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国大选手记六十四】向大选日冲刺（上） -- 尼伯龙根·蜗藤

好的文，我不光会看它的事实，还会顺应其观点。

希拉里败选，无非换了一个代表而已，何必如此投入感情呢？

十月二十八日，离总统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星期，华盛顿地区专门为华人举办了一场辩论会。由于偶然的原因，我被麦凯恩的班子推出来参加了辩论的一方，虽然我依旧登记为民主党人，而且在国会和地方选举中多数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中间有个阴错阳差的很好玩的过程。

　　我想，我这个人大约属于“极端中间派”，太右了和太左了的政策我都不喜欢。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本次选举中支持麦凯恩的原因。我有一些民主党的朋友也决定这样做，但是都有点不敢声张。一个星期前，我们一起到麦凯恩的竞选总部帮忙。当时有位CBS的亚裔记者来做采访。我的民主党朋友躲到了一边，害怕上电视给他们引来麻烦。共和党总部的人问我是否可以接受采访。我说，到美国来选择的就是自由，如果连心里的话都不敢说，要这个自由还有什么用。大不了曝光之后有人将我的车玻璃砸破（这种事情在其它地方发生过多次），那我也还陪得起。于是，我和记者谈了大概二十分钟。我说，将选票投给麦凯恩的原因，主要是我非常不喜欢奥巴马的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政策。如果一个政府允诺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人、将人们的生老病死都管起来，这个社会也就没有了活力。这点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而且我自己也有亲身体验。后来，CBS在二十多个亚裔集中的大城市里播放了几分钟我的专访。

　　本来以为话说出去就算了，但是共和党亚裔活动的负责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代表共和党出席这场华人中的辩论会。民主党那边的人在组织好之后，通知共和党这方面去人。共和党的人感到有点仓促，因为所有的政策负责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安排。而民主党方面则派去了奥巴马在国会中的办公室负责人，是个华裔，以及他在亚洲问题上的主要顾问，是个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小伙子。共和党则希望能够有一两位亚裔支持者特别是移民，从选民个人的角度去谈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他们问过的一些第一代移民虽然很热情地支持麦凯恩，但是担心上台用英文辩论脑袋会比别人慢半拍，所以不愿意出头。

　　我对共和党的人说，他们必须清楚，我仍然是民主党人，两党有许多政策我都不同意，只不过是这次在衡量过两边的政策和基本哲学之后，我作出支持麦凯恩的决定。在台上如果碰上有关我不同意的共和党的政策——比如限制堕胎——，我肯定会说出我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就会去，到时别怪我说话不中听。

　　本来以为这样一说，他们肯定会犹豫，想不到共和党的人竟然一口答应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了共和党辩论代表队中的一员。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在银行当理财顾问的韩国人，另外一个则是麦凯恩竞选团队的资深成员。奥巴马那边的三个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之外，还有一个马里兰州当地的华裔代表。六个人里面，只有我是成年之后才到美国来的第一代移民。

　　这场辩论有点不对称。问题都是组织者早已准备好的，每个问题的时间也只有三分钟或五分钟。对方的人基本上是在重新宣讲奥巴马已经说过很多次的各种政策，我和那位韩国老兄因为不是政策顾问，所以基本上是从我们作为选民的角度来谈这些政策对我们的影响。大概有点自说自话的意思。这位韩裔理财顾问回答了许多关于税收的问题，许多方面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比如，他指出奥巴马的税收政策自动给每个收入四、五万以上的人加了大概百分之三至五的税，因为他已经宣布要取消布什的减税，等等。

　　辩论中的社会政策我们这一方是由我来阐述的。通常来说，我在这些问题上不是特别会动感情的人，但是其中的一个议题的确有点令我生气。这个议题是“Affirmative Action”。奥巴马说，他上台后将会任命一些亚裔法官。对方辩论团队的人说，奥巴马坚决支持Affirmative Action，也就是在入学、政府雇用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以一定名额。他上台后将对华裔非常友好，因为他自己有华裔的亲戚。他重用过很多华裔的人，以后也会重用华裔。

　　我说，华裔不需要别人专门照顾。看看美国的法学院和律师行业，就知道那里面有多少出色的亚裔面孔，有多少人有资格当法官。由于有种族名额制度，亚裔的孩子分数要比别人高一大截才能进入同样的学校。我们不要在种族之间平等分配，只要人人机会均等。

　　这次辩论进行了两个小时，来参加的大概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双方说服了多少选民，不过这也是在华裔社区中一个很好的尝试。不过，我在离开会场的时候，我看见本地民主党亚裔的负责人。我上去打招呼，却被她狠狠地骂了一句：“你竟然转到恶魔那一边去了！”

　　面对如此无可理喻的人，我当然只好逃之夭夭。赶到停车的地方去，车窗户还完好无缺，于是松了一口气。

（这是我在辩论之前接受的电视采访。文章中提到的CBS的另一个采访，我还没有在网上找到。看不到视频的请到以下链接：http://www.wusa9.com/video/default.aspx?aid=66894）　　

自从希拉里退出竞选之后，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都会接到好几个奥巴马的竞选班子打来的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敦促我去参加助选。他们指出，既然民主党内初选已经有了结果，往下党内的人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共和党。

　　 这本来是各个党支持者们惯常的做法。在2004年，我支持的两位候选人威斯利克拉克和约翰爱德华兹在初选中失败。虽然我非常不喜欢入选的约翰克里，但还是加入了克里的助选队伍，并且将我的选票投了给他。在这个选择里面，体现的是我对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的认同。

　　 在这次的大选中，经过再三犹豫之后，我决定不选择奥巴马。目前已经有超过百分之十的民主党选民和我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对于许多长期的民主党人来说，这并非是一个容易的举动。这个选择，同样是基于我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观的认识，以及我个人的生活体验。

　　 我心目中选择总统的标准，首先是这个人对善恶有分明的标准。固然，政治家们会出于各种利益上的考虑而作出种种妥协，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是否能够站得稳，并且不惜为坚持立场而付出政治代价，这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的基本素质。

　　 其次，政治领袖不一定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对于年轻的领袖来过于苛求），但是他们的工作记录必须显示他们为纳税人工作不畏辛苦、任劳任怨。那反映了一种价值取向。

　　 第三，政治领袖身边的亲密的朋友圈子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情感和道德取向。特别是那些在他们未发迹的时候便交下、后来又长期保持着紧密关系的人，更加是反映这些领袖的人格与信念的镜子。

　　 基于这样的三个标准，我无法将选票投给奥巴马。

　　 在他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奥巴马从来没有为坚持某种政治原则而付出过代价。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仔细的算计，最后的选择无一例外都有利于促成他的个人政治前途。在需要作出困难选择的时候，奥巴马首先采取的办法是躲避。在伊利诺州当参议员的期间，奥巴马在130次需要作出困难决定的投票中投下了“Present”（有点像清朝皇帝的批示“知道了”）。在联邦参议院中，奥巴马从来没有试图去与政治对手合作，而是完全按照自由派的路线去投票，这保证了他在民主党内的地位。相形之下，共和党的候选人麦凯恩有过许许多多按照自己的良心和原则而不是本党政治利益去投票的记录，以至于到今日还有大批保守的共和党人坚决不肯将选票投给他。

　　 第二，奥巴马缺乏经验是人所共知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有限的公共服务期间，他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公众事务上，而是到处去给自己拉政治关系，为日后的竞选作铺垫。2004年进入参议院之后，作为新参议员，按照常规他应该努力学习如何推动立法。但是经过一番利益衡量之后，他撇下了本职的工作不做，而是逐个去为政客们竞选拉票，从而换取了党内的大批支持。因此，奥巴马是参议院中成绩最少的议员之一。比较一下，希拉里和麦凯恩在立法上都有非常显著的贡献。人们都知道，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差别，并不是政策上的而是作风上的——希拉里工作非常努力，而奥巴马却成天在外讲演。很多蓝领工人之所以不愿意将选票投给奥巴马，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机械工会的工人曾经告诉我一个例子。2007年，印第安纳州有一家1600人的工厂要关门，工会需要政府拨款来进行职业培训。工会分别给希拉里和奥巴马写信。奥巴马一方根本没有回信，希拉里不但派人前往，自己本人也去了一趟，到州政府为这些工人争取到了一笔拨款。在希拉里退选之后，这中间的许多工人公开表示，坚决不肯支持奥巴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风，有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根源，也就是对领袖与纳税人之间孰主孰次的看法。

　　 最后，培养奥巴马出道的芝加哥三一教堂实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个教堂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信念与举动，种族主义和黑人至上论在那里大行其道。能够在这个教堂中呆上二十年，奥巴马内心深处是否也认同那些极端的信条，实在令人生疑。起码，他听着那些话并不反感。将心比心，我在那里面连两分钟也呆不下去。要知道，领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不仅会左右而且会推动他们的政策决定。奥巴马虽然会作激动人心的讲演，但他实际上是个基本不流露内心真情的人。他的感情，只能通过他愿意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来判断。

　　 在这次竞选中，奥巴马很巧妙地将他自己做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空壳，外面非常漂亮，但是里面却没有什么内容。正因为如此，支持他的人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放到这个空壳里面。在奥巴马身上，自由派知识分子看见了推行各种各样改革计划的机会，外交政策的鸽派看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黑人看到了自己种族地位的上升，年轻人看到了好玩的政治集会。可是，奥巴马这个看上去是空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我想他的支持者们并不怎么清楚。

　　 至于我自己，看到狂热的年轻人和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群众运动，我本能是要躲开的。

这是我给一位朋友的回信。这位朋友指出，奥巴马与希拉里的政策一致，而麦凯恩则是一位战争主义者，因此我应该支持奥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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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头昏脑地忙了好几天，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给你回信了。周末给我们本地的一位众议员主持一个募捐会，钱募到不少，但真是忙了个古人说的“发昏章第十一”。

　　你在来信中说，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政策是一样的，希望我不要因为次要的原因而不支持奥巴马。从我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倒过来的：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因为次要的原因而反对麦凯恩。我对麦凯恩的不支持，基本上是政策的而非原则与人格的，而对奥巴马的不支持，则要出于更深层的哲学与历史的起因。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人类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科学技术进步，却也经历了最血腥、最黑暗的战争和专制。形形色色的“主义”和“理想”，在最华丽的语言包装下吸引了亿万年轻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给人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灾祸。所有这些灾难性的意识形态，有极左的，也有极右的，但是其核心的哲学都是一个：对任何异端于己的思想的不容忍。这种不容忍的种籽，包含在所有带极端色彩的政治运动之中，无论其倾向是左还是右。

　　自从文革的年代起，我就成了个怀疑主义者。对于无论是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的各种堂皇的宣言，我永远是抱着挑剔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个无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也就成了个无可救药的中间派。我非常不喜欢极右翼势力横行的布什政府，也不喜欢极左翼势力占上风的奥巴马运动。在受够了白宫八年的右翼势力之后，我很不愿意再忍受八年的左翼势力的统治。尤其是奥巴马的整个运动，充满了不容忍的气氛。质疑他的人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如“种族主义”、“教育水平低”、“反对进步”等等，让我非常受不了。

　　固然，奥巴马本人内心深处不见得那么左，因为人们能掌握到的事实根据只有他一贯的左翼立场的投票记录。他到底相信什么选民也并不知道，因为讲话稿都是根据政治需要写好的。一个人讲上一百次预备好的讲话，绝对不如当众发一次脾气那样能够揭示他的内心世界，而奥巴马却小心到连脾气都不向外透露。然而问题也正在于此。这个没有经验、只是按照左翼立场去投票的人，在各种决策——特别是对外政策——上会非常依赖他身边的顾问，而这些顾问中，却有大批学术界出身的左派。套一句文革中的用语，学术界这些“三门干部”对于现实世界多缺乏深入的理解。虽然会写出一些漂亮的文字，实际上却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书生误国”，很多事情就是被他们搞砸的。

　　拿伊拉克战争来作例子。布什政府里面最热衷于打仗的沃尔福威茨，就是个书生误国的典型。他对于人际关系、人性、官僚机构、治国方略这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多少理解，思想总是停留在历史理论的层次。不着边际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就能让他想入非非，以至于将美国推进了一场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战争。

　　左派的空想主义者也会做类似的事情。美国左派的偶像肯尼迪以及他手下那批哈佛出身的精英顾问班子，就是这样将美国拖入了越南战争的。David Halberstam的名著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中文好像译作《出类拔萃之辈》）就详细地记载了这中间的过程。

　　奥巴马身边也有一大批类似的左翼精英。他们今天可能高叫撤军，给美军定下撤退的时间表，可是如果到时候撤不了怎么办？如果恐怖活动再次猖獗又怎么办？不管不顾地让伊拉克平民去送死？另外，如果再次出现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无论是奥巴马本人还是他那些原本在书斋里的顾问，又会为了表示他们在保护美国的利益而作出超常的强硬反应，那才真是要命。这是当初肯尼迪的班子干过的事情。

　　 曾经上过战场出生入死的人并不见得热爱战争。伊拉克战争就是布什政府中那批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搞出来的。天天叫喊要打仗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政客或者书生，唯有身经百战的鲍威尔不愿意打。谁都知道，战争中首先死去的是军人，军人知道战争有多么残酷，不是纸上谈兵。麦凯恩的儿子就在伊拉克战场上，我相信他并不希望让自己的儿子送命。但是，正如老罗斯福总统爱说的那样，说话要和气，但是随身要带一根大棒子（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奥巴马和麦凯恩的伊拉克政策的区别就在于，奥巴马要制定一个放下棒子的时间表（十六个月），而麦凯恩则说，不到感觉安全的时候，这根棒子不能放下。

　　不幸的是，避免战争往往需要采取强硬立场。当初，美苏之间核武器竞赛，最后搞成了一个“相互确保摧毁”系统（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可笑的是，英文的简写成了“MAD”），也就是双方都大规模地发展核武器，以至于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之后还能够有足够的武器摧毁对方。没有了这点保证，冷战就有可能变成热战。

　　过去我总是希望，人类在经过了血腥的二十世纪之后，能够接受一点过去的教训。然而冷战结束之后这些年的历史显示，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力更多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也就是当初休谟谈到的reason和passion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也非常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以及互联网革命之后出现的高薪白领人士对奥巴马如此狂热。在美国这个物质如此丰富的社会，精神贫困依旧是令人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政治狂热和爱情一样，是一种甜蜜的疾病。少了这一场经历，人生就有缺憾。这点我是以有了免疫力的过来人身份说的。

　　愿我们能更多地相互理解、交流。祝

　　撰安！

　　小夏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她是奥巴马的热情支持者。不久前我们说好，见面的时候少谈政治，以免伤感情。不过这次她劈头盖脸地问了我一句：

　　“你为什么会坐在那个女人身边？”

　　“那个女人”指的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当天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我坐在她身后，在电视上看起来就像是在她身边。

　　在过去的竞选中，还很少能够看到有那么多人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候选人怀着如此近乎刻骨的仇恨。在民主党的一些圈子里，“那个女人”几乎成了佩林的代称，似乎佩林根本不配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激进妇女团体的成员，从佩林出台那天，就下定决心，不将她毁掉就不罢休。

　　佩林州长出身于普通家庭，没有依靠美貌和婚姻来跻身上层，靠着自己的努力，从最底层开始，一路当上州长。她整顿了腐败，平衡了预算，将一个州管得有条有理，得到州内百分之八、九十的选民的支持。同时她还是一个抚养着五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和妻子。她诚实地遵照自己的信仰来生活，但又没有在获得权力之后将自己的信仰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加诸他人。从履历上看，佩林实在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楷模。

　　左翼不喜欢佩林，自然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是左翼人士特别是妇女运动的激进分子对佩林的仇恨，更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佩林体现出来的威胁。左翼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是因为这个运动宣称自己代表了受压迫的妇女。换句话说，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这个运动及其派生出来的大大小小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获得权力和影响的根源。而如果妇女不再受压迫，不再是“第二性”，这些团体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就不能每年从政府和捐款人那里获得数以亿计的资金，就不能利用自己的角色来操纵各级选举。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妇女权利全面实现了的社会，是激进妇女运动的敌人。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其它各种下层社会运动中。这些运动目的的实现，往往就意味着运动的死亡。许多激进的运动最后变成了社会的反动，原因也就在这里。这真是理想主义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