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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新近出版的《书屋》第3期刊登陶朱问、贺开莉的专稿说，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现摘录片断如下。

　　抗战爆发后，国共一致对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

　　1944年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报告。刘伯承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1958年6月，毛泽东公开表态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明显不满。毛泽东还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彭德怀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和抬轿子的。”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因为连夜失眠，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每当说到委屈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一代战神马放南山。在这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谁也不是赢家。正是彭德怀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