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三)南安决策 -- numzero
(一)转战福建
从浙江撤离后，石达开有两种进军方向的选择，或重回江西，或移师福建。清方认为石达开在江西拥有很高的声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曾国藩曾谓“西路久陷于贼，谣言宏大，裹挟众多)，判断他将反攻江西，但石达开最终却做了后一种选择。其实这不难理解：江西方面，湘军主力重兵集结，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刘长佑诸军严阵以待，其时湘军主帅复出，又于不久前刚刚攻陷了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士气高涨，正准备入浙追击太平军，若此时太平军折返江西，湘军便可以逸待劳，正中下怀；反观太平军，入浙作战三四个月，部队已经有些疲惫，被迫放弃大好局面和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根据地，对士气的打击更加不可低估，在这种情形下与敌人正面决战乃是下策，在浙江所向披靡石镇吉一度企图独立向江西发展，结果刚到江西新城就被湘军所败，不得已又折回福建就是很好的证明。敌我状况的对比应是石达开选择福建为进军方向的主要原因，而此外石达开这一决定还有可能受了两个次要因素影响：一是江西建昌，宁都地区正在流行严重的瘟疫，二是杨辅清正由福建撤入江西，石达开不欲与之正面相遇，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后，军事上还算顺利，连续攻克了政和，崇安，建阳，泰宁，建宁，宁化，汀州等府县，但是这些地方比较贫瘠，连年灾荒，粮草供应困难，士兵又水土不服，多有病倒者，如曾国藩所言“贼之死于无食 死于地气者， 动以千计，沿途狼藉”，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大，不宜长期停留，因而石达开在十月十七日攻克汀州后不久即分兵三路进入赣南的地区。
石达开部进入福建总共两个月时间，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究其原因，一是进入福建本身只是杨辅清部脱离后的应变之举，二是粮草缺乏，水土不服，战略意图不明确都影响了部队士气，难以谋求长期在闽立足，三是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即实际上以“中军主将”取代了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后，石达开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与其他友军的关系又再次变得极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年多仍保持“通军主将”名义与各部联络及配合作战的的石达开多少有些进退失据。较之于曾国藩夸张地说石达开“钝于浙，钝于闽”来，骆秉章说石达开所部“由浙窜闽以后”才“气势顿衰”，较为符合实情，不过这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受挫，而是非战斗减员和缺乏明确的战略目的造成士气不振。(清方奏报中某些所谓“克复”太平军占领地的说法严过其词，夸功成份很大，石达开在福建的各据点旋占旋失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军根本无心固守，往往稍触即退，故而入闽期间罕有激烈战斗，各据点多是占也轻松失也随意)。石达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率军进入清军力量较弱的赣南地区，显然是是为了让部队得到休整，并借休整之机拟定下一步今后的战略。
(二)曾国藩的一些说词
曾国藩评价石达开远征的言论中有几段话常被论者引用，作为石达开远征以后江河日下的依据，一是“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之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二是“在衢州数月，而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三是“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四是“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石达开部)亦无害”，五是“此次贼由南赣窜湖南，足下于去年十月曾经虑及，仆不甚以为虑”。
现在，我们要问，曾国藩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首先必须承认，石达开转战福建的两个月确实其军事生涯中的一个低潮期太平军在福建的活动战略目标不明，进退失据，士气低落，有流寇之象，曾国藩谓其“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贼无悍志，无远略”，仅就这一时期而言确属实情。后来入湘“钝于宝庆”也是事实。
但是，除此之外，就言过其实，甚至是故意抹煞事实了。“钝于浙”“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的说法在前一章已有反驳，“钝于闽”“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的原因上文已有简单解释，“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亦无害”“仆不甚以为虑”两说曾国藩后来自己曾经推翻，本章后节将会涉及，“钝于永，祁”及“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两说则将分别在下两章(宝庆会战，回师广西)中予以反驳，至于“或竟不能入川”之说，已经被后来的事实证明错误，石达开不仅有能力攻入四川，而且险些袭取了成都，这都是后话了。
曾国藩发出以上不合事实的评论，大抵有两种原因，一是判断失误，后来自己承认了错误，二是旨在拖延和推卸入川截击石达开的任务。前者下文在论，后者发生在石达开进军湖南，有意取道入川之时，清廷命曾国藩移师夔门以拒之，于是曾国藩便发表了许多力诋石达开远征军的言论，如“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挟之人愿从者渐少……或竟不能入川”等等，就是不愿意赴任，理由是没必要去。至于曾国藩为什么不愿意去，原因也不外有二，一来是不满于清廷的吝啬----早在湘军首次攻克武昌后，清廷便曾欲授曾国藩湖北巡抚职，然终因防范猜忌之心而未果，前次为阻石达开部于浙闽而令曾国藩复出，仍是功而不赏，此次欲调曾国藩入川，虽经胡林翼等奏请，仍不肯授曾国藩四川总督职，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入川得不到总督的位置，又要交出对长江中下游湘军的指挥权，自然心有不甘，不愿赴任，想留在中下游等待更好的进身时机。二来，追击石达开部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就算骆秉章最后能依靠“河神助顺”而“生擒石逆”，又怎比得上曾氏兄弟克复金陵的不世奇功？曾国藩要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剿灭金陵上，特别是石达开离开后，洪秀全猜忌异姓，任人唯亲，竟致三军无帅，其亡国之因已种，曾国藩又怎么甘心放过这建立奇功的大好机会而到大西南去和石达开部做胜负难料的周旋呢？
如果我们不看纸面上的只言片语，而切实去考察曾国藩及湘军的动向，就很容易发现曾国藩的心口不一。
前文提到，清廷为阻止石达开部深入浙江，除了调动各路兵马赴援外，急令回籍奔丧的曾国藩赴浙。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命骆秉章传旨，此时曾国藩的旧部有数万人在江西，随时可以入浙，他们接到曾国藩的命令后均至江西铅山候命。而曾国藩十三日正式接旨，十七日离家，却没有直接去铅山，而是二十二日至长沙与骆秉章和左宗棠“商谈军务”，八月三日到武昌和官文胡林翼“商谈军务”，八月二十九日到南昌。而后才由南昌前往铅山。而此时距石达开部队陆续撤离浙江已有一个半月，石达开部入闽也已经有半个月了。结果曾国藩在前往铅山与部队会合的途中又接到命令而改援福建，但石达开部在福建转战两个多月，并没有遭遇到湘军的阻击，等曾国藩将部队集结于分水岭准备进军福建崇安的时候，石达开已经准备撤离福建了。这样，从曾国藩奉旨援浙到石达开移师江西为止，前后三个月时间，被“急掉”赴援“浙闽”的曾国藩却始终未与转战浙闽的石达开部主力接上仗，由此可见，曾国藩虽对复出大喜过望，却丝毫没有操之过急，更加不敢掉以轻心，他对追击石达开的任务实在是慎之又慎的。
事实上，石达开部入闽期间既已采取流动战术，行踪便一直十分飘忽，曾国藩往往无法确切把握其踪迹，“咸丰八年七月底石达开在建阳邵武一带时，曾国藩倒是知其踪迹的：“迭据探报，伪以为石达开尚屯踞崇安县境之星村，黎源一带地方及建邵各属。”曾在八月二十四日的奏搞中又称：“惟石逆是否在闽境未得确报。”其实石部在攻延平府之洋口，在福建境内。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石达开踪迹不明片“中称：“九月间又闻该逆回窜新城”，其实石部在汀州，宁化。又称：“入冬以来……又据擒获贼探及贼中逃人所供，贼目只有石国宗，敦天燕，何先锋，付检点，罗都督，卢检点等各色，无有知石逆所在者。”“前此顺昌，洋口咸称石逆在内，今日瑞金信丰亦称石逆在内，皆系谣传悄恍之词。”而恰恰相反，八月石达开确在顺昌洋口，十月底在瑞金信丰也确有其事“(邓亦武《湘军的情报工作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咸丰八年~ 九年湘军围剿石达开部时期》）。曾国藩连这一时期石达开部在福建的行踪都无法确切掌握，试问他如何胜任追击任务，他对石达开部在福建的表现又有多大发言权？
奉命入浙闽的曾国藩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都没和石达开接上火，好容易他派去对付石达开的部队主力终于在江西和石达开正面碰上了，结果是湘军吃了大败仗。(下章再做详细介绍)是石达开的情况真像曾国藩说的那么不堪，又如何解释宝庆会战以前湘军主力与石达开部唯一一次正面交战中的惨败？他这样贬低石达开部，将置自己的湘军于何地？
曾国藩这番论调的目的很快就显现了，宝庆会战后，湖广总督官文给朝廷上了折子要求让他暂缓入川，留驻湖口。而朝廷的回复是“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无虞，即可暂驻湖口，俟调回湖南各军，为分兵进剿皖省之计。设湖南败匪，尚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从缓着量办理”。曾国藩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清廷在全局上的优先考虑是显而易见的，同意曾国藩暂缓入川的前提是“川境可保无虞”。其后，曾国藩又再度要求调出在湖南和广西与石达开作战的几支清军，分四路进攻江南太平军，由以上种种不难窥见曾国藩想要把精力集中于江南战局，不愿意去西南和石达开周旋而将“不世奇功”让给别人，甚至不愿意清廷从江南战场抽走其他兵力的想法，他一再贬低远征战场的重要性，无非是出于这个目的，不能只依据他以其特定的立场所发表的只言片语来判定石达开远征的情况和远征战场的价值。
(三)清廷在石达开入闽期间的部署
对于曾国藩，我们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然而仅仅关注曾国藩是不够的，清廷的整体部署比曾国藩的个人言论更具实际意义。此外，天京方面，新授重任的前军主将陈玉成和后军主将李秀成很快积极动作起来，开始充分利用石达开转战浙闽造就的有利形势发动反攻，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曾国藩“奉旨移师福建”一个星期后，太平军取得了浦口大捷，第二次歼灭江北大营，这时，脱离石达开而返回的杨辅清部也转至皖南，与天京战场声势呼应，太平军乘胜克复天京附近重要据点溧水，江南大营告急，天京战场在石达开脱离以后一度出现的危机得到初步化解，这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所谓的“二解京围”。
石达开的被迫远征，使太平天国的战略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如果说石达开的活动对于天京方面有利有弊，那么关键要看其将领能否充分发挥其有利的一面。而这一次解围战的胜利，便标志着天京方面已经渡过了石达开离开后因客观兵力削弱造成的暂时性的困难期，开始不失时机地利用石达开远征造成的有利环境去弥补其不利影响，化被动为主动。
在这方面，赵三军先生曾撰《石达开远征意在挽救天京危局辨》一文中作过非常详实的考证和认真的分析，本文不拟重复前人的工作，特将赵先生的考证原文摘录于下：
“石达开在浙江的用兵，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浙江的势力。清帝以周天受调度乖桀，屡失事机，将其革去提管衔，令李定太为江南大营帮办，总统浙江军务。接着命曾国藩以援浙之师改援摄福建，周天受、李定太均归其调度。这样，石达开在浙江打乱清军进攻天京的布署后，挥师入闽，又紧紧牵着曾国藩及浙闽敌军，使其更加远离天京战场，使清军的战线拉的更长，兵力更分散。当时，曾国荃正会同水陆各军围攻吉安，周天受督周天培正由浙进援福建，曾国藩抵河口镇疏称，即日亲督兵勇，宣扬祟安。即令张运兰赴河口镇会师。署督庆瑞驻扎延平。耆龄遣刘长佑移驻新城。邓在富等进驻泸溪，并疏称：“江西自广信府属广丰，至赣州府属长宁，沿边十二县，计程千余里，均与闽界毗连，必须筹拨锐师，与闽兵合力攻击，以遏回窜，兼靖邻氛。”石达开移师福建使得浙闽、江南各处兵力更趋紧张，为天京及其周围战场创造了一个歼敌良机。
陈玉成、李世贤抓住战机攻克庐州，清帝得报，急令李续宾、都兴阿分军赴援。但是江南无兵可调，李续宾一军除留防各地外，仅剩8千余人，都兴阿马队能战之士不足千人，无力分兵。官文疏复：“李续宾进攻太湖。都兴阿进攻宿松，遽改援庐，缓不济急。惟有趣李续宾迅克太湖，乘势扫荡桐、舒，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庶不致顾此失彼。”把救庐州的希望寄托在李续宾速克太湖、潜山、桐城等处后的幻想上。陈玉成、李秀成乘敌兵力紧张之机联合捻军汇合江浦，连营数十里。德兴阿告急于江南大营，和春虽遣冯于材应援，但无济于事，陈、李联军大破江北大营于浦口，尽覆其军，并乘机扩大战果。
当李秀成部攻陷扬州后，和春、何桂清咨浙江巡抚胡兴仁，要求援浙对付石达开的周天培军回援江北。胡兴仁以周天培远在福建与石达开作战为由不予答应，让宁国郑魁士募勇赴援。和春等又连连奏咨，江北事急，速调援浙闽各军回援。当时福建战事正紧。石镇吉、石镇常率部占领连城县，王懿德令绕廷选往攻，饶廷选托病不出。被奏革职。王懿德正为福建战事发愁时，连得江北调兵命令，于是奏咨曾国藩分军策应江北。曾国藩正与进入江西泸溪、新城的石达开部作战。当时，建昌、宁化大疫，曾国藩的军士染疾，被围在江西，一派狼狈状。可是清帝命曾国藩遣军赴洋口，与石达开作战，令周天培回援扬州。王懿德先是奏留周天培剿延平、洋口之石达开军，缓赴江北，未经允许。于是王懿德再次上奏说：“汀州、连城、宁化，逆势猖獗，周天培一军，正由顺昌、将乐乘胜进攻，可助迅速聚歼。若稍涉松劲，攻败垂成，以后补救为难。且周天培即令折还，江宁进途纡远，诚恐缓不济急。”要求汲云南楚雄协副将张腾蛟赴援，仍要求曾国藩酌拨劲旅，一并赴援。清帝不得不让步，最后决定，俟曾国藩入闽后，即饬周天培驰回江南，交和春调度。结果，曾国藩、周天培谁也没调回江北，都留在赣闽对付石达开。
就在敌人各处兵力紧张，为调兵援江北而互相扯皮时，太平军将六合之敌团团围困。敌乞援予江、皖各营，德兴阿等节节退避。不遑回顾。李续宾奋力苦战攻陷舒城后。为攻庐州扑向三河镇。由于长期苦战，损兵折将，已不满5 千人，渐成强弩之末。正当李续宾孤军深入时，前军主将陈玉成统大军进至三河镇南30里的金牛镇，包抄了李续宾军的后路，并急檄庐州守将吴如孝派兵截击舒、桐援敌。于是李续宾四面受围。后军主将李秀成挥师又至，陈、李两军以及张洛行之捻军奋力猛击，大败李续宾部于三河镇。李续宾自缢而死，阵斩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元戎参佐文武400 余员及入犯湘军全军覆没。陈、李又乘胜收复舒、桐、潜、太等地，使湘军“元气丧尽，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长城顿失”，“全军皆寒”，“不可复战”。逼迫敌人退守鄂东，制止了敌人长驱直入之势，对稳定天京及整个太平天国的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洪秀全正是利用了石达开创造的形势，才能够腾出手来，整肃内部，编练军伍，重新形成了以陈玉成、李秀成为骨干的军事核心。浦口、三河两次战役的转机，使太平天国一度中兴。
天京的一度中兴，是由于陈玉成、李秀成密切合作，捻军有力配合，广大将士用命取得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石达开转战赣、浙、闽，牵制大量清军，才使得清军无处调兵，使得李续宾孤军深入，使得陈玉成、李秀成、张洛行以及吴如孝各路大军无后顾之忧，运动自如，一举歼敌。因此，石达开的艰苦转战，也是天京一度中兴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 石达开回师江西
一八五八年秋冬，石达开部先后攻克江西瑞金，连城，南安。部队在这里休整。
一八五九年一月，杨辅清部正在景德镇与清军进行激战，石达开看准这一时机，派出两路军队分别攻占了江西的崇义和信丰，牵制清军，以配合杨辅清部的作战，并有进攻赣州，进一步与杨部联合收复江西的意向。结果，在石达开撤离福建后已经把注意力转移至对付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势力的曾国藩调萧启江部前往应战付石达开，造成了对杨部作战时兵力上的分散。
这一次用兵，是否如某些史学家所说，仅仅是“客观上”与杨部形成了相互配合的效果呢？《骆秉章奏议》中的这段话很说明问题：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由此可见，石达开部的行动是应杨辅清的要求而与之配合，其对清兵的牵制和对杨部的支援是有意为之，而不是无心插柳。值得一提的是，杨辅清是从石达开的部下脱离出来的，而且正因为他的突然脱离，才导致石达开开辟浙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付诸东流。而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后，又被封为中军主将，其实是取代石达开的“通军主将”成为太平军全军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犹能不计前嫌，与之商议军事，配合作战，可见石达开是不计个人得失而顾全大局的。
石达开部进入赣南之时，曾国藩曾对赣省军事作出如下分析：
“赣州居江西之极南，景德镇居江西之极北，相距千有余里，臣驻建昌，距两军各五六百里，调度不灵，转运不便，且两处皆孤军深入……今日详加体察，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与其悬心两地，不若专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抚臣耆龄，请其别调劲军，以剿南，赣，兼办团练，以散胁从。臣即专办北路，调回萧启江一军，归并饶州，彭泽等处，在江西则臣管北边，耆龄管南边……”
而《平定粤匪纪略》对这段历史做了如下记载：
“景德镇陷后，官军失利于（鱼严）鱼山，复陷东流，扬言欲窜湖口、九江等处，及闽贼回窜，出瑞全、会昌径入信丰，抵南安界，警报日急。张运兰奉檄调自闽赴建昌。曾侍郎谓曰：闽事不足虑，信丰，南安贼亦无害，所以调至者，图商景德镇耳。若东犯广信，西踞湖口，则九江危矣。即日拨带劲旅，倍道驰抵景德镇……”
很多学者引这两段记载，尤其是《平定粤匪纪略》中“闽事不足虑”一语，以及咸丰九年曾氏致书吴国佐“此次贼由南赣窜湖南，足下于去年十月曾经虑及，仆不甚以为虑”之言，结合之曾国藩称石达开部“”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的评论，得出此时石达开部的行动已对敌人无甚威胁的结论。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对战局的把握是相当精准的，石达开回师江西后，杨辅清写信给他，“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窥皖鄂。”可见石达开部北进赣州是对杨辅清的一种回应。联系“扬言欲窜湖口、九江等处”“以窥皖鄂”来看，九江才是当时太平军与湘军较量的焦点。杨、石欲从江西“窥皖鄂”，位于江西，安徽，湖北交界处的九江无疑是他们要“窥”的。石达开部的行动虽在赣南，用意却非攻城略地，他做出北进姿态，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实际是欲将湘军的一部份注意力从赣北转移到千里以外的赣南，也就是造成湘军“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的局面，以此来声援景德镇杨辅清部，减轻杨部的压力，乃至为其进一步进逼湖口九江创创造条件。因此，曾国藩所作出的“信丰、南安贼亦无害……若东犯广信，西踞湖口，则九江危矣”的判断，是抓住了战局要害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却是，曾国藩尽管看出了赣北战事是重点，却终于只调了张运兰一部去景德镇，而人数犹在张运兰部之上的萧启江部却留在了赣南继续与石达开部对峙。曾国藩明知道“与其悬心两地，不若专力一方”，却还是形成了这种“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的局面。但这也不能说是种失策，因为石达开的北进姿态虽然在后来看其实是“虚”，但倘若湘军对其不屑一顾，全力争夺赣北，石达开随时可以“虚者实之”，按杨辅清提议的那样“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窥皖鄂”，萧启江部尚不足以阻挡石达开部入湘，赣南那些团练武装就更不足以阻止石达开部长驱北进了，而石杨二部“合势以窥皖鄂”无疑是曾国藩最不希望发生的状况之一。所以，明知是计，却又不能不中，终于将萧启江部留在赣南。《平定粤匪纪略》又记：“贼初踞景德镇，势焰熏炽，江右要冲之区，肆行无阻，及南安既复，信丰解围，大为官军所惩创”，可见石达开部在南安和信丰的活动的确有力牵制了湘军，是杨辅清部在赣北“势焰熏炽”“肆行无阻”的重要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太平军在江西虽未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与湘军的对峙中是把握了战局主动权的，杨辅清部在景德镇一度占据过优势，其声势甚至对湖口九江造成威胁，延缓了湘军对安庆的进攻，石达开部在赣南从容休整了一个冬天后，突然进入湖南，一路长驱直进。湘军路兼顾，却两边都没能经营好，这是石杨二部相互声援，相互牵制敌军的结果。
(五)南安决策
湘军分兵两路制敌，虽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地，却也使太平军两路都难以迅速取得突破，石达开看到杨辅清部无力继续挺进湖口九江，而赣南的萧启江也不可能让他轻易北上与杨辅清部会合，乃改变策略，致书杨辅清，谓“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欲先“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由此实现“窥皖鄂”的目的。石达开的这一行动证明他和曾国藩对江西战事的重点是有共识的，他们两人对于对全局影响不大的赣南都缺乏兴趣。
然而，到此时，内部矛盾和外部局势的演化，都使得石达开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军队在全局中的定位。
在内部，此前，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使原来的“通军主将”石达开失去了在太平天国辖区指挥作战的名义，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而洪秀全加封从石达开部脱离的杨辅清为“中军主将”，不仅证实了他是“石杨矛盾”的幕后策划者，更再次明确表现出其对石达开的态度。
此外，石镇吉部福建汀州与石达开部分开后，就自领一军，开始进入攻江西，被湘军刘长佑部挡回福建，不久后石达开部进入江西，他们却没有前往会合，反而长驱入粤，此后虽然和石达开部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但始终未再回复本军。从石达开部在此前后的行动来看，石镇吉部的行动不像是出于石达开的部署，而更像是独立行动。
是不是如某些清方将领推测的，是因为镇吉“与达开疏”，也就是有史学家说的，石镇吉与石达开有私人矛盾，造成石镇吉部脱离呢？应该不是。据记载，后来石镇吉进军桂林期间，石镇吉还曾接受石达开的委托，到广西贵县寻访留在那里的石姓眷属。两人在分军行动后还能如此，可见他们的私人感情不但不坏，甚至还相当好。不仅如此，据石镇吉在被俘后的自述中说，他在溃不成军以后还想去投奔石达开，如果说石镇吉因为和石达开有个人矛盾而带队叛离，在几乎全军覆灭以后竟还想重归其麾下，未免不可思议。既然不是私人关系造成分道扬镳，也不是因为怀才不遇得不到重用，那只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石镇吉在被俘后留下的口供中说，他是奉“天王诏令”“前来两广招军及兵马”的。可见，石镇吉之所以脱离石达开，和杨辅清一样，也是出于洪秀全的拉拢分化。总之，洪秀全在背后不断地施小动作，使石达开防不胜防。
在外部，太平军虽然取得了浦口战役和三河战役的局部胜利，不利的局势有所好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的被动。九江失守以后，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壁垒安庆已经直接暴露在敌军兵锋之下，而湘军也已对安庆虎视眈眈。加上天京方面一向以来划地为牢的军事思想，使战局的主动权一直被把持在清军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于这年春节在大会所部诸将于南安，商议下一部的行止，近年来，很多论者都将这次会议视为石达开远征的转折点，认为石达开在这次会议中采纳了军略萧发胜提出的经由两湖之地进取四川的建议，从而确立起远征四川战略的，并这一决策称为“南安决策”。
南安决策是石达开远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前一年半时间中，石达开的转战一直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其附近，他并没有远征的打算。这次决策之后，他才长驱入湘，在湖南腹地发动“宝庆会战”，从此远离了天京战场。
这种变化从清军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端倪。石达开部刚进入南安时，清军的记载是“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贼首则据池江。”前文提到的石达开的作战部署，也显示他此时的确考虑过重回江西战场，这个计划应该是先打下赣州，牵制敌军于赣南，为赣北的太平军减轻压力，如果有机会，即从赣州北上收复吉安，临江，并与赣北太平军共谋收复九江。
但是，石达开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其主要原因估计有二：
其一，石达开离京以来，一直把大量精力花在应付与友军及太平军旧将关系方面的精力，从他在安庆长达五个月的徘徊，到苦心布置的三路援救天京的计划，到在福建两个月的徘徊，皆是如此。而最明显的就是在石镇吉部眼看就要攻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金华的时候，由于杨辅清的脱离而被迫后撤，全盘打乱了半年来苦心经营的入浙之计。而在洪秀全重建五军主将制之后，处理这方面的关系只会变得更加困难，棘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现手足相残，甚至亲痛仇快的局面。
其二，过去一年多的作战，除抢渡赣江的失利外，多数时间军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这和内讧前太平军打过不少胜仗，但每每在关键时刻顾此失彼一样，根本上讲还是“划地为牢”的战略思想导致的后果。对于这种战略思想，石达开本来就不怎么以为然，他深知如果一味死守天京，必定处处陷于被动，最终导致失败（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而主张争取上游，以取得全面胜利。因此，现在既然已经可以独立行动了，而留在天京附近又举步为艰，不如趁此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战略思想，在不受牵制的情况下去开辟新的战场，争取以此令全局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对于南安决策的具体内容，史学界迄今尚有很大争议。
前文曾数次提到《骆秉章奏议》中的一段向来为人忽略的文字：
“此股贼首闻系翼逆石达开，其党贼翼为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诸逆首皆从前漏网之贼首。石逆在南安时，景德贼嘱其由赣吉取道北窜，与之合势，以窜皖鄂，石逆复称须由南安窜湖南，下趋鄂省，以取上游之势。此书为江西乐平绅团搜获，其蓄谋之狡毒如此。”
从这段文字看，石达开进军湖南宝庆，目标似乎不在进军四川，而是他与江西太平军商议的“合势”，“以窜皖鄂”“取上游之势”的一部份。湘军东窥安庆，远离后方，补员和给养方面都暴露出困难，如果石达开能够攻下宝庆，从占领湖南腹地，而后回师湖北，就可以逼湘军回撤，既利“皖”(解安庆之围)，又图鄂(从湖南和江西夹击湖北，收复武汉)，这样一来，通过“取上游之势”，太平军就可以一举扭转天京附近战场的被动局面，造高屋建瓴之势，既解除了清军对安庆的威胁，又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骆秉章不可能凭空伪造石达开信函，这段记载中当属可信的。而且，它可以解释一个历来的史学家和军事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石达开兵逼宝庆以后，会一反入湘之初那种“电骤飓驰，昼夜奔蹿”的灵活机动，不抓紧时间在湘军大句回师之前间道入川，却执著于对于入川并非必要的宝庆一城之得失。因为难以解释，论者们只好笼统归结于石达开远征本身的错误甚至所谓的“阶级局限性”，但这样的解释是很难令人满意的。而如果假定石达开入湘的目的是占据宝庆为据点，取上游之势，与江西安徽太平军合力恢复武汉，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份材料可作为侧面补充参考：一八五九年春夏之交，洪仁干被委任主理国事之初，石达开即遣使团道贺，并且提出今后一切上给天王的奏章均由请干王代转。石达开这么做本身并不出意外，但他在宝庆会战全面展开的时候却还注意着天京方面的一举一动，反应如此迅速，这就不寻常了。如果他的战略本身与天京方面相关，则他即使在大战当前时还随时注意天京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主政人的变化，就非常可以理解了。
那么，石达开的“南安决策”中不包含进军四川的意图吗？这却也不能轻易否定。因为左宗棠等人是从太平军俘虏口中得知石达开的入川企图的，太平军的俘虏虽不无可能说谎，但却不太可能异想天开地编造石达开意图入川的企图。(现存所谓石达开在出广西时就有入川想法的记载都是后来人的说词，且与《李秀成自述》相矛盾，显系附会，不足为信)
两种说法都不似虚言，那“合势皖鄂”与“进取四川”之间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这两者并不矛盾，很可能第一选择(取湖北)和第二选择(入川)的关系。只要攻下宝庆，主动权就在石达开的手里。他既可以入川，也可以回师湖北，如果兵力充足，他甚至可以兵分两路，一路打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开辟西南战场，抢夺“天府之国”这个清廷围剿的大后方，另一路入湖北，与江西的太平军两线夹击，收复武汉三镇。
(六)“南安决策”再析
战略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适当的调整，一个高明的战略，可以预先包含对于各种形势变化的应变，“南安决策”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战略。
从当时情形看，如果石达开夺取宝庆，极大的可能曾国藩移师夔门，以阻石达开入川，当时清廷的战略将“保蜀”置于最高战略考量，后来同意曾国藩留在江南也是以“川境可确保无虞”为前提的。一清廷调曾国藩及重兵入川，安庆之围不战而解，石达开更可自上游与江西，安徽等地太平军共趋鄂省，光复武汉。正如朱偕汉先生在《石达开在南安究竟作出了怎样的决策》一文中分析的：“湘军倾巢东犯安庆，远离后方，暴露了湘军在补员、给养方面的困难。也造成了湘军将士对太平军突袭湖南畏惧。倘若太平军避实就虚，迂回赣南湘南，进攻湖南腹地，从而推向湖北，必将动摇湘军军心，迫使湘军回救湖南。这不仅可解安庆之围，且太平军也可再造高屋建瓴之势。很可能石达开就是根据对形势的这一判断，决定第四次进兵湖广的。且可能又考虑到太平军在赣浙新挫，士气尚低，补给亦难，石达开采取由浙而闽，经江西南安直插湖南腹地、推进湖北的行动路线。”--这就是南安决策“取上游之势”的首选方案。
而如果清廷仍将重兵留在东线，坚持以保卫武汉，围困安庆为第一考量，而天京方面又不肯给予有力配合，下趋鄂省的目的不易实现，那么挥师入川便不失为一种避实击虚的选择，且仍不失“取上游之势”的目标。
众所周知，益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必争之地”，自春秋，秦汉，三国，直到清朝(三藩之乱)的历史都反复证明着这一点，这由地理和经济两方面条件造成的。
以太平天国当时的局面而言，石达开攻蜀地，首先是危及清廷的经济命脉。由于南京被太平军占领，两江之地战火连天，江南粮仓清政府财政三分之一的所出已经失去依靠。而两湖之地同样战火连天，这种情况下，无论盐，粮，钱，蜀地都是清政府的依靠之地。
先说盐，由于江南之战事使得“两淮盐不得上行”，尤其两湖之地奇缺盐，对策便是以川盐运抵两湖。盐不仅关系国计民生，也关系到军饷所出，军无饷，不败自败，对团练武装尤其如此。而胡林翼就说过，“蜀之盐斤百货厘税，亦军饷所出。”由于两江两湖地区的战事，使得蜀地成了清廷经济命脉，所谓”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是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除了盐，钱，蜀地更是“粮”的来源。“西北故寒瘠，东南兵兴”只有“蜀犹完富”，当时湘军楚军，之所以能与江南太平军反复周旋于安徽湖北战场，依靠的正是蜀地之粮的支援。所以当时有说“若四川不支，则楚与秦均不安矣。”“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虑。”
一言庇之，在失去南京，两江两湖战火连年的情况下，蜀地成了清政府“盐粮钱”的所出之重地，是全国唯一的“完善之地”，是剿灭起义的“协济省”，是个丢不起的地方，如果丢了，两湖军队的粮草，军饷，食盐，立即大部失去着落，战局不败自败。
蜀地又一度是清统治区中军政势力都比较弱的，四川总督在咸丰登基后，平均每年一换，其中有多位甚至根本未到任，由成度将军临时代理。这个省乱到一半时间没有最高军政长官。一方面是川军“疲玩已久，毫不足恃”，一方面则是川，滇南，黔，陕等地反清力量空前壮大，是年秋天李蓝义军进入四川后迅速扩充到了几十万人，势如破竹地席卷半个川省，后来骆秉章入川后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才基本把起义力量镇压下去，石达开部论素质，论实力，论指挥能力都远胜李蓝义军，倘若清廷不肯从江南抽调重兵入川，要夺取整个四川并非难事。
因此，进军四川的战略目标，大致可分三个部份：一是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抢夺作为敌人后勤保障的“完善之区”，为争取全面胜利做准备，二是分散敌人兵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三是团结西南各路义军争取上游，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从根本上改变全国反清的战略形势。第一点非常明显，不需多言，第二点在“进军浙闽”中就有体现，在后面的战役中还会不断体现，第三点则可从石达开与杨辅清的通信及他选择进攻宝庆作为入川的途径中看出。从后来的历史看，如果石达开攻占了宝庆，洪秀全方面仍旧无意与之配合，清军不肯放松对江南的围剿而李蓝义军又在四川声势浩大，他很有可能转入四川与当地义军配合，夺取全川，再以之为基地收复湖广，或者出关中谋取中原。
综上所述，石达开的谋蜀战略，是一个既顾天京，又谋全局的高瞻远瞩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置天京生死于不顾分裂行为，更不是因为想“独树一帜”“自立一国”。
这一年的冬天，石达开在赣南策划入湘，在湘赣边界积蓄力量，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干扰，进展犹为顺利，一八五八年春夏，石达开部长驱入湘，发动宝庆会战，令曾国藩哀叹“早知如此，自去冬令萧张并力南路，不令凯章(张运兰)图景德镇也。”
曾国藩在事实面前自悔失策，承认低估了石达开远征军的威胁而造成被动，这是比其他任何分析都更有力的反驳。他急于解决景德镇的太平军，无非是因为肃清景德镇后，才能实施他和胡林翼商定的分兵三路围剿安庆的计划。同对安庆长期觊觎，这本不错，但石达开部在江西大败萧启江部，萧部遂无力阻止太平军入湘，石达开部入湘后连战连捷，一路长驱直入，到后来宝庆围城，外省湘军军心全面动摇。原定三路围剿安庆的军队，第一路以荆州将军都兴阿统多隆阿，鲍超等部马步兵勇为一路，已经进抵安徽太湖，却因后顾有忧而不敢再行深入，乃至坐观陈玉成、李秀成合力进攻浦口而无所行动。其时胜保攻击湘军按兵不动，胡林翼回奏指出“胜保不知湖南近日情形，不知湖北南路空虚。因此征皖之师，孤军未可深入，等湖南军务稍定，方可并力皖省。”第二路李续宜部原已整装待发，却改援宝庆。第三路即景德镇张运兰部湘军，拟于景德镇得手后即由曾国藩亲自统领转攻安庆，然而在景德镇得手后却步但没有乘胜进逼安庆，却将这支军队调去了宝庆，这当然不是曾国藩不想继续攻安庆，而是因为张云兰部多湘乡人，湘乡距宝庆仅百里之遥，“军心已摇，只得因势利导，令其回援。”最终这一次的会剿安庆计划不攻自破，胎死腹中。
石达开自从避祸离京后，行动不再受天京制约，很明显，他不愿与清军多进行局部的拉锯战，而一直在寻找战局的突破口，第一次是试图从赣西切入江西战场，第二次是试图在浙闽建立根据地并分天京之势，第三次是从赣南作出北进姿态，第四次就是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但曾国藩对石达开“取上游之势”的行动却估计不足，致使石达开入湘后一度占得先机，其深入湖南彻底打乱了曾胡围剿安庆的计划，景德镇湘军虽然得胜，却已无力进逼安庆，反而被迫回援湖南，因此曾国藩才会说出“早日如此……”一番话来。其实他的失误不在于没有专意赣南，而在于没有及时把战略重点从进攻赣北转移到当时于全局影响更大的阻止石达开部入湘上来。他所哀叹，毋宁说是因为对石达开部的战略和威胁估计不足，以致围剿安庆的计划欲速则不达吧。尽管这只是句没有实际意义的事后诸葛亮，却可从中看出这一时期石达开部在赣湘的转战一度给湘军造成的被动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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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他早些看透洪氏，对洪氏不报任何幻想，早些决断，多些‘薄情寡意’，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然而石达开毕竟是石达开，性格决定命运，许多事他做不出来的。只有留给后人去感叹了
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大大不同。其实多数人的去意未必很坚定，要强留也是留得住的。其实古来带兵着都会施些强制性手段管束，有几个统帅允许自己的部将愿来则来愿去则去的？在云贵川三省，如果他肯采取“裹挟”的策略，也一样可以象后期忠王那样招募几十万军队，甚至在大渡河的时候，如果他能丢下残部独自逃生，那大渡河畔高山险壑，曲谷通幽，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脱险的机会是很大的。在外面他还有几万军队，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
既看穿了洪秀全的嘴脸，又要为顾全大局而保全他的名声，既要实现自己的战略，又要对部下的前途负责，潘旭澜有句话说得好，这简直是给自己出难题，使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不过，石达开放不下的大约并不是洪秀全，江南半壁江山毕竟是花费无数心血打下来的，对天京，对江南根据地，对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和那样拥戴他的老百姓，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吧。
一直觉得石达开虽然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却缺一份铁血的狠辣，而古来成霸业者，哪个没有些霹雳手段和必要时足够的绝情绝义？(当然我并不赞成取洪代之，手足相残，自家人心寒，天下人耻笑，再来一次“天京事变”，太平天国恐怕立刻就得倒台。再说那样做，能不能成功还未可知，却已经背叛了太平天国的理想)
留恋富裕江南的军阀而已
一曰畏难心理。石达开远征有两个低潮期，一个是转战福建，但时间很短，影响不大，二是蛰居广西时期，前后二年，绝大多数脱离者都是在这个时期。其畏难又分两种，一是粮草供应困难，二是远征四川的困难。(二十万大军的脱离正是在石达开准备离粤入川的前夕)
二曰攀龙附凤心理。石达开既不受洪秀全节制，又不肯脱离太平天国自立旗号，这样难以满足部下的攀龙附凤愿望，在军事顺利的时候，矛盾也许并不突出，一旦遇到困难，矛盾立即显现。很多人难免为自己的他日出处着想。即使不考虑洪秀全这一层，远征军的封爵也是非常严格的，最高封爵为“燕”，仅是六爵中的第四等，而且只授独当一面的大员，一般将领只能得到“豫”“侯”的封爵，而天京方面这个时候已经举国皆“义”皆“安”，人们一月三迁而不自满，一岁九迁而犹不足了，所以远征军内的官爵比天京系统低得多。这方面心理从石达开远征后官制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远征军增设新职最多的时期就是广西时期，很可能是石达开既不愿更改太平天国原先的官制，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回应部下的功名心而被迫作出的妥协。六十七将领后来攻击石达开擅改官制，其实他们恐怕正是始作俑者----证据就是石达开入川之后，官制军制又有很大程度的回归，可见在广西时期新设的某些没有世纪意义的官衔并不是石达开的本意。(有人认为《六十七将领山天王奏》是忠王授意写的，我真不愿意相信，但又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理)
三曰思乡心理，从脱离石达开以后的行止，乃至天京陷落以后的行止来看，恋土轻迁的心理在太平军中还是很普遍的。广东人的队伍在脱离后一般最初都是想往广东去，三江两湖的人则有思归之意。
“来去自愿”政策利弊掺半，弊端是部队实力损失太大，尤其是能征善战的老部队以及将领的损失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的。好处则是留下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勇往直前的，全军同心同德，凝聚力很强。石达开部队在进入四川以后，到大渡河战役以前，在没有根据地支援，没有兄弟部队照应的情况下，那么艰苦的跋山涉水，最大的一次叛变事件也不过是三千人投敌而已，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心无二至，精诚团结，和后期江南太平军动辄上万，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一起投降形成鲜明对比。
他对得起任何人。
翼王远征军驻于广西期间先后发生数次部将率众脱离，其中最大一次规模多达20万人，将领七八十名。其脱离原因不止一端，而其中之一便是石达开既愿不受洪秀全节制，又坚持不肯易帜，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法满足部下攀龙附凤的愿望，这方面原因前人提及者不少，但详细考证不多，故在此多谈一二。
不可否认期望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也是许多农民参加起义后舍生忘死于疆场的重要动力。如“万里回朝”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朱衣点在白龙洞唱和中写道“从龙心已遂，逐鹿志犹雄”，在心城写诗劝孝廉方俊贤出山时的诗写道“一识荆州似列侯，谪仙契合羡名流，阳春飘渺吟高阁，时雨丁冬听小楼。万里风云腾骥足，两间气化属龙头，逼人富贵君知否，奚必林泉老唱酬”，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洪秀全在天京方面大封官爵以激励人心，其弊虽远大于利，却也不是全无道理的。
而如果考查整个翼王远征时期的官制，会发现广西时期是翼王远征军新设官制最多，封授也最广的时期----翼王官制在保持太平天国原有官制基础上增加的新官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事设官，因为长期远征在外，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运作体制，另一类是因人设官，如在“宰辅”以下，“丞相”以上加设“军略，制军，统戎，大柱国，佐旗”等官阶。然而自1862年初远征军入川以后，新设官名便极少再见于文献，遍查翼王入川后的众多清方奏折，书信，私人笔记和远征军自身文书，除“宰辅”还时有出现，其它如大柱国，制军，统戎，佐旗等一系列新职竟几乎从记载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大量出现于记载中的翼殿将领官职却是早期的“丞相，检点，指挥，总制。。。。。。”，其中独立领兵的将领很多都是检点指挥级的，和太平军前期的情况很相似。
1862年底的横江决战时，太平军曾激励官兵，“果能渡此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于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赏水师。兵士之有功者，赏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赏侯爵豫爵。”横江决战是一次生死攸关的主力会战，如果胜利，太平军就可以渡过长江，袭取成都，如果失败，不但失去渡江机会，而且主力肯定损失惨重，在这样一次重要的会战的赏格中，授官最高不超过“军功检点”，并且完全没有出现新设的那些官阶，似颇能说明67将领东归后远征军官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旧制。(至于爵位，远征军方面则一向比较谨慎，一般将领授爵止于“豫”，非独当一面的最高级别将领不授“燕”爵)
仅仅用人数多寡来解释远征军后期官制的变化是不够的，这支军队在川黔滇地区人数最多时曾达十万之众(后来由于三路分兵行动，横江战役的大量伤亡以及横江战役出现叛变事件后对召募兵士采取的从严取向，才致使石达开本军大渡河畔的兵力仅为3~4万)。有一点值得注意：清军在大渡河畔缴获翼殿官员印模总共26枚，其中既包括旧制官职(如军功丞相，指挥，承宣，指使，仆射，掌门)，也包括原有官职换汤不换药的新名(如参戎，巨帅，分别为军帅和师帅的代称)，还包括不少因事设官的新官职(如“粮厂局中厅正尹”，“饷库局前厅副尹”， “吏部记录科检校 ”等等，都是一看官名即可大略知其司职)。唯独因人而设的官阶，竟一个都未出现。虽然不能排除偶然因素，但亦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远征军在大批将领东归后并非全面削减新设官职，而是保留了那些因事而新设的官职，大量削减乃至弃用了因人而新设的官职。
从以上种种看来，翼王在湘粤一带对官制进行的调整，除为适应现实需要的变化外，很难说没有在不愿“易帜”的情形下，为了满足部将攀龙附凤的愿望而采取了折中妥协的策略。换句话说，推动翼王对官制进行改变的，极有可能就是后来回朝的那些将领----尽管他们在《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将翼殿官制的改动列为回朝理由之一。只是这些折中策略毕竟只能起暂时的补偿作用，将不肯独树一帜的作法与将士的攀龙附凤愿望间的矛盾暂时掩盖起来，一但处境困难，矛盾必然再度激化直至以爆发(反旆)告终。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翼王在广西时期不顾这么多部将的反对，强行改动官制，而在这些人离开之后，在距离天京更遥远，旧部所剩不多，而且作战更为艰苦的川黔滇地区，官制反而出现明显的“往回改”迹象？
其中之一是投降了湘军的韦俊，后来曾国藩为了裁军，就杀了他和他侄子以震慑湘军将领。
另一个忘了是洪仁发还是洪仁达，在天京城破后带着湘军挖出洪秀全的尸体鞭尸，还说一切都和自己无关，把一切都推到洪秀全身上。
背叛战友的人，最终也被自己投向的人背叛，任人唯亲的人，最后终被自己的亲人出卖。
在作者笔下，一切都是多么合情合理，多么公平公正呀！
但历史，却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
韦俊当然不会因为抵制裁军被杀，因为天京陷落后不久，他就辞去了副将加总兵衔的高位，隐居山林，从此不问世事了。他和他的父亲双双封为一品镇威将军，他们妻妾数人全部诰封一品夫人，韦氏子弟加官者甚多，真是光耀满门。而且他活得比曾国藩长得多，最后是在儿孙满堂的陪伴下寿终正寝的。
误国误民坏事做绝的洪仁发和洪仁达在天京城破后一个投水殉国，一个慷慨就义，倒是他俩的对头，曾经为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李秀成，迄今还因为一篇《自述》而被一顶“忠王不忠”的大帽子压得翻不了身，甚至连被他俩逼走的石达开的“晚节”都始终难以逃脱后世的垢病。洪氏兄弟地下有知，真不知如何窃笑。
有时候不知荒谬的究竟是历史，还是写历史的人。
石达开不愿意背叛天京政权反而成了他的部将离开他去向天京政权“表忠”的契因，这也是“荒谬”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