资源，是因为中央控制的资源与中层相比处于劣势。
4，上面的陈述是个死循环，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明显走下坡路的王朝、国家甚至一个集团、公司，往往给人一种无力感，所有人都知道这样不行，所有人都期待变革，但是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5，回到史书，在王朝末期，史书上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像样的人才，不是说真的人才质量下降了，而是因为社会组织程度的下降，资源的分散，或者说中央与中层的力量对比，使得你无论做什么都处处挚肘，人才在这个体系下发挥不出他的才干。所以明末经常看到，一个人在这边明明是个sb，但是投降满清以后，就突然变成了nb。
6，其实到了王朝末年的那个局面，你把秦皇汉武请出来也没用。时势造英雄，而英雄只是影响时势，这俩的轻重不能弄反了。
三角阵的架子还在，到袁，就只剩一个点了。
首先，很感谢你的赞扬。
逻辑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学习工具。中学的时候自学过一段时间的逻辑。只不过里面各种字母令人厌倦。当时又恰好被英语折腾得死去活来，于是越发厌倦了，因此学得很艰难。还好具体的例子很好理解，总算学了下去。所以，我很喜欢对逻辑的赞美。
其次顺便说一下对逻辑的认识。
在逻辑的基础上谈论道理，谈得环环相扣，这是一种完美而和谐的效果，就好像数学的完美和谐一样——我竟然是一个文科生……
这样也许就是流畅吧。
从这个角度说，流畅真是一个极高的赞誉。只是我受之有愧。这不是虚伪的谦恭。因为我自己深切地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做的还很不好。
很早之前说过我要换工作，这个转换其实在最近才算比较正式的完成。在换了新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在脚踏实地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以前接触到的东西多浮于表面，现在毕竟是做事，比以前接触到的东西要实际一些了。这就发现，逻辑严密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准绳，才能正确进行逻辑推演。古代那些精彩的诗歌，有些含义真不是书斋里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能懂的。
论语说，绘事后素。据说考古学家发现那个时期的绘画都是先素描再填色。文饰的事，在事实之后。质先文，文后质。春秋战国时代的好多作品都是如此，墨子以小取而论逻辑，鬼谷子以内楗而论逻辑，读起来令人耳聪目明。
单纯的逻辑是可以脱离事实的，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讲逻辑。法律上用间接证据，必须讲证据链。我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逻辑所论述的事情是符合史实的（对于我来说也就是正确的），那么，在逻辑推演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用一条逻辑链串起来——这又恰好吻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而反驳这条正确逻辑链的东西，则往往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分属于毫不相干的逻辑链。
由于这个认识，我发现，即便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逻辑链，也可以非常迅速地发现错误的观点。
本朝太祖去了明末，在李闯阵营和后金阵营，都能混的风生水起，于明朝廷中，也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英雄者如毛主席，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成的。建国后也有拿着党章，要求说话的时候；也有大跃进怎么也刹不住车的时候，也有指定接班人接连失败的时候。时势和主观能动性，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形势和主观能动性相互影响，这是正确的道理，我一直都很支持。
可惜的是，很多人喜欢忽略主观能动性。其实这俩忽略任何一个都不对。
罗隐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讲了反正两面，是很全面的。
具体到明朝末年这个事情上，在末代两君之前，社会危机其实还远没有达到总爆发的地步，所以我才会说主观能动性是最大的问题，才会说明朝的两个帝王是最致命的软肋。
这个软肋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或者说如何的昏聩暴虐。恰恰相反，像崇祯，他就明显不像是一个坏人。天启在末年也表现除了比较优秀的素质。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天启幼小，崇祯幼稚，无法担负重任，结果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时机，导致了危机加剧，最终在崇祯时代爆发了危机。最倒霉的就是崇祯，他一上手就是大危机，根本来不及学习适应。所以论起表现，他还不如天启。不是因为他本人比天启笨，而是天启毕竟有一段时间适应。
所以说，明代灭亡，其实主要是末代两个皇帝的主观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这个看起来“唯心”一点的问题为基础，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更加“唯物”一点的问题：
中国古代职官选拔机制中的君主选拔机制问题。
按照中国古典政治传统，天子也不过是一种职官。但是，自东周时代，普通官员就有任期制度；自秦以后，普通官僚就转变为以雇佣为主；自汉代开始，针对普通官员逐渐建立退休制度，并以察举为基础进行考试；三国时代建立九品制；南北朝开始，建立散官和阶官制度；隋唐时代退休制度进一步发展，建立科举选拔制度；宋代开始，退休待遇制度日益完善，科举制度也日趋严格；明代科举制颇为完备，形成了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朝野政治结构……然而在这一个历史变革过程中，帝王，这个整个职官体系中的最高一环，他的选拔机制基本没有变化。
时代已经变了，只有一个位置没有变。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君主选拔机制与时代脱节。
这就是主观能动性问题背后埋藏的客观现实问题。
然而要发现这个客观现实问题，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先承认，确实存在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割裂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唯物论不是辨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是将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割裂开的，结果导致双方势不两立却又相对而生，不能统一。
君主选拔机制进行改革，使得君主足够强大，就不会出现明末两君幼弱为官僚所欺的现象了。
历史上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君主幼弱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临时性。比如广树藩王，比如勋贵集团，比如与武将联姻，比如建立宫廷禁军，比如某人的杯酒释兵权，甚至比如某人的诸子参政，诸如此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效果都不很好。
清代初期的君主，或者说实际统治者，操纵着和明代略微相似的政府，却都比较强大，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本身是军事部落首领。第一个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军事核心，第二个清太宗手里有重兵，第三个多尔滚拿着第一个的兵马，也是兵强马壮，即便是康熙这样一个幼君，背后的太后也是代表着满蒙军事同盟的蒙古太后，而当时满洲的军事力量已经衰弱了，蒙古的地位高得多……清朝一直是依靠族群压迫来保持控制力，驾驭官僚机构。但是问题是这样并不能治好国家，只不过相当于马戏团强行逼迫动物表演而已。
清朝的经验只证明了这样的事情：一，当时的中国古典政治结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普通官僚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最终需要的是君主/帝王的改革。二，那个时候的君王已经需要额外加持一些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了。三，异族压迫能够控制政府，但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此路不通。
君主制改革成为社会需求。
这就引出了一个合理性：
共和。
在明清时代，南洋华人已经开始尝试建立一些共和性质的政权。领袖不是单纯世袭，而是需要实践检验。
到了清末、民国和共和国时代，由于这个历史需求，一切旧式的帝制都无法见容于社会。最高领导人选拔机制的改革终于彻底启动，并经过逐渐演变，形成了现在中国的领袖选拔机制。
所以，最初我们好像是在讲明末君主的主观能动性，好像很唯心，但是讲着讲着，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很唯物的一个事情，而且和现代史是一条线。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就这样简单而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
如果一个逻辑链条可以“巧合”的与很多事实相互印证关联，那么就算我们还不能认定他是正确的，也应该将他的正确几率大幅度提高。
临风清逸的意思应该是蒋和毛同处一个时期,蒋干不了的事情,毛干成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任爱杰文中所说的阶级基础不同.
人的确有主观能动性，但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取决于客观条件的。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大，没有客观条件也是办不成事。就以你举的毛委员来说，当初他可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国民党中宣部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一大里位置还高过蒋介石。但他在国民党里最后又干出什么功业来了呢？
所依靠的阶级不一样，所依靠的基础不一样，主观能动性起到的效果就不一样。
至于选拔君主，民主共和可不是啥万能药。其实三百年盛衰定律在中国适用，在外国也差不多。
至于民主共和是不是万能药，我很久以前写过一个帖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足下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
在世袭帝制时代，君主这个职官是缺乏竞争的。而其他官僚都是竞争出来的。从统计学上来说，即便算上个别强大的君主，君主这个群体的能力仍然会明显弱于其他官僚群体的能力。
在民主或者共和体制下，君主这个职官是通过较为普遍的竞争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能力水平能够和普通官僚体制保持相近。
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君主对官僚机构的操控能力。
这就是我说的主要内容。
但是你的帖子和我说的似乎关系不大。
你所说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的关系——可是，我有否认过二者的关联吗？
没有啊。
我已经明确说了好几次了，主观能动性本身就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所以，对于这一问题应该不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讨论了。
去掉这一部分之后，在我看来，你这个帖子就写了一句话：
“至于选拔君主，民主共和可不是啥万能药。”
而这和我说的是同一个事情不相干的两个方向。
我只是就事论事的说，包括天子在内的整个官僚体系，在实行民主或共和之后，可以更大范围的选拔君主、帝王或国家首脑，从而使首脑的能力与普通官僚想适应。
简单说就是，民主共和比世袭帝制更强。
民主共和比封建帝制进步，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了。
至于说“民主共和”是否达到万能药的地步，对不起，我没有涉及。
所以，其实你说的内容，与我说的内容，无涉。
至于你所发的那个帖子，我大略看了一下。由于明天还要上班，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零点多了，所以只是随便瞄了一眼，没怎么细看。大略来说，一方面对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极端警惕乃至排斥，陷入机械唯物论的陷阱；一方面对民主特别是多数人问题极端警惕和排斥，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到了有点极端反对民主化的地步。这大概是你一看到说民主有进步，就不顾是与封建帝制做对比的事实开始反对的原因。你似乎有为了反民主而反民主的倾向。
就这个粗略的印象，我觉得你所了解到的政治知识很少，差不多就是一点“多数人暴政”之类噱头很足而且粘粘糊糊不容易分说清楚的东西。对于这样粘粘糊糊的东西，我一般都是不急于下刀，而是放在心里等有了点以后再动手分析。
对于你，我提个建议。追求独立思考是好事，但是首先要想一想：
为什么看起来别人都很蠢？
这个问题多想一想，很有用。当初我也是这样想过之后，才发现自己存在很多问题的。
我这个人刚强惯了，说话比较硬，希望你不要太过不高兴。
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刘邦跟韩信的对话，君主的能力是“将将”的能力，官僚的能力是“将兵”的能力
虽然，君主的能力跟官僚的能力都是“能力”，却是不同的“能力”，好比橘子跟苹果都是“水果”，却是不同的“水果”，所以，君主的能力跟官僚的能力不可以相提并论，更不可以比强
当然了，官僚群体的人数多，但是，人数多就有不团结的问题，所以，君主常用制造对立面的方法“将将”，还有就是观察官僚看谁有“将将”的野心，比如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羽翼就跟“将将”有相似之处了，因此有“君子不党”的说法
你给别人扣一顶机械唯物论的帽子，其实你自己才是主观唯心论者。你的整个立论是明末的皇帝年幼无知，所以无法力挽狂澜。然后越扯越远，最后扯到共和制比帝制进步不上去了。
就算共和制比帝制进步，那么明朝皇帝有可能是共和制选出来的吗？如果没有可能，那么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奢谈什么君主选拔，岂不是“何不食肉糜”？
谈任何历史问题，分析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泛泛而谈。更不能意淫某某皇帝如果不干这件事或者干了那件事就能扭转乾坤。人人都知道本朝能夺取天下是因为土改。而明朝末年的问题用土改也能解决。那么天启、崇祯能不能搞土改？
结合历史条件来分析问题叫做历史唯物主义。而像你这样脱离历史条件就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关于陈仁锡先生这段记录，商羊舞以“为插汗买妇”的可能性小来论证“为建奴积谷”也不可能。这是两则传言好吧。文中就有“有谓”，“有谓”。商羊舞把两件事搅在一起，这明显是偷梁换柱。再说，边市一直都有人口买卖。买妇这事很有可能不是给插汗买卖，而是给别的部落。完全否定这些记录完全没有说服力。还有后文中王振远陈国威提到建奴“入必舍辽而攻蓟宣动天下”以及“其后虏入犯之期与入犯之地一一如二生言”。也被商羊舞华丽地无视了。为了绕道入犯而走私军粮，这个不可能吗？不然，后金粮食哪里来？后金从朝鲜也仅仅搞到2千石粮食。
至于谈迁的记录，就仅仅记错了一个月，就能完全否定整个史料？至于告饥约杀毛文龙。袁崇焕难道不就是这么干的？谈迁在《国榷》中也记录到：“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至于说《满文老档》里面没相关记录。那个《老档》又不是百科全书，什么都记。谈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这些材料进行筛选整理：凡属明代史实者，均收入重写的《国榷》一书；凡属民间传说等，则编入《枣林杂俎》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枣林杂俎》的史料价值虽然不如《国榷》，但是其中内容并非随意杜撰。谈迁的这段记载，应为旁证。
按商羊舞这样的“证伪”史料的标准的话，没有一本史书可以够得上他自己“可信”的标准。
至于商羊舞引用的谈迁的“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 不受汉索也”
商羊舞明显是偷梁换柱。这段话，是在《国榷》卷八十九，也就是崇祯元年七月部分，此时袁崇焕还未正式上任，何来的“崇祯错误的干涉了袁崇焕的对喀喇沁的安抚政策”？
很明显，谈迁那段话，不过是评述明朝革岁赏的，和袁崇焕开市，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要说“错误干涉”的话，应该是“袁崇焕错误的干涉了崇祯对喀喇沁的封锁策”。
至于把不救济喀喇沁的黑锅归到崇祯头上，更是无稽之谈。崇祯的圣旨中明明白白写了“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又没不准救济。这里面的差别在于：若定期按照人数来领取口粮的话，这些部落就必须呆在明朝控制的地区，而不可能去投奔后金；而如果这些部落只愿意买了大批的布匹和粮食离去，不愿意接受明朝所接济的口粮，那就说明他们是去投奔后金的，更有可能就是为后金积谷。
而且历史事实就是，袁崇焕根本没听崇祯的，他还是卖粮了。这点的记载很多：
比如：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袁崇焕开粜于前屯之高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谈迁曰:高台堡之粟转市塞外,为建虏玩弄于股掌。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
袁崇焕卖粮了给喀喇沁了，而喀喇沁早就投奔了后金。这不是粜米资敌是什么？
商羊舞自己扒出来的史料不就说明喀喇沁早在崇祯元年就投奔了后金吗？这点明朝早就有相关消息，宁远搃兵满桂塘报，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归于大清。满桂的情报相当准确，他奏报的时间是在崇祯元年六月，而喀喇沁部于七月派出五百余人的使团去沈阳与后金结盟，八月正式结盟，九月会盟进兵，集结一处，征讨察哈尔。接下来，崇祯二年一月后金要求归顺的五部“悉遵国制”，三月皇太极还颁布了包括“若征明国……”在内细则。
至于多了句“与明国除原有的赏和去大都贸易”根本不能证明喀喇沁是中立的。一面和后金会盟，攻击察哈尔部这个明朝北方的拉拢对象（这已经是足够对明朝有敌意的行为了），一面还想维持原有的明朝的岁赏。这不是把明朝当冤大头是什么？难道明朝不该把喀喇沁当做敌人吗？既然是敌人，怎么可能再给岁赏。
至于商羊舞说己巳之变中喀喇沁是中立的，更是自己闭着眼睛瞎说。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
其次，后金出兵攻打蓟门，行军到蓟门外就驻扎于喀喇沁蒙古首领所在之城。
“十九日，驻跸苏布迪所在之城。二十日，驻跸喀喇沁部喀喇城。”
“二十一日，驻跸布尔噶苏台。 二十二日，驻跸喀喇沁部上都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己巳后金入口，走的是喀喇沁的地盘，宿的是喀喇沁的城，而喀喇沁并未给明朝提供情报，如此作为，如何能作为中立？商羊舞要说这是中立，这不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至于最后他扒出来的信，又是断章取义的东西。
“丙午
上欲息兵安明。与明修好。以婉辞致书。令喀喇沁苏步地作为己书奏之明主。遣喀喇沁人持往书曰。朵颜三卫都督指挥速不地等奏，臣等累世以来，为皇上固守边圉，受恩实多，今满洲以强兵来侵，臣等不暇为备，以致被困，手足无措。切思满洲汗之意，或驻汉境，或返本土，势不使臣等出其掌握，臣等世受皇上厚恩，不胜忧虑，是以驰奏。臣等闻满洲汗云：我屡遗书修好，明国君不允，我将秣马厉兵，以试一战，安知天意不终佑我也。其言如此，皇上若悯小民之苦，解边臣之怨，交好满洲，则朝廷赤子获享太平……，伏乞皇上推仁，急允和议罢兵，庶小民得事耕耘，臣等亦得安堵，惟皇上熟等，速议修好焉。《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正月”
明显是替后金当说客。不但无法证明束不的中立，反而证明其与后金的关系，已到了何等亲密的地步。这种信，后金自己也写过不少，后金打到北京城下，皇太极依然写信给明朝，声明打仗是不得已，是明朝不意和。呵呵，写信能说明什么呢？
不论说什么，都必须立足于实际。
我说的很清楚，明末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君主幼弱。而能力幼弱是实际存在的问题。
就这个具体问题，我讲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原因出自于选拔机制。
而你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实际问题，和问题原因。
有一点很对，你说，明代没有民主共和制度。这句话固然非常正确，但是却是一句废话。因为我没有说要明代实现民主共和制度。我说的是，民主共和体制相对于世袭帝制，在领导人选拔上的优势。
你经常说这样正确的废话。正确但是与话题无关，所以变成了废话。废话再正确也不能增加说服力，因为与话题无关。
说你是机械唯物论，就是因为你最大的特色就是刻舟求剑、混淆时空、搞不清问题。比如，明末君主幼弱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是因为讲的是主观问题，你就说是唯心。唯心就等于主观问题吗？因为立论于主观问题，你就说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固然强调主观作用，但是强调主观问题就等于唯心主义吗？
你这就是典型的机械论，将特定条件下的观点不加修正地转移到另外毫不相同的事情上去。就像对待机械一样，随便从一台机械里拿出一个齿轮，就要装进另一台机械，不管他们是否通用。这就是机械论。
你那个民主论的帖子，多数人暴政什么的，我送你一个看法，你思考一下。我本来打算专门写个帖子，现在先稍微写几个要点：
多数人暴政是一个有几分道理、但是走偏了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具有强烈的反革命的倾向。
首先我们要明白，对于“多数人暴政”，我们反对的是什么？是多数人吗？不是。我们真正反对的是暴政。
但是什么是暴政？
多数人为什么会对少数人形成暴政？
原因很简单：
有主必有专。
当家作主，必然要专管其事。
君主固然要专制，民主也要专政。
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的制度。
专政不必然导致暴政，但是专政一般不会优先保证被专政对象的利益。
所以，真正的事实是：
民主必然意味着多数人专政。
多数人暴政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如今重新热炒，是因为他符合了社会的某些需要。
一个基本的事实背景是，民主革命原本是共产主义的旗帜，不是资本主义的旗帜。资本主义的标签是自由。所以多数人暴政的概念重新热起来，是很有深意的。
我们应该还记得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中国的立国基础概念。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战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反动势力的专政。多数人暴政这个概念与人民民主专政在一定程度上是针锋相对的。
多数人暴政，意味着民主专政是可能出现问题的。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必回避。
而对于这个暴政问题，我的回答也很简单：
专政是否会变成暴政，取决于执政策略。
如果民主革命存在问题，我们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否定民主？还是更加努力地解决问题？
人们追求民主革命，追逐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脚步不但不应该停歇，反而应该更加急促。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寻找合理的策略。
也许你会说，我又从民主扯到多数人暴政、扯到人民民主专政上去了。这个事，我不着急，你可以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