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床上的“爱国主义”(转贴） -- 嫩水吴姬

王晓渔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么一句台词：“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可惜，如此精彩的概括并非剧组的原创，也非中国人的专利。它出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之口，原文是“Patriotismisthelastrefugeofascoundrel”。这是一句很容易激起公愤的话，幸亏有一位美国学者格莱斯尔已经进一步解释：“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利己的‘爱国主义’。”事实上，很多词语都有一副庄严的面庞，但它的“下半身”却不为人所知，可能是美人鱼也可能是美女蛇。

　　大约80年前，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出版，立即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一些读者发现小说居然描写手淫、偷窥之类，便一口咬定作者郁达夫有“诲淫”之嫌。另外一些读者则把主人公感伤的夫子自道读作“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再加上郁达夫后来死于日本宪兵之手，小说更是被盖棺定论，成为一曲悲壮的“国殇”。不难看出，前者把主人公的“罪行”归咎于作者，后者却把作者的“光荣”赠送给主人公。他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混淆了作品和作者的界限。虽然郁达夫的小说常被称作“自叙传”，《沉沦》也常被称作“私小说”，但这不等于郁达夫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

　　现代性带来了现代的性观念，现在已很少有人会再把《沉沦》套进贞操裤。但一个处于青春期的青年，把无法得到满足的性饥渴归咎于异国的歧视、祖国的贫弱，这离“爱国主义”究竟有多远？胡适曾这样评价郁达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爱国烈士，可谓终成正果”。略萨在《情爱笔记》中这样说：“我唯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可是，这些描述并不意味着床上的“爱国主义”一定就那么高尚。《沉沦》中的人物基本都没有明确的姓名，只是“他”和“她”：“他”来自中国，“她”却是日本人。两个第三人称暗示着双方并不了解，不论哪一方都不过是对方“想象的他（她）者”。当他迎面碰见“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又无法暗送秋波时，这样猜测：“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他”是另一种狂人，狂人的问题是“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他”的问题是“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两个看似恰恰相反的问题，都是“迫害狂”的症状。“他”和“她”处于一种假想敌的状态，旺盛的情欲被压抑成仇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个人之间的情感又被“升华”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情欲转移为对祖国的爱，仇恨转移为对异国的恨。

　　小说结尾，“他”在自杀的时候，祝福祖国早日富强以免“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很多评论者被这种床上的“爱国主义”感动。但白马非马，床上的“爱国主义”不等于爱国主义。“他”之所以投向祖国的怀抱，只是因为“他”被“她”的怀抱拒绝。这种现象至今依然屡见不鲜，在留学生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作者把自己的耻辱转换成国族的耻辱，从中抽身而出借以挽回自己可笑的尊严。这种床上的“爱国主义”左右逢源。如果“她”答应做爱，那自然是“他”力所能及的伟大爱国行动；如果“她”不答应做爱，“他”的爱国主义更要油然而生了。似乎命中注定，文学史上的“她”，一定是只完美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