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场上的蒲公英（十九） -- 王外马甲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确实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当时的伞兵虽然名义上属于空军编制，但实际上不仅指挥体系不统一，而且驻地也很分散——司令官马师恭带着副官处和六个主力分队去了沈阳，马司令本人兼任“东北行营警备总队司令”，只听从杜聿明的调遣；而其他的战斗分队则散布在宁沪铁路沿线的各个火车站，有的受汤恩伯指挥、有的受陈大庆指挥；留在南京城里归空军领导的只有副司令张绪滋和参谋处的几十号人——什么阅兵、什么演练，根本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空军伞兵总队”的军心很不稳定。大部分基层官兵愿意留在空军，因为空军的待遇比较好、也显得比较威风漂亮；可高级干部们却希望回陆军，因为李汉萍、马师恭、张绪滋以及大部分处长和队长都是从第五军出来的，他们愿意都跟着杜聿明而不大乐意在周至柔的手下（周至柔是十一师、十八军出身，属于“土木系”）。所以，部队的归属问题正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如果不搞这次国庆阅兵，伞兵部队还真有可能被拆散了。

“双十节阅兵”是蒋介石委员长钦定的重头戏，这个“天字号的任务”就连杜聿明和汤恩伯也抵挡不住。因此，空军总司令部借着这个理由召回了驻东北的伞兵，守卫火车站的各个分队也迅速回到南京，接着，参谋总部又从“无锡中训团”（第十七军官总队）抽调了五十多名军官担任伞兵的各级骨干，自此以后，国民党伞兵部队就完全脱离了杜聿明系统，逐渐成为由陈诚控制的机动兵团。

当权者勾心斗角，可基层官兵却并不关心部队受哪个派系的指挥。这个时候，蔡智诚只是对即将到来的阅兵典礼充满了喜悦，他热心地期盼着能够亲眼见到蒋委员长。

阅兵演练的场地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从9月份以后，机场周围就成了伞兵们的训练营地。九月下旬，伞兵训练营里来了一位陆军指导官，他就是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装甲兵战车一团的副团长蒋纬国少校。

蒋纬国曾经当过德国兵，在军事训练方面很有一套，毕竟是在外国军队里闯荡过的人物，他的行为举止都有些洋气。比如，国军的敬礼姿势应该是“五指并拢、掌尖指向太阳穴”，而蒋少校却是用手指头在额头中间碰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蔡智诚看见邱清泉军长也是“碰脑门子”敬礼的，这才明白蒋副团长其实是想表现自己的“德国派头”。

不过，除了有点“洋派”，蒋公子并没有特别的纨绔习气。在明故宫机场训练的那段时间里，这位高干子弟和伞兵们一起值班一起出勤，对人对己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当时，训练营门口的路面不太平坦，右边高左边低，低洼处经常积水，于是，伞兵就把哨位设在了大门的右侧。蒋纬国到任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其中的弊端，他说：哨位处于大门右侧，当哨兵向来宾敬礼的时候，如果长官还礼、抬起的右手就会遮住自己的面孔和视线，这样不仅有损于首长的仪态，也使得哨兵无法看清进门者的相貌，既不礼貌也不安全。

（从电视上可以看到，迎接贵宾的时候，仪仗兵和卫兵都应当站在来访者的左侧，只有那些等着献花、握手或者拥抱的人才在右边排队，这是警卫礼仪的常识。各位逛街的时候也可以再瞧瞧，现在随便什么单位的门口都站着几个外表挺威风的保安，其中有多少门卫室的位置和警卫的哨位是弄反了的）

有天夜里，轮到蔡智诚在大门口值哨，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时，有几位军官的家眷正巧从城里回来，瞧见蔡少尉被淋得十分可怜，就借给他一把雨伞。过了没多久，蒋纬国开着吉普车给哨兵送雨衣来了，发现门卫官打着伞，就训斥他不应该接受路人的物品，蔡少尉辩解说：“那几个家眷都是熟人……”，蒋少校回答道：“熟人也不行，军队的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在战争环境下，一个送东西的小举动就可能要了哨兵的命！”，然后，他脱掉雨衣站在门口、冒着大雨亲自给值班军官做警卫示范，瞧他那副严肃认真的劲头，还真有点象是个“德国军人”。

蒋纬国是坦克军官，对伞兵的业务其实不大懂，但他见过的洋玩意比较多，所以总能够想出一些新鲜招数来。照以往的规矩，伞兵检阅无非就是跳伞表演——飞机在天上转几圈，把降落伞丢下来就算完事了——可蒋少校却认为伞兵既然是“突击部队”，就应该加上“进攻演练”的内容。为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实弹演习的方案，还说是德国党卫军的办法，既有观赏效果又有实战意义。

“在蒋委员长阅兵的时候搞实弹进攻演习”，若是别人想出这个馊主意，非被长官骂死不可。可这建议是蒋公子提出来的，那就大不一样了，伞兵总队只好向上级做请示，没想到，陈诚总长还真的批准了。

46年10月10日，通往明故宫机场的道路上聚集了十多万南京市民，中山大道两侧人头攒动、彩旗飞舞、鼓号喧天，那场面比头一年的双十节还要热闹。

蔡智诚站在观礼台的前面，全副武装，衣兜里揣着党证、伞兵证、《军人手册》和《总理遗训》。伞兵总队没有派“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参加演习，而是让他们在观礼区担任仪仗，一方面是为了向记者们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付蒋委员长的考察。年青参谋们熟悉业务、举止得体，在大人物面前能够稳得住心神，不至于捅出什么娄子来。

上午10点钟，蒋委员长在军乐声中登上了检阅台。这是蔡智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他的心情十分激动，这时候，阅兵场上的照相机和摄影机的镜头全都对准了全身戎装的特级上将，人们兴奋地鼓掌欢呼、有的人还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在当时，虽然社会上“反蒋”的呼声很高，但依然有许多人十分崇敬蒋介石，依然有许多人把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党国领袖的身上。

那一天，在观礼台上的人还有宋美龄、于右任、蒋经国、蒋纬国、国防部长白崇僖、参谋总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以及南京政府的一大帮要员。蒋宋美龄女士还把张绪滋的夫人也拉上了台，因为张副司令今天将要第一个跃出机舱、在蒋委员长面前表演高空跳伞。

嘉宾登台的时候，两架侦察机引导着九架运输机和九架战斗机已经在天上兜圈子了，随着蒋总裁一声令下，跳伞表演立刻开始——刹那间，天空中伞花绽放、飘飘荡荡，有的降落伞扯出了国旗、党旗和军旗，其他伞兵则纷纷开打信号枪，红的、绿的信号弹漫天飞舞，既象天女散花、又象神仙下凡，场面煞是好看。

在伞兵空降的同时，地面上炸起了烟雾弹，很快，演练场就被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降落伞刚刚落地，演习总指挥周至柔就向主席台报告：“空降部队准备完毕，请求发起进攻！”，蒋总裁把手一挥：“开始攻击！”，顿时，冲锋号响起、枪炮声大作，嘉宾和记者们纷纷赞叹：“动作真快呀，真是神兵天降”。

其实，这个“行动神速”的过程是哄人的，表演跳伞的和表演进攻的并不是同一批战士。伞兵空降以后的散落面比较广，在短时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战术集结，于是，部队就在演练场四周挖了许多战壕，空降人员落地以后，只要借着烟雾跑进附近的战壕里趴着就行了，“攻击行动”则由预先准备好的机降分队负责实施。

随着烟雾逐渐散去，实弹演练场露出了狰容。

“战场”上布设了八道屋顶式铁丝网，一米二高、一百米长、四十米宽，铁丝网的前面是壕沟，壕沟的前沿是“敌方阵地”。也就是说，突击部队将要通过八道铁丝网、越过八道堑壕、攻破八个防御阵地，最后占领敌方据点。

攻击令发出之后，伞兵们从己方战壕出发，采用“低位进攻”的姿势，以滚、爬动作钻进铁丝网。与此同时，轻重机枪、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火力掠过他们的头顶，猛烈地射向敌方标靶，迫击炮也开始轰鸣，打得对面工事上的木头和砖头乱飞。攻击部队通过铁丝网、跃入堑壕之后就投掷手雷、然后冲进敌阵地用冲锋枪扫射，再然后，掩护火力又向前延伸，伞兵们又钻进了下一道铁丝网……

外行看热闹，记者们都为那些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的突击队员们捏了一把汗，连连惊呼“真勇敢，真了不起”。可实际上，进攻动作并不难完成，只要有足够的胆量，谁都可以去钻那个铁丝笼子，真正考量技术的是实施火力掩护的射手们，机枪和火箭筒的弹道必须控制在一米三到一米五之间（这也是战车和“装甲汽车”射击孔的高度），既不能打到铁丝网、还要准确击中敌方目标，真是不容易办到。

四十分钟后，伞兵们终于在弥漫的硝烟中占领了敌人的据点。虽然有两位士兵不幸阵亡（一个是被跳弹打死的，另一个是被迫击炮崩起的砖块砸死的），但观礼台上的嘉宾依然对演习的效果十分满意。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在阅兵典礼上看到实弹演练，记者们对这种“逼真的表演”感到特别新奇，以至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对“战场景象”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蒋委员长国庆讲话”的报道。

说实话，那一天，蔡智诚也弄不清楚蒋委员长到底说了些什么，他老先生在台子上满嘴的奉化方言，嘟嘟哝哝地讲了半天，台底下的人却不知所云。蔡智诚只听懂了一句“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回来以后问李行：“除了继往开来，蒋总裁还说了些什么？”，李行笑着回答：“一个继往开来的任务已经够艰巨了，你还想要怎么样？”——原来，他也没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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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训话

阅兵之后，别的官员都走了，只有陈纳德将军兴致勃勃地跑到伞兵总队来视察。

不过，严格地说，这时候的陈纳德已经不是将军了，应该称为陈纳德董事长才对。

抗战结束之前，原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少将就辞职回国了。在中国的时候，这位飞虎队的领袖一直是民众的崇拜偶像，可回到美国以后，居然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就连他老婆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这让出惯了风头的老头子觉得十分失落、十分郁闷。结果，一生气，他就离了婚、又跑回中国来了。

这次回来，老陈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几十架旧飞机，敲敲打打修好了以后，又把原先飞虎队的部下召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民用航空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简称CAT，从此不当将军改当了董事长——因为陈纳德名字的起首字母也是C，所以人们弄不清这“CAT”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陈纳德航空公司”，再加上老陈头本来就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物，于是就将错就错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陈纳德航空公司”还真不能算是单纯的“民用航空公司”。从“CAT”成立之日起，它就始终帮着国军打内战，从46年到50年，各大战场上空都有“CAT”飞机的影子，除了没有直接扔炸弹，其他的任务几乎全都参加了。比如这次双十节阅兵，伞兵空投时乘坐的运输机就属于“CAT”，头一架飞机的领航员还是由陈纳德本人亲自担任的。

46年10月，正值陈纳德董事长“商场情场双丰收”的时候，他到伞兵部队来视察，身边也陪着那位中央社的女记者。当时，陈香梅还没有嫁给陈纳德，可南京上海的报纸早已把这件事情炒的沸沸扬扬，都说是“盖世英雄爱上绝世美人”什么的，搞得一帮年青军官们对故事中的女主角十分神往。等亲眼见到了真容，大家才知道，所谓的“漂亮美人”其实是个“美国话说得很漂亮的女人”。

蔡智诚对陈香梅女士说美国话的本事十分钦佩。因为他自己的英文水平是只能看、不能念的，而11月份，伞兵总队将选派一批参谋到北平参加赴美留学前的集中培训，这时候，如何能听懂美国教官讲授的专业内容就成了困扰蔡智诚的一大心病。

1947年，国民党军计划派遣2200人留美，其中空军的名额就占了将近一半。这些人分属于空军的各个系统，进修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只进过中国的学堂、不知道外国学校是怎么上课的。因此，空军司令周至柔就想了个办法，让“留美预备生”在北平集中培训三个月，请美国人当教官，仿照美国军校的模式进行管理，实际上是搞一次出国之前的适应性训练。

伞兵总队最后确定了留美的十六人名单，其中有钟汉勋、蔡智诚、李行和莫永聪，而刘盛亨等人却落选了。原本挂靠在参谋处的“留美预备班”也宣布解散，蔡智诚由见习参谋改任“总队直属特务队”的分队长，军衔也由少尉升为了中尉。

可巧的是，这时候正遇上伞兵换装，所以，蔡智诚刚刚摘下陆军少尉的肩章、立刻就穿上了空军中尉的行头。

46年以前，“远征军”和“驻印军”（伞兵属于“远征军”）穿戴的是进口的美国军服，那衣服虽然比较正宗，但毕竟是按欧洲人的身材裁剪的，穿在中国兵的身上、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而且，美国货的数量有限，就连十八军、七十四军这样的嫡系主力也穿不上，因此，直到1946年底，新军服实现了国产化，各整编师才终于全部换上了新式样的“美式军装”。

大换装以前，国民党伞兵除了“胸牌”（一个镶红边的布质标识牌）以外，其他的服饰全都是陆军样式，46年10月以后就改成了空军制服。其实，内战期间的国民党陆、空军军装的款式差别不大，只是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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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陆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前，蔡智诚穿的就是这种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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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陆军校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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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空军尉官服，46年10月以后的蔡智诚改穿这个。可以看出，空军尉官制服与陆军校官服十分相似，这大概代表了陆军和空军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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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的大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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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的帽徽和胸牌。蔡中尉戴上面那个帽徽，但不挂下面这个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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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兵胸牌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找到实物照片，只好用图代替），实际上就是把空军胸牌上的国徽换成了降落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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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的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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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的肩章。可以发现，陆、空军校官肩章的差别较大，尉官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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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诚，小中尉，只能戴这个

好了，换上新军装，打扮齐整，蔡智诚就该去北平上学了。

“军官训导大队”设在北平的南苑镇（现在属丰台区）。当时，北平有两个机场，西郊是民用机场，归“中航”和“华航”使用；南苑是军用机场，有夜航指挥塔，驻扎着空军一大队（B—25C中型轰炸机）和四大队（P—51D战斗机）的各一个中队，另外还有个六大队，装备的是日本的轻轰炸机和运输机，虽然机型很杂乱、却一天到晚忙碌得很，每天都载着达官贵人的家眷到东北去倒腾黄金白银。

在蔡智诚的印象中，南苑镇就是个大兵营。这里的驻军很多，既有中国兵也有美国兵，这里的居民也大多是退伍兵或者是军属，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驻军多，南苑人说话有点南腔北调，没有那么浓的北平味，由于驻军的历史久远，南苑镇的商铺买卖也多与兵营有关。

这里最常见的行当是小饭馆子、大澡堂子和缝补摊子。每天下午训练完毕，吃不惯馒头窝头的南方军官们就到镇上找一家饭馆，点几样酒菜、吃两碗米饭，然后踱进澡堂子里。伙计们自然会把军服送到缝补摊上去，估摸着晚点名的时间快到了，澡堂的老板就把军官请起来、递上一根烟，这时候，洗过的衣服已经烘干了、磨破的袖口已经补好了、揉皱的裤脚也已经熨平了，大家消除了白天的辛苦、穿着铮亮的皮鞋回营去，那感觉真是舒坦极了。

李行和莫永聪能够在澡堂子里呼呼大睡，可蔡智诚却不行，他在那种地方睡不着，所以总是带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看。

训导大队分成十个队，伞兵总队和通讯、气象、防空、警卫部队的人分在一起，所学的课程涉及辎重、工兵、交通、爆破、战术、防毒、地形、情报和无线电等方面，教材是由美国人选定的，采用“混合教学方式”上课，先由中国教官做一遍指导、再由美国教官讲解同样的内容，学员们可以从中揣摩到两国之间的教育方法有什么差异。

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拿破仑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凤池先生是贵阳人，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

（一次发不完，再加个“二十一，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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