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确保台湾在中国 徐慧君 -- 群众演员

第二节 廿年统战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 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 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 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 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 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 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 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邓六条”，主要是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p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还指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而是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原本享有的在“内政范围的有效统治”在统一后形式上将有所变动，实质上并不会减少，上述方针和政策，贯彻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精神，也充分尊重了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一九九五年一月，江泽民主席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发表了八项主张（简称“江八条”），主要内容有：（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应坚决反对。（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2001年7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台湾新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为具体解释“一国两制”的内容，钱其琛列出7项措施来进行说明（简称“钱七条”）。这是一段相当简洁的文字，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大陆方面对统一后台湾的具体设想。这7项措施是：

　　第一条，“台湾继续使用台币”。这表明未来台湾仍可以自主发行货币，大陆方面将不干涉台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二条，“台湾继续保留军队”。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在防务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权，大陆方面不会派军队到台湾。这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没有的权力，体现了台湾将比港、澳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第三条，“台湾是单独关税区”。这表明台湾在两岸统一后，仍可以保留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类似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不受影响。

　　第四条，“台湾继续保留政府架构”。这表明大陆方面将不对台湾现行的政治制度（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除外）进行干预，台湾地区的各种选举仍将照常举行。

　　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是“大陆不拿台湾一分钱，不会调动台湾资金”，“台湾人民、企业家继续保持原有财产”。这表明包括外汇存底在内的台湾的各种资产，将不会因为统一而受到影响，一些台湾民众关于“钱会被大陆拿走”的疑虑，是不必要的担心。

　　最后一条，“人事自主，大陆不派任何官员到台湾”。这说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后，所谓“大陆将派接收大员到台湾”之说纯属谣传，大陆将充分尊重台湾的自治权。

　　可以这么概括，只要台湾方面承认两岸是“一国”，大陆方面在“两制”上是非常开放的。它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范围之广，恐怕将是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所从未享有过的。事实上，大陆方面以前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说明“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高层人士专门来谈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这还是头一回，它充分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和胸襟。

　　2002年1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台湾“本土化”与“台独”区分，特别是明确将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加以区别，讲话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对台湾同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对他们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要求十分体谅，并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访问，以便广大民进党成员以及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大陆方面的政策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

　　台海两岸如何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只要是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江泽民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台海两岸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位国体”，即“一国两体”的矛盾冲突。这即是中国“台湾问题”的实质焦点所在。 “中华民国”现今管辖台湾政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管辖祖国大陆政区及香港、澳门两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代表这“一个中国”？台海两岸曾做过“一中各表”的政治表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1992年台海两岸曾达成的口头共识，这里面“一个中国”是共识。这“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华国家的定义。而“各自表述”就是祖国大陆把“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台湾则把这“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民国”。“一中各表”说明台海两岸既有对中国同一国家认可的共识，也有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段“国体”合法性认知的政治分歧。“一中各表”实际上是台海两岸“一国两体”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

　　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角度各不相同。虽有十多年的交往交流，但相互之间的互信不足，了解不深。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过去五十多年来，从“一个中国”（谁代表中国）之争，到“两个中国”之争，到“一中一台”之争，无非都是台湾当局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名份，借此以寻找出路。然而，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血缘、国际法或国内法看，都是如此。此乃全体中国人所认同，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公认，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即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是绝不可能的事。

　　如今之道，只能在“一中”原则之下，寻求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解决的原则之一，必须秉持“一中”原则，不能有“两中”或“两国”，不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要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共议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国名”。

　　台湾要与大陆寻求对等的谈判砝码，不可用“中华民国”当“国家”,也不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同另一“国家”，来谋求所谓“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只能在同一中华国家内在的两个地方政区之间，即：“一国两地”之间寻找对等关系。

　　而大陆也不能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身份地位居高临下地与“台湾地方当局”谈论和平统一问题。这种把两岸说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定位，是大陆对台政策一直难为台湾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只要台湾方面不接受这个被他认为“不平等”的两岸关系定位，则两岸和谈僵局就很难打破。 两岸和谈僵局打不破，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台湾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要想打破目前 台海两岸的僵局，就不能囿于成见，必须开拓新思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有所创新。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 ， 要求两岸都向中间走一步，首先在 “一个中国”原则上取得共识，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何谓“中国”？所谓“中国”就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她包含一国两岸三区四地（港、澳、台、陆）13亿民众，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中国”。这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1997年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台海两岸只能“一中各表”， 如果将“一个中国”定义为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双方都能接受，“一中各表”变成“一中共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就大有希望。

事实上，除少数政客和台独分子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其实是只有心理上的障碍，为何不趁着现在两岸经济规模是十比一的时候谈和平统一，非要拖到两岸经济规模是三十比一的时候谈呢？

　　其次是正确定位台海两岸关系，这是和平统一的关键。

　　台海两岸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即：台海两岸本是“一国两地”的平和对等关系。而绝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则是这同一个中国的另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才是中国的全部。台海两岸任何一地都不能独占或完全等同这“一个中国”的全称概念。只有台海两地政权合体，政治统一，共同组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制新国体，才能是完全代表台海两岸四地13亿民众的这“一个中国”。

　　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台海两岸不论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都甚难走通。只有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或类似的名称），才有可能通过两岸两地的政权合体、政体更新及新的中央政府重构，最终达到全中国政治统一的理想目标。

　　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可以将祖国大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会机制通过吸收台湾政区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改组为未来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会，使之成为台海两岸政治统一后中国国家新政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个国家其所属的不同地方区域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是统一的一制。就中国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说来，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统合为一。没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台海两岸就会貌合神离，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从而为日后矛盾磨擦埋下隐患。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首先是两地的国家政权统合为一体，形成中国国家新政权及重构中央政府。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两岸军队及国防管理体制的统合为一。因为台海两岸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内在的“一国两地”。一国应当只有一军。将现存的台海两岸两军统合为一军，应是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考虑把现踞祖国大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现踞台湾的所谓“国军”或称“台军”统一更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军”，这应当能为台海两岸所接受。这是国家统一、两岸军政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确保中国国家整体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切实举措。[10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充分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只有和平统一才能保证两岸双赢，祖国大陆为此在二十多年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充分的诚意，也做出了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和平统一有什么好处？这是台湾同胞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主编的《中国台湾问题》一书作了原则性的答复：“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平统一，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万代。

　　从人民的福祉来说，实行“一国两制”，通过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不必诉诸武力，两岸人民免除了生灵涂炭之苦，两岸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受任何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融洽，和睦相处。相反地，如果两岸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势必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使两岸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统一以后，两岸有了和平相处、安全安定的环境，全国人民可以共享太平。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就有了保证，不必担心再度出现紧张局势和动武的可能，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也得到解决，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相反地，如果两岸不能走上和平统一的轨道，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想长期“维持现状”则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因为出现任何企图分裂领土主权的言行，都必然引发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安全和安定就没有保障。

　　统一以后，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再也不受异族的干预，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台湾同胞可以与祖国大陆同胞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当家做主，共享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荣誉和尊严。

　　统一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将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那时，台湾活动空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台湾人民参加对外交往的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人民在对外交往中不再遭受他国的“勒索”，更不必仰赖某些强国，可以昂首阔步地出入世界上各个地方，不会再受到外人的任何歧视。台湾在对外事务上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

　　相反地，如果没有走上统一的轨道，台湾所谓“国际空间”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不仅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打压”，而且是因为台湾与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实体，而国际政治关系是比钱色交易的男女关系更实际的。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武器。两岸为了打外交仗花了无数冤枉钱，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不统一，两岸还在搞军备竞赛，争相恐后地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几年内花掉了几百亿美元。

　　和平统一在军事上排除了两岸动武的可能性，两岸的军事力量可以互相合作，共同保卫祖国。同时，两岸都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投入经济建设。目前台湾的军费开支每年多达一百多亿美元，只要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台湾便可以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等更加需要的项目上，这显然是极其有利于台湾人民福利的，而大陆也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集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有人估计，2002年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法国，2005年将超越英国，在2006年超越德国，2020年左右将超过日本。如果考虑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组成的“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则大中华区现在就已经是除了美、日之外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106]统一以后，两岸在经济上合作的领域将不断扩大，并且将向高层次、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直到实现区域整合。那时，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将成为东亚地区庞大的经济实体，全国人民都将成为这个经济实体长期繁荣发展的受益者。

　　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台湾有资金、有管理、有技术，但岛内市场狭窄，外贸也很困难。两岸优势完全可以互补。统一之后中国的发展会更快，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台湾来说，清除了人为的、体制的、政策的障碍，可以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两岸经贸合作。如果实现“三通”，一年至少可为台湾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大陆的广阔市场更为台商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投资的产业将增加、规模将扩大；有了大陆为腹地，对于台湾的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正面的作用。

　　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大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台湾也有“科技岛”的计划，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大陆的基础科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台湾的应用科技、管理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经验，是各自的优势，统一以后，两岸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如果因为人为因素而延误了时机，对两岸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香港在与大陆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香港的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了两万多美元，没有大陆的巨大市场可能吗？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台湾与大陆统一，可以使目前很困难的台湾经济出现巨大的转机，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的统一，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经济大国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在世界上出现，这显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和平与稳定。

　　可以说，一旦两岸停止了相互军事对峙，消除了“内耗”，中国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说别的好处，仅从军事方面看，台湾和平回归后，单是包括台湾的数百架战机（包括鹰眼预警机、F16、幻影2000等），就将使中国空军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而军事、外交等项经费的节约和“三通”带来的成本降低，更可以带来相当巨大的效益，至于两岸合作潜力的发挥，政治上、国际关系上、文化教育上及其他方面的无形资产，则是无法计量的。

　　而一旦武力解决成为现实，这将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不仅台湾可能成为废墟，而且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势将不能置身战火之外，无论胜负如何，都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实际上是（除了那些汉奸以外）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第一节 “台独”忤逆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横有八荒，纵有千古”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曾经是东方神话，曾经傲然于世。

　　五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四大发明，名闻天下，丝绸之路，享誉世界。曾几何时，欧洲的王公贵族因为拥有一件精美的中国丝绸而身价倍增。

　　由今上溯到百多年，是中华民族阅尽苦难，受尽屈辱的历史，中国倍受欺凌，历尽苦难，饱经沧桑，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中国人的血和泪。自鸦片战争虎门炮台陷落的硝烟散去，大清帝国便开始了屈辱的岁月，先后被迫割让香港和九龙以及澳门给蕞尔小国英国和葡萄牙，北方领土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甲午战后又被迫先割辽东半岛，后改割台湾给日本。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 ，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十八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全省“哭声震天” ，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 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 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 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甲午海战之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受创之深，非言语所能形容。

　　台湾是中国被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强行肢解的躯体的一部分。生离死别，情何以堪！“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写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被割让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甲午战败，台湾失落在外，使中国人心头从此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一民族重创，激发了中国人开始前仆后继地变革图强。中国历史开始急转直下，迭连爆发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芦沟桥事变”，其实都是甲午年间战火的延烧。中国终于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不得不以几千万同胞的伤亡，几百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破碎为代价，来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

一九三七年，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 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 》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湾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发， 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 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 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於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 )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 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一九 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 降仪式於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100 年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终于得以一扫百多年历史的屈辱，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曾几何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令多少中国人泪流满襟。

　　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惨的伤口。台湾和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人的主权观念，民族尊严，有着太紧密的关联。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统一台湾就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任务。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虽然历经盛衰荣辱，无数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在华夏文化里，爱我中华一直就是传统的美德，大一统的文化已经成为国人的基因。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华夏儿女相逢，油然的乡情、亲情和同胞之情就使他们一见如故。中华民族历来最敬仰的是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痛恨的就是石敬瑭、秦烩、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和卖国贼。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民族英雄受万世景仰，千古留芳；卖国贼遭子孙唾弃，遗臭万年。君不见杭州西子湖畔跪立岳飞塑像前的秦烩乎。民族大义自在人心。

　　一位姓秦的后人曾经送给本家秦烩诗一首道： “自宋以后少名烩，我在汝前愧姓秦！”

　　中国立国数千年，治乱循环，遵循着罗贯中先生的名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乱，合则治；分为末世，合为盛世。请看五霸七雄是战乱末世，五胡乱华是战乱末世；秦汉一统是太平盛世，隋唐一统是太平盛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愿望。即使在分裂时代，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管治，尊崇炎黄文化，维护华夏领土，纷争仅属兄弟阋墙。

　　世界历史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五千年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裂过。深远、浓厚的中华文明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凝聚力。

　　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绝不甘心划地自限，永久分裂。一统天下，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性基因。譬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统一全国的；刘备想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是要统一全国的；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何尝不是要统一全国的。

　　从历史上看(例如500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曾代表过中国。她们也都逃脱不了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无论怎样，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不会因为改个什么国名而大不同。

　　国共斗争几十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然而，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事情上，双方的立场又惊人地一致。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78]

　　五十多年前国共内战的结果，形成今日的两岸对峙。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五十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李宗仁逝世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79]

　　一九九○年六月，张学良先生九秩大寿，其旧部吕正操将军致电祝贺 ： “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张学良特选其旧作《 谒延平词》手书回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在版图”。明白告诉世人，郑成功的丰功在于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确保了宝岛台湾永在祖国版图。[80]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邓小平又何尝不感到无奈。

　　统一台湾，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对中国人民来说，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祖祖辈辈前赴后继驱逐列强在华势力、争取民族自主所未竟的事业。历史上，中国对台湾所拥有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华夏特征。同时，在中国人民看来，台湾往往是列强侵略、欺凌和掠夺中国的第一站，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都曾觊觎、染指或实际占领过这块宝岛。台海两岸的分离自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但也是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后果。没有日本强占台湾五十年，两岸今天不会存在这么巨大的隔阂；没有当年美国的军事阻挠和封锁，台海分离的局面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不会延续。进一步讲，直接导致台海分离的中国内战之所以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正是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百般侵略、干涉、瓜分、勒索甚至占领导致了中国的积弱状态，引发和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最后演变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连年内战的灾难。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中国人民把尚在游离中的台湾看作是中华民族争取自主和独立大业尚未完成的象征。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的第一句话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是真地站起来了，台湾是块试金石。[81]

　　对中国人民来说，祖国统一是当前最大的民心，最大的民意。“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13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所有的中国政治力量都要服从的大道理。任何一个政府和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破坏国土的完整，就会受到历史正义的审判。

　　晚清权倾一时的李鸿章，曾把满清皇朝比作一座“破屋”，将自己比作“裱糊匠”，好像他很无奈。

　　但是他参加了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不是“裱”补屋子的问题，而是拆卖祖宗的“房子”，他的历史地位只能是不齿于中华民族的投降派，当然要承担卖国的历史责任。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有少数人总希望中国分裂，他们或是不愿意中国强大，或者是不喜欢中共政权，把中国和它划上了等号；也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是用强权不合理地拼凑和维系起来的。

　　中国历史由于社会地理环境等原因一直是以汉族为主容纳多族的大一统国家，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从单元至多元化明显不同。

　　中国文明传承五千年，自有其不可遏抑的生命力。任何横逆势力都无法扼杀她。要中国放弃大一统是违背中国本身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印度是比我国生产力还落后的多民族国家，最大民族印地族只占40%多一点，但印度镇压分裂势力毫不手软；作为一个反例，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的惨状人人皆知。而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比前苏联和印度少得多，民族的凝聚力也比印度大得多。

　　在枫华圆（ＦＨＹ０００３Ａ）上曾经有缅甸华侨发出的肺腑之言：“即使中共有千错万错，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复兴中华，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也是孙中山先生与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遗志与理想。谁执行它，谁就会得到海内外中华民族坚定不移，万众一心地拥护的。”[82]

　　中国政府强硬的反“台独”立场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朱槠基总理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声色俱厉发出警告，许多台湾人把它当吓唬人的耳边风，他对“台独”的警告，大家可说耳熟能详，但其中一句，“你们不懂中国历史”，却值得台湾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再三思量。

　　在中国，包括在国外，民生从来不是无根之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往往在其它因素造成的困境面前妥协，尤其是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后，割据的各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必有一方甚至多方寻求统一之路，从而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道义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他表面上忽略了民生的现实要求，实际在长远的角度维护了民族的统一，进而为民族发展奠定更广阔的空间。三国时的魏、蜀、吴都自认为继承大统，最终统一为晋，期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宋统一中国过程中，面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委屈求全，仍然毫不留情地打杀过江，没有谁去顾及江南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停止统一进程，更不会有人同情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历史并不会因为统一天下的人曾经残酷杀戮而对他的评价有所降低，盖因在此种文化氛围中，他占据了道义的高点。

　　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大陆统一的诉求是站在文化道义的高点上的，而不是政治制度之上，因此他赢得大陆人的普遍赞同，大陆政府一再宣称统一，固然有实力做后盾，实际上是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民意基础的，无论谁掌握大陆政权，都不可能允许台湾独立的――即使陈水扁是大陆最高领袖也不能例外。

　　大陆人民不让台湾独立并不是觊觎台湾人民的财富，也不是破坏台湾的民主，至少在潜意识上，中国人把维护祖国统一当成是反抗列强，复兴中华的百年斗争的继续。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动辄受西方大国的讹诈，甚至受南美香蕉小国和非洲蕞尔小国的戏弄。

　　从历史说，上至三国，下至郑成功、施琅，台湾与中国早已骨血相连，割之则俱痛，裂之则俱苦。因此，任何势力挑战台湾的中国领土地位都毋宁是挑战中国人民对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站起来了的信念。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无异于挑战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意志。这就是中共领导人一再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把台湾分裂出去的真正涵意。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态度软弱，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五四运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公愤和抗议。这是遭受百年国耻的中国老百姓，保护国土完整的正义激情。以此推想，现在的中国怎么能允许“台独”？不管是哪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台湾独立，否则，就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和史家的遣责。

　　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容忍“台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也决不能容忍“台独”。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民众，更难以承受再次在炮舰政策威逼下放弃自己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美国舆论界的有些人声称中国武力犯台将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没有人好好分析一下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割除去是否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要看到，不仅中国的民族感情不允许“台独”，中国的民族利益更不允许“台独”。[83]

　　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民众心理与前苏联不同，在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和个人，都不会也不可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宣布国家解体。相反，统一问题可能成为凝聚人心和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两岸的分裂及其延续,，其主导因素是近百年来中日、中美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较量，舍此，并无其他根本的内在因素。前五十年日本害台湾损中国，后五十年美国挟台湾胁中国。中国的利益被宰割、被危害。中国理当奋起抗争，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守护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因此，国家分裂便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全球华人的心头大恨。如果不谋划统一、克服分裂，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遗祸子孙后代。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台湾自古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浸透着中国历代先民拓荒经营的汗血，在法律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至今一分为二，令多少志士仁人仰天长啸。这种状态一 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由此，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84]

　　套用“三个代表”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要坐稳执政党的位置，就必须顺天应人，尊重13亿中国人的历史感情和意愿，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也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的统一大业，将极大地改变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大小国家，出于各自的现实利害考虑，将各有各的打算，外部势力的干涉是难免的。

　　和平统一台湾，实为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大幸。万不得已动用武力对海峡两岸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岸一旦火并，将不乏坐山观虎斗的，趁机浑水摸鱼的，甚至落井下石的。

　　然而，台湾事关中国人的主权观念和民族尊严，事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未来中国的希望无疑在台湾与南海方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统一台湾。

　　如果今天台湾舍中国而去，两岸中国人首先将无以面对八年浴血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几百万国共将士和3千多万死难的同胞。台湾问题，是严肃的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大陆领导人的手里，都能被掂出分量来。

　　今天的时事，明天的历史。对于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淫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其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立事”。从领袖的历史定位看，康熙与慈熙正好代表了坐标的两极。

　　简单地说，谁有能力治愈这个伤口（收回台湾），谁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名垂青史；无论谁因为什么原因而让台湾舍中国而去，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背上另一个李鸿章的骂名。

　　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众望所归。人心向背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第四节 依托日美军事同盟，为“台独”保驾护航

　　日本从二战后即追随美国，从1951年起，日美之间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的军事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旧安保条约)，3年之后日本设立防卫厅，虽然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但防卫厅下却设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1978年，日美曾制定过一个针对苏联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内容是规定平时及日本遭受外国入侵时，日美实行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步骤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间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开始对美联合军事演习。

　　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宣称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两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双方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础，因此两国就加强安全同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突破传统“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力图摆脱宪法第9条的“不战”约束，让日本的防卫体制和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可以适应和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实现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日本修宪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日本政坛反对打破原有自卫队用兵体制的左翼势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外用兵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看，冲出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是日本历任政府一种既定和长远的战略规划。10年来，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正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这种规划。

　　1991年日本在亚洲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自卫队首次派向海外（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扫雷艇开进波斯湾），冲破了战后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通过PKO法案(《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随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和其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列入1995年颁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称：美日同盟是“维护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局势的基础”，从而将这一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新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从“保卫日本”转向“日本周围有事”，并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扩大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前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在具体领域，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在重新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日美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曾经一度变得较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时，这一问题似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久间章生当时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联合声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就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公然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其范围内，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1999年，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审议，日本国会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其核心是《周边事态法案》，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同时两国同意就地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开展共同研究，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国策逐步形同虚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

　　在面对巨大威胁的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具体落实，但在冷战后短短几年内，日本却轻而易举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足见日本以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

　　阻碍日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是集体自卫权问题。迄今日本内阁法制局的解释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

2001年9月7日在旧金山纪念和约50周年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作为自卫权理论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是)限于美军的具体活动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可以支援美军并运用自卫队保卫美军。”并称这是自己对21世纪的政治“遗言”。作为日本最后一个参与《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在世者，特别是作为自民党鸽派、护宪派的宫泽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义非同寻常。[67]

　　在日本看来，如果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框架，首先在日本领海和公海范围内逐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是日本政府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和防卫方针的改变，以及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明确表示，为了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应该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在军事上有所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平宪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大势所趋。因此，修改和平宪法，为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是新世纪摆在日本政府和国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如果他将来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日本组成军队，允许日本拥有“战争权”，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对付“中国帝国”。

　　对宪法修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过去的争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修改宪法问题，而现在争论则已经围绕实质性的问题而展开，即争论的焦点是怎样修改宪法问题。

　　二战后执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党在2000年４月下旬提出的修宪草案中，删除了“宪法第九条”中不允许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条文，明文规定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组织”和允许自卫队的存在，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国民有对国家安全作贡献的义务”。

　　向战后最大的“政治禁区”和平宪法开刀，已成为小泉政权的既定方针。日本修宪的基本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和平宪法”的违背乃至最终抛弃，将为日本明目张胆地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68]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机。事件发生后仅一周，日本内阁就以惊人的效率制定了对美合作的七项对策；10天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小鹰”号航母从其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执行任务”。在“小鹰”号航母出港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战后以来首次大张旗鼓地出动了10艘驱逐舰，海上保安部队也出动约90艘舰船和10余架直升机护送美舰出港。此外，日本防卫厅还以“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护卫舰在内的4―5艘舰艇组成的“支援舰队”，准备随时与美军一起开赴印度洋。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经分别在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连串“反恐怖法案”。这些“反恐怖法案”，分别为《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简称《恐怖对策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前者国外、后两者在日本国内，协助美军加强反恐军事行动。

　　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却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应，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新型战争为由，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无疑是对本国“专守防卫”政策的正式放弃，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就是这样一项事关日本未来走向、而且本应该最具争议的法案，而这项法案从提出、审议到最后通过，仅用了25天的时间，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称，如此高效在日本战后国会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以日本标准完成立法程序，不仅打破记录，纵览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应的国家。

不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为防备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也不是为直接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大目标还是为自卫队的出国活动打好法律基础。能如此巧妙利用时机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积极反应，根本是要趁此良机再搭军事扩张的顺风车。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这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项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1992年的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是向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的国家和地区派兵，而且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案》是设想“远东有事”，规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边”范围内，即菲律宾以北和库页岛以南，严格限定在“远东”地区。但此次新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国同意的外国领海和领空。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范围上的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宽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时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卫队法律规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时才有动武的权力；《指针关联法》规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权在人身遇到危险时为了自卫而动用武器。而新法案规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队和海上自卫队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火力攻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日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进行火力防卫；海外派兵虽然不参与战斗活动，但有权进行火力自卫。

　　其三是扩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权限。PKO法规定，日本派兵维和需得到国会批准。《指针关联法》规定，首相在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军事行动时，不需国会批准，但应向国会“报告”。新法案则规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决定后20天内，需获得国会“事后承认”。事实上，日本国会对于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权的约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国会对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应降低。

　　反恐怖法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将成为惯例，“和平宪法”禁止的建军、《自卫队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注明的自卫范围、《PKO法》规定的派兵条件、不使用武器，战后半世纪年来历届政府强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等等，全都为它所废除。

　　该法案的通过完全是日本扩军、改宪势力的一次不失时机的主动举措，从发展趋势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仅仅是个开端，日本的扩军、改宪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势。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卫厅以搜集情报、调查研究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补给舰和2艘护卫舰以及约700名海上自卫队员；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计划。11月25日，排水量8100吨的“十和田”号补给舰、5650吨的“浦贺”号扫雷舰、3550吨的“泽雾”号护卫舰分别从广岛县吴基地、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发，驶往印度洋。3艘军舰连同460名自卫队员，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军力。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目前日本已将军事行动范围由本土、周边扩大到全球，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同时还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权限，实现了自卫队武装走出国门，直接参与美军主导下的干涉地区事务的军事行动自由。

　　找借口趁机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已成为日本惯用的伎俩。冷战后，日本抓住一次次关键机会、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扩展军事活动范围，可以说，正是美国十年内发动的三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将日本推上了军事发展的“快车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25艘巡逻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上对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进行围追堵截。经过海上激战，渔船沉入大海，15名船员全部死亡。这是日本战后56年来首次发动的向外国船只开火攻击，并且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地点位于距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400公里、距中国领海260公里处，越过中日中间线进入了中方专属经济区。“可疑船只”从发现到追击直至沉没，都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有西方的国际海事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这起事件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它们是在日本领海之外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

　　为了对付一艘100吨左右排水量、最快时速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25艘巡逻艇、14架飞机进行追捕，海上自卫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机和排水量7200吨的宙斯盾驱逐舰坐镇“威慑”，构筑立体警戒态势，可谓杀鸡使出了牛刀，小题大做。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态，称日巡逻艇向不明船只开火是“正当防卫”。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借机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临的威胁，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呼吁加强军事力量。而同时，也有部分政要开始放风，要以这次事件为由，策划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为日本海上军力开辟一块新的自由空间。[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动又开创了战后以来的一个先例。这是日本从此将在海上动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征，标志着日本已由进攻战略的策划阶段进入了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它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日本将摆脱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束缚，扫清法律上的各种限制；加快自卫队的全面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采取“主动先制”战略，发挥全球性的军事作用；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的三个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经过国会直接调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超越了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特别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彻底推翻了宪法第九条的“不战条款”，使宪法成为一个摆设。[72]

　　日本此次通过三个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是继1992年通过“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后，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权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针中进一步强化。在应对武力攻击势态时，首相有权对地方自治体长官发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实不力”或“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进行指挥。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权，特别是扩大了首相的权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首相可自行决定派自卫队赴海外执行任务、对付“周边事态”，是“想出兵就出兵”。[73]

　　日本对宪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本土防御型”转变为“海外干预型”。随之，日本的军队建设也朝着军事战略需求的方向转变，简言之，就是武器装备加速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部队训练加速适应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01-2005年度)，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与上个“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相比，军费增加了9300亿日元，与注重发展军事力量的中曾根内阁时代相比，增加了6.76万亿日元。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海空军军事力量上，计划为此投入70%以上的军费，并推进其武器装备向着大型化、远程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海上自卫队计划装备2艘可搭载4架直升机的1.35万吨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至2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可以断言，日本在实现第四次大突破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的调整，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全方位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的目的。

　　经过冷战后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但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力图进一步加大军事力量发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发展不仅失去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且也不大理睬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日本在今后推进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军事色彩将越来越浓厚，这必将使日本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74]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日本主导势力认为只有重申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日美安保条约新的意义和内容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能在亚洲顺理成章的成为反华的桥头堡.以期在亚洲或全球确立日本国大国地位。

　　日本《防卫白皮书》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每年7月底发表。该白皮书是一份系统阐述日本对国际军事形势最新评估、论述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介绍日本防卫活动的重要官方文书。正因如此，其发表，特别是其内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都在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为何要做以上修改？对此日本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

　　这一回答令人疑窦丛生。因为，第一，如果说这是事实，为什么过去不提，现在要说？

　　第二，所谓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内，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该物在该武器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二是该物被该武器瞄准。中日两国早在1998年刚就发表了《联合宣言》，将跨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导弹没有瞄准日本，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本防卫厅为何不顾事实，赫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第三，如果仅就导弹射击距离而言，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导弹也能达到日本，为何对上述国家无片言只语提到，而只点中国之名？

　　显然“事实”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日本坚持“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想将“中国威胁论”官方化、公开化，并以此作为抵挡中国等国反对美日合作研制TMD的借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无疑是中国。对此遮遮盖盖反而只会吊起日本人的危机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著名的游旅胜富士山，举行了其成立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立即宣布，这场演习规模之大虽为自卫队成立以来所仅有，但从今后看，此次演习将不是“规模最大的”。防卫厅计划将不断提高日军的演习规模，并为此制订了专项预算，2005年之前东富士将建成一整套功能更为强大的训练设施体系，届时无疑将会举行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场演习结束的次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条消息：日本防卫厅决定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的基本方针，新指针将把中国作为目标之一。

　　报道还说，修改后的防卫方针更具“进攻性”，根据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卫大纲的规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修改的防卫方针则为自卫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松绑”：日本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卫权。防卫厅同时公开宣布，考虑到“中国在日本西南靠近冲绳岛附近海域的活动不断出现”，今后将对自卫队配置进行重组，加强对该地区的兵力布防。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暴露无疑。[76]

　　目前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讲，对日本危险的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不断减少。日本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无深刻认识、又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国家，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近来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种种行动中，最令大陆不安的是其对台湾的“关切”。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间，在台湾强制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人采用日本生活方式，讲日本话、吃日本饭、穿日式服装、用日本名字，想借此泯没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性，使台湾永远成为其对华侵略的后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还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其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

而在台湾，“日本情结”似乎也是“薪火相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对日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李登辉再机不待言，而陈水扁虽然与日本渊源不深，但近几年却是越走越近。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会了许多政坛的顶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独”运动事实上的渊薮，日本也曾是“台独”运动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与“台独”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岛内台独分子中的“日本情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醇”。

　　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卷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日本领土形态是弧形的，是一种能牢牢地将东亚大陆封锁的弧形。这个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尖端的南部则如同长长的触角伸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弧形封锁。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里就在执行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即拥有西太平洋海权和东亚的主要矿产资源及辽阔市场。这样一条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今天的翻版。这个危险的野心针对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自然就是中国。中国被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看成了日本实现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碍。

　　据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专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释，日本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现代化的成功导致中国力量的上升。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有关争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开始设置屏障的任务，以对付中国人可能产生的霸权意识或避免当中国内部发生灾难时（日本）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中国发生灾难，无疑会招徕各种外界力量。追求这种目标的重要性，从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格局中能看出来，从台湾到越南到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在中国周边划了一条线，基于此，中国力量会因具体情况而被遏制受或影响。”[77]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借此之力，将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此外，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５亿吨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认为，台湾如果回归中国，就等于给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多年来，日本实质上已把中国看作对其安全的“潜在威胁”，虽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也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中国沿海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中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本竞争的力量，也一时难以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本进行有力的讨价还价。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 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

　　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并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78]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与依托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79]

　　日本已事实上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应对的准备。近年来，日本或与美军一道，或单独举行“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干预台海事务，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报》杂志发表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题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极力鼓噪阻止中国进入海洋。作者认为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经过周边海域。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这一地理条件，从海上封锁中国，中国至今仍处于被半封锁的状态。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须打破其被周边国家所包围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网。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通过日本西南群岛――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域，或者通过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前者海域的宽度约为350公里，后者海域的宽度不过85公里，因此，海上自卫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

　　中国之所以坚持与台湾统一，是因为台湾地位重要，台湾是中国为进入海洋而必须确保的地区之一，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日本西南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台湾。如果中国想通过诉诸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那么不管是否愿意，日本的西南群岛就会被卷入冲突。另外，对进入海洋的国家来说，尽管是像尖阁群岛（即我国钓鱼岛）那样的小岛，其战略价值也非常大。在中国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在东亚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能够协助美军行动的就只有海上自卫队。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美日应合作对抗中国，要使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一样走向“末路”，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就必须不辞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湾问题的解决，因美国的介入，已经被迫拖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强势介入，那就成全了吕秀莲的意图：台湾问题会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如此一来，美日协调行动，合打“台湾牌”，台湾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81]

第三节 隐形军事强国――日本的军事实力亚洲第一

　　随着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努力谋求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庞大，大力发展和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提高自卫队的实力，为最终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超出“专守防卫”的水平，并在法律、政策等多个层面突破或试图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其用兵的限制，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表面上，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军队，只有“自卫队”。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国防费用，开发高科技装备，使“自卫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威胁力的武装。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经披露，日本的军费开支早在1983年就超过了英、法、德。[51]早在1987年，日本军费就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九二年它修改二战投降时盟国限制其军备的宪法，使国防经费连年突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由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国防费用世界首位的状态，军费开支从1991年的343?９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超过530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26%。[52]

　　从表面看，日本军备体制规模较小但实际力量仅次于美国，某些领域与美国持平。日本《追求》半月刊2001年9月第一期报道说，从“素质比较”的角度看，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仅超过俄罗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有着比美国还强的实力，其中七个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扫雷实力世界最强

　　早在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就已在危险的海湾雷区成功扫除了34颗水雷，令人刮目相看。如今，堪称具有世界最强实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拥有扫雷艇、扫雷舰、扫雷母舰、扫雷管制艇等扫雷舰艇30余艘，令各国海军羡慕不已。

　　反潜作战是看家本领

　　日本自卫队的反潜战能力也堪称世界第一流。目前，担任4个护卫舰群旗舰的“榛名”级和“白根”级等舰艇，搭载有3架反潜直升机，是世界上最重视反潜作战的军舰。另外，构成自卫队世界最强反潜实力的另一重要部分是P-3C型巡逻机。

　　常规潜艇不亚于核潜艇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艇，但其常规潜艇的战斗能力与核潜艇相比毫不逊色。日本自卫队共拥有16艘常规潜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的机械和武器装备水平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海军。

　　在各国潜艇频生事故的情况下，日本的潜艇时至今日尚未有一艘因事故而损失。这有力说明了日本潜艇在技术和应用上的高水平。

　　F-2战机技术先进

　　日本雄厚的技术力量还体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F-2战斗机”上。这是以美国F-16战斗机为基础，集日、美两国科技力量共同研制开发的“混血战斗机”。它的机身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建造技术，使飞机主翼的强度更大，具有很高的飞行性能。

　　F-2还是世界上最先装备主动式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机上集中了日本电子技术精华的各种高技术装备，每架飞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目前日本已拥有130架F-2战斗机。

　　高技术导弹令美军愕然

　　除战斗机之外，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日本工业技术同样也制造出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武器装备。88式岸对舰导弹“SSM-1”就是其中之一。在试射试验中，这种导弹全部命中100公里以外的目标，令在场的美军军事人员为之愕然。

　　一流的飞行员和维护员

　　让各国空军惊讶的是，日本F-15战斗机的空军保飞率竟然高达90%，居世界第一。如此之高的保飞率得益于日本空军中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优秀的后勤维修员和顺畅的零件供应。

　　入选自卫队竞争激烈

　　日本自卫队所有的24万名官兵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一支世所罕见的军队。加入自卫队的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男二等兵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1，而候补军官等职位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0：1。(暗地里发展军力 居心令人心疑――日本自卫队拥有七个“世界第一”。[53]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能再建造航空母舰。但是，195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制定《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时，却提出要在1962―1966年期间建造满载排水量1.4万吨的直升机航空母舰……1984年，日本军方内部开始策划建造小型航母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反对，计划再次被取消。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伪装的“准航母”――“大隅”级运输登陆舰终于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1998年3月，“大隅”号运输登陆舰正式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与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航母(1.34万吨)相仿，比泰国的“差克里?纳吕贝特”号(1.15万吨)还大。这艘“准航母”采用全通甲板，除可搭载直升机外，还可以起降“海鹞”之类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隅”可以加装滑橇式飞行甲板，并可把甲板下的空间改装成机库，必要时还可加装舰载机的指挥控制导航等相关设备……如果需要，“大隅”级运输登陆舰随时可以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据悉，到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7艘这样的“准航母”。

　　有了“大隅”号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便“得陇望蜀”。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准备在2001～2005年建造两艘驱逐舰。新造的驱逐舰舰长180米，满载排水量竟达两万吨，堪称世界之最。这种古怪的驱逐舰用心“良苦”：烟囱被安装在其右舷，左边是装有拖门的直升机机库，只需把机库的几块钢板拆掉，马上就变成了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

　　据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日本已着手准备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在其内部《长期军事力量建设》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日本将建造两艘可装载E-2C“鹰眼”预警机和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日本军方还有人提出，要建造排水量达到6万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日本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航空母舰，并且极力瞄准大中型航空母舰，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开始向西、向南转移，朝着所谓应付“周边事态”、介入地区冲突的方向调整。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说法，所谓“周边事态”不仅包括日本附近的领海，而且包括台湾海峡，甚至更远、更广大的地区。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诸如《周边事态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提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此背景下，建造航空母舰就成为日本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重要法宝。一旦有了大中型航母编队，日本就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可以插手所谓“周边事态”。[54]

　　2001年2月，日本防务省突然提出要求，想购买大量空中加油机、轻装甲车等新型武器，旨在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谁知，消息传出后不久，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就首先提出质疑，表示空中加油机是为进攻型飞机补给燃料所用的，怎么能和“人道主义援助”挂上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算制定者随即辩解，空中加油机可以当作运输机来使用，航行距离长，适于实行海外救援行动。紧接着，航空自卫队把计划书上的“加油机”更名为“加油运输机”。

　　目前日本的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为了自卫”，日本现在拥有主战坦克1160辆，先进的潜艇15艘（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大型水面战舰62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随着不断配合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400吨)，海上自卫队的“九?九舰队”(9艘驱逐舰、9架舰载直升机)正向“十?九舰队”(10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转变，一旦完成这一转变，日本就将拥有4个准航母战斗群。[55]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F-15战斗机，拥有F-15战斗机170架、P-3反潜侦察机100架、F-4战斗机110架，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FSX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的军事实力早已远远超出英国。日本陆军拥有3倍于英国的坦克，海军战舰数量是英国的2倍，空军战机与英军的数量相近。[56]

　　日本将常规军事力量发展到除美国之外无任何一国可比的地步，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自卫，而在于进攻。就连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也对日本的举动表示担忧，它说，如果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减少对抗。并称：“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美国可能也会同日本在彼此对立的安全利益上发生冲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8月2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向日本内阁提交了2002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首次在白皮书中提出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政府坚持要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扩大防卫厅和自卫队的权限，为日本未来军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扫除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障碍。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将防卫厅升格是要将日本军事力量发展为完全意义上的正规军，表明日本要将军事大国化作为一项国策。[57]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产业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基础性的工业实力，是无法造出先进的武器的，不幸的是，这些条件日本都具备。不知不觉中，日本已羽翼丰满，成为“军事技术大国”了。离“军事大国”的目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科技在军事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如：反声波探测，就要采用超低噪声的发动机和吸声材料，以及采取各种减振隔声和抑扰降噪的措施。在水里，电磁波因衰减太大而无能为力，因此，要借助声波探测，也就是靠“水中雷达”―――声纳。

　　本来，前苏联潜艇的噪声级别较高，美国潜艇的声纳设备在很远处就可以发现目标。但是，80年代有一次却非但没有发现，而且差一点与苏联潜艇相撞，使美朝野大为震动。

　　后查明，是因为日本的东芝公司，违反了当时的“巴黎统筹”的禁令，将高精密度数控机床（机床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象征，其核心就是数控系统，数控机床被称为军工之本。）卖给了前苏联，使苏联潜艇的水轮机叶片精度大增，噪音随之大降。这就是著名的“东芝事件”。

　　于是，美国国会决心制裁日本，迫使东芝公司老板连忙出来再三道歉。不过，在他不断鞠躬时，心里恐怕还在说：这倒是日本技术先进性的绝好广告！

　　1999年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发布一则惊人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曾进行多年的秘密研究，拟好一套对朝鲜导弹基地进行空中偷袭的计划。

　　消息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朝鲜1993年试射“劳动”导弹之后，便开始秘密进行偷袭朝鲜导弹基地计划的研究。最后，这个花费一年时间周密计划的结论是：可派遣四架“F―4EJ改”战斗机执行战后日本第一次偷袭任务。

　　“F―4EJ改”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前的主力战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地面攻击能力，持续飞行距离有1600海里，理论上可以从靠近日本海的石川县小松基地起飞，从海面低空直线飞行侵入朝鲜领空，在朝鲜雷达发现之前，向朝鲜的导弹基地发射16枚“500磅炸弹”，再从高空迅速返回小松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份单独作战计划，并不想与驻日美军采取联合行动。看样子，日本想显示实力了，希望能一鸣惊人，向美国和世界证明，日本已经不再受“和平宪法”和美国的制约了。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日本始终没离开科学技术这一坚强后盾。不久前，日本教授佐贯利雄，曾针对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日本“落伍”的论调，进行了专门批驳；并做了全面的比较。他认为：

　　与德国相比，整个制造业德国的研发投资不过是日本的1／2，其中德国向宇航业的投资虽然是日本的5．7倍，但在金属冶炼和科学仪器上，则是日本的1／9和2／9；计算机是日本的1／5，其它则是日本的一半。

　　与法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日本虽是法国的1／8，但在科学仪器上，法国是日本的1／12，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冶金技术，是日本的1／8。

　　与英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英国虽是日本的4．8倍，但冶金却是日本的1／24，科学仪器是日本的1／17，计算机是日本的1／5，金属制品是日本的2／9。

　　与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在火箭、喷气发动机、计算机上有优势，但日本在更多的方面领先。如：日本的机器人是日、美、德、法、英总数的80％；半导体的逐次移动式曝光装置，仅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两公司即占世界的80％；美国的电子陶瓷部件95％是日本造的；日本的硅和砷化镓，也超过美国；挠性加工系统、超导、磁悬浮列车等技术也是日本独秀；机床产量和出口额，日本更居世界第一，“没有日本的机床，美国通用公司将停产”！就连新兴的微加工纳米技术，美国刚宣布能操作原子，排成了三角形，日本就说：你那还是平面的，我早把原子排成了金字塔！

　　佐贯利雄的说法没错：日本一直悄悄地走着“技术立国”的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按科研和试验开支，日本虽然仍次于美国，但其增长速度已居世界第一位了。

　　日本的动向早已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注意，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就明确指出：日本军事技术“超美时代已经来临”。

　　他举出的证据之一，就是日本生产的新一代支援战斗机，其性能优于美国的F―15、F―16。金庆敏指出：日本的战略就是要在技术上取得胜利，战后50年，日本已建成“军事技术大国”，“表面上保持较小的军备体制规模，但实际军事力量则仅次于美国；在特定领域还与美国相平或超出”！

　　这不是金庆敏一个人的看法。早在80年代，日本就自称：日本的半导体保证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相控阵雷达与飞机、潜艇的战斗力；到了90年代，日本更嘲笑美国海湾战争的胜利“打的是日本的芯片”，“如果日本把这种芯片卖给俄国，美俄的军事平衡就会变化”。

　　美国为撑面子，曾声明说：所用的日本芯片，只占2―3％。而日本则反驳说：“可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少的”。后经美国一学会证实：日本生产的20种芯片用于美国武器，而其中9种系日本独有，别无他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相继开发了：F―1、F―4J、F―15J战机、P―3C反潜机、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反舰导弹、火力支援直升机及电子设备等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

　　1980年，日美专门举行了军事技术会议。1984年成立了日美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1986年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1988年10月，由7家公司组建财团，发展日本航天事业。日本政府1998年11月宣布，准备在2003年前发射4颗“情报搜集卫星”，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监视范围之内；而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江间清二1999年2月24日宣称：航空自卫队将更积极处理空中加油机的问题，以便大大增加攻击的距离……

　　总之，日本技术转产品：快！民品转军品：更快！非不能也，暂不为也；非不想也，暂不便也。军事技术大国到军事大国的转变，也就是一步之遥！

　　有关日本惊人的“转化”功夫，过去在学术界曾有过戏喻：正当英、美两国科学家争论某些成果该由谁领取诺贝尔奖金而不可开交时，日本已把该项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运到英、美市场上赚钱了。那么，今天是否也可再戏喻一下：正当英、美两国军事家争论民品能否转成军品而不可开交时，日本的军品已经悬在世界的头顶上了！[58]

　　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在福冈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悍然攻击中国：“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

　　小泽一郎并非第一个嚷嚷要操核大棒的日本政客：1994年6月17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国会回答记者时公然说：“日本确实有能力拥有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接受该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1年7月，日本以保护核安全为由，在国民自卫队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核小分队。[59]

　　2002年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会见记者时说：从理论上来说，日本能够拥有核武器。日本“拥有小型原子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日，福田康夫在非正式记者会见中又说：“最近正要修改宪法，如果国际形势（变化），国民认为应该拥有，‘无核三原则’也许会改变。”

　　作为小泉内阁官房长官和肩负着“政府首脑发言人重任”的福田康夫之所以要在核武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出表态，是因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在5月13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声称，“如果是小型核武器，日本拥有原子弹也没有问题”。安倍的上述讲话被公开后，受到了媒体和在野党的追究。福田为了帮安倍开脱责任，这才发表了上述讲话。[60]

　　战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从1956年开始声称要恪守“核三不原则”，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产核武器，禁止日本引进任何的核武器。1967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后经众议院1971年批准成为日本的“国是”。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以“无核三原则”为基本国策。1976年，日本政府签署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且进一步承诺：“不研发，不使用，不允许日本领土转运核武器。”

　　日本朝野都知道不应拥有核武器的道理，也都知道“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的国策，为什么日本政要如今却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连续大放厥词，而且是出自老谋深算的福田康夫之口？

　　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它既不是福田等人的“失言”，也非一时冲动所发的“胡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内心所思的真实流露。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里看来，世界环境已发生巨变，日本应抛开战争罪责留下的阴影，做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像印巴等发展中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国民认可，日本也可放弃无核三原则而设法拥有核武器。

　　日本近年来积极参与向海外派兵、内阁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准备修改宪法等等，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已大为减轻，即便是对于性质极为严重的福田等人讲话，日本媒体也大都保持沉默就是一个明显证明。

　　日本政客频频嚷嚷要操核大棒，可能说出了日本真实的核潜力―――日本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制造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武器。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透露：美国从1987年开始向日本提供核技术，建成了钚加工厂，10年累计生产可供制造70枚核弹的材料；运行核反应堆43座，总功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法国；该钚加工厂提取的钚239，一个月即可成为制造核武器的燃料。[61]

　　尽管没有真正制造出核武器，但在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方面，日本却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先进全面的核技术。

　　首先，日本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大型螺旋形核聚变实验装置，其受控核聚变装置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日本有49座核电站，年发电量约4万兆瓦，位居世界前茅。日本还拥有增殖反应堆技术，该技术一直是核技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其次，日本拥有超强的计算机仿真核爆能力。

　　第三，日本积极探索新的核原料获取技术。

　　第四，日本拥有很高水平的核弹头运载技术。

　　第五，日本储备有惊人的核原料。有关专家估计，日本的核料储备量为4．5吨左右，国内约1．6吨，委托英法处理后再运回的约2．9吨，还计划陆续从英法引进40吨。目前日本正在青森县建设核废料再处理和钚回收工厂。该厂建成后，到2010年可以分离和回收20吨钚，那时其核料的拥有量将达100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储钚大国。 除了核电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余62吨。1吨钚可以制造出120枚核弹头，而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左右的核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要发展核武器，财力、技术及原料上恐已均无难度。日本一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代表更是坦言：“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两三个星期就能把它造出来。”[62]

据报道，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个月内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若允许日本出口军火，日本将控制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的46%，航天市场的25%～30%。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员兵力与人口之比13.2%计算，未来战争中，日本可以动员1600余万人。[63]

　　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钋。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一些日本右翼甚至吹嘘“一天就可打完第二场甲午战争”。

　　日本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其态度令人生疑。早在1967年开始对“核不扩散”进行讨论的初期，日本就表现出使人吃惊的消极。它认为“核不扩散”没有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削减核武器的义务，只是禁止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的条约，因而大加反对。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明显趋向多极化，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作用更进一步提高。从长远看，日本追求独立防卫能力的可能性在增加。日本“不会指望美国永远温和的核保护政策”，即使美国愿意提供这种保护，但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总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日本最终要独立地负责它自己的安全”。这就使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4]

　　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装的决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大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生产核武器，所碍的只是日本国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约束。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来看，前者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后者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而从美国人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局势来看，放手武装日本，也是迟早的事。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自尊而敏感的民族，一旦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感到与己不利，则往往不惜以国运相博并先发制人。[65]

　　早在1988年，罗福惠先生就写道：“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再当军事大国，并在对外关系中诉诸武力，这是难以逆料的。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民主力量和外部和平力量的制衡，而仅凭一纸宪法，或完全寄希望于执政党的反省和明智，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在这方面，任何人想充当预言家，或者一相情愿地抱着天真想法，只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和讪笑。”[66]

　　日本人如果拥有了核武器，关键时刻，它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第二节 地球上最遥远的近邻

　　性嗜掠杀的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人的未来危机意识很强，“警钟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有《日本沉没》、《油断》和《东京消失》等，写了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时的情形，写了他们的国家在灭亡时，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指出：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亚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称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9]

　　日本武士集团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二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许多日本学生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他们的中国同学还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热心地给他们当向导。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10]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图集，从这些日军为炫耀“战功”而制作的大量图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八?一三”事变中，日本侨民用太阳旗引导日军轰炸机轰炸中国军队的图片。[11]

　　罗福惠先生在《国情、国民性与现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一书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12]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国人没有在日本这个 题目上下功夫，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知彼而陷于被动。[13]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14]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纪，当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国书上就曾写下“日出之国天皇敬白日没之国皇帝”的词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15]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狂妄自大，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惟命是从”。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报德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19]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20]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21]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22]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杀光，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2000年底，朱槠基总理接受 TBS电视台的与日本市民对话专访，一位51岁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态：中国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时为止？

　　道德认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道德行为的低下。事实上，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终身地辞世，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令其败诉。因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鹿岛组“花岗事件”引发的劳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诉讼，1997年12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调解而结束，而前提却是日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一个“不承担法律责任”，又是一副活脱脱的无赖相。在冗长的诉讼中，11名原告先后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一个月，81岁的幸存者王敏也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类似这样向日本索赔的案件目前尚有几十件，更不用说那些被判为败诉的“慰安妇案”、“香港军票案”了。就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诉日军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诬蔑为“历史的假证人”。他们喧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要彻底检证。” [23]

　　日本人恬不知耻地大肆报道美国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岛的日裔对二战中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的事进行赔偿，却不想想自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逍遥法外没受谴责。

　　2002年8月28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认定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谢罪赔偿的请求。犯了罪而不负责任，尽管有再多的历史原因和法律条文来解释，也是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这么判的，这正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虚与委蛇的态度。[24]

　　单是二战之中，从北太平洋向西南划半个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国家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靴践踏过，被硬划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有多少人诚心忏悔过？

　　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明确战争罪责，没有深刻地从历史教训中进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识和道义意识，对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闻，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为历史烂疤瘌遮羞的同时，日本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声色俱下描绘自己是受害者的机会。每年八月六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愿”，要发“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别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和细节，祥细而完备。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类似的战争悲剧。”[26]

　　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他们蓄意制造谎言，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吹捧战争罪犯，否认战争暴行。特别是2001年以来，先是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随后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于“八?一五”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招魂。

　　日本始终拒绝对中国作出严肃、认真的战争道歉、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在对亚洲国家战争伤害的基本性质，以及侵略历史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顽固坚持“皇国史观”，故意模糊侵略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贡献论”和“解放论”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开始膨胀，这种观点主张否定侵略历史，颂扬所谓战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备日本的国民精神，并叫嚷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所谓“贡献”和“解放”。此外，日本还出版了《战争论》、《台湾论》等一系列书籍，以漫画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观”。日本的右翼势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纪为代表，竭力为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东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大肆污蔑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为日本的二战战犯招魂，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

　　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为纪念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年而特别安排的国事活动。本来，江主席的访日应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那次江主席访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应有的回应。

　　日本明知我国主席访日日程，却同时安排韩国首相的来访，意图压低江主席访日舆论的影响，故意做出亲韩远华的姿态给中国施加压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后，围绕日本政府的历史谢罪问题，中方一直与日方进行交涉，最终没能使日方妥协。日本的电视评论曾说，中方在外交上有战争历史这张牌，而日本却全面被动，没有一张主动的牌，所以必须造牌出来。他们的造法就是人为制造出中韩差距，对韩国认罪也不对中国认罪，进一步拉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帮助中国统一，逼中国向日本低头。利用美俄的大国关系孤立中国，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手腕，对中国只保证一个不字，对台湾保留两个不字。即暗里默认台湾的国联加盟等。他们居然提出条件要江主席保证不以武力收回台湾。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还与李登辉派遣的台湾使团大大亲热了一番。[27]

　　江泽民在访日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特意送给日本一对在日本即将濒临灭绝的朱?q鸟。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体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成中国故意要用朱?q鸟的长嘴“敲啄”日本。

就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当时日本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类似克林顿访华时所作出的“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在日中历史问题上，小渊政府只是简单地重复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时所提出的“深刻反省”。[28]

　　江主席刚离开日本，日本舆论界已经刮起了反江批评。周刊杂志居然说江主席在皇宫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装是对天皇的不敬，“有失礼仪大邦的风范”。日本所有的报刊都登文奚落中国没有大国风度，老拿历史做文章。[29]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认为，历史上欧美曾对亚非国家进行过侵略，他们没有谢罪，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略过越南，也没有谢罪，为什么偏让日本谢罪？右翼理论家认为，近代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为了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外交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对日本则追究历史问题。因此产生“反中”、“嫌中”的情绪。[3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即使你不主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无论是出于担心或猜忌，别人也会设想你会主动这样去做，从而有足够的压力设法去限制你的发展空间，对于日本这类国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国瓜分豆剖而后快。

　　我们对日本的原谅在日本人看来是给了他们一张免罪符。宽容对懂得反省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放纵。周恩来总理在岚山的石碑被人浇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时候“日本人民”拉开了“江泽民向天皇谢罪！”的标语横幅……。[32]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2002年9月1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58.7％的人对于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的信赖程度，1988年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据2002年的调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据上述《读卖新闻》的调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26.0％的意见认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见认为是负面的，另有29.0％的意见认为正负影响相当。[33]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34]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35]

　　军国主义的幽灵历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来没有对于它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清算╋也从来没有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与诚意。相反，他们却借机翻案，拒不承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军国主义。

　　每年的8月15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坡上的靖国神社内，就会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残渣余孽搞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五花八门的日本右翼团体，开着宣传车从各地汇聚而来，喧嚷“侵略有理”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军的白制服或陆军的黄制服，扛着枪，举着战刀，粉墨登场；那些身着深色西装前来参拜的国会议员们个个脸色沉重，来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天，靖国神社上演的幕幕闹剧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绝不是什么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这一天的“靖国神社现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汇演、大赶集绝不为过。但是，总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偏要凑这个“热闹”。他们甚至充耳不闻亚洲国家受害者的抗议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都是以这种名为“参拜”的行为方式，变相地去肯定靖国神社内宣扬的某种东西，即“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36]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道、神社统统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自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国教化政策之后，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旧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维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万多个，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在近代史上，靖国神社的名字是与战刀和征伐联系在一起的，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象征，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封建军事帝国走向对外侵略，直至失败的轨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于1869年6月为追悼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设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改称“靖国神社”后，虽然继承了当初“慰灵”的做法，但同时开始强调表彰功绩的性质和功能。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举行春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奠。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例如，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方而战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战争中与明治政府作战而死的西乡隆盛等，都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

　　在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国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设施。天皇不仅在合祀新的战死者举行临时大典时亲自参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举行例行大祭时也派代理人参拜。通过天皇的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教育设施的功能得到了强化。它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人们：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靖国思想让士兵们相信，死后其灵魂可以在靖国神社（“封神榜”）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换取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在靖国思想的蒙蔽和煽动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为军国主义的走卒和炮灰，残忍地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举起屠刀，许多人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抛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野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0多万阵亡者中有210万死于二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系。[37]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正门前是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称“鸟居”)。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描绘了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的画面，并都配有文字说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战，“联合舰队击破清国北洋水师”；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军占领天津城”；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战，“我军击落敌机”等。这些浮雕在变相地炫耀当年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伟业”。

　　在靖国神社中，从正门到大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近代日本陆军创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铜像。正殿里悬挂有当年明治天皇书写的“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的牌匾。神社东侧有一栋占地一万平方米名为“游就馆”的展馆。里面陈列着纪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遗物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日军使用过的大炮、飞机、坦克、鱼雷以及军舰的模型，还有侵华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军装、武器，军人日记、奖状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40]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万人参拜靖国神社和博物馆，那里有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日本反驳中国编造的谎言”的教科书出售。

　　另据报载：日本2000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占到日本总人口的5%。

　　“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属广岛县。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近代海军，1876年，把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日本近代海军是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的，不但其军事教学内容学习英国海军，甚至连江田岛海军学校 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对海军学校的学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也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起点。今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在干什么呢？[41]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中国的日本史专家汤重南先生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摄制完成电影《自尊》，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把东京审判说成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11日，有28名议员（其中7名曾担任过内阁官员）参加了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该片特别试映式后出席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新历史教科书。 面对亚洲邻国的一片挞伐之声，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处心积虑。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

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坛右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结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44]

　　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谁又说的清未来又会做什么？

　　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45]

　　学者岩华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我灿姓胶竺拦?利用日本进行“反共战略”的因素，转移了国际焦点、世人的视线；第二，天皇制的保留继续了日本的政体和意识形态，麦克阿瑟被日本捧得忘乎所以，以至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中美朝鲜战争时，美国甚至支持日本违反其宪法“非武装”的原则成立“自卫队”，如今它已是世界上耗资第二大的军队；第三，日本从来就是一个注重“实力主义”的民族，它不信真理，唯信实力。在它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正是西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论”和尼采“权力哲学”风行的时候，这种思想在日本从此扎根结果，以至于和德国一样产生野蛮的军国主义；第四，近代史上，日本基本上是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亚洲国家，想他们“如此无能、远不及日本”。至今，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印象仍然是贫穷、肮脏、无礼－－而且还专制愚昧。

　　前几年日本最大的自民党，在吹嘘自己“治理日本几十年的辉煌成就”时，轻蔑地列举亚洲国家及中国：“那些支那人(对中国人的蔑称)至今还象野兽似的住在洞穴(指陕西一带的窑洞)之中----”[46]

日本与德国同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也同是这场战争的战败国。战争结束后 ，德国与日本在认识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德国政府正视历史，勇于承认侵略战争罪责。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到现任总理施罗德，对待战争的态度都立场鲜明，公开反省战争罪责，并向曾遭受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谢罪。尤为难得的是，勃兰特总理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要知道西方人见到国王也只是单腿着地，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双膝着地）。

　　日本政府却不能坦然面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日本政府讳言侵略战争，总是遮遮掩掩，称侵略战争为“日中之战”、“太平洋战争”。日本某些政要不时为殖民统治歌功颂德，宣扬“殖民统治有功”，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甚至有的日本首相宣扬“皇国史观”，参拜象征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

　　德国政府以史为鉴，重视二战历史教育。德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使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了解“希特勒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统治”，强调“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门多次修订历史教科书，将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为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无论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战后都将许多纳粹罪行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让青年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审批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模糊历史真相，不但逐步削减大量关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记述，淡化日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强化日本“受害”意识，使得战后一代缺乏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

　　同德国新纳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们通过有组织犯罪和广泛存在的讹诈网保持高调和显性。并且中日关系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德国政府对新纳粹势力保持警钟长鸣，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取缔纳粹组织并逮捕其头目。1994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团体大行其道，正视历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华日军东史郎等揭露日军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吓，被强征前往日本充当苦役的亚洲各国劳工和饱受凌辱的前“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讨回一个公道。[47]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得到了争当世界一极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甩掉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迈上世界政治大国的台阶。于是，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风气日盛，特别是政界要人中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有增无减。他们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p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层出不穷。结果╋“侵略有功”?p“翻案有理”?p“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

　　2001年5月22日，一个日本人写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压迫着整个经济，人们充满着失败感和对未来的隐隐不安，在“不开心的气氛”和焦虑感情日益蔓延这一点上，现今的日本极似二十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国，连首相在国会的讲坛上挥舞手臂进行演说时充满悲壮感的表情，以及国民狂热的欢呼，都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极其极似，作者在对小泉的改革寄于厚望的同时，又从其过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机。[48]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 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49]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5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第一节 日本想借“台独”牟利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是“台独”的罪魁祸首。在日本的野蛮侵略下，台湾曾一度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怀抱，由此才产生了延拓至今的两岸分离分治的艰难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台湾沦入日本铁蹄之下。在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者不仅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掠夺财富资源，而且还进行所谓的“文化移植”，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灌输日本文化，试图切断台湾同胞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传统，将台湾人民同化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最终把台湾纳入日本版图。在“普及教育”的名义之下，汉语及各地方言首先遭到摧残，中文刊物被禁止，日语被强制推行，在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日语，使用汉语或方言者会遭到侮辱和处罚。

　　为此，日本在台湾设置了众多的日语讲习所，一九三九年，设立的日语讲习所和简易日语讲习所达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规定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必须进讲习所学习日语；到了其殖民统治的后期，教育直接变成赤裸裸的“皇民化”思想教育，从学校到社会都在进行日本国民精神训练，丑化中国，磨灭学生的故国观念，企图将台湾人培养为忠于天皇的“皇民”，充当日本人统治和扩张的工具。[1]

具体来说，“皇民化”运动始于“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废止，改为日语报纸。台湾人保持的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被禁止，强迫台湾人参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开始号召台湾人自愿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但收效甚微，只有0.1％的台湾人改用了日本式姓名。此外总督府还在村落、城区组织了“皇民奉公会”“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人。[2]

　　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37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为37。8％，1940年为51％，1944年则高达71％。[3]由此可见，日本要不是在二战中战败，今日台湾肯定没有人会讲汉语。

　　这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确实为日本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皇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当数李登辉其人。这个饱受日本文化灌输的民族败类曾多次厚颜无耻地称自己“前二十年是日本人，”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台独”狂热人士则认为，由于其日本“皇民”历史，他们和“支那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而且两相比较，他们比“支那人”优越。

　　二战结束时，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台湾将归还中国。而在此时，一部分侵占台湾的日本军官与台湾少数亲日“皇民”则在密谋策划“台湾独立”。结果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独立闹剧”没有得逞。但这却为后来“台独分子”的复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与此同时，对那些主张回归大陆的台湾民众和人士，日本侵略者在离岛前则残暴捕杀，疯狂镇压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反抗斗争。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占领才使台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脱离了祖国，又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加深了两岸的隔阂。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马关条约》， 没有《马关条约》就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就不会有形成目前两岸骨肉互残危险局面的可能。

　　“台独”势力是危害中华民族统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恶性毒瘤。尤其是近年来，在李登辉等的妖言惑众和极力扶植下，“台独”势力更是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然而，就是这么股数典忘祖，令人不齿的反动势力，它的蔓延和滋生也与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日本曾是“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 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培养了日本民众难以释怀的“台湾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台独”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70年代以后虽然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从来没有终止，并且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又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

早期的“台独”势力得到了日本一些人的积极支持。其中一个叫廖文毅的串联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个叫辜宽敏的则拉拢拼凑了“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后改为“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支部”）。这两个组织都把总部设在日本，以日本为大本营开始了罪恶的分裂活动。这些称为第一代“台独”分子开展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串联拉拢、反动宣传，以图营造“独立氛围”，寻求国际支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支持“台独”的气焰也甚嚣尘上，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都成立各种团体，公开与“台独”组织来往，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台独”势力进行渗透、拉拢和支援。1967年，“左派台独”分子施朝晖自立门户，又在日本成立了所谓的“独立台湾会”，鼓吹通过暴力夺权。“独立台湾会”的暴力主张非常合某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意，他们纷纷出马声援。到了1970年，“独立台湾会”与世界各地的“台独”渣滓纠合起“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后，又铤而走险，派出杀手黄文雄等人刺杀访美的蒋经国。这一恐怖行动震惊美国，也引起世界的谴责。美国大概觉得这种方法“不文明”，于是在日美的共同授意与支持下，“台独”组织转而采取了“通过体制改革寻求独立”的方式，并于70年代秘密派人潜入台湾发展组织，到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民进党成立，“台独”的活动中心才发生了“由外（日美）向内（台湾岛）”的转移。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紧紧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大陆、支持台湾反共的政策并于1952年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此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声明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佐藤荣作访美时，发表了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台湾地区的共同声明，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明目张胆地摆出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架式。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态度仍然没变。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虽不得不保持低姿态，但背后的小动作从未间断。

　　1987年的早春二月，在日本政府专机和外务官员的护送下，一艘名叫“清津号”的客轮缓缓驶向中国的宝岛台湾。在表面现象的掩饰下，日台间进行官方往来已经成为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将理应归中国政府所有，1931年在日本京都建成的一栋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并称其为“中华民国”，以此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来，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在不断上升：1990年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这是日台“断交”后台当局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访日，三年后，升任“立法院长”的刘松藩再度访日；1991年台“经济部长”萧万长和“外交部次长”章孝严先后访日；1993年台“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赴日本；同年2月，辜振甫率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日，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5月，日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级别；1994年，村山内阁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允许台“行政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实际上提高了日台关系的规格”。

　　日本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1991年，此事被提上日台关系的议事日程；1994年，日本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本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以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到98年2月，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又以私人的名义到日本活动。此外，在体制上，日本还提升了双方交流机构的级别，凸现其政府性质。在将台湾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同时强化了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日本交流协会”的阵容。

　　不仅如此，日台关系还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首先，李登辉上台后推选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一度成为日本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总统直选”都被日本媒体充分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也日益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国说三道四，支持李登辉当选台“总统”，公然干涉我国内政。[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部门故意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在法律上对在日本的中国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实行不同规定。如在签证、居留和定居权的获得方面，优待持台湾“护照”者，歧视和刁难持大陆护照的人。

　　尤为令人警惕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成功，日本右翼势力，包括许多政客对两岸统一的惧怕和担心也与日俱增。与这种心态相适应的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和拉拢台湾，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明里暗里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最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9月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其后通过的“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法案。日本迫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在措辞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地解释为“所谓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公然声称：“周边事态”的范围是从菲律宾到库页岛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赤裸裸地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略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5]于此可知觊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麦金农（SteveMacKinnon）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见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真正担忧是，“独立”的台湾将被日本统治。而李登辉2001年夏天访问日本时引出的笑话则是，只有日本心脏医生才能为他治病，因为他有一颗“日本心”。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6]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尤其是“台独”势力的逐步坐大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想借“台独”牟利，遏制中国的崛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对台投资达8．5亿美元，约比美国的4．9亿美元高出一倍。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在对台大量投资的同时，日本还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顺差，其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浓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日本若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籍此，将更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这一领土争端发生在台海对峙的北方，台海对峙是这一领土争端的现实屏障。因此台海对峙符合日本利益，日本从骨子里希望台海永远对峙。日本由于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和中国与之建交的前提，不敢公开支持“台独”集团，但是，日本的右翼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集团，他们一方面在本国煽情议论，一方面利用台籍日人在“台独”集团中强化“台独”意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源远流长且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日本虽然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对于我国统一大业，日本认为“最好是固定现状”，并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本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是与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图谋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台海对峙中，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复杂、更现实、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性。

第四节 NMD与TMD――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宣布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美国部署NMD公开的理由是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

　　事实上，美国部署NMD对付“流氓国家”的理由是十分牵强、荒谬的。

　　2001年6月， 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忙活着推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辩护时，美国自己的军事专家却唱出反调，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所谓“流氓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实力，因此部署什么NMD纯粹多余。

　　据美国军事专家分析，在这几个国家里，以朝鲜的大浦洞2号导弹最为先进，但就是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微乎其微。以美国专家最乐观的估计，在一切辅助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大浦洞导弹的射程最大为3600英里，这个距离从朝鲜东海岸简陋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至多打到作为美国“脚丫子”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离美国的“躯干”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保守”估计，大浦洞的射程也就是2400英里，这样就只能打到阿留申群岛上人迹罕至的小岛，至多至多也只是给美国造成的“皮外擦伤”。

　　至于另外几个美国的“心腹大患”，没有一个国家有射程超过900英里的导弹，而且地理位置上，它们离美国本土的距离都比朝鲜远得多。利比亚的斯库德B型导弹射程只有区区180英里。伊拉克脑袋上有联合国军事制裁的“紧箍咒”，导弹射程被限制在90英里内。即便真像美国疯传的那样，伊拉克藏了射程在540英里的斯库德导弹，但美国和伊拉克地处东西两个半球，又有美国的欧洲军事盟国在中间挡着，伊拉克的导弹怎么会打到美国土地上？

　　其实╋朝鲜?p伊拉克?p利比亚和伊朗等根本就没有核导弹╋怎么可能对美国构成核威胁?t况且这些国家都不具备潜射或舰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怎么可能从本国领土打到美国本土呢?t美国距离所谓的任何一个“无赖”国家的距离都超过8000公里╋有的在1万公里以上╋人家拿什么打这么远?t即便是弹道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没有核弹头破坏力能有多大?t用常规弹道导弹摧毁一个机场起码要消耗二三十枚导弹╋要是把美国给炸毁了╋得需要多少导弹?t所以╋理由显然是荒唐可笑的。[50]

　　而且，美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个“流氓国家”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谁吃多了撑的敢去招惹它。

除了关键的射程因素外，美国专家指出：

　　几个“流氓国家”都没有给导弹安装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甚至根本就没试验过，而采用液体燃料，装料少说要花几个小时，多则要用几天。相比之下，固体燃料从装料到发火只要几分钟。

　　几个“流氓国家”中导弹发射的辅助设施都非常短缺，技术落后。

　　几个“流氓国家”的工业实力都不足以使它们拥有大量导弹，而且导弹发展计划也不可能快。[51]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朝鲜?p伊拉克?p利比亚和伊朗等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只能被卷入到地区冲突中去。仅仅为了应付地区冲突，他们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产生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需求。而且这些国家竭力拥有洲际导弹，为制造这种武器必须在财政和物资上付出巨大的消耗，因此就不可能同时制造或购买常规武器。

　　就算第三世界国家将来掌握了制造弹道导弹的技术，美国也不一定非面临遭到打击的实际威胁不可。在各核大国之间有效制定某种条约的方法，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假定已制造出洲际导弹，也未必敢于用来对付美国。因为它很清楚：美国一旦回击，该国就要整个被从地球上抹掉。[52]

　　事实上，伊朗、利比亚、朝鲜从未侵略过美国，相反倒是美国不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宗教信仰上干涉、侵犯、损害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由于这些国家不接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挥，不接受美国式的政治，美国就硬是把这些国家列为“流氓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径。

　　很显然，美国部署NMD是另有所图。

　　美国地缘战略观一贯认为，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该地区出现对美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遏制政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而使战略重点由从对付苏联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克林顿政府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又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欧亚大陆西部置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中。然而，克林顿的战略都仍只不过是过渡性战略而已，其基本格调仍为旧式的思维。随着冷战后过渡期的结束，美军旧的战略使命已告完成。小布什在上台后，美军事战略更加关注亚太地区也是时势必然。[53]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无疑是中国。因此，美国处心积虑地发展、部署NMD的真正目标是中国。这正应了中国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此外，美国将台湾纳入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明显是为将来介入台湾海峡战事作准备。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推进，当代战争形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未来战争将主要以信息为基础的高技术战争的面目出现。美军认为，要在未来战争中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必须大力发展适应未来战争形态需要的信息战能力及相关的太空战能力。正因如此，美大力推动导弹防御的开发进程，加大外层空间武器系统方面的投入，以取得对所有可能对手的技术代差优势。

　　美国把军事战略追求的目标定位于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及美国周边及主要盟国的“优势安全”上。为达此目标，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执意放弃已维护30年之久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宣称《反导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无力处理美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特别是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条约，全面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统，美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要保护本土，还要保护盟国利益，从而使美获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双重优势。[54]

　　2001年秋天美国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是战后几十年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稳定的基石，美国退出ABM条约，是为其发展NMD和TMD系统扫清法律障碍，这表明，美国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门心事要发展NMD和TMD。

　　由于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目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对付俄罗斯同时发射6000多枚核弹头的攻击，NMD对它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与此相比，中国只有约20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因此，美国大力发展NMD和TMD技术，其对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三节 霸权的逻辑――马歇尔报告

　　1993年，美国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说：“中国的崛起，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亨廷顿这样问道：如果巴尔干地区是20世纪地球上的“火药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火药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就预言这个未来的“火药桶”就是南中国海。在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与美国在那里围绕着石油和战略建立起来的利益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他预测说，这场矛盾的总爆发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顿指出：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亨廷顿接着说：……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物中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亨廷顿十分“客观”地指出，其实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之所以阻止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保护什么台湾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防止台湾与中国大陆联合起来申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在那里掠夺石油资源的美国利益。而一贯侵略越南，给越南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美国之所以又将扮演保护越南的角色，同样也不是保护什么民主，保护越南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顿这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一直是借助自由主义原则在世界挑动文明分裂，之后，为美国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为维护美国利益制造理由，科索沃战争不过是这种做法的预演。而将来如法炮制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国海。亨廷顿实际上等于为美国战略的实质进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大揭秘”。

　　亨廷顿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发展利益”的根本冲突，所谓“保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而已。[41]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地区性竞争对手为主要内容，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手。其基本逻辑是把以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作为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问题作为战略考虑的重点。与冷战时代不同的是，这种战略思维，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而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对世界的独霸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防止未来威胁的角度，对可能的竞争者进行遏制。

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霸权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其霸权的挑战。

　　2001年5月份公布的美国国防部“马歇尔报告”曾得出结论说，无论中国是现行体制还是成为“民主国家”，都将是对美国的“威胁”。

　　据香港《新报》报道，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室主任马歇尔召集一批现役和退役军官与学术界人士完成的报告显示，无论中国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且针对这种认定而进行策划。报告中的策划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围堵策略。

　　马歇尔现年八十岁，在五角大厦任职几十年了。从尼克松开始，马歇尔就任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一做就是30年。美国媒体推崇他是五角大厦首席未来学专家。从冷战时代一路走来，是美国军事界一位极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尽管年事已 高，阅历深厚，却经常被同侪视为激进的改革者，马歇尔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数十年的交情，而且对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与战略思维有极大的影响力 。

　　这份题为《二零二五年亚洲》的报告指出：“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定而相当微弱的中国可能是危险的。”

　　这份报告强调的重点包括：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华府若要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主要角色就必须在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前进作战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战略潜能，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

　　报告说，美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的必要条件，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双边联盟将可限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发挥力量。[42]

　　《参考消息》曾登载被揭密的美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于中清楚可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疑。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央情报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要，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又会有什么行动纲领呢？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 1999年 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

　　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43]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埋头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衅，中国尽量与之保持一种非敌对的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铁板钉钉的事，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版本众多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本民族的长远生存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中国的逐渐强大即便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对于美国来说也是相对的衰落，因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制约的因素，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权力结构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将丧失现在游刃有余的某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外交欺骗的好处。[44]

　　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济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世界太小，美国所占有的财富与耗费的资源太大，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其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资源的高度消耗来维持高度的富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曾经有科学家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达到美国那样的资源消耗水平和富裕程度，那么，即使再增加两个地球的资源还是不敷人类消耗的。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将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团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从他们的手中抢走他们的东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对资源分配之争。德国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抢得更多的资源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就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笔者始终相信人“性恶”。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想发展就发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要打压中国了。

　　从政治上看，以中国之人口、文化、历史、国土，决定了中国一旦强大，就绝不是无声无息的二流强国，而是可以与美国争雄的一流强国。而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借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50年，美国与苏联争夺的就是这个词。冷战后，这个词还在作祟，用美国某些领导人喜欢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或者，“仁慈的霸权”。[45]

　　美国是新教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那种扶弱抑强，有饭大家吃的不竞争与不计较的传统文化，他们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名战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国人是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的民族，是一个信奉强者哲学，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民族。美国人从不同情弱者，从不怜悯弱者。只崇拜强者与成功者，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立国以来，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与强者谈判交友，而不断凌侮弱者、失败者的历史。”[46]

　　即使中国实行美国那套制度体系，美国也一样要围堵中国，这倒不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利益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会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马歇尔报告就是明证。

　　美国人的霸道逻辑说白了就是永远站在船头为王，谁冒上来就给他一棒子，扑杀一切竞争对手。

　　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有潜力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怎么可能真正韬光养晦？美国又怎么可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此，美国人将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存有幻想的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了，无原则地去傍美国人的大腿，只会自取其辱。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总是强调说，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庄严承诺。然而，这类声明，不知是政治家们保面子、下台阶的手段，还是真心实意的对外交涉。实际上，美国国会、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签署的《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安全”义务的根据，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根本障碍。“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政府眼里其实根本一钱不值，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字后不久，就告诉国会议员们，这一公报并无约束力，只是一纸可以修改的美国政策声明。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很多议员压根不知道“三个联合公报”的存在。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说：“美国一再违反自己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去违反“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那就违反了对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的庄严承诺，就会遭到国会的弹劾，就会下台、甚至遭到起诉。[47]

　　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且在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中国只希望跟美国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用市场或经济牌来化解美国人的政治外交攻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

　　经济上的密切交往，并不等于战略上可以互相为友、不为敌人。如20世纪初，英德之间贸易额较之英国的协约国盟友大得多。但是当时的海军将领丘吉尔还是说每一个德国的烟囱都是指向英国的大炮。在历史上、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却导致战争的例子并不鲜见。[48]

　　现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抓住台湾、西藏与人权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不放手，要彻底压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颠覆。

　　仅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破坏中国的统一一条，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敌人。不管我们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被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而不是次要的对手。这种态势不是暂时的，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对中美关系抱有幻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误国误民。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而不是从最好的可能性，从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从理想主义的概念和原则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严峻的形势下站稳脚跟。[49]

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中国

战略思想脉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1991年苏东剧变后，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

　　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昭告世界。

　　克林顿接任总统后，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细究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按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在美国的眼里，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朋友”的资格。如果中国也是象伊拉克、朝鲜这样的蕞尔小国的话，很有可能已经被美国公开称为“无赖国家”了。

　　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大国。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就是说，21世纪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以保持和促进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布氏称之为“美国首要地位”为其根本目标的。[5]

　　著名国际关系大师基辛格认为如果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一门科学理论的话，就是均势。何谓均势，就是国际各种力量之间平衡的维护、打破、建立等现象。从均势角度分析，国际舞台上必有几种势力，一种是秩序的维护者，另外一种是挑战者，还有就是各自的支持者。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西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正如美国“国师级”智囊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所指出的，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西方优势，就必须立足于美国已从世界霸权颠峰衰退这一前提上；也就是说，美国要以既存“文明（文化）形态边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强调“美国领导”的“美欧团结”去巩固现存西方优势(大西方主义)和美国霸权，便也要承认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的“地盘”和影响，亦实行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合作，但却必须同时削弱、争夺、阻遏其他重要文明的扩散影响。在整个美国社会主流派眼中，西方文明以外“最威胁西方”的重要文明有二：其一是中国文明，其二是伊斯兰文明，他们一般将“西方文明”连结为“基督教文明”，认为“文明冲突”甚至“文化战争”难以避免，骨子里其实是美国霸权；至于印度文明，人口虽仅次于中国，但由于领土细、资源相对少很多，而且国内宗教分立，千百年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四分五裂，在西方人眼中近世曾被英国统治二百年，力不足以挑战西方，却可作为西方（美国）牵制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助力。

　　亨廷顿认为：“如果历史的经验应验的话，那麽，经济上辉煌的亚洲，将制造一个政治上阴暗的亚洲，一个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亚洲。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完全异质和冲突性较重的文明，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的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是要迁就“中国的霸权”，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Q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显著下降”，还是以??事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军事威慑为底线，以接触交往为补充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对此作出明确选择。冷战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证明，美国人选择了后者。

　　美国人认为，一国的实力越强，越容易自行其是，不听它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类动态因素。增长越快的国家越易于动摇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得益者。

　　中国人口众多，领土庞大，中国人聪明勤劳，苏联解体后，中国又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管中国改革过程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愈来愈多，也不管事实上即使到21世纪中叶还是中等发展国家，美国的主流势力仍将中国当作头号潜在的对手。因为目前排名第二、三、四、五、六位的日、德、法、英、意都无赶超美国的潜力，第八位的巴西和被挤出十位以外的俄罗斯无论在资源抑或在人口和发展现状上都无法同美国匹敌。美国为了自己利益想提前遏制中国使其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在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或“头号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考虑是：防止中国进一步成长为与美国同等级接近的战略竞争者；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挑战；防止中国与其他地区竞争者结成可能的联盟。

　　美国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对手”；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一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执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欲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严重、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台湾当局“挟洋自重”，抗拒统一的的心态；同时，美国以中国的人权为借口不断在“三（台、疆、藏）独”、“宗教自由”（包括法轮功和“地下”教会）等问题上发难，攻击中国。

　　美国在长期战略上以中国为“假想敌”，实行所谓“软围堵”中国，以尽可能阻遏中国进一步兴起，维持美国在“后冷战”的唯一“超强”地位，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优势，显然已是美国精英势力的基本战略取向。

　　美国对华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小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都是敌人。

　　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是：“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反华分子。这位冷战高手迄今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以副总统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和情报会议，他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美国两个最强硬的“鹰派”分子。他们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组成了白宫外交和防务政策上的“铁三角”，强烈主张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布什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美国将推行“新军事战略”，著名的鹰派人物，“当今美国政府的思想家、战略家”，美国现任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炮制这一“新思维”的核心人物之一。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沃尔福威茨。在他的主导下，最近五角大楼完成了《2025年的亚洲》研究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若要继续在南亚和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解决在这些地区没有前沿作战基地的问题，还必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以约束中国。

　　美国右派报纸《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8、29日连续登载了该报反华军事记者葛茨采访沃尔福威茨的长篇报道。这位五角大楼的二把手说，“我认为，对中国的正确看法是，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头25年―――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沃尔福威茨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生的变化。”

　　沃尔福威茨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称如果中国“低估了美国阻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中国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我们会全力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总统先生已经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将是大错特错。”[6]

　　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国国内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深感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损害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给自己寻找扩军备战遏制中国的理由，并拉拢盟友为其助阵，美国人因此千方百计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主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家”，主要是来自美英的一些政治学者。这些人极力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这些政治评论家甚至鼓吹21世纪的战争将是因受中国威胁而引起的。

　　综合起来，认为中国威胁亚太国家的主要论调有：

　　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满怀挫折、受过150年历史耻辱的国家，因此，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现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学者认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恢复过去中国历史辉煌时代如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使整个东南亚成为中国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有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因此，对未来全球和平是一种威胁。

　　甚至，中国在40年以后，人口将增到16亿，因此，中国人也是未来的“黄祸”。

　　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7%到9%成长，将加强中国的军力与国防费用，因此，40到50年之后，中国将崛起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如果中国继续不满现状，将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与和平产生重大的威胁。

　　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战，有用武力来对付邻国的倾向。例如，中国的志愿军在1950年参与韩战；1962年攻打印度；1974年用武力打败南越，把越南从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赶出去；1978年对越南在南沙赤爪礁动武，后来在南沙占领七个岛礁；1979年2月攻打越南北部，“教训越南”占领柬埔寨和搞苏越军事联盟；1996年2至3月之间，发射导弹威胁台湾。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加强武装，购买高度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而日本却不能如愿以偿地增加国防开支。日本宪法规定，其国防开支只可在国民生产总值1%之内。如果日本不断地增加国防开支，将会引起邻国的非议。如果这个不平衡的局势不断地发展下去，未来的日本将视中国为不可抗拒的威胁，咄咄迫人，使日本不得不重振军备，应付中国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学者还认为“一党独大”的中国领导人性好攻击。60年代的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鼓吹文化大革命，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都加强了这一印象。

　　最后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就会使中国采取激烈革命式的外交威胁到东南亚安全。[7]

　　芝加哥大学“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2000年在一次战略研讨会上说，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3个强国中，日本人口数量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其离岸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难以在亚洲大陆立足；而俄罗斯由于人口、经济问题和需要关注欧洲，也不可能主宰东亚。这样，有潜力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就只剩下了中国。米尔斯?海默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帝国、纳粹德国甚至前苏联。”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似乎觉得从经济角度入手，更能煽动某些国家或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于是，他们费尽心机，编造种种谬论，似乎中国穷了是“威胁”，富了也是“威胁”。

　　2001年9月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刊登载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的资源需求对世界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油和粮食价格上涨，而较落后国家受到的打击将会比较严重。文章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中国可能为资源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以南海为例，“中国宣称南海为中国所有的主张，不仅涉及主权，也牵涉到对天然资源的争夺”。“对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使中国越发认为世界秩序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北京可能在许多国际议题上更趋强硬。中国对外要争夺资源，就必须扩充舰队，在全球掌握战略据点，抗拒西方国家的干预，展现他们不惜与美国作对的态度，并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盟。”文章认为，若要维持目前世界秩序，就不能光靠对中国进行劝说和消极的“围堵”来化解与中国的冲突。

　　还有另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现在是“吸收外国投资的海绵”。美国有媒体报道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但现在这一比例正好倒过来了。“只要中国大陆和美国不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中国大陆又能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中国肯定能在50年后成为一个比日本大5倍甚至10倍的经济体。

　　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有了这么多理由，遏制中国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个敌人。为了搞垮“头号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例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斯大林的前苏联结盟。击败德国后，立即又把前苏联确定为“头号敌人”。为了对付前苏联，美国又不惜与红色中国联手。

　　美国击败德国打的是热战，人员伤亡代价沉重。它与前苏联打的是国力消耗战――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与对峙，最终苏联退出了第一世界。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战胜前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要像搞垮前苏联那样拖垮中国，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制造日益巨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战备；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中国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显的信号（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前苏联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的身手不凡），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作用就好像是要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枯竭才怪呢！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前苏联在五十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8]

　围堵中国

　　中国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也在增加。美国估计，政治上，中国在21世纪初将成为东亚地区的“头等政治大国”；经济上，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军事上，中国可能成为冷战后新的军事强国，逐渐向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军事存在提出挑战。因此，近年来美多次明确提出“2015年前后，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对手，对美构成意想不到的严峻挑战”，并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成为挑战者”。

　　因此，美对华一方面采取了全面接触政策，积极寻求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试图通过接触和交往来影响和改变中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另一方面又着眼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构成的各种威胁，主张对中国进行必要的牵制、防范和预防性遏制。[9]

　　美国要独霸世界，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新秩序，不仅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备战制造舆论，而且通过联盟形式，将其在亚洲的众多盟国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加紧在我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已逐步形成针对我国的战略包围圈。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攻防体系。其主要措施有：继续维持和拉紧由日本列岛、韩国、琉球群岛、台澎列岛、菲律宾群岛为核心的第一岛屿锁链；此外，加紧拉拢印度和印度尼西尼，进一步完善这条所谓“太平洋锁链”；并通过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关系，企图重返东南亚；利用美日安保条约在西南方向重点保证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安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被划入美日防卫的区域之中；以美日为核心，构建TMD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同时，把台湾、韩国、澳大利亚等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利用日本和韩国军事基地扩大美军装备的部署类别，重点是加强巡航导弹、远程隐形轰炸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岸基航空反潜兵力的部署。同时，对中亚国家和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渗透也明显加强。旨在在我周边打入“楔子”，加大对我的“战略遏制”力度，使我在“谋篇布局时相士不全”，在“行兵布阵时首尾难顾”。[10]

　　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一直是以欧洲为重心，并与苏联阵营展开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围堵。及至九十年代苏联瓦解，美国的战略部署开始步入后冷战过渡期，其主要目标就是确立美国一极霸权、对付那些不合作的地区性“流氓”国家，为此美国特别强调“同时应付两场地区战争”的军事方针，务求令美军有能力同时在海湾及朝鲜半岛作战。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兴，美国的军事外交部署出现战后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高官的言论和多份政策文件，便揭示了这个战略部署变化，美国国防部2000年发表的一份名为《2020年远景》的报告，便指出“两条战线策略”已经过时，表示会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先重欧洲的方针，将军事部署改为亚洲，并暗示会以中国作为主要针对目标。事实上，克林顿政府末期已明显积极调整全球战略，对中国作出针对性部署。[11]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冷战结束10年来，在欧洲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具有挑战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虽然余威尚存，但已经是日薄西山，没有与美国争斗的资本。由于普京的务实外交及美俄互不为敌手的承诺，致使美国根本就不把俄罗斯再当作是主要威胁。科索沃战争后，南联盟不再与美国作对，而且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基于这样的判断，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即把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方向转向亚太方向，主要是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12]

　　布什政府上台后，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宣布将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美国政府的一些智囊组织也推波助澜，纷纷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报告，公开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的敌人，并建议美国政府据此制订一套围堵中国的策略。五角大楼综合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提出一份题为《2025年亚洲》的报告称，无论中国今后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兰德公司发表也一份题为《美国与亚洲：朝向一个新的美国策略与武力态势》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接触与围堵”交叉运用的策略。

　　2001年5月15日，以布什的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发表一份有关美国亚洲新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为了应付亚洲地区的新挑战，美国必须开始构建一个相互协调的综合性的亚洲新战略。报告说，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的亚洲新战略应由四个方面组成：首先，美国应深化并扩展与亚洲传统盟国之间的双边安全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多边伙伴关系。其次，对于亚洲地区目前尚不属于美国盟国的主要崛起国家和关键性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美国应采取力量均衡战略；同时与这些地区大国，尤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挑战性最小的大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再者，美国务必处理好可能诱发武装冲突的地区热点问题。最后，美国应推动所有亚洲国家展开安全对话，并促使这些国家逐步构筑一个多边安全框架结构。报告说，为了推行亚洲新战略，美国应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将地区军事部署的重点由东北亚向南方转移、发展和完善与盟国的军事安全网、将关岛建设成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中心、加强海空联合力量、发展远程作战能力等。至此，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正式出笼。[13]

　　战略重心转移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反华包围圈方面，以便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围堵和遏制之势。有专家指出，美国正在联合其盟友构成围堵中国的两道“岛链弧线包围圈”。第一道是连接千岛群岛?p日本?p台湾?p东协和澳新?r第二道以美军正在兴建核潜艇基地的关岛为中心╋并利用英国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海军基地╋“有效瞄准中国西北内陆”。[14]

　　具体表现在，在我东南方向，积极建立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四个亚太盟国组成的“亚太小北约”。共同防范中国。

　　2001年7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国将放弃在欧、亚两个地区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战略，新军事战略将战争准备的重点转移到亚洲，以应付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有损于美国家利益的安全隐患和重大事态”。 新的战略重心主要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拉姆斯菲尔德在赴澳参加澳美防卫与安全部长级会议之前说的明白：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15]

　　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政客甚至认为，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在内的美国的亚太盟国“都有义务协助美国保护台湾的安全，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利用日本和印度对中国壮大的疑虑，鼓励他们合作围堵中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和印度是围堵中国的最好配搭，皆因日印两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另两国均对扩大地区事务影响力颇有野心，有意与中国一争雄长。从战略观点看，日本和印度一个在中国之东一个在中国之西，将逼使中国军队难以同时兼顾，必须分散部署。

　　日本对中国的忌惮近年已颇为明显。有日本官员扬言，中国提升军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正驱使日本考虑是否应重新审讯对华的经援贷款。美国军方人士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机器的核心。日本的地理位置为履行美日安保协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充分利用日本这枚“棋子”围堵中国，美国极力鼓励日本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日本政府虽未明确表示支持，但“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表示理解”。日本方面还称，“日本面临着包括朝鲜导弹在内的弹道导弹的威胁，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日本防卫政策上的重要课题。”因此，日美双方决定共同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技术研究。美国还私下鼓动日本修改修改和平宪法中禁止日本参战的第九条。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日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内部在集体防卫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这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碍。”[16]

　　在美国的极力鼓动下，澳大利亚表示，有可能允许美军利用其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某些设施有可能被美军纳入其导弹防御计划之中。美国可以利用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来传输有关导弹发射的信息。[17]

　　在我西南方向，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其参议院已于1998年5月25日二读通过美菲军事协议，使整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新加坡、中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主要是租用军事基地，以便构筑和缩小对华包围圈。

　　印度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断扩充军备，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企图成为地区军事大国。印度官员曾私下告诉华府，中国的崛兴，将自然地令到印度和美国成为盟友。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印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实施亚洲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美国可利用印度和中国在边境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利用印度国内部分政客持有“中国威胁论”的心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一种牵制，迫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西移。9?11后，美国已全面撤销对自1998年以来对印度实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印度方面则突然改变了过去一直反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立场，宣布印度将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印度官员表示，印美正致力于商讨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体制。《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印度是首个毫无保留正面肯定布什的发展导弹防卫演说的国家╋甚至比美国自身的传统盟友还走得前。美联社报道说，“全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冷战敌意正在迅速解冻”，预料“两国将加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18]

　　除了拉拢印度外，美国军事战略的另外一招是直击中国的软腹部――南中国海，利用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在此地区的主权争端，唆使、挑动它们与中国纠缠，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租用军事基地，从而不断军事渗透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一条重要通道，是联结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走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菲律宾苏比克及克拉克和越南金兰湾驻有海空军部队，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南中国海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南海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军也相继撤离菲律宾克拉克和苏比克湾海空军基地，南中国海一时“风平浪静”。但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战略及南海政策，逐步增强其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整合其对我防范、遏制的“岛屿锁链”，南中国海再次“阴云密布”。

　　冷战时期，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扩张，其南海政策也直接服务于这一大的目标，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基本持“中立”立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要求。1974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政府在保卫西沙群岛时被迫采取军事自卫行动，在打败南越海军的挑衅后收复了金银、珊瑚和甘泉等岛屿。南越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曾向美国请求帮助。当时美国在南越和南中国海地区驻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但却表示无意卷人这一争端，它的舰队也没有靠近冲突地区。

　　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开始把该问题看成一种“威胁”，并认为有可能演化成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倾向于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挑战或威胁是中国引起的。美国南中国海政策的第三个变化是，对解决南沙纠纷表现出明显的干涉倾向。

　　1996年11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强调美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重申将保持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以传统双边联盟为主，多边安全机制为辅构筑亚太安全体系。为此，美在1998年底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在战略布局上继续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重点，而美军在东南亚建立勤务支援设施，有利于维护美的战略利益，并可加强美向该地区乃至海湾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美在重申美日同盟仍是其亚太安全战略基石的前提下，表示将进一步重视并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军事互访、联合演习、后勤支援、训练安排以及军售”等领域的合作，并以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大力提高美军在东南亚“威慑地区冲突、对危机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美国为寻求东南亚国家对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支持，频繁派出军事高层官员赴东盟国家进行访问。美国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第七舰队司令先后出访了东南亚部分国家，其中国防部长科恩仅1998年以来就四度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期间重点与上述国家军政领导人就拓宽双边军事合作渠道，提升军事合作关系以及南沙等问题交换意见，向东盟国家强调美在亚太地区保持驻军的必要性，重申美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希望东盟国家继续加强与美在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关系。

　　目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获得这些国家的基地、机场、港口、维修补给和后勤保障设施的使用权。1999年5月菲律宾国会批准了《美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苏比克和马尼拉港开始对美舰开放。1999年11月，美与新加坡达成了一项军事准入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舰（包括航母）从2000年起可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目前新加坡的森巴望基地已成为第7舰队的后勤基地，樟宜正在建造一座能容纳航空母舰的新码头，2003年竣工后将成为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海军基地。美还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与文莱达成了“允许美军舰机进入辖区”协议。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美舰提供舰船修理设施。泰国同意美军在泰储备战争物资，并提供军队过境权。美国继续与印尼商讨租用纳土纳和比亚克岛为军事基地，并多次与越南蹉商，希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如果美国的上述计划得到实施，将会完善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并在中国南部海域形成一条巨大的“封锁链”。这些基地设施，不但能为美军提供战争补给，还可作为发起军事进攻的前进基地。

　　美在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军事关系的同时，利用东盟国家与我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填补真空论”，迫使东南亚国家开展军备竞赛，并寻求美的安全保护。

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美频繁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类规模不等的联合军事演习。仅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14次。2000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合举行的重要军事演习有：美菲“肩并肩2000”、美泰新“金色眼镜蛇2000”、美盟“卡拉特2000”系列双边演习等。[19]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美现已将我看成其称霸世界的主要威胁，逐步将亚太战略重心南移和西扩，加大对台湾和南海两个热点问题的干预力度，把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两条重要杠杆，并加强与东南亚和中亚等我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对我形成合围之势。

　　2001年3月23日，以“小鹰”号航母为核心的美国第七舰队战斗群缓缓驶入新加坡樟宜码头，庆祝美军海军基地改建一期工程完工。落脚新加坡后，第七舰队能控制的范围就大大向南延伸了。美军及其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布阵，已经势成了一条东北起日本，西南达马六甲海峡的“常山之蛇”――“蛇头”是日本，“蛇身”是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蛇尾”则是新加坡――以第七舰队为流动兵力，再加上关岛美军的随时支援，美军及其盟军在太平洋完全可以做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

　　再深入一点看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就可以发现这条“常山之蛇”势力的强大：驻军15万人，设立军事基地256个。这样庞大的军力，甚至超过美国驻欧洲的兵力：10万驻军，228个军事基地。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真正地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在北约东扩完成前，美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地区“东扩”的任务。

　　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战略盟友，位于“常山之蛇”的蛇头位置，在冷战时期起到的是西边制约中国、朝鲜，北边抵御前苏联的地位，冷战结束后，这个“蛇头”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美国在日本有近4万驻军。1997年，美日签署防御合作指针，将保安区域扩大到“周边地区”。而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定下以美日为轴心的发展方向。

　　将“蛇尾”设置在新加坡，美军用心良苦。放下马六甲海峡钳制太平洋、印度洋要冲的地理位置不说，第七舰队将基地设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由于美国早已和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来自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微乎其微。2003年樟宜港设施全部完工后美国海军在世界主要大洋海域上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战线。

　　“常山之蛇”最薄弱的环节不在七寸，而应该是“蛇腹”。如果“蛇腹”无法顶住首轮攻击，“蛇头”、“蛇尾”再灵活也无法及时救护，之后将面临被逐一击破的命运。所以位于“蛇腹”要害的台湾是美国最希望加强的地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向台军售。除此之外，近年来，美军还加强了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通过签署军事合作协定，获得了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军舰、起降飞机的权利，以此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大后方，对“蛇腹”形成强大的支持。[2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01年夏天，美国民间机构国防资讯中心主任布莱尔称，他建议政府把战略目标从俄罗斯转向中国，把对准俄国的核武器减少一半，对准中国的增加一倍。为因应这种转变，美需将把更多“三叉戟”潜艇部署于美国西海岸，并在关岛部署B-2轰炸机。[21]

　　事实上，最近几年美国已经开始在亚太地区按此模式投子布势。

　　美国防部证实，2000年8月，美军已在其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部署了63枚攻击范围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AGM―86B型机载巡航导弹，还决定派3艘“洛杉矶”级战略核潜艇到这里常驻，使美国战略轰炸机有能力“在12小时内攻击亚太地区任何地方”，这是美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此类高性能的武器系统。美国在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攻击潜艇，矛头直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为未来介入台海危机和南海冲突作准备。

　　关岛是美国的海外领地，位于北纬13度26分、东经144度43分，是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最大、最南端的岛屿。它东距夏威夷群岛6000多公里，离日本、澳大利亚均约2000公里，是美国与远东、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间的海空交通和通信枢纽。

　　关岛距离菲律宾二千四百公里，是美国最接近亚洲的前沿基地。鉴于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经验，美军深刻体会“前沿部署”的重要。当年若没有德国和西班牙开放其军用机场，作为美国空军运补物资至战区的中转站，美军将难以对海湾危机做出快速反应。

　　关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首次发现关岛。它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1898年又被美国所占。从此，关岛成为美国的领地，美军开始在此建立基地。1941年，关岛被日本占领，1944年被美军夺回。

　　关岛地处西太平洋的中心，扼亚太地区的咽喉，与美军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等30多处基地构成一线基地网，并处于重要位置。关岛素有美国“海上长城的心脏”之称，它是美海军各类舰艇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在12小时内抵达亚太地区各国的领空，到朝鲜半岛只要5个小时，到中国的台湾仅需3个小时(从美国本土起飞到朝鲜半岛和台湾需要20多个小时)。

　　美军在关岛主要有三大基地，即阿普拉海军基地、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型空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历次战争中，美国战略轰炸机均以此为出发基地。美国空军在关岛部署了约占其和平时期总数1／3的63枚AGM―86B型空射巡航导弹，可见其对关岛的重视。[22]

　　美军把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部署在关岛，是该型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本土之外，它主要由B-52G型轰炸机搭载，飞行时速为八百公里，B-52战机从关岛起飞后二小时空射AGM-86C，能在一个小时内打到中国大陆领土。

　　AGM-86C巡航导弹以攻击重要战略设施为主，包括发电厂、输电设施和军用通信场站等。在近十年美军参与的各项大型战役中，该型导弹均扮演第一波攻势的主力，达到突袭对方神经中枢系统的目的，让对方的雷达通讯功能丧失而陷入“盲聋”被动状态，展现“远程精确打击”的威力。[23]

　　B-2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B-2A隐形战机是从美国本土起飞，历经三十个小时才飞抵南斯拉夫上空。该战机若部署关岛，数小时内可飞抵西太平洋盆地外缘。

B-2A是美军性能最佳的战略轰炸机之一，1999年在科索沃战场首度曝光。美军虽出动六架，但它投掷的六百五十枚的JDAM炸弹发挥罕见命中精度，摧毁目标数达到北约摧毁总数的10％以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被它击中。

　　B-2A可对点状目标实施精确攻击，精确度在十公尺以内，且不太受气象条件影响。它善于攻击重要指挥据点和机场跑道，以阻止对方飞机起飞应战。美军把它部署在关岛，显然是企图在首波攻势中压制中国的指管通情系统和机场，让中国先进战机飞不起来。[24]

　　美国攻击型核潜艇从圣地亚哥驶向夏威夷珍珠港需三天半，从珍珠港到关岛需要五天。亚太一旦有事，以美军有限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难以做出及时反应。而美军核潜艇从关岛出发，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和菲律宾周边只需2―3天。在现代战争分秒必争的今天，美国海空军以关岛为部署基地，可节约大量的时间，将使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难怪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发言人日前表示，“洛杉矶”级核潜艇来到关岛将“大大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应变能力，并将美海军的活动中心转向亚太地区”。[25]

　　美军在关岛部署攻击型核潜艇，让解放军最难以防范。因为潜艇隐蔽性和突击性高，而且，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经过改良后，它的远程反潜导弹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舰导弹能接近五百公里，并能对二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

　　除在关岛强化空军战力，美国海军方面也做出相应的部署。据解放军掌握的资料显示，美国海军计划在关岛部署三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战舰可运载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能起降约四十架战机，状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美军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两栖战舰具有强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军在关岛做出如是部署，显然是企图对解放军进行登岛作战产生吓阻力。[26]

　　2002年5月15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由美国国防部赞助的“美国与亚洲”战略研究报告，赤裸裸地建议美国把亚洲驻军重点转移到靠近台湾的地方，以方便其对中国实施军事讹诈和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报告毫不掩饰地提到琉球群岛南部一个叫“下地岛”的地方，认为是实现其军事图谋的上选之地之一。

　　下地岛位于东经125度、北纬25度附近，距离台北不到250海里。岛上有一个建于1979年的飞机场，它拥有一条3000米的跑道，可供大型客机起飞降落，主要作为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训练基地而存在。

　　2002年4月28日，前往菲律宾参加联合演习的驻冲绳美国海军13架军用直升机和加油机途中无视冲绳县要求其自律的请求着陆该机场，回途又再次登陆。5月，兰德公司就在它的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下地岛机场有作为空军基地使用的可能”。5月22日，驻冲绳美国总领事意味深长地前往视察该机场。

　　在日的美军基地虽然持续经历着要求返还和缩小的过程，但出于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似乎已经不惜代价瞄上了下地岛这样的更靠近台湾的岛屿。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为了在台湾海峡周围的重要地区取得一个据点，华府也许可以付出撤离或削减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代价。[27]

　　所有这些军事部署，都清楚地体现了美国的军事企图，即：确保具备对中国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能力，确保对中国本土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确保在东亚地区始终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的能力，确保对海上、水下和空中目标、特别是来袭导弹等进行打击和拦截的能力。[28]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美国可以构筑由“美日核心”、美国盟国以及“周边友好国家”建立的三层安全网。这个态势带给我们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胁，至少是巨大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亚洲的安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这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态势是相似的。[29]

　　以台制华 ――台湾是最佳筹码

　　台湾问题，从历史上看，它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也是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现实来看，它又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在其对华战略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

　　纵观“台独”的形成和发展史，可以发现，虽然日本是“台独”的开山鼻祖，但是其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在美国。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岛内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去美国，去日本的越来越少。再加上联合国在美国，而且美国影响力又比较大，“台独”势力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所以就把重点慢慢向美国转移。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有一部分台湾人向驻美国的台湾官员提出一个文件，要求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建立一种自治机构。当时美国很犹豫，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美国是支持的，但是也在观望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被共产党控制。所以，当时美国派到中国的巡回大使威德曼公开拒绝了托管的要求。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政策就改变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台独”分子的主要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靠山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提供了“台独”生存的土壤，如避难等。主要的“台独”组织都在美国，中心也在美国，“台独”联盟是1969年讨论，1970年元旦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台独”分子提供实质性的，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这些都说明，美国是“台独”的一个最大靠山。“台独”分子之所以敢于嚣张，最大的依靠就是有美国的保护。

　　从战略的角度看，国际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不能够把新中国政权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之内，于是借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出兵台湾海峡，最终阻挠了新中国政权解放台湾；后来又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队，阻挡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直到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阻挠中国统一、使“台独”坐大的，就是美国。[30]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那将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将不可能在战争期间长期获得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基地和铁路；所以台湾作为停泊军队、控制海空作战能力的军事价值，变得尤为重要；而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海峡的周围海域，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

　　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可能，美国应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而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是极具价值的。用麦克阿瑟的著名词句来说，“台湾是美国远东防线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产党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极为理想”。[31]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最廉价的筹码。[32]

　　进入冷战时期，台湾更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仍与台湾对抗，他们就不会向南部扩张”。因此，冷战时期，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高。

　　冷战以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地缘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实际上有所提高。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主张重新武装台湾。他们宣扬“台湾对美国具有长久的地缘战略价值，因为它地处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之间，这两个海峡是连接东北、东南亚和中东的两条关键海上交通要道。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台湾政府若帮助这些通道的畅通将符合美国利益。在失去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潜在的作战基地，是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所不应丢弃的战略资产”。[33]

　　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异常狡诈。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此起彼伏，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统一，而美国政府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在鼓励“台独”势力“以武拒统，以武求独”。台湾成为牵制中国 大量人力物力的廉价筹码。[34]

中美自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有目共睹。官方往来、民间交流、经贸关系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进程一直充满跌宕与坎坷，台湾问题一直是笼罩在中美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阴云，而美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联系问题更是台湾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1979年3月卡特执政时期，中美建交公报的墨迹尚未干透，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违反建交公报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人为障碍。

　　1982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幌子下，美售台武器更是变本加厉，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中方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双方多轮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专门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1972年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里根却私下又对台湾作出了包括向台军售不设期限、不与中方磋商、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所谓六项承诺。

　　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再次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向了低谷。

　　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几乎年年都有交易，军售范围更是涉及海、陆、空三军领域，品种由飞机零部件到空中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反潜鱼雷、主战坦克、反潜直升机等等，不胜枚举。

　　在克林顿执政前期，实行对华全面扼制政策，但收效不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于1993年上半年发表了题为《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的报告，建议政府应该“ 永久性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时应该“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1994年5月，进步政策研究所（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发表了题为《重新开始：从最惠国待遇到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共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条，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第七条，通过“提高同台湾的关系”表明“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包括内阁级经济官员的接触和“同北京探索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条，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促进第三者的“调停”。这两个思想库的见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执政后期实行对华接触政策。

事实上，所谓对华“接触”政策本身也有最后要控制中国的潜在含义。“接触”一词是从英文“Engagement”译过来的。而“Engagement”就有“锲合”、“约束”等的含义。看来，美国人选择这个词，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根据这一两党共识，美国一方面于1994年5月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提高同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邀请李登辉访美；向台湾出售大量高性能武器。全力提升美台关系，加速台湾独立进程。

　　据2000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

　　1995年夏天，为了打击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 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反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 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止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明打交道、暗中遏制；布什则是明打交道、公开遏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任以来，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模糊政策”立场，声称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协助台湾自卫”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

　　2001年初，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披露，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已经完成为期5年的台湾军事数据处理中心的升级工作，升级后的台军事数据处理能力是过去的10倍。报道还透露，长期以来，台军情部门收集的所有情报在经过粗处理后，都要通过卫星传至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近期，美还开始帮助台筹建代号为“精进计划”的大型卫星接收站，该接收站启用后，台可通过美军事间谍卫星，有效掌握我军事动态。

　　在2001年4月的台美军售会议上，布什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C“猎户座”反潜艇侦察机、8艘柴油动力潜艇、自动助推的“骑士”火炮系统、MH-53E扫雷直升机、AAV7A1两栖进攻型机动车辆、“复仇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及关于“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的技术介绍等。这些武器中，包含了高性能的进攻性武器，这是20年来第一次，其数量也是1992年以来最大宗的军火交易。

　　另据了解，2001年4月，美方宣布军售台湾八艘潜艇后，美军以太平洋司令部为主编成一个“美军售台潜艇专案小组”，由美海军一位少将转任文职负责，该小组已于9月底首度秘密来台，双方协商潜艇规格需求、工作进度等事宜。潜艇购案的先期规划为三年，包括选厂、构型设计整合、规格需求订定等。美方已于10月16日公开邀商参与，并选定潜艇构型与火控系统。三年后台与美方签约，随后开始建造潜艇。第一艘潜艇的建造工期快则6年，慢则9年，这样台湾最快能于2010年可获得美国军售的第一艘新型潜艇。

　　就在“9?11”事件发生前六天的9月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同意出售40枚AGM-65G空对地“小牛”导弹及相关设备给台湾，供台空军F-16战机使用。这种新型导弹有辉煌的实战纪录，以红外线导引，具有“射后不理”的能力，是专门对付大型目标，可增强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价值1800万美元中，除了40枚导弹之外，还包括48具LAU-117发射器、10枚练习弹、各种零件、相关软件、以及训练设施、后勤支持项目等。如果装备AGM-65G型“小牛”空对地导弹，台湾的F-16战机将更有能力对抗两栖攻击。

　　“9?11”事件后，美国虽然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但并没有忘记与台湾加强武器方面的交易。就在10月2，美国会参议院以99票对零票，通过2002年度国防部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出售四艘“纪德级”导弹驱逐舰售予台湾。售台“纪德”舰条款允许美国总统以出售方式转移4艘“纪德”导弹驱逐舰给台湾。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又宣布计划出售36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给台湾，以强化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中，包含相关系统、零组件、以及售后服务等，总价约5100万美元。这是美国该年第三笔对台军售，也是首次出售“标枪”导弹给台湾。过去四年，美国先后同意售予台湾多种导弹，有地对空的，如“刺针”及“拖式”等；有空对地及空对海的，如“鹰式”、“鱼叉”、“地狱火”、“小牛”等；还有空对空飞弹，如“AM120”等，但是未见步兵使用的地对地攻击导弹。1998年美军在阿拉巴马州测试“标枪”导弹时，以M60装甲车为目标，从500~2000公尺不等距离发射，结果创下6发6中的纪录。台湾方面要求采购40套“标枪”导弹指挥发射器、360枚导弹、以及模拟设施等。据有关方面分析，这项军售可提升台湾步兵侦搜，以及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并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美国在宣布这项军售时，用了“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一词，这是以往极为罕见。因为这个字眼隐含“联合行动”之意。由此可见，美国从军售项目就开始强化与台军的互通能力。

　　继美国防部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之后，10月30日，美国防部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近3亿美元的军机零部件。美国这次出售的项目都是空军现役使用的F-5E/F、C-130H和Ｆ-16A/B飞机及IDF经国号所使用的美国系统与次级系统的零组件。这是继美方上周末宣布出售台湾4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后，又一次公布对台军售案。布什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显示布什政府既要与大陆进行联合反恐怖，但也不放弃在台湾的利益。正在台湾活动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也声称，美国不可能因与各国协同反恐怖主义而牺牲台湾的利益。

　　“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美台军事合作尤为频繁。其表现如下：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11月2日表示，美国按照《台湾关系法》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不会因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而改变；二是台军高层人员11月3日透露，台高层已向军方下达政策性指示，要求军方在年底美台军售会议预备性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采购8～12套PAC-2plus“爱国者”导弹，以分别部署于台中南部的大肚山、高雄骆驼山；三是美国防部官员3日还私下表示，美军方对售台“阿帕奇”直升机的“决策环境”已明显改变，台明年有望购得；四是美国军方人士3日还宣称，五角大楼支持在美本土为台制造潜艇，美海军日前已秘密举行了招商说明会，准备重开传统动力潜艇生产线。

　　另外，11月5日美方已原则同意出售M1A2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给台湾，以提升反登陆战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是美国陆军目前最负盛名的主力战车，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发展的新型坦克，现已成为美国陆军的最锐利的一把尖刀。M1A2型主战坦克除越野速度及加速力异常优秀外，其攻击能力特强，在两千米距离外仍能发炮击穿七百毫米厚的装甲。坦克的主炮为M256型120毫米滑膛炮，可发射贫铀穿甲弹，这种火炮是目前西方国家中威力最强大的坦克炮，有效射程达3500米。M1A2型主战坦克还安装了车长独立热像仪，令坦克具备了“猎―歼”一体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了坦克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追击猎物的能力。在防御性能方面，其保护装甲可阻挡强力穿甲弹的攻击，而弹舱及燃料箱的保护装甲更具备防核生化及抑爆能力。新坦克一辆售价大约400万美元。2001年4月台美的军售会议上，台方曾要求44辆，当时美方暂予保留，现在美方现已原则同意，实际数量和装备细节有待进一步敲定。[35]

　　这次对台军售，售台的装备比周边几个小国全部海军家当加起来还多，虽没有卖“宙斯盾”，但8艘潜艇已尤其可怕。美国此举不但违背《八一七公报》，也有违美方自已声称的“防御性武器”精神。柴油动力潜水艇等明显带有攻击性特点，将大大加强台军的防空、反潜、水下、水面防御能力。记得印巴核试后，巴方面对显著的战略劣势，曾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后被外界爆光），而台湾何尝不想这么做，这次得到了8艘纯攻击性的隐型利器，加上在役荷兰的2艘，10艘现代化潜艇，不比中国的“基洛”039差多少，如果台湾想独立，完全可以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大陆大陆港口内的军舰、民船、沿岸军事与民用目标，打大陆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削弱大陆的登陆能力，别忘了台湾已经得到了美制AGM－84L型对海、对陆双重任务巡航导弹，台湾自己也研制成功了雄风IIE型对陆巡航导弹，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导弹潜射攻击离海岸只有500米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相信是防不胜防的，到时是否会看到浓烟滚滚的大亚湾核电站和正在港口内着火下沉的“现代级”的悲惨一幕呢？

　　显然，如果这些装备及系统全数配置到台湾三军，形成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指?v挥?w?p管?v制?w?p通?v讯?w?p情?v报?w的系统与美方卫星联机后，台湾海军将直接纳入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成为美国对北京的第一道防卫链的最前沿。

　　2001年10月，媒体还披露，台湾海军计划依照美军评估小组建议，与美方合作在台海周边海底绵密布置水下听音“海底音响监听栅栏”，以监视大陆潜舰活动。[36]

　　最近美国正准备售给台湾长程预警飞机，使台湾能够侦知远在新疆的导弹发射。

　　2002年2月3日，美国方面同意以300亿新台币的价格向台湾军方出售“铺爪式”长程雷达。同月26日，台湾宣布有意购买“阿帕奇”战斗直升机30架。并且，数目可观的台湾军购申请表正在筹划之中。台湾当局购买的各类武器，成为台湾军队“二代武器”的主要构成。

　　在2002年2月布什结束访华之后，华盛顿向台北倾斜的步骤明显加快，3月，华盛顿多年来首次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前往访问；美国国防部在核机密报告中声称要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布什在公开场合发生“台湾共和国”的口误；布什亲自签署国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成立“台湾小组会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再次声称美国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里发生的，其密集程度相当罕见。

　　2002年3月10号，台湾的汤耀明访问美国，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一起，召开所谓的美台军事防卫高峰会。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美国规定美台的军事主管是不能互访的，即使私下见面，也不能进入五角大楼。这次的突破，等于又给“台独”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

2002年5月，美国会众议院在“2002――2003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同非北约重要盟国”的地位；美总统在美方官员与台湾举行军售会谈前30日之内应与国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应与台湾“副参谋总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对台军售会谈。[37]

　　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建交、美台断交20年来，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共向台湾出售了高达三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高性能武器装备。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无论在数量、质量和性能方面，还是在时限上，都是对“八?一七公报”原则的公然违反。

　　另据不完全统计，台湾每10万居民平均拥有军人1650人、军用飞机2架、大中型火炮4门、坦克4辆，1万平方公里保持10.5万名军人、139架军用飞机、278门大炮、278辆坦克、23艘军舰。台湾地区成为武器部署密度最高、人均占有武器量最多的地区。这些数字高于正在发生战争的任何地区，高于大陆地区更达几十倍。[38]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而妨碍其霸权主义的推行，美国一直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主要手段，并竭力阻碍海峡两岸的统一。

　　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某个地区制造内斗是西方大国的惯用伎俩。当年大英帝国在印度之所以能超过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后来居上，成功地摆平了印度亿万之众，一统南亚天下，关键就在于高超地制造和利用了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使其陷于内斗，然后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渔翁得利”。为了取胜，内斗双方都不得不尽力争取、讨好英国殖民者，结果这个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世界文明古国，竟落了个忍气吞声接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80年之久的下场。以至于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将印度带回了前农业文明。

　　在东亚，美国也在玩这个游戏，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出一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以种种名义，制造并维持台海两岸的无法统一，然后打着保持地域军力平衡的旗号，助弱抑强，尽力制造模糊，使紧张局势得以无限继续下去，使美国成为双方都必须依靠的“仲裁人”，从而达到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39]

　　2002年03月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根据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布什政府指示军方在面对威胁时动用核武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七个国家。报告还列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使用核武，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台海发生战争或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时采用核武器。这份报告曝光之后，世界舆论哗然，俄罗斯和中国也有强烈的反应。

　　白宫制定两岸政策，包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的卷入程度，历来刻意保有模糊空间，使北京在考虑对台使用武力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明确地估算后果。此次评估报告的披露，则是第一次比较具体地提示了冲突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局，意图通过提高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来维持乃至固化台海现状。

　　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中国成为最大的“非民主国家”，成为在经济和军力上唯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这是美国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尽最大可能退让，包括对大使馆被炸，军机被撞等严重事件都一忍再忍，对台湾问题也一次次降低底线，甚至专门去为美国消气，但美国却不仅不给半点面子，却一再打破过去的规矩。布什政府到中国两次访问，在正式场合都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倒是明确提出对台湾的义务；美国一直在向台湾大宗军售，而且武器越来越先进，数量越来越多。虽然台湾一再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如护照加注“台湾”字样，公开称台湾是主权国家，但美国不但不反对，还支持有加。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要遏制中国的强大，最好的筹码是台湾问题。让台海永远分裂是美国最佳选择。当台湾的经济联系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美国政府心急了，政治上可不能让两岸走太近。所以小布什在国际场合可以不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能不提，即使在中国访问时也是这样。小布什总统在中国访问信誓旦旦的说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刚回到美国不久，美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在美国会面了。这还不够，美国政府还有意的泄露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白无误的告诉中国，台海问题将导致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为了把中国拖向军备竞赛，核讹诈的招数也使用出来了，看中国怎么办。[40]

　　大陆流行过一句讽刺司法腐败的话曰“吃了被告吃原告”，意指两头敲诈，美国打“台湾牌”的行为可谓“吃了小头吃大头”。从70年代两国开始建交谈判以来，美国仅靠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各自表述”的语句，就迫使大陆在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上，以牺牲自己利益或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让步，遭受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更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弄得颠三倒四、筋疲力尽，只剩下反复说“听其言，观其行”的力气，完全分散了处理其它国内外问题的精力。这样的效果，换到其它方面，就算美国把台湾交的保护费再加倍用出来都办不到。

　　美国要和中国对弈，台湾这颗棋子可以玩不完，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刻意采取模糊的政策，那么，中美之间永远有闹不完的摩擦，永远有没完没了的利益交换。台湾问题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制约中国的王牌。

　　现在美国是左右逢源：左手挥着三个联合公报，右手高举《与台湾关系法》，游刃于两岸之间――同大陆做生意，向台湾卖武器。既吃定台湾，又套牢大陆，把两边中国人耍得团团转，不得不仰美国的鼻息行事。中国主权成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在现有的分治状况下，两边都要看其脸色，谁不听话，就给其对手一个糖果，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山姆大叔已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谋得了本来绝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台湾被其扣为人质。台湾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大一笔战略资产。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信守这一正确立场，也许战后中美关系史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曲折与迷雾。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将自己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想法，美国政府的要员也公开表示过要抛弃台湾蒋介石政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为了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决定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那只缩回去的罪恶之手又重新伸向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麦克阿瑟还建议请蒋介石派一个军到朝鲜参战。杜鲁门在与国务卿艾奇逊商量后，认为台湾派兵到朝鲜作战的建议不可取，这将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但以朝鲜战争为借口进兵台湾则有“必要”。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八艘舰只，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找到“合法”的理由，明眼人早就看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已是苟延残喘，自保尚不足，还奢谈什么进攻大陆？

　　更为险恶的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竟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就在四个多月前，杜鲁门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发表声明，说什么“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台湾）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云云。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为了实现其防御共产主义的战略，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暴露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47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针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该和约至今仍让中国人感到酸楚的两点史实是：第一，当时，豪气冲天的美国根本就没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既没有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尽管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第二，该条约为今天的“台湾问题”埋下伏笔。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它们的未来地位，也故意没有明确规定把它们交还中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都把此条约奉为圭臬。因此，条约草案一出台就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和强烈谴责。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在头版发表《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自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美国一直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1950年7月28日，杜鲁门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海军少将贾那德为驻台武官。7月31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入驻台湾，建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美海军也在台北成立“联络部”，负责协调指挥台湾海军；美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名叫“美国远东军驻台军事顾问团”的正式代表团长驻台湾，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对部下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台）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台湾）；如果韩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应该说，蒋介石的此番分析确有见地。蒋介石决心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方面向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承诺给予南朝鲜必要的援助；同时召开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澎、金、马即日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三军将士停止休假，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和台湾空防，全岛实行宵禁。蒋介石还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决定派出3万余人军队赴朝配合美军作战。6月29日下午，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将派兵赴朝的文件递交美国国务院。杜鲁门政府在处理蒋军参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军方主张同意，而国务院方面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北朝鲜打北朝鲜共军，毫无疑问，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将会扩大，局势的发展就难以控制，其结果是不仅美国会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盟国吓跑。”。美国政府担心此举会将美国大量兵力长期牵制在远东地区，从而削弱美军在欧洲的兵力，使其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基于将朝鲜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战略考虑，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回函蒋介石，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为了讨好美国，保存自己，蒋介石顾不上讲什么民族尊严了，全部答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意将台湾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统一调度。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地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当然这只是麦克阿瑟站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10月，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顽固反共派。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蒋进一步全面勾结。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金兰为驻台“大使”。这是美国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首次向国民党派出“大使”，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国民党。8月，美国和台湾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新中国示威和挑衅。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以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尼克松还在台北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与杜鲁门时代只派军事人员访台不同，此时大批美国政府、军事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访问台湾，给台湾当局打气。一时台北冠盖云集，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

　　对于美国政府“关爱的眼神”和“厚爱”，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正像他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把自己已经准备扔掉的国民党政权又捡了回来，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得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甚而至于还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反攻大陆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在台湾生存的保障，蒋介石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拉近、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美国则与其庇护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单独签定了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唯独与台湾没有。于是，蒋介石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定结盟条约的建议。

　　对于美国实现其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来说，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台湾签定结盟条约，显然有其必要性。但艾森豪威尔却对台湾的提议迟迟未予肯定的答复，原因是美对蒋介石不断高喊的“反攻大陆”心存顾忌。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旦签定了结盟条约，如果蒋介石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则将会把美国拉下水。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再也不敢冒卷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再打一仗的风险。

　　为了争取早日与美国签定同盟条约，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金兰，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承诺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得美国的同意。金兰当即向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重大让步，解决了美蒋间的分歧。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和杜勒斯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文本上签字。台湾“立法院”立即通过，美国参议院也于1955年2月批准。3月3日，双方在台北互换批准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它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步骤。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约束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竟然“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1月28日驶入台湾海峡巡游。1958年10月，杜勒斯访问台湾，美蒋签署“联合公报”，公报要求蒋介石靠“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现中国统一，而非“凭借武力”，进一步限制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就是后来蒋介石所声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来历。[1]

　　到了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的方针遭到极大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并在全球形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识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档案”公开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秘密访问北京时的谈判文件内容，文件中显示的真相是，会谈的前三分之一内容都是关于台湾议题，周恩来清楚的向基辛格说，美国必须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台湾“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必须归还给祖国。”基辛格除了承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未来，也不主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一个台湾”的解决方案。[3]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不仅进一步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是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同于以往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但是，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申明和强烈反对，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的政策是（1）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2）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3）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4）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5）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6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在政策的执行上，该法案声称：一旦出现任何足以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该法案实际上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美国对台政策玩弄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国家”，其实质仍然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美国在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中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美国在此期间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台湾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冷后结束后，中国重新被美国定位为敌人，而台湾重新获得了冷战前期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的桥头堡地位。

　　1993年7月，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由默考斯基发起的修正案，给《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增加一款，即取消对美售台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限制；

　　1994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1994年4月，美参众两院通过默考斯基修正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

　　1994年6月，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 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宣布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允许两国高级官员互访，同意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4月，美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众议院共同决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5年5月，美参众两院以全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

　　正是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1999年7月30日，美国防部宣布将卖给台湾一批价值1.5亿美元的军用器材！紧接着，7月31日，美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另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其中赫然包括两架E-2T“鹰眼”空中预警机、先进的地面雷达和可以识别我空军各型作战飞机的相关软件。美国防部称，这两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既可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又不影响台海两岸的基本军事力量平衡。然后，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率团访台，公开支持“两国论”，摆明了美国的态度。

　　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4]

　　1995年，由于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卷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仅有害而无利。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台政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上海，克林顿总统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三不原则”，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美国宣布对台政策“三不原则”，表明美国从支持“一中一台”转向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与此同时，美国一再声称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仍有协助台湾防务的义务。

　　美国人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其对外政策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美国在1949年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所有；1949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出于对抗中国的战略需求，认为“台湾地位未定”；972年到1979年，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9年到1997年，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实质上仍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1997年后，美国声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认为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继续对台军售，实质上是维护台海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使台湾成为遏制中国的筹码。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下）

　　印度梦寐以求的是西藏的独立，西藏独立可以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 ，这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危险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只要印度不放弃其孜孜以求的南亚霸权目标，印度就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在印度某些人看来，只有促成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印度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因此，由印度所谓“安全利益”引起的与中国的矛盾是地区性的。而西藏是中印矛盾的核心。

　　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 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6位；军事上看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10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已不再局囿于克什米尔那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要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国、日本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北方在印度看来最不能绕过的就是中国。不与中国从地缘上隔离开来，印度在南亚的所有霸权目标就只能是空想。为此印度必须把加速西藏与中国分离作为实现南亚霸权的首选步骤。

　　长期以来，印度给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以庇护，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用使西藏问题迅速卷入国际化的方式，而不是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方式，以及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的方式，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4]

　　1950年11月18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写给他的同事萨达尔。帕特尔的信中说：“我们不能拯救西藏，虽然我们希望这么做，我们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给它带来的麻烦也越大。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有效地帮助它，反而给它带来麻烦，这对西藏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帮助西藏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鲁加了以下的话，其意义对今天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65]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印度对“藏独”的影响还表现在宗教层面。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内陆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1980年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镇）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

　　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镇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即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镇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镇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利器。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看，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什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去呢？原因就在于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谅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干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独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惠呢。达赖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1962年中印战争的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80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66]

　　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开始，出现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当前的新一轮大博弈，完全可说是老一轮大博弈在新国际战略组合下的延续，只不过大博弈的主角换成了美国，美国在这一大博弈中有地缘政治和经济两大目的，两者又密切相连。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在政治上，美国的目的和策略都是世界强权斗争中传统的“离强合弱”（“抑强助弱”），其主要对象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于俄罗斯，美国的目的是确保本区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削弱俄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影响，进一步蚕食俄罗斯在中亚、里海和高加索的势力。对于伊朗，美国企图长期遏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并通过支持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威胁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甚至最终肢解伊朗。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无疑是对美国独占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而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国必须发展和利用中亚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美国对此是以攻为守，以第一轮大博弈中应运而生的“藏独”和“疆独”两大分离主义运动，直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西部的发展。

　　在经济上，美国的目的更加明确，其中心便是前苏联里海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尚未开发的巨大石油蕴藏，阿塞拜疆共和国早已以其石油储藏著名于世。此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与英国――挪威北海油田不相上下。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第五位。总之，本区的石油总储量估计至少在250 亿桶以上，与已经长期开发的科威特油田总量相仿，超过阿拉斯加北坡和北海油田的总和。

　　目前美国和西方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受到伊斯兰什叶派势力崛起的巨大挑战，迫使美国寻求更为长远稳定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根据当今布什总统自己的说法，美国正面临短期和长期的能源危机。布什不仅食言而肥，违背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竞选诺言，还冒天下大不韪，取消前克林顿政府对京都国际协议的承诺。因此不难理解某一美国战略研究人士的结论，认为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对21世纪西方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生死攸关。”

　　在西太平洋，从白令海峡、朝鲜半岛直到台湾海峡，美国的战略是依靠日本，因此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愈演愈烈。而美国新中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利用北约盟国土耳其。其结果是苏联崩溃后在中亚“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所谓“疆独”运动，便是其组成部分。

　　苏联瓦解之后，中美反苏“轴心”寿终正寝，而原苏联中亚和里海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为美国直接涉足中亚，提供了大好机会。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地理位置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宠儿。

　　在新疆，当年的独立运动的背景支持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插手新疆三区革命，为三区革命政府培养、训练、输送干部的过程中，灌输“民族自决”思想，对新疆政局影响是深远的。斯大林当时的意图，乃是建立一个外蒙古式的仆从国，或者干脆加入苏联，成为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今日新疆的民族分离主义与苏联当年长达二十年的以“民族自决”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了干系的。现在的情况是，“疆独”的指挥大棒由美国的铁杆盟友土耳其国接过，“疆独”分子梦想成立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最后好与土耳其合并。

　　中亚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四个共和国，都是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作为最大的突厥族国家，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运动当仁不让的旗手。土耳其各界领袖纷纷发表有关新疆的狂热言论，例如已故总统欧扎尔就公开声称：“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同时在新疆地区，各种爆炸和骚乱事件开始不断出现，近年来愈演愈烈，海外特别是土耳其境内的各种“疆独”组织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疆独”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

　　在美国方面，从“中情局专家”到有关“学术界”人士，不断放出“新疆局势不稳”，“中国可能分裂”的言论。美国政界和美国国会，则不断出面表示对新疆突厥族人“受压迫”的关注。同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政府主办的宣传机构，全力以赴，加强对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各族的宣传广播。2001年3 月，美联社发表专评，公开称此宣传战为一场“高科技手段的大博弈”。

　　美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国务院之外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职责，特别值得注意。早有美国学者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公司路线”，是“中国可能分裂”。

　　苏联瓦解后，美国军方的四大世界辖区之一――“中部军区”（Central Command，辖区是非洲、中东和中亚）在中亚的活动急速增长，成为极重要的区域司令部（Regional Commanders-in-Chief，简称CINC）。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屡屡被削减，但是军方区域司令部对外不公开的预算却不断增加，以致区域司令们特别是前不久退休的中部军区司令兹尼上将（Anthony C. Zinni）得到了“四星外交家”的美称。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演变，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导致两项发展：“丝绸之路”和南洋海陆空商路的繁荣。由于与东南亚华人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南洋商路备受各方注目。中美撞机事件，表明南洋商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并作为对美国新一轮中亚大博弈战略的回应，中国加速开发大西部、复兴丝绸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正如南中国海上的撞机事件，作为大博弈一部的“疆独”运动，决不会消失于中亚的政治舞台。随着美国全面加速其战略重点向亚洲的转移，“疆独”的热度将会不断上升。[67]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５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

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以目前中国的原油产量，现已发现的储量再过二十年即告开采完毕。

　　而南中国海中国传统疆域内的的石油储量为六百亿吨，够用一百年。南中国海的可燃冰储量足够用上几万年。南中国海的其它资源价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陆地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起死回生之地。同时南中国海又是东亚与西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运输的咽喉和枢纽。

　　据科学家计算，就生产热量而言，两亩浅海海洋就相当于一亩良田，我国沿海约有这样的“良田”2亿亩，而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的水产品及鱼类生产能力，不亚于沿岸浅海，面积不低于10万平方公里，这相当于大陆粮食面积的总和。在不久的将来，南沙将要成为中国人的第二“粮仓”。

　　南中国海诸岛是许多岛屿、沙洲、礁、暗沙和浅滩的总称，南北绵延1800公里，东西约900多公里。诸岛礁北起海岸附近的北卫滩，南至曾母暗沙，西起万安滩，东至黄岩岛，自北至南大致可以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通常依据岛礁距水面的上下，分别称为岛屿、沙洲、暗礁、暗滩和暗沙等。南沙海域一共有230余个岛礁，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滩有36座。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0.43平方公里。曾母暗沙是中国领土的最南点。

　　从1802年开始，英、美等国先后非法在南沙调查、测量。他们发现，在这里只有中国人存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人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提出异议。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舰队挺进南海，使南海诸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未明确将南沙群岛归还中国，由此引出事端。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指出，南沙群岛一直是中国的领土。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美、法、苏等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以及各种文献和权威的百科全书均清楚地将南沙群岛标属中国。[93]

　　然而，由于中国海军长期积弱不振，我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没有保障。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南中国海海底发现石油、天然气，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纷纷派兵抢占岛礁，宣布拥有主权，印尼、文莱等国也非法进行石油开采。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南、岛礁数目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组珊瑚礁群。西面隔南海主要航道与越南相望；东面隔南海辅助航道与菲律宾相邻；最南面的曾母暗沙距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来只有几十海里；北面的太平岛距西沙群岛约400 海里。

　　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控制南中国海的钥匙。而且，其周围海域资源十分丰富，仅石油蕴藏量就达200 亿吨，确系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所需的一个资源宝库。

　　我国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为300 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而美、日、菲、越、印尼、印度等国宣布的管辖海域面积却相当于本国陆地面积的3 倍以上，甚至达10倍。

　　南沙群岛由230 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虽然单个岛礁的面积很小（最小的太平岛只有0.43平方公里），但是分布面积却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海洋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天约有400 艘船只通过这里。南沙群岛不仅能扼制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而且能对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等海峡（美国要控制的咽侯点）产生重大影响。各占据我南沙岛屿的国家都在把南沙问题推向国际化，以图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肆意掠夺南海资源。

　　按已知储量和目前开采量计算，南沙海域的海底石油尚能开采17年，天然气尚可开采40年。在1986年以前，越南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只有6 万吨。自从80年代开始大量掠夺南海石油以来，91年石油产量超过450万吨，目前石油产量已达700 万吨，使越南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经济支柱产业。

　　马来西亚自从在中国南海发展海上石油生产后，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石油出口总值已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 ，海上石油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

　　就连文莱这个只有5770平方公里、人口27万的小国，也使从南海掠夺的石油成为其主要收益。

　　目前南沙岛群中中国仅控制着9 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

　　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8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 个。印度尼西亚2 个。马来西亚抢占9 个。文莱1 个。

　　南中国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

　　越、菲、马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40个岛礁和大片海域，并加紧寻求侵占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支持，不断强化军事占领，抛出各种否定中国主权的解决方案，还企图使美、日等地区外大国卷入以遏制中国的行动。只要中国在南沙群岛稍有行动，越、菲、马就大叫大嚷，其他东盟国家也在外交上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而越、菲、马继续侵占岛礁，并在岛上大兴土木，增派驻军，扩大警戒范围，向中国在这一海区作业的渔船开枪，抓捕中国渔船，其他国家则默不作声，使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到不公正对待。

　　黄岩岛扼马六甲海峡至台湾、巴士海峡的南海航线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国领土，中国历史上许多文献都有中国对该岛享有主权的记载，中国曾多次对该岛命名或更改名称，对该岛行使主权管辖。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菲律宾对此从未表示过异议。但从1997年4月以来，菲律宾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在中国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对中日美三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加的探险活动进行无端跟踪、监视和干扰，菲国会议员还数次登岛竖旗立碑，菲军舰和飞机至今仍对该岛进行监控。

　　而美国也不失时机的频频插手南海事务，并积极与东盟接触，联合菲律宾等国举行罕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多达14次，2000年更达16次之多，这两年的演习仍有增无减。美国意在激发和巩固东盟与中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决心与斗志，以便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狡猾的美国人不用自己前来挑战，东盟便成为美国借刀杀人的利刃！[94]

　　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保护海上贸易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所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与近海岛屿的主权争端直接相关。从地缘角度看，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生死攸关。[95]

　　“台独”与南中国海的问题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如果中国失去了台湾，紧接着就会失去南中国海。因为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就表明肯定是中国实力不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就会趁火打劫，争相掠夺南中国海的领土与领海，那时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制止，南中国海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就会拱手让人。

　　与南海相比，东海、黄海不过是池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中国海军就失去了发展的依托，而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反过来讲，一旦中国成功统一台湾，台湾岛和台湾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将为我所用，我国防实力将成倍增加，将其威慑力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会知难而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中国如果再度丢失台湾，台湾将很容易地再度变成受人操纵的航空母舰。凭借这个不沉的航母，将封锁住中国大陆所有的出海口，这样，世世代代都为中国领土的宝岛不仅不能有益于祖国，相反它却会变成插在中国腹部的一把匕首。中国的国防将危如累卵，更罔论现代化建设了。遭受沉痛挫伤的，不只是中国的海洋事业，还有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96]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台湾“独立”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就为时不远了，中国四分五裂，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太惨痛了。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斯蒂芬?科恩在《失败的征战》一书中引用的统计数字使人触目惊心。书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地区国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与之相比，美国在大萧条期间也只衰退了27%；前苏联地区的工人收入减少了一半；牲畜和奶牛减少了75%。

　　1989年，前苏联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有1400万；到了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这一数字已剧增至1.47亿，相当于俄全国人口的总和。“休克疗法”造成了空前的社会灾难，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数量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伤亡人数(2000余万)。与此同时，霍乱、伤寒、酗酒、卖淫、吸毒和艾滋病流行，数百万儿童营养不良，成年男人寿命骤减。[97]

　　我国人口增长很快，每年要增长一千多万人。尽管我们的国土面积较大，但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并不多，人均耕地很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相 当严重。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南方地区的荒漠化很严重，河流的污染很厉害，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都缺水。而且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进口量越来越大，比如石油，现在我们供不应求，每年进口的数量已经超过总用量的30％；我国现在使用的铁矿石每年也有相当比例从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每年的铜、铝进口也不少；另外，化肥、农药、木材、纸进口的比例也相当大。

　　中国的耕地面积、水资源的总量分别占世界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人口总量21％以上的人口。而中国有限的其他自然资源及资本资源、知识资源等，也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还能退到那里去。

　　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相应的陆地、海洋和领空。??

　　陆地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而且，国士辽阔，回旋余地大，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就强，相应地生存安全系数也大。??

　　俄国历经拿破仑、希特勒二次打击而幸免于难，中国抗日战争能最终取得胜利，都充分证明了国土辽阔对于一个民族生存的关键意义。

　　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具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比明王朝要大三倍（十七世纪明王朝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平方公里），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50年前，我们不得已失去了外蒙古一百五十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几十年来使得华北的安全险象环生；台湾是中国试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命脉所系，她关系到中国能够否维持长远的经济发展，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东亚地区有力地抗衡其它大国，今天，如果我们再失去了台湾，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上）

历史的伤口

　　我们伟大的中国拥有足以傲视天下的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眩目的荣耀与辉煌，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儒学道家，曾经是东亚各国文化乃至文字的图腾；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中国长期不开放，除宋明以来的极端专制的儒家理学的阻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了。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东临大海，南部是热带丛林。除了航海，陆上只有一条非常狭窄而长的丝绸之路可将我们带到中东和遥远的西方。由于中国地处北温带，周边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差于我们，这造成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华文明，四周皆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近代以来，这种盲目自大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里，我们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如此（26%）。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清朝康乾时代，达到其颠峰，从乾隆末年（18世纪末）开始，这强盛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虽然在明代中叶，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毁灭人种”的下流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则。在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49]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八国联军战争（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百多个，五十余种。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7月3日签订

　　中法《黄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后6月13日签订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7月28日签订

　　中葡《天津条约》 1887年12月1日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或称《滇案条约》，1876年9月13日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5月11日签订

　　《中法新约》又称《越南条约》，1885年6月9日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

　　中日《交收辽南条约》1895年11月8日签订

　　《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签订

　　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证，也是旧中国统治者丧权辱国的记录，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

　　每个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向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强迫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

　　中英《天津条约》：中国给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等。

　　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给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法《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中日《交收辽南条约》，竟要清政府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从1858年开始，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以东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中国夺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苏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之际，乘人之危，又策划支持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国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积达157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中国近代丧失了总数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朝的版图是一个海棠叶形，而今的中国版图却成为公鸡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2个英国的大小，而中国现有的国土总面积也不过960万平方公里。

　　与俄国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疯狂地侵占、掠夺中国最起劲、最无耻的一个。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改为冲绳县。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承认朝鲜由日本控制；2、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设领事馆和工厂；6、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是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倍；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古老的“天朝上国”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义者人人争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把势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年9月7日，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没落的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列强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深渊的《辛丑条约》。由此，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违者处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国军队居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灾难。

　　《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最低谷。从此国家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丧失殆尽，经济彻底崩溃。《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给八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各地被焚毁的教堂和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的赔金，清政府战败赔款达10亿多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要赔11年的时间！

　　1901年，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严惩抵抗侵略军的各级官员，短短的一年时间，清政府有一半官员死于自己愚忠的朝廷。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得清自己为什么死的，因为他们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战场，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称为“十恶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自缢而亡，奉旨而死的还有军机大臣启秀、山西巡抚毓贤、山西藩司李延萧、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条约》意味着有着漫长边防线的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一个巨大的国家从此大门洞开，“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八国联军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器威慑下，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大清帝国在只有几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经高傲的头。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锦绣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猎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掠夺财宝，杀戮平民，强奸妇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1900年6月6日前后，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联合侵略华北，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后，到处奸淫、烧杀、抢掠，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2-08-23“义和团”帽子满天飞 徐弘炯（荷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时至今日，中国历朝历代大量的珍贵藏品仍然留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这是殖民主义者抢夺偷盗的“战利品”，也是强盗蹂躏中国的铁证。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国趁列强各国出兵中国华北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顺、在华北、在南京屠城，美国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俄远东军区军官俱乐部大厅里，悬挂着二幅巨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群哥萨克猎杀一只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围着篝火，烤着虎肉，饮酒欢乐的场面；另一幅画的是中俄瑷珲条约签字的场景：趾高气扬的俄军将官身躯伟岸，胸佩勋章，手握刀柄，用轻蔑的眼角余光扫视着被迫签字的瑷珲将军及其幕僚。

　　而画面上的清朝官员则个个象鸦片烟鬼，垂头丧气地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俄罗斯来说，征服这片土地是哥萨克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为征服而欢乐和自豪。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请看中俄边境地区俄国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意思是“征服东方”，标志着俄罗斯疆界已越过乌拉尔，穿越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东方”的帝业；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意思是“报喜城”，取意于在该城签署瑷珲条约后，向沙皇报喜，俄罗斯终于占据了几代沙皇梦寐已求的黑龙江流域。[50]

　　从签订《辛丑条约》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由于刚正不阿的清廷全权大臣杨儒拒绝在《交地约稿》上签字，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然将他从楼上扔下摔成重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权大臣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大清朝廷竟然连抗议的声音都没有。一年以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其子悲愤至极，自杀随父而去，双双客死异国。

　　据统计，从1842至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了1175宗不平等的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仅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13亿两白银和7.29亿美元。国家利益由此受到极大损害。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血和泪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丧土辱国的心酸历史。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泪的历史，这刻骨铭心的伤痛，实在不是时间可以冲淡得了的。

　　中国人民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近乎偏执的敏感与自尊，显然是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忘记过去就意谓着背叛。经历了割地赔款被动挨打的切肤之痛，目睹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

　　“台独”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遇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

　　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的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内陆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但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须明确中亚的范围。按最狭隘的定义，中亚包括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正式讲，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语词根后缀“斯坦”（-stan ），义为“土地”。这五国构成所谓（俄属）突厥斯坦。

　　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清朝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清朝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６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 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槠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停止支持藏独，同时印度国大党不顾中国对其早先的支持，俨然以英帝国的当然继承人自居。西藏亲英势力因此不仅将热振活佛排挤出拉萨政权，在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的直接参预下，于1947年关押热振活佛并将其秘密处死，同时支持热振活佛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反英喇嘛被屠杀，而达赖喇嘛的父亲也在此际不明不白地死亡。此事的巅峰，是在印度独立后，马上有人企图在印度领土上宣布“西藏独立”。

　　同时，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反多年来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开始接收英帝国在中亚的衣钵。早在1948年，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可南（Mackernan ）便帮助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1949年4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美国希望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1949年9 月，在中共军队入疆前夕，马可南仓惶经西藏逃亡，并对“反共”人士留下指示：“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从此际起，在新的外国主顾下，藏独运动逐渐进入“现代”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措施，加上英国从次大陆撤退，“中国军队”入藏成为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解放军1950年10月越过金沙江和半年多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是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政府一直相当坚决地支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也是二战时美英在亚洲的一个矛盾。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美国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国争夺亚洲腹地的传统和“资产”，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

　　美国从19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秘密卷入策划西藏的“秘密战争”。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空运大批受过训练的藏族特工和武器进入西藏，同时美国在琉球（即日本所谓冲绳）到科罗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训练藏族武装人员。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和装备的。仅从1957至1960年，美国即给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 多吨物资。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和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

　　另一必须指出的事实，是美国导演的这新一轮藏独运动，一开始完全是彻底的“暴力”行动，而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从最初就直接卷入。其实达赖喇嘛几位兄弟和美国中情局的密切接触，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据在美国出版、为藏独宣传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一书，远在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处游说的达赖喇嘛，便已经向坚持“暴力斗争”的四水六岗组织秘密传送了八封“鼓励信”。

　　西藏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支那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任四水六岗组织被尼泊尔皇家军队全歼，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由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瓦解后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离强合弱”的需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线，近年来在美国行情大涨。[59]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功不可没”。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劝。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的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协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60]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传媒另一件不愿声张面对的事实，是近百多年来，真正遭到“文化灭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语和藏传佛教地区，决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正是被原英帝国强占的大吉岭（原属锡金）、锡金（即哲孟雄，原属西藏）和拉达克等地。它们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领土，那里的藏语文化频临消失。中国境外唯一的藏语国家不丹，也面临印度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效忠达赖喇嘛的“西藏难民”双重威胁。[61]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 元 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 东至东南亚地区。

　　印度独立后，俨然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人自居。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 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这份“遗产”。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眼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这里所说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国。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 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 联邦” 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 “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 ，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 ”。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顺利平息少数藏人叛乱，以 及1962年对印作战的胜利，使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至尼赫鲁在1962年印度军事失败后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渐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由此看来，印度“ 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都被纳入印控的“联邦”的历史概念。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几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说过“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62]

　　印度近年来“大国梦”膨胀，其情报部门公然招募“精通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临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爆炸的严重威胁。中国之外大吉岭、锡金、拉达克等原藏语区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实在为“藏独”运动提供了不祥的前车之鉴。[63]

　　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