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再谈所谓哈达铺读报找“落脚点” -- 双石
双石
笔者置疑“毛泽东到了哈达铺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的博文贴出后，曾经引来过一些讨论。
有读者认为：“张国焘知道的，不一定中央知道。中央其实毛与张的电台并不能互通，这是因为密码本不一，所以张知道的并不代表毛也知。”
这种判断并非毫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位读者因为没有深入了解当时情况及阅读有关文献，有想当然下结论之嫌。
先来说说“毛与张的电台不能互通”能不能成立。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与红四方面军的电讯联系就一直保持着--这有诸多双方往来文电可供佐证。应该说，从两军会师前乃至会师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两军之间的团结是不错的，气氛也是热烈和友好的。就是张国焘本人，在会师前，对会师也抱有极高的热忱，对中央红军北上的配合行动上也是非常积极的。后来因为张国焘的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红四方面军不积极接应中央红军”的指责，都经不起仔细考据，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补充过数千人的建制兵员，中央红军也向红四方面军输送过大批干部。在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开辟川陕甘苏区的方针以及芦花、沙窝、毛尔盖诸次政治局会议期间，两军完成了整编并尽可能地按“张主席”的要求“解决了组织问题”，尔后便开始分路北上。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分路北上”并不是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路各走各的。而是“两军合编，分路北上”——两军部队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后北上。编入右路军的，是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编入左路军的，是中央红军的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毛泽东率中央及军委纵队一部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率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大部随左路军行动。因芦花、沙窝会议期间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当时这个职务权力极大，所以两军各部通讯电码都上缴到了红军总部并统一换发。但是，中央和红军总部之间，是始终保持了电讯联系的！既或是中央单独北上后，双方的电讯联系也是一直存在的，关于这一点，也有双方大量的往来电文可为佐证。
由于在北上问题上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右路军到达巴西地区后，中央与张国焘之间讨论问题，多是通过徐向前、陈昌浩的右路军指挥部拍发，有的电报干脆就以徐、陈名义拍发——这个时期，徐、陈是积极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至于中央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吧？
此间，彭德怀为了中央安全，曾想与已先期到达俄界的红一军团取得联系，但因为电码本已统一换发。为备万一，“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彭德怀自述》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但这件事情，与“毛与张的电台不能互通”，是风马牛！
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仍然与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电讯联系，互通敌情我情及友情，甚至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之后亦是如此。关于这个情况，无论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都有大量的往来电报可资佐证。
所以，所谓“毛与张的电台不能互通”之说法，完全是这位读者的想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再说说“张国焘知道的，不一定中央知道”。
泛泛而言，这句话没有什么错。但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且不说会合之初两军将士的团结和振奋的气氛，就是张国焘本人，也未必就是立刻生出了反骨——这当间有一个看到两军实力差距和自己想当大老板未能遂愿的过程。这个时期，两军领导人的利益是共同的，行动上也追求统一的（关键是“统一到谁手里”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互通敌情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张主席”此刻就是已有反骨也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打埋伏。况且，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张国焘在敌情友情上对中央作过什么隐瞒——就是到了延安批张批得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或出示过什么证据。
更何况，两军交流干部后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能瞒住谁什么呢？
两军合编分途北上后，右路军指挥员徐向前、陈昌浩在“北上”这个问题上与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还多次充当中央与“张主席”之间的中介，向张阐示“北上”的方针和具体意图，而这种阐示很多都是在中央毛、周等人的授意下进行的。虽然徐、陈等人最终没有摆脱“山头”的羁绊，最后还是服从“张主席”率部南下了。但他们在中央单独北上前这一段时间内，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们更不可能向中央隐瞒敌情友情（也瞒不住，右路军参谋长是谁呀？军委各局的班子里，中央派去的干部有多少呀？）。
毛尔盖会议拟定“夏洮战役计划”之时，徐、陈曾多次向张国焘电陈解释这个计划，其中就已经解释了“夏洮战役”的意图及后续发展方向：“……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今后发展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当依当时情况而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129页）
徐、陈这里所言“或向天水、庆阳向东北”，指的就是“陕北”，而“或向文、武、成、康向东南”，指的陕南或川北——呵呵，要不咋说读电报可千万要参照地图哩，好多人不看地图，结果换一个说法就找不着北了。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误读很多，跟他们不参照地图有很直接的关系。
而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张闻天在1935年9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前进报》第3期撰文中指出：“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廿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微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廿六军取得了联系。”（《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红军长征·文献》第700～第70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列出了许多在哈达铺的读报信息（都是一月之前的），而在说到“想来已与陕北之廿六军取得了联系”这个关键性判断的依据时（注意，是“取得联系”而不是“会合”或“会师”），援引的却是“我们所知道……”。这个“我们所知道……”，恰恰就是一个月前徐、陈拟定的《右路军行动计划》中根据破译敌电通报的内容：“我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所部）于本月七、八两日，攻占甘南之徽县、两当等县，逼近天水并向成县进迫……”的情况（《右路军行动计划（1935年8月10日8时于毛尔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部分》第120页），而不是在哈达铺获得的“读报信息”。
应该说明的是，徐、陈拟定的《右路军行动计划》，完全秉承的是中央意旨。
换言之，这个计划，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徐、陈都是不可能向中央隐瞒的。
所以，至少在彼时彼地，就敌情友情而言，“张国焘知道的，不一定中央知道”，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那更是不能想象中央没有看到——两军会师后，何凯丰等人还著文批评这个“西北联邦政府”，以致被毛泽东斥为“书呆子”。而且在这些公告类的文献里，“张主席”真还就把西北地区的各路红军划到了“西北联邦政府”或“红四方面军”帐下——关于这些情况，各位可参见《中国工农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有关文告文电。
不过有一种可能是存在的。就是“中央或首长们知道的，基层官兵不一定知道”。哈达铺之所以在后来凸显出那么大的作用，就在于中央的的确确是在哈达铺才明确向全军宣布去陕北去“落脚”的，大多数中央红军官兵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清楚地知道：“陕北还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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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花~~~··
记得一个相关细节，说出来仅供大家参考。小时候看《党史资料》上的“聂荣臻回忆录”，他说长征到某地（是否哈达铺我忘记了，总之是已经比较晚期了），他的手下（聂当时是林彪的搭档，一军团政委）缴获了一批国民党的报纸，上面提到“围剿”陕北刘志丹“匪部”。他当时立即命令把这份报纸给毛主席送过去，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陕北还有一个红军根据地啦！（大意）”如果谁手里有聂荣臻回忆录，不妨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