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虎眼看人：叶剑英 -- 京虎子

儿时闭门家中坐，忽闻打门声。开门见一陌生少妇，是来找虎子爹的，知道人不在家，依然进来，跟虎子一通爆侃，天文地理，上下古今。虎子那时一青涩少年，只有瞪大眼睛听的份。晚上问虎子爹谁这是，说是左权的遗孤，由叶剑英抚养大的。以后听院里百事通讲，左权如果不被日军炸死，也是十帅十将中人。

院里有一哥们，不知门口经过的五路公共汽车怎么著他了，天天蹲在门口跟五路车叫板。等公共汽车启动出站不远，他跳出来捡个小石子砍过去，碰到车上，人家停车下来，丫早跑没影了，碰不到车上或人家不爱搭理他时，他就得意洋洋的站那连骂带叫嚣，然后自我陶醉半天。有一天又故伎重演，正陶醉的一塌糊涂，不知哪儿冒出俩骑自行车的战士，不由分说，按住就给抓走了。晚上他爸从卫戍区把吓个半死的他领了回来，大家才知道今他扔石头时刚巧叶剑英的车队经过，来看邓小平的，沿途布置担任警卫的战士正好抓住一个现行。回去审了审，问明白是部队子弟，没有反革命觉悟，才叫家长领回去。打那以后，来来往往的五路车才清静了。

那时上一定级别的大员的座骑一律是红旗车，政治局那一级的车队里有三辆红旗，常委一级的用五辆红旗，每次出来换着坐，这样张良辈击中副车的机会就大多了。叶剑英用的正是五辆。所以虎子们一看车队的架式就能猜测出坐的是谁。当年路上车少，警戒起来容易。现在估计早不这样了，目标太大了。虎子一哥们曾神经兮兮的讲一般大佬都乘第二辆车，想想不无道理。头一辆尾一辆位置不好，第三辆又是理所当然，在二，四之间选，选前不选后，当然是第二辆机率高。要是三辆红旗，则是第一辆可能性大，虎子在杨勇家碰到一次，三辆红旗排在那儿，他一头钻进第一辆。看官要问如果就一辆红旗怎么办？虎子猜想管安全的估计行刺的没功夫搭理这帮人，费那劲干什么。看官又要问，现而今行刺的有几个象留侯他老人家那么蠢，多准备几个家伙事儿，每辆赏他一个不就结了？可那样不得多备人手，目标太大。虎子听说，忘了是谁，回回坐开路的上海，让后面几辆红旗空着。此公当年打仗一定是身先士卒不要命的主儿。

九十年代初在邹家华家见到他夫人叶帅长女楚梅，体弱多病，是文革中在监狱里落下的。据说邹家华叶楚梅出狱后见到周恩来，问及在狱中情形。告之一日只吃两餐，还要干苦役，饿得实在受不了。周恩来特别下了批示，全国囚犯才享受一日三餐。见邹家华时他是副总理，家里摆设非常老旧，夫妻俩穿着也非常一般，让虎子肃然起敬。对虎子这种无名小辈很客气，问是不是早已经教授副教授了。那年月高级职称还没有普及到现在这程度，让虎子好生惭愧。听说叶家富甲南天，不知叶楚梅家是掩人耳目还是真廉洁？

叶帅之子叶选宁在总政当过下属部长，口碑很好。那时虎子妈已在干休所医院，一次叶选宁还特地打电话来询问他部里一离休干部的病情，言语十分客气，多多拜托，认真治疗。这在总部当权者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别人眼里，离休干部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更为难得的是那位离休干部在部里工作时叶选宁尚未调来，根本就没交往。

　 革命胜利了，元帅们不约而同地将亡友的遗孤收养在自己的膝下。彭老总收的是左权将军的女儿；聂帅抚养的是叶挺将军的儿子；而我――

　　当时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就在不是如今天这样四座联成一排，而是孑然傲立在王府井街口的老北京饭店――调处执行部办公地玩耍；后来又随着叶剑英元帅职务的变迁，到广州，到武汉，到北京；也曾随着他或开会，或视察，或遭软禁而到庐山，到大连，到湘潭。

　　我在政治上开窍极晚，直到1970年还在懵头懵脑地问他：“你在几方面军，是中央红军吧！”至于父亲，因为他的使命十分机密，则至今也没有弄清。我想他们的交往大约始自黄埔――叶伯伯当教官，我的父亲为鲍罗庭作翻译；而他们的交游恐怕主要缘于性情：两个人都随和、爱笑爱闹，口袋里没钱便罢，有了几个大子儿就琢磨着搞点什么打打牙祭。在由叶伯伯抚养的将近四十年的时日中，他只有三次对我谈起父亲。一次是他们弄了一付熊掌，费了老大的劲也烧不透，最后还是吃了个大汗淋漓。再一次是我入共青团的时候。那是一个黄昏，叶伯伯从楼上下来，把他随身保留近二十年的父亲的译作《战争》送给我。书上，除了他显然不止一次的圈点批注外，还郑重地写下了：

　　“庆儿：当你入团之际，将这本书送给

　　你，不要辜负你父亲的牺牲。”

　　最后一次已是1982年。他应江西烈土博物馆之请为亡友题辞。他题的是“义无返顾”，笔锋间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我想这是指他们1941年底的最后一别。当时父亲正从赴延安的途中被召回，紧急派往北平。我想他出发时的心情，恐怕与易水畔的荆柯差不多。他不准备回来了，这大家都有预感，无论是送的一方，还是行的一方――他从此也就真的没有回来。

　　叶伯伯很少责备人。他一次也没有责备过我。而当他不理你――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不看你一眼的时候，你就好好想想吧！他当然也不大夸赞人。从来不见他摸着谁的头说声“好孩子”。他对不时在眼前捣乱的晚辈的统称是“狗豕”（也许是“狗矢”）操着客家腔抑扬读来，意蕴无限。比如你摔了一个很惨的跟头，双膝血糊糊的，他会说：“狗矢！”

　　你给他看一份奖状，三好生或者什么什么优秀，他也说：“狗矢！！”

　　你生病了，一个人躺着发烧，眼泪汪汪的。他走过来，说的也是“狗矢――”。

　　如果碰巧你特别走运，还会眼睁睁地看着他随着一声“狗矢”，从他自己的小金库里抽出两张或者三张“硬通货”，奖给你买水果吃。

　　当然这都是在他盛年却非“鼎盛”的时候。1978年以后，“狗矢”已成绝响。我的感觉是，对一个八旬老人而言，现实生活是纷扰而浅淡的。无论佳肴也好，残羹也好，遇上的都是一条失了味蕾的舌头。而回荡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往往是悠远的青年时代的钟声。

　　1981年冬，我得到一套江西人民出版社新出的《百花洲文库》，其中有一本施蛰存辑的《燕子龛诗》。我放下手头正做的事，立刻跑去看他，告诉他：

　　“我们也可以出苏曼殊的诗了！”

　　他那时已经不能自己走到饭厅而是坐在书室里用餐了。看到我递过去的薄薄的小册子，他让人将他自己那本几乎常年放在案头的、封面早已磨损的30年代版《曼殊全集》递过来，将两个版本看了又看，泪水潸然而下。曼殊是辛亥前后的英才。叶伯伯为自己选的长眠的处所，是葬着广州起义烈士的红花岗。

　　1984年，我因公务南行，出发前跑去告别。那时，他话已不大讲得清了。

　　“去哪里？”他问。

　　“安徽、河南，转一圈。”我说。

　　“去不去光黄之间？”

　　“光黄……”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方山子那里。方山子遁的地方。”

　　“方……”我使劲想。对，对，有个方山子，苏东坡之友，“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

　　他让人从桌边的书架上取来《古文观止》，翻到苏轼的《方山子传》。这是诗人谪贬黄州的时候，到北边百里处的岐亭浪游，遇到了方山子之后所写的一篇短文：

　　“……（方山子）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但方山子并非自来就是山中人：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如剑、用财如粪土……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

　　方山子的隐遁，显然也非生活所迫：

　　“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

　　但方山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

　　他用他的手――布满老人斑却依然如婴儿般滑嫩的手在字行间划着。我知道，要是在二十年、或者不过十年前，我是定能听到琅琅的吟诵的。

　　我接过他手里的书，放回书架：

　　“我去，去光黄之间，再拍回一套照片来给你看好么？”

　　他点头不答。但我最终也没有去。我何苦用如今在乡镇几乎无处不见的手扶拖拉机或者时装大牌挡掉那由优美的文字留给他的图景呢？况且想来那里也不会有人记得陈季常（方山子）了。因为中国人放在口上传诵不已的，大都是些显赫之辈。几个月之后，叶伯伯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对苏轼的诗文，他很熟悉；但最心爱的词人却是辛弃疾。几卷线装的《嫁轩词集》，终生爱不释手。不过他随口念得最多、从而使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两句诗并非出自这两位大家――

　　“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

算是密闻吧。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冒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宇宙的陨石。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残忍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权术，却是一个对政治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瑞士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反面，即越是卑琐、无能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民主，民主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建议。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保护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由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公民得以享受到的天赐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特权。所幸当时与这项特权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开放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在十将十帅中颇为突出，也是参谋人员的典范。其大将风度要到晚年才老而弥辣，忽然发现叶公名字有趣，叶，十口，剑，就是利剑了，英，上面是草，下面是央，想象叶帅十口利剑上下挥舞，横扫中央如割草芥。。。

真定乱之臣也。

估计源自斗鸡走马.

看不出虎子眼中的叶帅到底啥样，好像要说也就文中最后一句话啊，嘿嘿～，不过这句话虽然在虎子看来比较真实，写出来感觉有点别扭，大半个世纪了。

佩服佩服。

和尚大学高年级的时候，混在文联实习。有天老编说，楼下在开全国笔会了，名作家无数，学生娃子们去长长见识。于是小和尚们就下楼去长见识。一大圆桌，高朋满座，尽是只闻其名不知其面的主，沙叶新、戴厚英啥的，好象余秋雨也在，不过那时他还没啥名气，不记得他说了啥了。其实谁说了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风韵不存的半老徐娘，在那儿穷侃上海人的精明不英明。记得她倒不是她说了啥宏论，而是她眉飞色舞的神态和旁若无人的气势，说话辟里啪啦跟炒豆子似的，很爽快麻利的一个人儿。问老编谁呀，答曰：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过了几年在电视上又看见了，拿个喇叭在广场游说学生撤退，还是原样，辟里啪啦。这种性格的女子一般不作天作地，和尚倒是挺欣赏的，而且模样也有助于老僧入定。

这句最是画龙点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