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郭嵩焘 -- 谭伯牛

我理解的复兴不过是：

1。在中国恢复和平。中国不再丧权辱国，不再为列强所主宰。

2。中国能够让老百姓吃饱饭。

3。在让老百姓吃饱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逐步让老百姓富裕起来。

4。中国能够在生产力上追赶上列强。

5。中国的文化思想能够再现一个高峰，能够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

这几点中。第一、二点已经做到。第三点基本做到，但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件事有偏离轨道，变为让当官的富裕起来的倾向，需要纠正。第四点正在进行之中，成败还在未定之数。第五点还遥遥无期。而且这五点虽然相辅相成。但基本上每一点都是后一点的前提。所以才说毛周等人为复兴打下基础。

至于前三十年搞的是否是空想社会主义，是否全无是处大家尽可求同存异。

其实，也就是复兴。呵呵。

符合上述5个条件的国家，不是帝国，还能是什么？您向西看去，那个美丽坚，符合这5个条件么？

没错，复兴，就是帝国。所谓“和平崛起”，纯乎逻辑不通。

但是，第2条，国人能吃饱饭，我就不敢相信。那么，接下来的三四五，我就更不敢想往。

在没有一个正确理想，以及具备实现此理想的POWER的情况下，复兴，不过是一句空话。

不过恐怕老外没那么好骗，反而骗倒了自己人。

至于复兴是不是就是帝国，这就见仁见智了。好吧，我们就当是玩《帝国时代》把终极目标锁定在统一世界好了。

不知道您为什么不敢相信做不到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件事。让老百姓吃饱并不难，但是吃饱和吃好是两回事。吃饱这件事历代王朝都做到过。吃好就不是每个王朝都能够做到的了。

另外，能不能说明一下您心目中理想的复兴是怎么回事？还是您根本认为中华民族不可能复兴？

观和体系是道家和法家的结合物。

这个题目看来很有意思，有时间的话，开个专贴聊聊。

任兄提及的长颈鹿进化，好像是拉马克的那些想法。现在一般不认为是那样简单的事情。

只是拍旁人误会，忍不住说一声。

冒昧了。

呵呵，和风兄开个玩笑罢了。

不过风兄所说的美国保守主义和儒家文化的近似之处的确精辟。

据我的观察，美国的保守主义事实上已经在逐渐把自己变为类似于儒家的准宗教（我没有更好的词汇来描述，风兄也许想得到。）

和儒家一样，美国保守主义首先占领道德的高度。对任何问题都做出泛道德的评述。而所谓的道德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新教的教条。当然并不是说教条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美国保守主义对此采取了一种类似中国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态度。结果也象理学一样造就了一大批朱熹式的伪君子。我以前举过的林堡就是一个例子。

和儒家一样，美国保守主义也鼓吹“今不如昔”。类似孔子将三王时代神圣化，美国保守主义也将美国开国的历史神圣化。就象孔孟张口尧舜闭口文武，美国保守主义也是动不动就把美国的“国父”（Founding Fathers）们抬出来为“圣人”立言。在他们看来，这个时代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最美好的时代存在于200年之前。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很多是种族主义者。而且大多并不掩饰。这里又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象林堡那样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者，动不动要在电视广播上发表歧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怪话的。另一类则是类似儒家的文化种族主义者，例如亨廷顿。这一类人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生活方式，美国的社会制度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因此，其他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与美国的想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而美国的礼崩乐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例如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突。

不过和儒家不一样的是美国的保守主义并无儒家兼济天下的大志。他们并不想服务天下，而想要天下服务美国。从这一点来说，又类似于杨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态度。倒是和孟子的态度背道而驰的。

美国的价值观和体系是道家和法家的结合物。

俺身处美西，政治和文化属于相当自由的地方，也是创新力很强的地方。在俺的观察里，自由和平等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天使说得好，科学的态度是“诚实。怀疑的态度。不先入为主。”

在中国的文化里，道家明确提出了自由平等这两个观念；而自由和平等是要靠法制来维持的，所以俺对所谓“道德高度”不以为然；1。难以标准化，走向人治 2。占领“道德高度”和自由平等相悖。

所以俺眼中的这部分美国是有着道家和法家两种精神的。希望听到美国保守主义或儒家的理念。

但是呢，俺最近发现，如果儒家是在成长环境中种下的，那是深入骨髓，无论到了哪里，嘴里多么“逢儒必反”，多半是对于自己内心的无力反抗的一个自嘲而已。

胡说一二。

“郭和曾这一代人的故事一直让我着迷的地方是他们深得儒家文化的精神，和当时其他的所谓官僚集团的成员比较，这群可以称为大儒的人在三千年大变局的碰撞中却是对西方文化异乎寻常地没有敌意。然而这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好奇，他们是否在内心深处发现了一些心心相印的东西”；

内心深处的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解读。我仿佛因之看见了风雨兄忧时伤世、恨古人不我见的那份深情。

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呢？曾国藩在洋务上的日新又新，不得不归功于李鸿章和容闳，可是，他在国际关系或者说国家竞争方面的危机意识却远不及这两个人，遑论郭嵩焘。但是，这并不能说曾国藩顽固、保守。因为，从历史和实际工作得来的经验，让曾国藩确信自身所在的传统具有一种对“土崩瓦解”的天然免疫力，所有的失败和屈辱，都只会是一个相对短期的过程。小说家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分或合，都是天下）；就是这种自信的简明表述。

所有人都赞叹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表现出来的敏锐与智慧；他成功的将阶级矛盾转换为文明冲突，一出手就将太平天国划到二千年来道统、正统的对立面，最大限度的团结各方力量，为我所用。这就是他对传统具有十分信心的有力证据；他不但自己相信，他也相信其他官僚、地主、绅士乃至一般民众都具有与之类似的感觉。事实也证明，卫道之战成功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如果冯、萧、杨、冯诸人举起的是另外一面大旗，例如复明，依照道光末年咸丰初年的事态发展，这一百年来的历史是否会有极大的改观？应该不一样得很吧，虽然历史不容假设。

扯了一圈，回过头来，就是想说：曾、李一辈（亦即所谓主流价值观），并不和西方有什么心心相印，他们只是与义和团区别甚大，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罢了。可是，仅此就够了么？幸亏有一个郭嵩焘。

他是从学理的层面理解西方的，并尝试在儒-西之间作一些调和，便于大部分国内人士接受。很可惜，这种温柔的调和，也被视作大逆不道。并不是慈禧、曾、左、李等人丝毫容不得他，而是整个“智识”阶层反对他。慈禧及他人固然体谅他的一腔忠诚，可是，他们毕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让眼前出现一个王安石、张居正，当然，郭嵩焘也不是具有那么大政治活动能力的人物。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思想对话，注定无法进行。命也。

因此，中土人士与西学的心心相印，确实可以通过郭嵩焘等主流以外人士的言行得到印证，但是，绝对没有出现在真正有力者的身上。这也是梁任公对李鸿章近乎苛刻的评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至于五四以降，智识阶层不但心心相印，甚而完全的低首下心，虚心、全盘接受西学（英美道路与马克思主义都是西学），致使生命力极强且具有极大发展可能的儒家完全退出主流话语，造就近百年来一个莫衷一是的局面。这是后话，就不说了。

官方数据有3000万左右国民处于贫困状况。

从比例上看，不是特别吓人；从绝对数值看，你能想象3000万人要排出一个怎么样的方阵么？

何况，数据还有水分！

我们是否要重新审视“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这句话？简简单单一个大锅饭理论就可以驳斥这句话？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公正、程序正义的另一种表述？

残联负责人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我国１０年的残疾人扶贫开发，已使１０００多万贫困残疾人基本解决了温饱，残疾人扶贫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残疾人的贫困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据介绍，目前我国有６０００多万残疾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因自身残疾的影响以及外界环境的障碍，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生活在农村的贫困残疾人中，３０％生活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７０％居住在其它地区。

这3000万该不会全是残疾人吧。

又一处报道

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占当时中国农村总人口的30．7％。经过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开发式扶贫以及“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到2000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

“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历史上没有过，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德政。”高鸿宾认为，“虽然贫困人口比例很小了，但绝对数量还是很大的。”现在，中国农村还有28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约6000万人属于低收入人群，加起来有88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直接让以清教主义为发展动力的美国资本主义[韦伯的判断]和以清静无为-刻薄寡恩为二元分化的道-法结构进行沟通，未免比拟失据。

儒家[“王”学]讲究“来远人”（至多不过是战略层面的“守在四夷”），帝国主义[“霸”学]讲究“伐不义”（至少无暇分辨“义”的定义）。盛唐秉承魏晋的“自由主义”学风，造就一个王国；今日美国，看来看去，在这方面的胸襟，要狭小一点。当然，这种类比不一定合适。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发生的百余年后。我们需要新思维，也许，旧智慧里能够找到一些办法。

伯牛兄关于“来远人”和“伐不义”对比甚为精彩，心有戚戚。

关于直觉上美国的胸襟没有汉唐大气，这也许和新教伦理有关。道德和原则问题是英美“自由主义者 LIBERALS”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的一个分界线之一。保守主义者对胸襟之责的回复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普适的准则，提倡“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就变成了Everything is right, and nothing is wrong。做什么都可，因为我们文化差别，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已,那么纳粹，暴政，屠杀都可以被文化相对主义原谅。

旧智慧和新出路问题

反观西方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无一不来源于对旧文化的发掘。复兴一词， RENAISSANCE就是REBIRTH， 既然要再生，就要有母体，需要寻找旧文化根源，无论是希腊民主还是罗马共和都是千年以前的事情。

另一方面，新出路和制度必需建立在民众信任的基础上，一个没有人相信的制度和游戏规则是在沙上建塔。但是民众只能相信他可以触模和理解的东西。儒家文化体系有丰富的内涵和话语可以为遗植新制度提供土壤和肥料, 提供成长的的资源。

是一个精神家园。在学理层面上，我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新制度的一个嫁接土壤。

关于保守主义同儒家文化的相似之处，难得同任老师有相似的看法。关于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在抽象层面上的互补，我也同意。

说保守主义者无兼济天下的大志，也有些不公允，保守主义在共和党的代表人物，一

直把输出自由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最终天下大同。因为其理念是以自

由作为基础，兼济天下的方式有些差别。是美国利益的考虑，也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放到一起有些不公允。在LIBERALS 中间，种族主义者也比比皆

是，跟基本信念相关性比较低。林堡那种保守主义者碰巧是纯粹的种族主义者。

道德问题是英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分界线。保守主义者的回复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普适的准则，提倡“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就变成了Everything is right, and nothing is wrong。做什么都可，因为我们文化差别，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已,那么纳粹，暴政，屠杀都可以被文化相对主义原谅。

曾李等人当时不可能熟读霍布斯，洛克和柏克等人的大作。严复等人的翻译是两个时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初期接触中只能是一种直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自洋人1840年携枪炮扣关而入，说大德小怨这句话未必是识时务的。在日记中写下此话，或多或少表明对西洋文化的好感。至少认同其自强不息的基调。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洋务，成了一个外交官，多少也反映一些他的内心深处的心态。

至於郭嵩焘，在《养知书屋文集》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这种认同已非一日两日的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