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交易的秘密——换个角度看经济学 -- 辉汉如雨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增加社会财富。
因此，
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值的科学。
由于财富通过交易可以使效用最大化，所以，
经济学也是研究如何提高交易效益和效率的科学。
同样是由碳原子组成，金刚石和石墨的性质迥异，原因就出在晶体结构上。而整个国家是一盘散沙还是上下齐心、如臂使指，社会成员能否方便快捷地开展交易，最大限度的挖掘自身潜力去创造财富，差别还是出在社会组织结构上。
组织机构的存在为了提高交易的有效性，即相对于个人，健全的组织更有利于人的优势互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提高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
经济学和管理学分别偏重阐述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经济学偏重于探讨在做大做好蛋糕过程中如何最大化蛋糕的效用，管理学偏重于探讨在做大做好蛋糕过程中如何减少蛋糕的成本，至于如何切分蛋糕那是政治学关心的内容——不是说，经济学不关心如何切分蛋糕，但参与社会的分工协作是学习经济学人的基本要求，要是自身也闹“大而全”、“小而全”的毛病，那累死了也没人叫好，倒会落了个惹人耻笑的下场。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巨型系统。社会之所以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是社会组织把每个单独的个人联结为一个整体。社会组织结构——在现代管理学还没发展的时期，人们常用生产关系之类的词来表达类似的含义——的进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提高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无论是流水线生产的推广还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无论是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是市场经济体系替代了自然经济体系，都引起社会财富的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纵观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入手。
社会组织结构的进化表现在这两方面：个人价值的提升和社会交易渠道的健全。关于人的价值提升问题的阐述详见《四、寻找终极保值品》；关于社会交易渠道健全问题的阐述详见《六、政府凭啥收俺税？》
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善将更有利于交易的分工协作、交易品的生产与流通并减少在交易过程中的浪费。那么如何建立一个能不断进化、与时俱进的社会组织结构呢？这是管理学关心的活，俺没啥新鲜的看法，俺只谈谈在俺心目中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理想的社会组织结构运行的状态应该有点类似于太极高手的身体状态：一般情况下保持放松宁静的状态，体内生机盎然，大脑对外界和体内保持高度的灵敏知觉，似乎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的感觉都能被探查到，思维在轻轻地脉动，一个个思想的火花此起彼伏，坦然地面对困难，随着时光的流逝，难题在努力下得到了解决，但在某个时刻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一样，身体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中，就像是从未有过努力去锻炼身体，保持健康一样。（描述的是俺身体、心理状态最佳时候的感觉，俺不会太极拳，不要鄙视俺，呵呵）。一旦遇到了危机，又能迅速动员全身的能量予以搏击。
象丰田、谷歌等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也能给我们相关的启迪，要保证普通员工收入稳定增长和企业稳定发展双赢格局的关键在于建立良好的企业架构，这种架构表现在：一方面，员工有足够的技能，可以离开低工资岗位到高工资岗位求职，这要求企业有较低的参与新产品研制（内部自主创业）的门槛，有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技术和提高自身技能的渠道；另一方面，员工和企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系统中，由于分工协作达到了最优化，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企业可以承受员工收入增长造成的成本压力，同时也不愿意频繁地解雇员工造成生产系统的不稳定引起成本增加。
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要求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就要做到：
1、以人为本。要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要让人有能力去创造财富，有东西可以参与交易。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普及教育，增加人的健康，才智和能力。中学阶段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帮助大多数人能利用互联网等手段终身学习，持续发展。这体现了机会的公平。
2、能者能上。为能者提供上升通道，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要让交易更能体现效益和效率。如公务员的公开竞考，组建园区、引入风险投资，降低创业门槛等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体现过程的公平。
社会组织结构要能尽量体现机会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我想，这大概就是民主的真谛吧。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根本点也就在上面两点吧？我们就要在这两点的基础上，继续通过社会化大分工的生产格局，使社会联结成为一个各个分系统、子系统……基层组织和每一个人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有机体，让每一人都成为社会的细胞。细胞，这个最基本的生命组织结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能量中心——线粒体。我们的社会发展，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能量。这也是我们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吧。
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了的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同一个笼子里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大家都成了利益攸关者，休戚与共。
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过分地关注社会的收入差距，强调橄榄型的社会收入结构就是优于金字塔型。其实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收入的分布曲线，发现只要根据需要设置中间值和数值区间，同一条收入分布曲线可以分别绘制成橄榄型或金字塔型两种图表形式。可见印度号称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就是对收入分布曲线的合理处理得出的结果，这可不能说人家造假呀，尽管印度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还达不到美国人的贫困线标准。
现代的金融不再依赖于黄金等实物货币，因此，就算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也只是在数字上、在名义上拥有财富。过分地关注财富的集中毫无意义，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这些巨富如何支配使用他们的财富。要是他们利用他们的智慧合理的运用他们的财富，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何尝不是双赢的格局？何况这些巨富的存在也激励着无数人设立自己的努力目标，通过创新和学习提升自己的价值，进而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但是要是他们为了一己之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最后的报应也要他们承担一部分。至于要求他们为社会的损失承担多大的责任，需要我们用相应的法律去制约。
毫无疑问，在每一个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是收入较低的阶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推理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在收入平均线以上的一个人的收入要相当于一个以上在平均线以下的人员收入的总和。
天助自助者。我们的社会激励机制就应体现这一点。
因此，要增加内需，增加社会的总的财富，关键是要帮助低收入阶层人员提高本身的价值，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在交易中的有效性，而不是单纯地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去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推动收入曲线的整体右移而不是单纯的劫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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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易，首先要有交易的动机，其次才是要有交易的条件。
交易的动机来自于双方觉得交易的结果可以满足自己更多的需要。也就是说要值得交易。这就需要有一种中间媒介来衡量不同物品之间的价值对比关系。我们把这种中间媒介称之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俗称“金钱”。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充当现代交易中的一般等价物角色？这样东西可以真正的保值——也就是说它的价值虽略有波动，但在长期能始终保持不变。
《货币战争》中宋先生向我们推介终极保值工具：黄金。但是黄金真的能保值么？
假定社会上有个聚宝盆，它能根据社会的黄金需求，自动地收发黄金，保证黄金刚好处于供需平衡状态，保证黄金的价值（价格）始终不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携带X克黄金的帅哥从古代穿越到现代，这X克黄金够他在古代的某个时空点买足够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在数量上刚好等同于在现代某地买等量的衣服、食物和住房，我们假定他不从事其它消费，那么他们拥有的财富就等同？拥有同样的财富为何不能换来同样的生活质量？ ——这个案例好像有点自相矛盾的味道，但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反正写着玩的，不要骂俺胡说，俺就是在瞎掰。
现代社会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其便利和质量远远超过几个世纪前的帝王，虽然他们拥有黄金的数量相比悬殊，但你能说以前的帝王拥有的财富就比现代普通市民现代的市民多？
有些疾病在今天叫小毛病在古代却属于绝症，如肺结核、梅毒等，试问今日廉价的能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在古代售价几何？一小瓶青霉素对不幸中标染上花柳病的古代帝王而言其价值不亚于等量的钻石吧？
充其量我们只能说，不在同一时代的人的财富不具备可比性。之所以不可比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物品和服务无法实现交易。
黄金也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充当一般等价物才实现了其价值。离开了交易，离开了社会生活，黄金只是一般的金属而已，虽然它在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上有其特性。
同样的推理过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石油、粮食……也不能永久保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同样数量的一般等价物（纸币）也常常不能换来同样的物品。两家相邻的超市，买同样的商品，价格却总是有略微的区别。
唧唧歪歪说这么多，无非为了总结一句话：
没有一种东西充当一般等价物可以保证价值的不变。
也就是说，一般等价物的衡量性和保值性是相对而言的，不是固定不变的。
这是因为——
物品（包括时间、知识、健康、快乐和组织结构等虚拟物品和人本身）的价值表现在：
1、效用性。
表现在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特性。
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物品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物品的价值只能在统计意义上粗略的估算而无法准确的计算。
一瓶干净的泉水，对山间居民来说一文不值，对城市居民可卖矿泉水价，对沙漠中快渴死的人来说愿意用所有的财产去置换。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价格就等同于价值，是人的需要在货币上的表现形式。
洁净的空气、水的价值之所以没有以价格的形式体现无非是向消费这类特殊物品的人收费成本较高而已。当可以收费时，自然就有价格了：
中国古代有种残忍的刑罚，是用湿纸（巾）蒙在被绑的囚徒脸上，使其窒息而亡。要是刽子手有收费的权力，那他的空气流量的价格应该不会太便宜吧？
很多风景区是天然缔造的，但一围上围墙，门票的价格就有了，总不能说，修建围墙的工作本身创造了价值，而这种价值以门票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
甚至人的时间、快乐、健康和人脉（组织结构形式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等虚拟物品也能以价格的形式体现：有了钱就可以通过乘飞机替代走路以节约时间；有了钱心情郁闷时叫上一帮酒肉朋友去腐败一下烦恼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有了钱生病时当然可以接受更好的治疗恢复得更快；至于“富隐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近邻”代表什么意思就不用多说了吧？认为“金钱买不到时间、快乐和健康”的人一般都是很空闲的、没尝过生活拮据的痛苦或者没见过因病致贫的，这种现象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所以也难怪晋惠帝问出“何不食糜？”这样的话来。
可见，人的拥有的财富未必等同于拥有的货币数量（账面数量）。也就是说，人拥有的财富一部分是以隐性财富的形式存在，诸如心理和生理的健康、生活的安宁、个人素质能力的提升等等。有个故事说某人因钱少而烦恼，求佛，僧问：“可愿用双眼换百金？”不愿。问双臂、双腿，问家破人亡，问百病缠身，皆不愿，僧笑而不语，某悟而返。讲得就是这个理。
国家拥有的财富一部分也是以隐性财富的形式存在，诸如制造能力的提升、军事潜力的威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进化等，有人老责怪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太快，可外汇储备是用什么换来的呀，绝大部分是我们国家多余的劳动力换来的，本来是那么多人闲着没事，居然可以把时间换钱，干吗不干？（所以不要总骂我们自己廉价卖煤矿等资源换外汇，说不定老毛子、阿拉伯人和桑巴舞者也在拍桌子，骂前几年卖给中国人的矿产太便宜了呢。不过对我们的稀土矿产才卖了猪肉价我还是想让小区门口的流浪狗去问候一下某些人的母亲。）何况除了积累这些可以换成飞机小麦的外汇，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虽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我们还是积累了庞大的隐性财富。即使所有的外汇储备变成废纸，我们因此遇到一时的挫折，但有了创造能力、制造能力和市场内需，我们一样可以持续发展。
所以别看我们国家报表上的人均GDP数值低，但老百姓生活不错——俺是浙江沿海地方的人，据周围常到欧美跑市场的人讲，那边一般人的生活条件跟俺们这边差距也不太大，虽然浙江的人均GDP离那边还有相当的差距。
2、产权。
产权是人对物品的拥有权。
产权是保证物品交易和拥有财富的前提，对物品拥有产权，方能进行交易。
国家是保护产权而产生的暴力工具。
3、可交易性。
无法交易的物品其效用无法最大化。这是边际效用递减得出的必然推论。
前例中老A的财富缩水就是这原因。
一个青花瓷的文物，对拥有它的收藏家而言价值连城，但对你我而言，也就是一个普通花瓶。要是国家限定了该文物不可交易，在收藏家资金紧急需花钱的情况下，对他而言，也就是一个普通花瓶。
宋朝大贪官蔡京罢相后被流放到岭南，在路上老百姓不卖给他食物（也可能是官府不让卖，不排除借刀杀人的嫌疑，历史事实跟俺的道理无关，不细究了，呵呵），只得活活饿死。在这个交易环境下，他携带的财产对他本人的需求的效用等于零，价值也等于零。
我们把一个单位（个人、组织或社会）拥有的所有物品的价值的累积称之为财富。
为什么不把财富称之为价值的总和呢？因为物品的价值只是一个估值，在不同的时间、使用方式与组织形式中表现出来的价值是不同的。一个单位就算有再多的电脑，电脑的价值也会迅速贬值的。要是电脑堆在某个单位里的培训教室里，开展的培训一年就那么几次，电脑的价值就更小了。（这样的使用方式降低了可交易性）要是一台电脑随便少个CPU或者内存条什么的，这台电脑也失去了当电脑用的价值。
同样，财富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值，一个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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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就是货币，就像我面前的液晶显示器就是液晶显示器，它是人类社会发明的，用于充当交易中间媒介的一种东西。
货币（纸币）的等价功能是相对而言的。
同样的物品，卖给不同的人，售价可能都不一样。
同一个国家内的货币，在沿海发达地方赚的拿到内地花更值钱也证明了这一条。
纸币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是国家央行受我们的委托，以我们的财产（山川河流、矿产资源等等，或者是存放在国家的仓库里（领土上）诸如我们的住宅包括我们人本身的一切财产）的一部分为抵押，发给我们的一摞收据，或者说是欠条。这一摞欠条因为种种原因，没办法很平均地发到每个人手中，但无法否定它所代表的价值。
纸币的首要用途就是实施货币功能，充当交易媒介（俺关心的是已经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经济体里，在下面的讲述中，纸币和货币俺要混为一谈了，嘿嘿）。这么说来，它的功能跟人体内的组织水很相近呀。水不为人体提供能量，但离开了水环境，人体的代谢就要停止，体内水分过多过少都要造成人生病。同理，多印纸币少印纸币不影响财富的数量，但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没了纸币，市场经济系统就挂了。
纸币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储蓄功能，它给人带来了休息和闲暇的机会。第三个功能是标价功能。他们的相对性在前节论证过了，不再啰嗦。
纸币的价格受所发行国家的信用和财富的累积程度与产权保全能力影响。
国家信用是如何累积的呢？信用来自于对契约和承诺的完成数量的累积与履约能力的提高。当国家发行过多的纸币致使其丧失了交易媒介功能就违反了默认的契约，降低了国家信用，造成纸币贬值。当国家不断实现对人民和外国投资者的承诺，实现发展目标，其履约能力也将不断提高，进而提升了信用等级，推动纸币价格的提高。假如纸币由个人印制，没有国家信用做后盾，这纸币的市场价值（价格）就等同于同等数量的纸钱（冥币），唯一的用途就是拿去骗鬼。
国家财富的累积则来自于人民交易效益效率等隐性财富与基础设施等实体财富的累积。
国家的的产权保全能力则来自于强大的国防和完善的法制。避免社会成员因受侵略掠夺和抢劫偷窃等非交易因素而造成的财产损失。
当一个国家积聚了巨大的国家信用、财富和产权保全能力，他的纸币就已经成了潜在的世界货币。
既然货币的是用来充当交易媒介的，而交易本身就是为了提高边际效用，提高人总的需要的值，那么单位货币的相对贬值是一个固有的规律了。因为随着社会总交易量的增加，个人拥有的单位货币数量也在增加，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相对于增加的总的收入而言，单位货币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减弱。这就是所谓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了。中国何以长期的满足基本生活的物价比较稳定，原因是底层的农民工阶层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
这个规律其实就是菲尔铺斯曲线的本质了。在一个不是恶意滥发通货的社会里，对长期而言，货币的的贬值与个人拥有的单位货币增加数量相关，而与失业无关；对短期而言，社会总交易量的增加带来的结果是单位货币能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减弱，但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参与交易，失业减少小，货币价值和失业负相关。
前面也已经讲过，货币的储蓄功能和标价功能都是相对的。
货币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同时也产生了价值，同时，因为货币存在自动的相对贬值现象，为了减少未来收益的风险，这就出现了利息。
利息是资金需求方用于补偿资金供应方的未来收益风险和在满足需求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损失。利率是市场风险和经济增长率的函数。（政府为了控制经济故意压低、提高利率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守财奴手中没参与社会流通的货币尽管不存在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但也没有利息收入；短期的贷款利率应低于长期的贷款利率。
因此，政府可以利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当市场处于萧条期并且已经通过市场和政府的途经消除了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风险，降低利率体现了市场风险，并有利于提高资金供给的收益，从而刺激借贷双方的资金供给；但当市场认为风险依然存在时，利率政策失效；当市场处于过热期，市场风险加大，应提高利率，降低资金供给的收益，从而缩减借贷双方的资金供给。这次美国次贷的起因的导火线就是当初的利率太低，（后来利率调整到了常规范围，但相比市场所隐藏的风险还是很低。）无形中是政府在暗示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风险极小，促使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交易的一方的支付能力不足，明显违反了“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理”，这交易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最后美国人不得不为他们犯的错误买单。
以上的阐述的论证我们从各国的长期的利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变化波动图表上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除去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十九世纪末、美元与黄金脱钩的1970s，和开始实施货币政策的1980s初，三者的波动趋势相当的吻合，当然，幅度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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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官民比”来衡量政府的行政效率。你不能指着大猩猩说：“同样是灵长目动物，相比之下人的大脑太大了，消耗能量的比例太大了。所以人体的结构不科学。”关键是要看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是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今天的公务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封建时代的官吏差役。欧阳修可以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很潇洒地留下《醉翁亭记》，作为一名地厅级的市委书记，他如此表现，我们还能指望他的手下去关注村村通工程的进展与质量、贫困农民的优抚保障、手工业者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质量问题？（欧阳老先生失笑，就你有休假？呵呵，我知道您老能干，可您手下有那些活么？）
政府功能的定位要合理，所谓的超编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可怕的是人浮于事，做无用功。也许解决我国的超编问题要等到某一天，那一天的就业压力因人口的减少不那么大了，而政府不再依赖行政力量过度汲取市场其它方面的资源，真正成为市场的平等主体之一。
我们的政府要忙有效益的活。这样的忙才是社会需要的，才是有价值的。
经济增长体现在交易中，表现为交易中更多的人和物的参与，以及交易频率的增加。政府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实现交易循环的正反馈并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来创造社会财富：
1、有物品可交易。表现在产权的确立和保全，需要有足够的国防实力和法制。
2、让人敢交易。也就是要树立市场信心，表现为市场监管职能：一是建立交易的规则，如参加WTO多边协议的谈判、立法等，主要借助国家的暴力手段；二是保障交易契约的合法、有效，避免恶意欺诈行为的出现和泛滥，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三是降低交易风险，主要运用利率、税收等经济政策。
3、让人能多交易，也就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一是产业扶持功能，主要通过这几条途经：提高生产和流通效率；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就业；扶持新兴产业；二是要减少社会的浪费，如强制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减少污染等。也就是说，正反馈信号是这个环节输入的，其结果就是降低了社会总体的交易成本。在这过程中，政府也参与创造了社会财富。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政府不能跨出他的职责范围去干不属于他的活。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人民提供税收，政府提供公共环境（减少污染，改善交通和园区建设等）和公共服务（国防、治安、确权、普及教育、知识、信息等），在满足相互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财富（实体价值主要体现在公路网等优质资产上）。。
4、完成交易。确立新一轮的产权。
在这里，一个充分履行职责的政府起到了交易活动正反馈器的作用，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机制下，税收的存在不仅降低了社会其它交易的成本，而且促进了交易的进步。
掰几句题外话，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事情的本源？如此说来，太阳还真的绕着地球转，物体保持运动状态是因为有推动力的存在，东西可以燃烧是因为内部含有一种叫燃素的成分……
新中国初期的成功我认为主要基于四点：一、拥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二、普及识字教育；三、把大量有公益心责任心的人员提拔到社会管理岗位；四、通过军队体制把一盘散沙式的中国人拧成了一股绳。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我认为主要基于这四点：一、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学校开课、高考的恢复和高校扩招为未来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资源，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为人才能力的锤炼提供了环境；三、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和公务员招考制度、和鼓励民营企业自主发展使大量人才的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和上升通道；四、市场经济体制密切了人与人的联系（对比一下父母和自己的交际圈和业务圈就知道了），优化了人才和资源的配置、加入WTO减少了生产能力的过剩。
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当然，我也是摸象的瞎子之一，我只能说点自己的感受）让我觉得政府官员参与竞争性产业经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官场和市场的游戏规则完全是两回事，侧面听到一些官员到企业里对具体经营的建议，嘿嘿……我不否认有官员成功转型的例子，但与其说中国如今的经济成功是因为政府官员参与经营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政府官员打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提供了相对高效的市场服务，给民营企业提供了舞台。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比重95.7%；我国城镇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比重84.0%；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的62.3%。2007年1～3月，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个体工商户）进出口总额336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73.5%；2005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GDP比重为65%……目前国企占优势地位的主要是能源、通信、金融和钢铁等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但要没有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并带来人民收入与消费的提高，这些国企的产业基础又在哪里？
再掰点对官员考核的事情。看过《亮剑》这部电视的朋友可能记得有这么一句台词：“创建部队的首任主官性格决定了部队的风格”。我们政府的首任主官是毛主席（俺崇敬他，但不迷信他），他的工作风格大家都知道，各级政府的主官又大多是在战场上出身的，这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行政风格是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但缺点就是基层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足。以专利申报为例，大家都在为我国专利数量的迅速增多兴奋，可是这增多的专利有多少是政府宣传后企业基于长远发展战略自愿申报还是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要求企业申报就不得而知了。不是定任务的人在瞎指挥，而是我们的体制形成了放大效应：省政府下达考核任务今年要完成10000件；为防止个别下级单位无法完成任务而影响省对市的考核和考核成绩的突出，到市政府对各县政府的任务总数累积就要达到12000件；以此类推，到县考核总量达到15000件；在基层完成任务时为避免有些专利报上去被驳回要留有余量和考核成绩的突出，总量就超过了20000件。可见这个增幅是很吓人的，而各级单位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理所当然会完成任务。估价高校里申报专利的情况也差不离。另外，为了体现公平，考核任务也大多只是在数量上做简单的分配。这样，某地虽然有发展农业的较大潜力而没有发展工业的条件，但工业落后一样通不过考核，所以该地政府官员也得下大力气招商引资、办小工业……幸好现在政府的权力没那么大了，不然真的得让老百姓种（办）什么亏什么了。
当年的杨基佬为了反抗英国国王的任意征税，闹了独立。虽然到了最后，山姆大叔们还是没能摆脱被征税的命运。可是同样是纳税，结果却不一样：交给英国国王的税收犹如黄鹤一去不复还，只留下白云千载空悠悠；交给美国政府的呢？除了换来便捷的高速公路网，还有相对欧洲便宜多了的油价……
从广义上说，凡是用于公共品的投入都可以称为税收，如义务参加水利建设的劳务、对图书馆的捐赠或者民间集资修路等等。狭义的税收是指政府对个人或组织强制征收的资金、物品或者劳务。税收是政府开支的来源。
可是犹如任何一项交易，供求双方的失衡也要出问题的。所以相对于社会对政府的需求，税收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既然征收了税收，政府就不能离开社会的需求去干形象工程写表面文章，甚至不作为。
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定鼎肇始，都会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轻徭薄赋，政府实施黄老之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力在第五任皇帝前后达到了顶峰（温相的五世而斩规律）。这是由于政府没提供多少服务，当然没权利要求增税，税收和社会需求相匹配。可是当帝国稳定之后，随着帝王子孙的繁衍、冗官冗吏的增多和帝国扩张带来的战争和运输上的巨大耗费，黄宗羲定律显示了它的威力，沉重的税收负担远远地超出了社会对政府的实际需求，供需双方的失衡引发交易系统的崩溃，帝国大厦从此开始倾斜，直至轰然倒塌。
今天，某个独孤求败的超级大国也在重蹈罗马帝国过度扩张的覆辙。他陷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个战争泥潭耗费了本国过多的国力和税收支出，却没带来更多的利益。“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原因就在于持久的战争耗费超出了社会对资源需求和控制其它国家经济命脉（何况他没能控制得住）带来的利益。尽管可以通过金融市场和石油市场把美国的一部分损失传导给世界各国，可是舍得原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人的损失还得由美国人买单，在账面上看不出损失不意味着就没有损失，美国的损失不但体现在高昂的财政赤字，还体现在美国200多年国本沉淀出来的美元信用的贬值。
对税率的确定也应表现在供需平衡上。对政府的额外供应需求越大的行为其税率也应越高。
税率也应体现在对社会浪费、污染行为的限制上，这些行为过多地占用了政府的额外供应。大部分购买大排量车不是出于满足基本的出行需要，却耗费了过多的资源，额外占用了政府的油气财政补贴。同样的道理，对个人的水电的过度消费也应有所限制，应设立累进收费制度，超出基本消费的累进收入的一部分应上缴财政。
在国家的初创期，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交易环境，税率应相应提高，因为此时对政府的额外供应需求较大。
在面对外敌侵略等危机时刻，税率也将相应提高（表现在政府征用社会的生产能力和资产等方面），因为此时社会对政府供应的需求剧增。
政府也通过税率的调整影响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市场信心，对市场产生调控作用。有些传统的基于税率调整的经济刺激政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的扶持政策改变了价格曲线而进行无谓的投资？还不如说是国家释放了政策信号要从资源等方面保证该产业的优先发展，提升了市场信心。当国家释放的政策信号对市场信心没有帮助时，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也就失去了作用。
既然政府是市场的一部分，那他是以怎样的角色参与市场运作的呢？是以垄断组织的身份参与的，是赤裸裸的垄断。在市场上垄断组织能保持唯一的卖家地位，是因为其它的组织无法与之产生竞争关系，这是因为：法律授予垄断组织排他性提供交易品的权力；关键资源由垄断组织独家拥有；某些非独占性的交易品垄断组织比竞争性组织的成本和提供价格要低不少。在同时满足了这三条后，社会才能接受垄断的存在，而垄断也能真正发挥他的市场作用。以前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了？这是因为政府这个垄断组织把市场可以提供的商品也垄断了，造成大多数非独占性的交易品比竞争性组织的成本和提供价格要高不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是参与社会交易的垄断组织，那全体国民就是这个垄断组织的全体股东了。
既然选举制是保证股东权益的最有效手段，那有西方几家跨国公司的经营决策层经过全体股东大会的普选？奇怪？股东的权力直接来自手中的真金白银，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天赋人权啊？象韦尔奇、郭士纳之流的职业经理人真的是僭盗了股民的权力，可恶！那些股民也太没民主意识了，啧啧。哦，原来老早已经实施反垄断法了，所以要多党制，可是联邦政府为何不设两套呢？岂非竞争更彻底？（这个话题俺不再灌水，免得歪楼，有兴趣探讨的朋友请到我的另一帖子《非常党》（不太满意，屡写屡删屡删屡写，过几天再发，呵呵）里一起探讨。）
一个垄断组织要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运作，哪位兄台帮忙找一下限制垄断组织的各国高招，或者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股东对垄断商的监督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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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马斯洛先生提出了需要的层级理论，让我们对人的心理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于交易本身立足于交易双方需要的彼此满足，在交易中，同样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较低层次的消费需要后，一般人才会开始较高层级的消费。换句话说，要维系交易的持久稳定，人的消费一般是要有预算的。
一个人的消费结构可以大致得分为三个层次：
1、基本型：消费支出主要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性、心理性需要。
2、小康型：最基本的生理性、心理性需要消费支出只占总支出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满足美食华服，宽大的住房，便捷的交通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自身审美、休闲、游戏等需要。（俺把马老的万分推崇的人的自我实现需要降格为游戏的需要，罪过罪过。俺相信，人人皆可为尧舜，正如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普通人可以叫出名字的只有那么寥寥几颗，但你无法否认其它那些籍籍无名的星光的存在。正是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诸多无名英雄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便捷自由的生活。有些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无名先贤们，他们的活动动机未必就是出于挖掘自身潜力的需要，只是觉得干那活挺有趣挺好玩的，或者干脆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还有的就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以获得资助满足生活所需，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否定他们的伟大。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买体育彩票的习惯，那几个幸运儿在接受采访谈到购买动机时总会说，支持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是应该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无法否认他们的幸运。呵呵）
3、奢侈型：消费支出相当一部分用于炫耀性消费。消费者有较强的显示其金钱、地位或个性化的需要，特别看重所购买的商品的品牌、价位等能附加心理满足感的特征。
我们把社会成员按照收入高低分成不同的层级进一步细化，不同收入层级的人对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占总支出的都各不相同，总收入越高，基本消费支出的相对比重越低，其它的消费尤其是小康型消费的比重相应加大。
产品的价格要低于某个阈值时，下一个收入层级的消费才能启动。也就是说，产品的销量和消费者所在收入层级的人口规模与该收入层级人员的消费预算相关。在格兰仕和长虹发动了价格战时，是因为大幅度降价使商品达到了人口数量更多的下一个收入层次的消费者的预算要求，要是只有小幅度降价，效果就不明显了。可要是宝马车降价，要是降价后的5系价格同原来的3系相近，那么原先准备买3系的人会转而购买5系。降价后3系（在经济学上指代这个价位的车，现实中销量要被佳美、雅阁什么的瓜分，销量难说）却未必能扩大销量，因为下一个收入层级的人口数虽然更多，但能排预算购3系车的人只占这个层级中与上一个层级相比更小的比例。
人的不同的收入的区别和交易品不同的销售价位分布，决定了每样交易品的供求曲线的适用区间是相当有限的，它在销售量上不能超过该交易品的市场需求总量（考虑到可获得性，也就是某些交易品因信息等原因，不为人所知，或因种种原因无法买到，那么需求量更少）。交易品价格低于该区间最低价格的，供应方无利可图，无生产积极性，如市场上的数码产品最低档的也保持在一定价位，太低价位的产品厂商不再生产；高于该区间最高价格的，则超出需求方的预算要求，有价无市，如当前的某些高房价市场。
也许，社会公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降低某些消费的阈值。比方，接受教育，培训技能、创业（企业初创尚未盈利前也应视为消费吧，呵呵）之类的消费门槛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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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总供求曲线和所有交易物的供求曲线真的是两条向下单向倾斜且能相交的曲线？能绘出这样的曲线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同样的产品，价格越低销量越大。
可是对整个社会和所有交易物来说，这样的曲线成立么？
先看几个特殊的商品：1、石油、住房。产品的价格越高，越容易产生奇货可居的心理，不愿增产降低价格。2、古玩、艺术品、限量收藏品。它的销量和价格变化无关。3、奢侈品。价格下跌超过一定幅度反而没销量了。4、股票。典型的“买涨不买跌”。
其次，价格高也不意味着利润也高，激发生产积极性。象前几年，虽然粮食价格高了，但农资价格也提上去了，农民照样没种粮积极性。
第三、能影响销量因素还有：居民的消费结构、对未来经济的信心、法律的制约、知识、广告的引导引起的偏好变化等等。
第四，价格也起到质量和信誉的信号作用。人常说，一分钱一分货，降价促销未必能激发购买欲望。
最后，从供求曲线上看，把市场各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简单的抽象成供需两方。但在实际的市场中，参与交易的不会只有两方面的因素，对供应的一方来说，你愿意薄利多销，我能保本经营就足够了，处于交易的各方都处于相互不断地博弈之中，一方的行为随时改变其它方面的行动。比方贷款消费对交易品的价格产生了正反馈，原先受短期收入制约的滞销产品获得了销路，反而容易因此提升价格。这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单独的抽出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讨论是不是有点问题。
就算是以上的案例是特例，“价格越低销量越大”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立。但是每一种产品在市场的销量不会超过它的需求量，请问谁能确定所有商品的销量么？
这些商品在不同价位不同销量下累加起来的社会总供求曲线会是两条向下单向倾斜的曲线？
这个问题拜托各位路过的有兴趣的大哥帮我画一下就两个典型交易品的供求曲线的叠加吧：电脑叠加馒头如何？
老天才知道社会总供求曲线将会是怎样的。
也许，这就是社会总供求曲线的“测不准原理”了。
对这个原理的测试可以翻一下《第五项修炼》中的啤酒实验，要是不能推广精益思想，天知道某种交易品的需求在下一步会有怎样的变化。就算推广了精益思想，对宏观调控的指导帮助又有多少？
所以找不到供求曲线的交点，要通过什么方式去确定市场的均衡点？
这么说，传统基于调节市场均衡点的经济调控手段未必完全有效，尽管理论上看起来很完美。
——不能否认，在个别产业上，利用供求曲线进行调控还是很有效的。而且在消费区间内的大多数交易品，供求曲线还是成立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社会总供求曲线是从人的预算约束推导出来的。可是一个有理财观念的人（或称之理性经济人）会因为手头的宽松去购买他不需要的东西或去购买大大超过他需要的东西？他购买消费品的前提是他需要且该消费品的价格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阈值，想象一下当你有购房（养老、育儿）需求时，总是尽量砍掉不必要的开支。而且生活中的有些开支常常是偶发的，要超出既定预算的，如生病、突然下定决心借钱首付买房（或买其它喜欢的东西）等。可见现实中个人的预算约束线也不会是条单向向下倾斜的曲线。我也想象不出两个以上收入相差较大且消费偏好明显不同的人的预算约束线如何叠加出一条单向向下倾斜的曲线。
理论模型的存在是为了更方便地理解社会现象，当这种模型只能表现自身的逻辑与完美时，它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前几节中，俺也说了不少正确的废话：“中央政府、各级组织和个人的权力要实现一种民主与集中的动态的平衡”“相对于社会交易要求，税收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是平衡的？多少是合理的？国家需要发行多少纸币才合适？……只有上帝才能预知股市什么时候会探底，估计这些问题也就他老人家才知道答案。
但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撂挑子不干了？那当然不行，没办法要想办法，没条件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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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观念中，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支出，由于人的增值这部分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一个对教育很重视的国家和另一个对教育根本不重视的国家相比，要是其它一切因素都相同，那么他们的国民总收入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一个人越能生病，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贡献越大。在自己家里烧饭吃饭，一家子其乐融融，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居然为负值（因为没产出，还得掏钱买柴米油盐），还比不上为了赶时间大家随便塞点快餐垃圾。一个人自己编程完成了工作不创造经济价值，要是这个软件拿去买卖了才能创造经济价值……所有这些都是把账面上的数据当成了现实生活，或把参与交易的部分当成人类财富的全部，明显的违反我们观察经济现象的直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从管理角度来看，组织（德鲁克笔下表达的组织含义）在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有了生命，就是一个有机体。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完善、不断进化的巨型组织。
对待人体，中医可要比西医科学多了。西医把人体当成一堆器官、组织的堆砌，哪个零件坏了就换一个。可是把一个活人解剖成一堆散件再堆在一起，还依然是个人么？生物体之所以有生命，是在生命中有很多我们无法用肉眼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东西。中医把人体和外界环境、药物、针灸刺激当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系统来辩证施治，不允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发病的原因，积极预防，对症下药。我相信，在爱好中医的人们的不断探索下，中医必然会得到世界的承认和科学的解释。
中医不关心人体的各项理化指标，更多关注的是利用不同症状在人体上的反映来诊断疾病和对相关系统的固本培元来治疗疾病。用时髦的话来说，中医老早就在应用黑箱理论了。也许我们应该用中医的辩证施治方法来认识、理解和管理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要被表观的账面数据所迷惑，要透过经济现象去理解经济的实质表现，才能提出正确的政策措施，保持交易系统的健康。
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返过头去理解上节提出的问题：什么情况下是平衡的？税收多少是合理的？国家发行多少纸币才合适？…… 就象要回答“你的身体每天需要摄入多少水分？”这种问题一样，答案不必去计算你体内有多少水分，糖氧化时能产生多少，每天消耗多少。一个方法是看看平时自己健康时或者周围健康的人每天补充多少水分，自己喝同样多，渴了多喝点，要是上厕所太多下次喝少点。
虽然现在没有一套对经济如何辩证施治的经济学完整理论，可是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了，现成的案例、数据可谓是汗牛充栋，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摸索出一条路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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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凡是自愿参与的交易都是公平的，因为你没有更好的选择。
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心里最痛的一块伤疤，从战争的结果看，清政府被打败后不得不派出谈判人员，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只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之后七七八八的不平等条约太TM多了，我都懒得再提，当年学历史我最烦这一段，太让人憋屈了。可是我们从交易的程序上看，这完全符合所谓的“自愿交易”原则，你不愿意可以继续打呀。
对个人来说，见过、听过乘人之危提出离谱要求的事情也比比皆是。当然，从交易的程序上看，这样交易也完全符合所谓的“自愿”原则：你摔伤了，出血很厉害了，可你的血会弄脏我车子的坐垫，你不愿意花高价打的可以走路去医院呀。
这公平么？
什么叫公平？
公平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中人的实际获得和事先期望基本相等。对一个理性人（又得定义理性人概念，累。这里理性人是指通过理智的分析判断，力争使自己投入产出比或者总体收益最大化的人。）来说，他在事先会对面临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计算各种方案的投入产出比和实现的可能性，从中择优选择。从这样的决策过程看，人的实际获得和事先期望差距不会太大，所以人们就认为这交易公平。但从人的心理上看，人的实际获得超过事先期望，人们就认为这交易公平，否则就会认为这交易不公平。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的入世谈判，刚入世那阵子刚好碰上中国经济的低谷期，网上骂声一片；如今形势明朗了，朱总理的粉丝也更多了。（这节的公平特指结果公平，传统意义上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就是下文将要提到的“参与游戏的权利”和“游戏规则保障下的利益”。）
利益是由游戏规则保障的。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由拥有实力的人制定的。拥有实力，就是他拥有参不参与游戏的选择权和参与制定、修改游戏规则，甚至违反规则不受惩罚的能力。
美国可以用超级301条款等国内法律去推翻世贸组织作出的裁决，三番两次地藐视联合国决议，悍然违反国际法随意地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击，凭啥？实力使然，美国的超强国力赋予他违反规则不受惩罚的能力。中国人之所以能摆脱鸦片战争来的噩梦，不再被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所束缚，也就是抗美援朝一战显示了新中国的实力。而日本却在高呼“可以说不”的同时被一纸协议打落马，人均GDP在前后各14年中从世界第18到第1再到第18走了个轮回，依附他人发展的结果注定他的实力是瘸腿的，只能在他人制定的规则内玩游戏。实力的巨大差距致使网景公司在NETSCAPE如日中天时微软一推出IE就土崩瓦解，不具备实力的员工注定在公司的第一轮裁员中失去饭碗。
实力也是弱势群体和强者讨价还价、修订不合理规则的基础。农民起义爆发的社会能量，让统治者认识到了载舟覆舟之水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修订了社会规则，缓和了阶级矛盾。今年农民工的收入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不是老板们的心肠变好了，而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使农民从事农业也会有较高的收入。成绩好的学生不会因家庭条件的制约有更大的学校选择权。因此，与其从变革社会道德风尚入手改变弱势群体的不合理待遇，还不如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实力见效明显。
当国家、民族、团体或个人的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的文化和行为就会不知不觉总改变他人，成为默认的游戏规则。美国强大了，普选制就成了民主的代名词。苏联短短30年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开始被认可。硅谷新秀占了纳斯达克的优势地位，白领上班就可以不用西装革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实力是相对于游戏目标的达成而言的。菲尔普斯的实力体现在游泳项目上，让他跟我比跑步，这个连走路都要经常摔跤的人肯定会吃瘪。西方人评论中国缺乏民主，不影响中国的蓬勃发展。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决定命运”，可为什么世界上性格相似的人千千万万，他们的命运却互不相同？有些强者拥有一些很差的习惯却不影响他们成就一番事业。根本点还是人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交际圈，但没有能力去运用交际圈的能量，人的性格又能对命运造成多少的影响呢？在他人眼中再差的习惯要是能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助于积累实力，有助于实现游戏目标，这个习惯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个好习惯。
对强者而言，阻拦弱者赶超的最经济手段就是制定不合理的游戏规则，一句话就把你搞趴下了。
当年美国的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获得了专利，可又何尝能禁止仿制？几个州同意一次性买断专利权，总金额竟不能弥补他的开发费用，以至于惠特尼对他的其它发明再未申请过专利。在曼哈顿工程中联邦政府居然以每项1美元的代价购买科学家们的重大发现并申请专利，就算是职务发明奖励也不该这么少吧？以前的专利如此便宜，日本人以很小的代价就从美国购入了海量的专利。自从日本制造开始横扫全球后，有人觉得，不能再给自己增加竞争对手了，于是似乎一夜之间，专利就开始值钱了。专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发明人的权益，激励创新。可是追求过度的利益就叫贪婪。很多的专利早就收回了成本，并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可是在后发者准备引进专利时，一样的狮子大张口，有的哪怕你出天价也不卖。
国际标准也是一样，不怕你跟得上，就怕门槛抬得慢。汽车排放标准从欧Ⅰ一路升到欧Ⅳ，打火机要有安全锁……
等你亦步亦趋都赶上来了，好了，你不是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那让粮食涨价吧。
更有趣的是，有些国家明目张胆地对其出口的农产品有高额的财政补贴，却对其他国家说，我不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贵国对出口我国的产品有补贴的嫌疑。
这么说来过分强调跟国际标准接轨的确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就拿老喜欢对人指手划脚的美国佬来说，自己又何尝很模范地接轨国际标准，俺当年过四级时对镑、盎司，加仑和英里等单位没感觉，至今也是。最好玩的是看到某电视台主持人上穿西装下着短裤主持节目的新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竟然无法自己作主，那么在意友邦惊诧。我想起了小脚的由来，不就是为了迎合某个变体皇帝的畸形审美么，居然让中国女性受了一千多年的苦。其实规则都是人定的。老外跑到咱的地盘里还不是得乖乖学吃中餐？周总理穿中山装跑外交，哪个老外说他老人家封闭保守？如果播音员着装变化会引起外界的误解，但出现变化之前先发个声明不就不会出现误解了？期待这样的镜头早日消失：大热天播音员西装革履地强调节能减排的必要和紧迫。
制定游戏规则的目的就是要和人玩游戏，要是这规则订出来没人陪你玩就白折腾了。
对社会来说，游戏规则就是法律、道德和契约。（会有这样游戏规则的原因请详看博弈论方面的书籍，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著名的分粥案例。之所以能出现那样的结果是参与分粥游戏的人默认这么一种游戏规则：分粥的方式与结果合法与否由所有利益攸关者投票决定，这些人每人的投票权是相同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下的公平就不会是这么理解了：为了突出显示西汉左丞相陈平的才能，《史记》里讲了陈平分祭肉的故事，说是在老陈同志发迹之前还在给人打工时，分祭肉谁都分不好，但陈平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却能摆平大家，皆大欢喜，让大伙儿认为他分得很公平——要是简单的数量上的相同，这活大概也上不了史书吧？再去看泰坦尼克的幸存者除了一人外都是妇孺老幼，对比我们克拉玛依大火的“领导先走”，遇难者大多是学生，哎，不多说了……目前的次贷危机让世界金融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也是到了修订游戏规则的时候；2008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也是国家到了修订游戏规则的一年。
规则也是决定人能否在某些行业致富的关键。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军工、传媒和粮食生产等领域以前鲜有民营企业发家致富主要是游戏规则的限定。国家在重大历史时期修改游戏规则也常常能造就一大批富翁。看看我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价格双轨制、发行股票、南巡、加入WTO和住房制度改革，哪一次改革不是富翁的催产婆？
公平用于衡量交易结果和交易预期之间的差值的，正因为所有交易品的价值都是相对的，公平也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追求公平，就是在游戏规则之内靠实力去争取自己期望的利益。
当年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带来“洋货”的倾销，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极大的摧残，而如今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却没有国家认为他们加入WTO时签订的协议是不平等条约，区别就在于，这些国家保留了退出游戏的权力。
类似的道理，淘宝网的广告语“让钱更值钱”，也就是因为淘宝网上可选择可替换的商家太多了，让淘友面对喜爱的商品与某个商家交涉时有了退出游戏的权力，提高了交易的公平性，商家不得不以降低报价作为让步。（低价的原因当然还有店租、余单甩卖等因素。）
这次的巴西铁矿涨价事件，到最终还是没难倒中国人，原因就是中国自己也有铁矿，虽然品位较低，但国际铁矿石价格上升提高了国产铁精矿的议价实力。相对缺乏资源的日韩等国，就只好继续接受不公平的单方面提价要求了。
而万科所碰到的退房风波，明显地违背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契约精神，因此，房东们所期待的“公平”注定就是水中花镜中月，不合得到法律的认可。
然而，是不是有了实力就可以赢家通吃？正如在广袤的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在我们的社会中，最后的胜利者也不是最强大实力的，也不是最能适应既定游戏规则的，而是具备自我革新能力能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并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逐步积累实力，在新的环境里懂得扬长避短，合理使用自己实力的。
在WTO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实力不是最强的，但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是这个贸易体系建立以来最大的赢家。
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拥有悠远的文明传承固然是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骄傲，现实的挑战更要求我们洗髓伐毛、脱胎换骨，在一个洗牌后的世界中能抢占先机，赢得高分。面对此次次贷危机，温总理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相信中国，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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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优势，很多人都看到这样一种草原牧歌式的场景：山上的当午阿妹牧羊和种田虽然都比不上山下的锄禾阿哥，但两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生产效率可要比阿妹阿哥同时去牧羊种田高多了，所以阿妹专业负责牧羊，阿哥埋头只干田活，两人想换口味了，就去找对方，一来二去，两口子就对上眼配成双了。
可惜，这样浪漫的情景只是市场中的一角。在市场中交易的双方在进入市场时的实力往往是不对等。中国人强调要盖棺定论，也就是说，一个活生生的人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由于实力的变化，往往要发生强弱形势的逆转。
有个小老板因为家庭作坊里的业务忙，不得不去叫了一个帮工，按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老板从事管理每小时价值100元，从事生产每小时价值60元，帮工从事管理每小时价值20元，从事生产每小时价值40元，于是，老板决定请帮工，自己负责管理，帮工专门从事生产，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老板为自己的英明感到万分得意。
可是有一天……
老板突然发现帮工太牛了，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啥屁也不懂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业务高手，从事管理每小时价值200元，从事生产每小时价值120元！
怎么办？
你说老板会笑呵呵地跑去对帮工说：“哥们，咱俩得发挥比较优势，从今天起，你负责管理，我从事生产，利润我俩按照贡献值比例分配。OK ？”
现实中，老板还是老板，因为管理岗位赋予他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这个案例的结局通常是帮工要么开始拿多少钱干多少活，要么拍屁股走人寻找高薪岗位，老板再叫一个生手重新培训上岗。
可见，在交易中，实力处于优势的一方往往不愿意放弃其优势地位，系统因此不能达到最优化。比较优势适用于交易一方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或者双方实力基本对等的情况下。
有阵子报纸大力宣扬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要把店开到国外去。其实国外市场的零售价，又关国内生产厂商什么事？从国内出口10元的货，到国外卖100元、200元，那是汇率、海关和销售渠道（隐性海关）惹的祸，又关国内厂商的品牌价值和生产工艺是否自主创新何事？小规模的个别企业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做生意，人家在全球化的幌子下还可以容忍，要是你老要眼红这种巨大的收益，把这种现象当成制定国家经济战略的决策因素，后果是很危险的。大量的中国人跑到国外抢了人家的饭碗，你能保证到哪天老外不会立法限制？在任何主权完整的国家中外国人都是弱势群体，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为本国公民的利益代言的。日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前面。就算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不出台广场协议，照常也会出台其它的法律来限制日本人在本国经济上的无限制扩张（出台广场协议之前美国佬最常用的招数是让小日本“自愿”限制出口配额），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我想，无非是让日本人签订的广场协议这一城下之盟显得比较“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而已。其实中国人现实遭遇的类似事情也有，就是前几年的西班牙人焚烧中国鞋事件。
因此，我国在前几年就着手扩大内需，发展国内市场。
我国以前之所以实行对外商的倾斜政策是用短期的税收损失来换取长远的利益，即制造能力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俺镇一家最大的外资企业是本地的黄埔军校，每年的员工流动率在20％左右，这些员工外流后大多在本地的其它本土企业当熟练工或领班，个别的自主创业，和老东家抢饭碗），等到国家实现了战略目标，马上修改政策，平衡内外资税收政策。不要以为“与时俱进”就是你中国人的专利，人家老外也精呐。看看欧盟出台的REACH法规，看看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谁也不比谁傻呀。
人毕竟不是只知道赚钱的机器。钱只是用于交换的媒介，不能和财富、价值完全划等号，当不同的人对同一产品、同一行为的价值做出悬殊的估价时，钱就失去了他的标价特性，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也无从比较了。恋人愿意亲手给对方制作简单的礼物而不愿去街上购买，有些亿万富翁的妻子不请帮佣而愿意每天亲手给丈夫洗衣做饭就是这个原因。
人在满足基本需要后，有时也需要干点从金钱上看没比较优势的活，这样的行为却是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比方姚明自己一天到晚洗衣烧饭烧饭从时间的经济性上说，非常的不划算，但姚明完成了既定的训练和比赛任务后，有时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DIY一顿饭，为了加深和叶美眉的感情联袂洗洗衣服，却是更多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增加了社会价值（不要告诉我姚明生活在外太空，不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要是把这些时间都拿去训练，姚明的技能不见得会继续提高，带给他更多的却是生理和心理上的疲劳。
即便是普通人也一样，看过《摩登时代》的人都不想成为流水线上的附属品。因此，在丰田公司流水线的工人在干腻了某个岗位上的活时，可以随时打报告要求调职。从公司的账目上看，工人在新岗位上一时熟练程度欠缺，降低了生产效率，但从公司的长远看，工人始终保持昂扬的士气，减少了因工人频繁流动带来的生产波动，生产效率不降反升，丰田公司的生产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社会价值来说，丰田公司的这种措施，虽然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降低了生产效率，但却保障了工人的心理健康并增加了员工技能，是很划算的。
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能简单地推广到国家层面。你不可能让所有中国人去生产衬衫，也不可能让所有美国人去生产飞机，这样的结果是生产量远远超过市场的需求。当一个国家一部分人的产出已经足够满足了整个社会某种需求后，其它的人可以从事更高端的工作，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我们知道，这些从事更高端工作的人在一切条件和他国相同时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国家可以从事相同的产业与之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优势失去了作用，这也是某些国家对某些产业实施财政补贴的经济学原因，也是中日等国实施低汇率追赶战略获得成功的奥秘，因此国家要设立海关，调整生产成本过大带来的贸易失衡。（＃号后这一段俺感觉自己说的有点问题，但没法说得更好，应该没错吧？学业尚未融通，同学仍须努力，吼吼）市场分工要求每人干自己擅长的活，国内企业的利润微薄是由于大量企业过度集中在低端生产领域，过度竞争造成。教育和培训的成效在经济上体现于两方面：一个是研制和开发新产品、新服务，用于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个是在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中减轻了浪费现象，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国家鼓励自主创新让相当一部分企业脱离低端生产，一是要减轻恶性竞争的压力，二是要优化产业结构。（我国人口如此众多，为解决就业难题，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放弃低端产业，所以不称为“提升产业结构”。 ）
按照一般提法，交易的双方在各自发挥了比较优势后，他们最后达成的交易价格应该在两种机会成本之间。但现实中，某些产品的价格远高于任何一方实际的机会成本，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往往就是战略产业。
战略产业，就是指能提高弱势一方实力从而改变博弈双方态势的产业。
对个人而言，他的“战略产业”就是能提高个人实力的各种活动：教育、培训、积蓄资本和累积人脉等等。
在一个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了的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利益攸关者，休戚与共、荣辱同当。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战略产业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我们不能把发展某一个战略产业的希望寄托在某一小撮人身上，或靠国家力量去扶持预定的某些利益集团。中国发展汽车产业的成功和失败的两方面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原先打的是市场换技术的算盘，结果“三大”连个自主研发桑塔纳的技术都没能转让过来，而没在国家扶持目标内的芜湖、台州却成了意外的黑马，成了整车和汽车零部件自主创新的基地，我们今天能有这样良好的汽车产业发展环境就是当年在国家扶持目录外的一家家小厂拼刺刀拼出来的。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就是当年丰田公司的起步和本田公司的转产。丰田靠精益生产，靠相互持股，把产业拓展到千万家大大小小的协作企业，汇集了协作企业点点滴滴的创新成果，才最终战胜了美国“三大”，成了今天汽车行业的老大。本田当年也没在日本通产省的扶持目录内，属于限制发展汽车的企业，无奈之下移师美国发展，成就今日一番霸业。
俺不知道外地的产业结构是怎样的，俺所在小镇的去年工业产值接近120亿元，从未接受过任何的国家层面的特别扶持——当然离不开国家产业的总体发展。全镇95％的产值都集中在某个产业上，全镇移民加土著总人口12万，大小厂家含加工作坊近2000家，1～3亿元产值的企业才10家左右，2000万元～1亿元产值的企业约100家，500万元～2000万元产值的企业约350家（之所以都用估值是因为民营企业报的产值不准，基本偏低，俺几个高中同学的小厂产值老早超过500万元，因为都是市场直接销售无需开税务发票，也就从未向政府申报过产值），尽管今年的形势不好，但企业自行申报的产值增长率跟前几年相差也不大。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格局，是因为在全镇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产业群，全镇所有从事该产业的企业没有一家厂能全包所有的生产环节，而且很多从事相同产品销售开发的竞争对手老板的私人关系还很融洽。某家小厂在给上游厂商配套时当年为了减少原材料和加工成本，革新了某产品的生产工艺，听说这产品当时不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居然在使用过程中各项性能和使用寿命比标准产品还好，今天这家厂发展成了该产品的市场老大，他的产品标准也成了国家标准，当然他的上游厂商油水更大了，给他做粗加工的协作厂小老板们也发了财。（俺不想被人肉出来，这样的写法俺也别扭，呵呵）这种偷工减料不减质量的做法在俺镇的各大小厂里比比皆是，既降低了总成产品的成本，也为国家战略产业发展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再拿随处可见的小加工厂而言，很多小老板只赚卖废料的钱，工人却按计件工资在自觉自发地保障质量加班加点。我想，也许这就是体现利益攸关的一个现实缩影吧。
即便是神舟工程嫦娥工程天宫工程，也不是航天科工集团那几号人马的事情，照样离不开国家的产业基础。在答李文和案时朱总理说得好：“中国人不需要美国人的资本、技术，中国人需要的是时间。”国与国之间竞争能否取胜的关键最终还在于国民素质和社会组织结构能否充分挖掘国民的潜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又何尝不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素质和自己选择的职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不是说国家不应该扶持一批有代表性有竞争性的企业群体，而是说国家扶持战略产业的钱要花在刀刃上，要体现在对整个产业的促进上。以前到上海交大玩时心里阵阵发紧：学校校舍需要跟星级宾馆比气派？想想希望工程于心何忍？同样地方上的科技经费的使用，也不能光着眼于个别几家能争取项目大企业的锦上添花上，也要立足于共性技术（包括新产品新工艺和先进的管理）的应用与推广。大到国家层面，行政决策者们有什么权力可以决定把社会的巨额优质资源集中到少数利益集团中，而且这些利益集团还不能保证他对社会的回报大于社会对他的投资？
面对强敌，发展战略产业的一种做法就是，承认自己的弱势地位，不要亦步亦趋，只知道跟踪模仿，要学会走自己的路，合理应用比较优势，“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能不受现有游戏规则和资源的限制，从而积累起和对手平等对话的实力。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信息产业大国，这一成就奠基在老一辈电信人的肩上，当初在面临发展道路的抉择时，中国电信人明智地选择了采用基于计算机处理结构的数字传输方式，这一技术开辟了通信产业的新市场，走在了世界潮流的前端。
相比之下，我国的计算机产业发展就有点让人汗颜了，如今中国的计算机产业还只能干点比组装高不了多少的活。好不容易出来一个龙芯，消费市场上却芳踪难觅。我们来对龙芯做个粗略的SWOT分析：其优势在于低能耗和据说大规模生产后的低成本，劣势在于他的微机市场认可度低，危险在于INTEL和AMD等强大对手在微机市场的挤压，机会在于国家的支持和民众对民族品牌的期待，以及国内有了相对成熟的主板与显示芯片设计能力。做市场的要领在于扬长避短。龙芯何必要和INTEL和AMD等强敌直接发生正面冲突？除了军方和嵌入式CPU等特殊市场外，龙芯照常可以进入终端的消费市场。美国佬可以发明MP3 、IPOD，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发明电子书？俺看看自己的邮箱里的邮件，除去附件95％的邮件正文内容没超过20个汉字。可见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笔记本的功能实在过分强大了。要让我负责实施龙芯的产业化，我会要求研制一种类似于MP4的电子书，不用折叠不易损坏，主要的功能就是阅读电子书和上网看网页，附带功能就是移动办公。黑白屏幕书本大小，字白底黑，既省钱又节能。少量文字可以通过屏幕手写输入。可以跟普通电脑通过USB进行信息交换，这样大量的文字输入工作可以在普通电脑上完成，本身能收发邮件就够了。这样的玩意要是只有几百块一个你要不要？（俺吹的容易，作起来没那么轻松哦，尽情鄙视俺吧）
再瞎掰一下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或者电动汽车产业的设想：不就是钢涨价了么，不就是油价升了么，人的智慧是无穷的，我怕你呀？在都市里的汽车时速大多不会超过90公里，按照最高时速150公里设计的汽车安全防护用材要比最高时速不超过100公里多一倍，风阻能耗也高一倍。我们以100公里作为城市出租车的最高设计限速，那么汽车的安全防护钢笼可以轻很多吧？镁铝合金可以替代车外钢板吧？这样车身的自重可以小不少吧？如此车子发动机的排量也要小不少吧？购车的成本也要低了是不？不是大城市的每辆出租车上都有GPS定位系统？要是联通和移动的呼叫系统要是能和这系统分享信息，叫了不乘直接从手机费里扣除起步费，出租车空转的成本会少不少吧？这样打的车费要降不少吧？想打远途的的人可以送到特定的转乘中心。这样的车不适合换用电池当驱动么？要是国家采用节能产品招标类似的方式推广这种轻便型出租汽车，你说，还有多少人愿意买私家车在街上兜半天寻找停车位？这样的车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私家车的几倍？其销量和产业带动能力会比私家车小？——俺敢打赌，现在的私家车保有量已经接近国家所能承受的极限，下阶段不出台限制燃油消费的政策俺就跑到山顶山神庙去磕头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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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熟悉那则美丽的童话，一条小金鱼不幸误入了网中被捞上来，被你放生。当你以为它欠你的情，可以一次一次满足你的欲望的时候，小金鱼的怒气也在慢慢的滋生，当你的欲望大到忘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小金鱼的恩赐，居然要小金鱼成为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奴隶时，你会发现，自己拥有的一切都要失去。
我们反过来想，既然小金鱼有那么大的神通，居然落到了你的网里，这究竟是你的幸运还是你落到了小金鱼的网里？也许，小金鱼就在玩这么一个游戏吧？它就想看看不受限制的欲望到底能膨胀到何种地步。
大自然就是那条神奇的小金鱼。
我们人本身也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违反自然规律，或者人的欲望超出大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我们要利用大自然的恩赐来挖掘自身的潜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要顺应自然规律，节制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天人合一。
从狭义上说，资源是指可利用以满足人需要的自然物质。从广义上说，资源还包括公共品。
人的理性是相对自己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言的，对不同的目标设定而言，不同的选择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比方，忠于信仰和金钱至上的人都会分别对自己的选择做出理性的判断，但站在对方的立场看来，却是非常的不理性。
即便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言，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时刻都有理性，也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时刻都没有理性。
所以，资源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资源的有限是因为人缺乏理性，体现在因人口的过度繁衍和对人的欲望的过度放纵所带来的对资源的过度浪费造成的；资源的无限则来自于人拥有理性，体现在基于资源再生能力和替代能力上的节制生育和基于克制人的欲望而对资源的合理使用。（这段话绕来绕去，把俺自己都有点绕糊涂了，看官莫笑，哈哈。假如有朋友有更好的说法请切磋一二，如何？俺对一些资源稀缺问题的解释不明白的是：理性经济人怎么会有无穷的欲望？俺翻过不少的资料，发现大多数的提法给俺的感觉就象以前翻过的气功功法上的四个字：心诚则灵。你心不够诚，所以你无法从科学逻辑上去理解功法，所以你练功没感觉，所以你治病没疗效。呃……好像俺自己的提法也会给人相似的感觉，罪过罪过）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开展交换。
经济的增长体现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至于一个人付出同样的代价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交易的物流和生产成本，满足了公共需求。企业通过“创造性的破坏”则降低了交易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个人的素质提高，不但有助于社会产出总值的增加和产出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个人从更高层次品味生活，以更低的成本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可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我们知道，在达到满足社会化交易（意即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再分配）需要的人口基数后，人们的总体满足程度不会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而同比增多，反而可能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人口不是越多越好。如为了保证安全需要，国家有了足够的人口以满足潜在的战争威胁就够了。
而且，
特定的某种资源在特定的时期内其数量相对于可以无限膨胀的人口总是有限的。
人最基本的需要是满足生存的需要，要满足生存的需要，就要保证人的温饱能在一定的阈值之上。满足人的温饱则需要足够的粮食和衣服（原材料也包括棉花、鸭绒等农产品），在现有的技术下为保证粮食供给就要有足够的农田。如今的环境到了临界区，气候的异常反应已经给了我们警告，这意味这我们不能再继续通过无节制地开发森林、改造草原去开辟新农田以满足人的需要。
根据边际效用原理我们知道，低于了某个阈值，用于满足基本生理、心理需要的资源价格（价值）就要发生突变，如土地、粮食等，所以一个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和土地不能少于保障值，放弃（限制）了粮食生产能力等同于放弃（限制）了国防能力。有些国家之所以放弃了粮食生产是因为他把保证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在他国身上。
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导致粮食资源的短缺。历史上人口数量达到顶峰往往也是某个王朝的巅峰期，之后过剩的人口造成的饥荒往往要引起社会动荡。在古代，战争和瘟疫便成了控制人口的终极手段。自然界中因缺乏天敌引起过度繁殖引起的后果，也同样是粮食资源匮乏，旅鼠才不得不选择集体投海自杀这种方式实施计划生育。
我们也能从直观上看出，一个国家人口不是越多越好，要和其幅员和粮食产量相匹配。就好比一个成人的体重只有跟他的身高相称才可能是强壮的，低于或高于这个数值太多都不好。国际政治中有的国家出于潜在战争的需要鼓励国民生育，但是，当战争的胜负在人口达到一定阈值后不再正相关，因为人口增多的同时也要消耗资源，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我们知道人口增多带来的红利不会永远是正效用。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经济总量超出别的国家，而是让人民更幸福的生活。因而要兼顾社会总福利和个人总福利的相对平衡。
浪费现象在我们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浪费是无法避免但可以减轻的，浪费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产业若没有略微过度生产造成的浪费，效率不高的企业就不会倒闭。假设因为健康需要人每天应该喝8杯水，但个人体型、代谢和运动量不同，怎样确定各人杯子大小才能避免多喝水造成浪费？对日本人来说，洗餐具用水冲七遍是标准流程，但对中国西部缺水城市的宾馆来说，制定这样的流程简直就是罪孽，因为这是以削减城郊农民的饮用水和基本卫生用水的水量为代价。
但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手段限制过度浪费（指以大大超过社会合理水平的代价消费资源），因为这样的行为减少了他人合理利用资源的机会。鼓励过度消费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基于过度消费的经济也是虚火的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大吃大喝造成过度肥胖，再让这些过度肥胖的人花钱报名参加减肥运动吃减肥药恢复体型，或者社会风气崇尚酗酒，造成健康损害再去就医，这样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有何意义？人们失去的青春活力和健康还能恢复？开个玩笑，要是取消公费医疗并且提拔干部时限定体重红线，嘿嘿，餐饮业得关门一半吧？
政府也要通过税收手段对企业和个人的浪费行为进行管理。详见《六、看得见的手》，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社会对政府浪费行为也要采取监督。一条河沟为何要实施硬化工程？河道成了水渠就能治理水污染？……这样的例子在日本人写的《犬与鬼》这本书里太多了，平时的案例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俺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大部分的资源是可以再生循环使用的。
之所以进入再生循环系统的资源太少，首先是相对于新开发矿产来说，富集分散社会各角落的资源的成本太高。但当某一天，矿产资源枯竭时，回收利用曾经的垃圾就成了理性的选择了。其次是在当前我们尚未面临资源危机时，人们对建立社会化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需求还不高，在这样不完善的体系下循环利用资源，自然无法降低成本。
大部分的资源是也是可以替代使用的。资源的替代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用新的资源满足既有的需要；二是使用原先因经济性和技术性不去利用的资源。即便是典型的不可再生资源：石油，若不考虑经济性，可以通过发展电动汽车替代其在动力能源上的应用（当然你也可以说，全世界的电力也不够用于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需要那么多的私家车和公务车么？），也可以通过发展煤化工和生物工程替代其在高分子化工产业上的应用。
但全球这些可循环再生、替代使用的资源对50亿人还勉强足够使用，对100亿人估计够呛，要是全球人口达到500亿人，俺没法想象这个星球会变成怎样。也许就是只存在纸面上的小灵通漫游过的未来世界吧？粮食源源不断地从永动机带动的机器中奔涌而出，天下地下到处是密密麻麻蚂蚁般的飞行汽车（这里想象一下电影《第五元素》中的镜头，呵呵）。
也让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人口增加到3亿看看，不就是美国的人口么，幅员也差不多。可是前者哪里来的水和粮食？后者哪里来的煤（半年是冬天）和粮食？不变成穷国才怪。
可全球的资源要是只给10亿人用呢？结果又会如何？可见节制生育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节制生育并非停止生育，而是说，人口的数量要和人的社会发展与大自然可循环再生、替代使用的资源数量相匹配。
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人不会超出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资源，也不会产生一种离开资源基础的需要。超出现实资源基础的需要只能称之为空想。而且，当人们面对一种枯竭的资源时其需求也将发生改变。开水尽管廉价，谁也不会没事喝到自己发生“水中毒”。大家都认为黄金是最好的货币，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美元要和黄金脱钩，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人想赖帐么？不如说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黄金的产量、储量和流通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需要，由于黄金的紧俏，引起了世界贸易的下滑引发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和流落到国外的美元的升值，迫使美国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当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由美国政府的信用为美元的价值提供担保，黄金便失去了一部分的一般等价物功能，价格一落千丈，我国可怜的黄金储备就是在那段时间内购入的。我国用玉米等陈化粮生产乙醇的技术早已储备，在山东、河南等地也曾开设了几家企业，后来国家却对发展燃料乙醇项目不再审批，也是基于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样的道理，氢燃料电池车在催化剂改用廉价物替代铂之前注定不会走入寻常百姓家。
因此，克制自己的不合理的欲望不仅有助于实现现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也能更好地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发达地区的人不大吃大喝，不使用粮食制造燃料乙醇，会有更多的不发达地区的人不会因高昂的粮价闹饥荒。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泛滥，就意味者资源的节约。
熊彼特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的破坏。”但这又何尝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只可惜很多歪嘴的和尚念歪了经，光有破坏没了创造。
对于仍有使用价值的物资，我们还得学会保护和继承，在前人财富的基础上建起通向光明未来的坦途。
所以我们得学会更好地规划家园，合理增长既有物品的使用寿命和使用效益。看看意大利古城古镇规划良好的房屋，通过合理地改造下水道和电线，使用寿命达到数百年。再看看西欧等国数世纪前的可以划船的下水道，其规划之超前，很方便地纳入了数字网络的线路，反观国内反复开膛破肚的马路，不得不让人摇头苦叹。
即便是对更新换代极快的电子消费类产品，我们又何必跟在商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买单，我承认，Windows Vista比XP先进了很多，但我的电脑只是上上网，码码字，两三年内还勉强够用，何必马上跟着市场节奏换最新款的呢？难道这也不是对资源的合理使用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但要学会开源，也要善于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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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不能叫“原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公理”——不是无需证明，而是不许证明。
就说他给你扣帽子，这本身也是一种扣帽子（太拗口了……）
献花
因为没有严格的证明，叫“原理”是不恰当的。其实我觉得更好的叫法是“规律”。
当年马寅初老先生面对铺天盖地批驳《新人口论》的大字报，每天必前往观看，然但拈须哂笑而已。
后革命小将批斗之，老先生说：“若能在道理上驳倒我，我认罪。否则，纵然粉身碎骨，我亦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