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凤凰涅槃还是文化毁灭 -- 燕青

70年代常见婴儿和病人喝牛奶，很少见谁家有毛毯。

你亲耳听来的就是真的？你这是对众多回城女知青的污辱！

关键是首先从舆论上准备，把邓和改革开放否定。必要时不惜和运运，轮轮们沆瀣一气。现在而今眼目下，所有的罪恶都归邓，一切好的东西都是毛留下的，邓没来得及破坏的。如果不彻底把邓否定的话，毛留下来的所剩不多的好东西都要给破坏完了。大致可以这样理解遗族的帖子。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１９７７年９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一九七七年冬天，中国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

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回忆，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至八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八月六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欧洲也是一样。如果能想办法对付过去，就对付着，还能有说法让自己满意，如宗教等。我想这是人类共同的毛病吧：惰性。

除非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出来号召变革，普通人是宁肯安于现状的。但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没有被时代同人理解，也是一个事实。

思维的文革让我厌恶。

此处举例是为了说明文革中奶粉，鸡蛋都极度缺乏。

不过小米粥是很有营养的，而南方的大米汤则不同。

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每前进一步都有斗争。

你设想生产力达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就会自动调整，大家就和谐了天下太平？但事实并非如此，你这个观点和邓小平说的一样，其实这才是伪马克思。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调整或者变革，意味着有阶级得益、有阶级受损，这就必然带来斗争，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人头滚滚。

另外，我也没说

至于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目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以至于成为“纲”，现在可能不是，但有这个趋势。

自以为掌握真理，动不动就要求别人干这个干那个，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这种事是我做的吗？你凭什么把这些毫无道理的想法强加在我头上？划分黑五类是谁干的，我难道没说清楚？我说的，又有哪一条没有事实依据？

你真的以为

从此不再回你的帖子喽，很显然，你根本没做到你自我吹嘘的那些，言之无物的人，免谈。

我也不悲观，只是狠难理解两点论和非黑即白的思维。

点头的，科学大会最主要不是高考问题。

华是1981年才离开最高岗位的，就算邓全面掌权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也是第一次高考之后了。

何东昌的回忆，不如我这里这个吧。

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很多材料是我师兄收集的。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吴文俊、邹承鲁、马大猷、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科教界30多位专家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参加由邓小平亲自提议召开并主持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首抓科教做的第一件事。

会场上，大家很随意，不分尊卑，围坐一圈，畅所欲言，邓小平不时插话。

与会者欣喜地发现，5天会议，邓小平一次不落出席了全部议程；他们更不曾想到，这个七嘴八舌的“情况收集会”会成为半年之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那么这次会议就是春天前的惊雷。”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如此评价。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人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三科合一”，但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直处于混乱瘫痪状态。陈伯达竟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此，中科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刊物；“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像“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不可理喻的谬论，作为至理名言甚嚣尘上。

邓小平对此痛心疾首。1975年复出后，他就提出对中科院进行整顿。这次整顿是对全国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进行整顿，重点是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进行调整。

后来由胡耀邦主导形成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贯穿了邓小平整顿科学、整顿教育的指导思想。

虽然后来这份文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胎死腹中”，但也吹皱了一池春水。

正所谓春天到来之前，乍暖还寒。

镜头还是拉回到这次座谈会。

在场的科学家没想到，自己大胆建言献策，如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知识分子名誉；保证5/6的时间搞科研，改变用非所学等建议均得到了邓小平的当场拍板。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亲自过问童第周，通知让他参加会议，并说：“让他扫地是糟蹋圣人。”

8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讲话，对17年估计、调动积极性、体制、教育制度、后勤工作及学风等六个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即著名的“八八讲话”。

吴明瑜不仅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执笔人，还是这次科教座谈会纪录的整理者。在他看来，“‘八八讲话’没有讲稿，它是小平同志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

“人们谈起这次座谈会多强调其在恢复高考中所起的作用。其实，会议的内容和意义远不止于此。”参加这次会议的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原副校长沈克琦认为：“科教座谈会实现了两个突破：在思想上突破了‘两个凡是’，在科教战线上突破了‘两个估计’。假如没有这两个突破，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

至今，让许多与会者感到最温暖的。仍津津乐道的还是小平同志的那句话：“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说明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

一次由党中央筹备了

九个月的大会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

“四人帮”虽已粉碎，但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运茫茫，中国走向何方?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

要打破禁区，改革创新，科技教育成了最好的突破口。所以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教，数月后，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9个月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1977年6月6日，成立了由方毅、李昌、武衡、张爱萍等16人组成的全国科学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成立后，抓了以下工作：起草会议的主要文件；编印《简报》；审定100多份典型材料；评选先进集体814个，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1158人，优秀成果7000多项；筹办了民口和国防口两个科研成果展览会；还安排了接待、保卫、组织和会务方面的工作。

1977年9月5日至9月15日，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印发了叶剑英元帅的诗《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大会召开前两天，聂荣臻元帅赋诗《攀高峰争朝夕》祝贺，大会召开后，叶剑英元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也泼墨挥毫写下一首新词《祝科学大会——调寄忆秦娥》。

“科学大会的召开是中央一系列会议联动的结果”。科学大会文件起草组成员、原科技日报社社长林自新认为，自中央决定召开大会后，在思想和理论问题上作了一系列准备，召开了一系列筹备会议和两次科学规划会议。同时，叶帅、聂帅为科学大会作诗赋词，表明了中央高层和部队的多数领导与邓小平达成了共识。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传达《通知》和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的精神。9月23日，《通知》在电台、报纸全文广播和刊登公布，直接同全国人民见面。

这篇长达12页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科学研究人员每周至少必须有5/6的业务工作时间”。

其中，保证5/6的时间搞科研，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年月，谁抓业务就给谁扣上破坏革命的大帽子，他们甚至把用业务时间去看样板戏也当作政治任务。这套做法，闹得科研人员“欲干不能，欲罢不忍”，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

邓小平对此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早在科教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要保证5/6的科研时间，邓小平插话说，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这一点不仅写进了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也写进了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

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是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自中央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后，相继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都很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积极推选了大会代表和特邀代表；大力推荐先进典型和优秀科技成果；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整顿和充实科研单位的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技术职称，提升了一批研究员、教授和工程师。

例如安徽省委对5000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进行合理调整，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上海等地一些遭受“四人帮”迫害的科技人员冤案得以昭雪；上海、广东等地都召开了科学大会，表彰科学技术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科技战线呈现了新面貌。

科学大会通知发布以来，各地出现了向科技部门写信，提建议，献成果，荐人才的热潮，仅中科院每天就收到人民来信二三百封。

一家三院士重聚大会堂

5000多名科技界代表劫后余生，会上相逢，“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与会代表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年纪最大的90岁。

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会场内红旗飘扬，主席台上悬挂着郭沫若为大会题写的“全国科学大会”的横幅。

5000余名代表相继来到会场。

在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各代表团团长之外，还有老中青科学家：马大猷、王大珩、王淦昌、叶笃正、朱光亚、华罗庚、严济慈、苏步青、吴征镒、汪德昭、张光斗、陈景润、茅以升、林巧稚、侯祥麟、钱三强、钱学森、高士其、黄昆、童第周……

这些已入古稀或耄耋之年的老朋友，相隔多年之后，劫后余生，会上重逢，恍如隔世，百感交集，不觉老泪纵横，激动不已。他们有诉不完的苦，说不完的话。他们时而声泪俱下，时而开怀大笑。

吴征镒、吴征铠、吴征铿三兄弟，“文革”期间分散各地，这次会上，度尽劫波，得以相见，重见天日。这三位著名科学家（均为院士，被称为“一家三院士”）共赴科学大会，一时传为美谈。

许多科学家们彼此握着手，顿生大难不死喜相逢的感慨，“哽咽不能语，唯有泪千行”。

出席大会的有包括台湾省在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中直和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和国防工业部门，共32个代表团。参加这次空前盛会的代表中，有820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189个先进个人。

他们当中有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978人，包括中科院学部委员117人，各学会理事长54人。35岁以下的青年有159人，约占2．9％，36岁至55岁的中年3732人，占66．8％；56岁以上的老年1695人，占30．3％。

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22岁，80岁以上的有31人，年纪最大的90岁。

这位90岁高龄的就是我国地质学界的老前辈何杰教授。他早年创建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又在9所大学连续任教几十年，他曾和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一起，培养了许多地质科学工作者，桃李满天下。参加大会的地质工作者，就有12位是何杰的学生。

成都地质学院59岁的罗蛰潭教授，在会上一看到他的老师、比他年长3l岁的何杰，马上前去伸出双手，扶着老师走进了休息室。

他们已经阔别23年了，今天师生俩相依而坐，倾诉衷肠：

“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给了我们见面的机会；要是在前几年……”

“别看我老了，我还没有退休，还要为地质工作做贡献，不久前我还为国家写了一份发展我国矿业科研的意见书。我希望能亲眼看到2000年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科学大会的召开，如春风送暖，激发了中青年科学家的报国情怀，也搏动了暮年科学家老骥伏枥的不已壮心，“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30年后，当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一情景的吴明瑜，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廉价，也是最可爱的，56块钱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文革’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旦我们的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向他们发出召唤，最后还是一心向着党、向着祖国，向着科学。”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当时被看做是“胆大妄为”。

“禁锢粉碎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

1978年3月18日下午3时，大会开幕。邓副主席操着那口熟悉的四川口音，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会上他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已是共识的提法，在当时却遭到了争议，起草讲话一波三折。

大会的文件起草组由以方毅为首的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由中科院原秘书长童大林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则由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人负责。

由于起草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脉络比较了解。“文件起草不困难，就是根据小平同志以前关于科技的一贯论述、讲话精神，整理一下观点。”据吴明瑜、林自新回忆说，邓小平审阅后，表示可用。不久，这份讲话稿送中央审阅。

然而，这份文件遭到了中央高层部分人的质疑，如认为“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这么多话为什么不引用?”

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的内容都是我讲过的意思，文字也很流畅，坚持不改。“当时能够顶住压力，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吴明瑜说。

在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接着，他谈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历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时代潮流：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这席讲话在人民大会堂，在神州大地引发了深远而持久的历史回响。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科教领域落后的严重性是邓小平讲话后才明确提出的。这个讲话就是针对和回应了当时政治界和社会热烈争论的问题。”林自新说。

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查汝强如是评价：“小平同志进一步阐明科学是生产力这一原理，我们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就将奠定在一个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也就彻底驳倒了‘四人帮’炮制的所谓‘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这一反动理论观点。”

查汝强认为，只要立住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也顺理成章了：“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人员是生产劳动者，就更没有疑问了，我们就应当把他们当做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来依靠”；“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本身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它就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那么，我们对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就不能贴阶级的标签，不能乱扣政治的和哲学的帽子”；“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它就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的创造。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根据这个认识，加之我们现在的落后，我们就特别需要努力学习外国、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而将此诬蔑为‘卖国’、‘投降’，就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当时被看做是胆大妄为，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文件起草时有人就反对，应该改成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

邓小平还是坚持了原稿。

吴明瑜说，邓小平早在科教座谈会就强调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这是他一贯的观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杨振宁的老师、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听着邓副主席的讲话，频频点头，与邻座相视而笑。

“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吴明瑜认为。

虽然早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很是感动了。陈毅则更加干脆，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然而，知识分子并没有就此摆脱作为批判对象的厄运，一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目日讲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被推上祭坛成为锋芒所向的活靶子，尤其是文革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曾经担任“九院”副院长的核物理专家高潮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感慨不已。

当时，许多大牌科学家都被迫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高潮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15岁参加革命，然后到苏联学习，怎么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老工人负责高潮的“思想教育”，后来苦苦“求”他：“老高，大家都承认了，你不承认，我这儿也交不了差。”最后，高潮承认“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算是过关了。

那一年春天，有关方面用军用飞机专程把高潮接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开了科学大会，回来就发现研究所的气氛非常热烈。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组织‘科技苦战能过关’，大家从早到晚干活，好像都不知道累一样。”高潮回忆说，“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

大会间休息时，休息厅里一片欢乐，笑声盈盈。多年的战友喜相逢，昔日的师生重会面。

继续开会的时间到了，有两位代表还在谈心。他们是广东汕头超声电子研究所所长姚锦钟和一机部科技局副局长陶亨咸。姚锦钟说：“大会叫人坐不住啊!回去以后，我要尽力把无损检验技术搞上去。”陶亨成一边啧啧称赞，一边说：“我愿尽力为你创造条件。”他俩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71岁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说得好，“四人帮”时期我们有压力，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现在也有压力，但这是鼓舞人心的革命压力，这种压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散会后，代表们走出大会堂，十里长街已是万盏灯火。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兴奋得令人难以人眠的夜晚。

在这人群中，就有陈佳洱。

陈佳洱1952年入党，1966年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在北大进行重离子加速器研究。“文革”期间，陈佳洱惨遭批斗，被批糊涂了的他不清楚自己“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以为“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在会上，我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禁锢粉碎了，真正解放了!一辈子搞科研，有希望了!”陈佳洱激动得难以自已，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啊。

陈佳洱至今还珍藏着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他与周培源、侯仁之参加大会小组讨论的照片复印件。

30年前那个春天发生的事，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陈佳洱有幸在钱三强先生领导下参加了“核科学与技术”部分规划的研究与起草工作。他当时只有40多岁，亲手参与了规划合肥的同步辐射装置和兰州近物所的重离子物理研究装置等大科学工程。

党和国家于2003年再次组织制定我国中长期科学发展的规划并在2006年年初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又参加了有关基础研究部分规划的战略研究与起草。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科研单位要配“三套马车”。

“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讲话的第三部分中，着重阐明了：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他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讲到这里，会场上出现又一个动人情景：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断了邓小平的讲话，经久不息。

这句话，说到了科学家们的心坎里，也为各级科技单位和部门党委领导人，给出了一个最准确的定位和示范。

他说，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需要，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也都应当有相应的转变。”

邓小平指的转变是针对当时科研单位用非所学，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提出的。

早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就明确主张科研院所应该配备“三套马车”：一个党委书记，热心科学和教育，多半是外行，当然找内行更好；一个研究所所长，能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是管业务的，这应当是内行；再一个是管后勤的，即后勤部长。当时，他就提出自己来当后勤部长。

谈起当后勤部长，说来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小平同志过问黄昆教授工作安排的故事。

1975年，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就得知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和固体物理学专家黄昆，从北大物理系发配到电子仪器厂边教学边在半导体车间劳动，邓小平严厉指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他是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

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在“批邓”时，有人捉刀代笔，以黄昆名义写了批判邓小平的文章。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当然明白那篇署名黄昆的批判文章并非黄昆的真实态度，并在科教座谈会上又主动提到了黄昆的问题，说：“我现在还认为黄昆应该当半导体所所长。

几天后，年近花甲的黄昆在离开理论物理的研究岗位多年后，到半导体研究所上班。调到半导体所后，科学院配备了所党委书记和管后勤的副所长，组成了“三套马车”。

黄昆由此成为“文革”后走上科研院所领导岗位的那批科学家之一。

“陈景润效应”

“中国有一千个人（陈景润）就了不得。”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亲自会见参会代表，与一名代表亲切握手。这位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一脸真诚的感激。

他就是陈景润。

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然而，最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那篇《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

一时间，洛阳纸贵。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内向的性格，加上病弱的体质，陈景润这个曾经被批判为只搞科研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书呆子，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最接近猜想的第一人。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完成的。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它物。

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于是他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演算纸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只要有人进来，就拿起“毛选”盖上。

在拳脚和辱骂声中，他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他的际遇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科技界最大的“后勤部长”发话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

邓小平曾多次过问陈景润的身体状况，并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了他生活的实际同题，改善其科研环境。

几乎在陈景润获取成果的同时，1977年2月25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之为“杨张定理”。

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

当时年仅38岁的杨乐，也成为当时青年心目中攀登科学高峰的偶像人物，并参加了这次大会。

陈景润则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更让他兴奋的是，邓小平、聂荣臻专门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代表。

当他伸出双手，握住邓小平的手时，不善表达的他深深鞠了一躬。

“咔嚓”，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一握之中。

在大会期间，除了陈景润，还有一大批科技专家作了大会发言，如物理学家周培源、生物农学家金善宝、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大庆总地质师闵豫、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物理室主任陈篪、成都工具研究所工程师黄潼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孙家栋等。

当时，孙家栋作了关于我国空间事业发展的发言；30年后，作为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他实现了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中所说的“嫦娥奔月”的设想。

他回忆说，虽然“文革”期间，他所在的航天领域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对科学、对知识态度是扭曲的。20世纪70年代，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科学和教育饱受摧残，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四人帮”竟然提出，“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

但这次大会彻底改变了这种观念。

这次科学大会上，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57项优秀科研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里，大会秘书处先后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向大会献礼的科技成果1319项；收到贺电、贺信、建议、其他来信共2万多件。

会后，全国上下奋起直追、争分夺秒，大家发誓“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据报载，当时有的科研人员周日也不休息，陪来北京的亲戚逛半天颐和园，还为“浪费”半天时间心疼得流下限泪。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科技报纸和科普版面增加，有的地方科技报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百万份。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孩子在被同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长大要当科学家!”当时报纸说的完美男人都是科学家、工程师。一时间，城市的女孩子都在找科技人员当丈夫。陈景润就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近千封情书。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唤醒了一代人。

一次科学大会，开创了一个科技发展的崭新时代。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什么错？当然没有！

但是1956年毛爷的《论十大关系》读过没有？这个时期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然建设成为主要目标。

就算几个反党分子，也用不着搞运动，抓斗争。当年的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所谓右派在人民心目中的嘴脸，犯得着大动干戈吗？这一次又一次整来整去，领导越来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老毛都觉得尾大不掉，还要从体制外砸烂一切，可惜的是，砸烂了一批，新上来一批，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邓靠着被打倒官员的势力重掌权力，就更不能打倒这些官僚了。而且，邓发现，打倒官僚后出现权力真空引起动荡，反而影响经济崛起。

所以社会改革要有斗争，但是非革命时期，采用革命手段根本是乱用。

阶级斗争是纲，根本就是太祖的失误，栽到谁头上都没用。

很多人根本只会空头喊口号，学学太祖的实践精神行不行？

这个我还真是同意的。尤其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考虑，确实如此。真正合理的口号应该是周总理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直到今天，“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什么时候斗争什么时候不斗争？现在是不是该斗争？斗争没有效果怎么办？

革命不就是因为在原有社会框架下斗争无效的结果吗？

你实践，我也实践，为什么实践得出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