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 -- 张七公子

稿子比较乱，见笑大方了。

50年前，伴随着一届人大代表的掌声，一个议案被通过了。可能在当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内，没人会发觉，50年后，这个法案竟然是一届人大留给后人的少数仍然有效的法律文件。

打开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我们会惊奇的发现，在当时，全国拥有立法权的竟然只有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在了解了这个背景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被一届人大批准的议案，是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的，而且，我可以说，这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文件。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你神神叨叨说了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文件呢？

这，就是《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2月11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一届人大自1954年召开以来，通过了包括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内的很多法律文件。但50多年过去，宪法仅大的修改就有3次之多，其余法律也多被重新制定，继续有效就只剩下这部《汉语拼音方案》了。

而我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法律文件呢？你翻开任何一部现代汉语的字典、辞典，都会在附录里找到《汉语拼音方案》，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这要不是发行量最大的就很奇怪了。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好像没人说过历史悠久、发行量大这个法律就会重要，不过，《汉语拼音方案》对我们50年来的生活，乃至今后的生活，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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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国，正如很多人所知，语言文字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和现代发音的差异更几乎是天差地别。不过据考证，三代的官方语言发音上区别不是太大。周代的雅言就是夏代的夏言，当然商发源于我国东北，他的语言则应该更像是今天的普通话。雅、夏二字，在现代汉语发音中不过是一音之转，在古代就很可能是一个音了。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诗经》中《大雅》《小雅》的很多篇幅，很可能是从夏朝流传下来的，不然为何《颂》里独独没有《夏颂》呢？周朝很多时候都自诩为夏的继承人，至少从口音上来看这是不错的。但夏活动的区域主要是今天山西南部和河南中部地区，而周的先民虽然曾经在山西南部活动，但随着那一次“摩西出埃及”式的大迁徙，周部落在灭商前已经长期在陕西南部活动了。不过当时陕西方言肯定没有作为周朝的通用语言，今天的陕西方言可能除了当年周部落带来的雅言外，还糅合了西北少数民族比如西戎的一些特点。周在镐京之外另在洛阳筑“成周”，除了战略的目的以外，语言上的近似性可能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到了秦朝统一，虽然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但是方言他还是没本事统一的。比如中原地区管一种动物叫“虎”，而在楚国这种动物叫 “於菟（wūtú）”。这一点，在汉代著名学者扬雄历时27年写作完成的《方言》一书中反应的很多，比如“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再比如“秦晋之间谓之坟，自关而东谓之丘，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这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来自于不同地域文化的发展，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想想，会发现早期雅言对各地方言的影响。比如虎和於菟就具有同样的韵母，虎的声母h发音很轻，过去虎读做wū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再考虑到入声的因素，虎和於菟在读音方面的差异就很小了。同样比如子和崽，声母相同，只不过崽的韵母更为响亮罢了。这种汉语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不但能够说明方言存在的特点，又何尝不能证明古代中国雅言分布的范围之广，和古代中国各部族在文化上的高度同一性呢？

一般说来，古代汉语语音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先秦到魏晋是上古音，从南北朝到唐宋是中古音，元、明则是近古音。至于清朝以降，那就是现代音了。从这个划分可以看出，语音的分界岭是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在说到印欧语系的时候有一种奇特的说法，就是印度最穷的农村里说土话的农民可以和立陶宛人进行简单的交流。同样，我这个北方人穿越到汉朝，哪怕是汉朝的幽州，肯定听不懂那些人说的什么，但是如果是一个广东的客家人可能反而能和他们通畅的交流。谁让人家是魏晋的时候就南迁过去的呢。

上古音的代表是《诗经》，当然不是说那里面的字都有古代的拼音标着呢，我们了解上古音，主要是从《诗经》里面的韵脚了解的。比如著名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面鸠、洲、逑就是同韵的，至于女，呵呵，没准古代就是读nōu的。这个时代，一些字书的出现也对我们了解那时候的读音帮助很大。比如十三经中的《尔雅》，许慎的《说文解字》，读一读，很有用处。

隋代陆发言总结五胡乱华之后南北方的读音，写成了《切韵》一书。这本书原书已佚。到了宋代，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比较系统了研究了当时的读音。但《广韵》毕竟只是《切韵》的增补，对宋代民族融合对语音的影响反应并不是很完善，甚至对宋初语音的变化反映的也不太好。

那么有什么书反映了宋初语音的变化呢？在这之前先说一个小故事。寇准曾经和人辩论本朝官话应该用什么音，别人主张用陕西方言（秦音），而寇准则认为中原汴洛方言自古以来就是官方正统语音，官话还是应该用汴洛方言（河南话）。反映宋初语音变化的书就是一个出生在河南的学者。这个学者叫邵雍，号康节。他著名的《皇极经世》里面专门有一个“声音唱和图”。话说邵雍本是易学象数学的高人，一部《皇极经世》预言历朝兴替据说准得不得了。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出来了，有人拿着跟《皇极经世》一对比，好家伙，一模一样。

邵雍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但王朝兴替能和花开花落联系上，开口说话也和日月运行有关系。后人假借他名字写的《梅花易数》里不就有用说话的声调算卦的么？《皇极经世》里，邵雍用4卷，32个图来说明当时语音的情况，这就很类似汉语拼音方案中的韵母表和现代各种语言文字书中的声母韵母表了。

近古音的代表著作也很有趣。元代不是元曲很火么？为了让大家明白怎么押韵，元代的周德清写了本《中原音韵》来帮助作家们搞元曲创作。这本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戏曲创作的影响很大。今天我们去听京剧，说哪个哪个字是中东辙的，是江阳辙的，这就是《中原音韵》最初搞出来的。只不过古今变化很大罢了。

可以说民族融合对汉语语音最大的影响在于，将存在于汉语中的入声涤荡一空。到了《中原音韵》，几乎就看不到什么入声了。到了近古，特别是清朝中叶以后，带有浓重东北味的北京方言已经成为了全国官话的标准。而在这之前，包括对南京有着深厚感情的朱元璋，也不得不采用南京河南话作为官话。今天一些北京人对说河南话的人总是嗤之以鼻，殊不知，在北京方言成为官话前，人家说的才是“普通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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