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传说中的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 -- 陈郢客
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我在很久之后,才意识到,oh,这不是莫斯科大学。它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古契诺镇,专门为东方各国培养共产党干部。
这是瞿秋白呆过、刘少奇(1921.8-1922.5)20年代呆过的地方。瞿秋白当过教员,不过据说是当翻译。刘少奇在此呆了7个月。
1937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一分为二:苏联学生这部分叫东方大学;外国学员这部分改叫:“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这名字太牛掰了。我立马明白了,这和刷卡时为零、小马哥接受的美国精英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俄罗斯人就是实在,名字真是囧囧有神。
baidu大神是这么说的:莫斯科东方大学
转到中山大学。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
国班。
wiki大神则干脆指向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共产党新闻网是这么说的:
他的同学们包括:
他的同学曹靖华(此人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和鲁迅先生有关,嗯,那本《铁流》是曹靖华的译作。)关于学习内容透露了一二: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一点计划也没有,我们连俄文字母都不怎么认识,可一去就让我们读俄文的《共产党宣言》,像没有牙齿啃钢条一样,硬啃。
曹同学只是个左翼文学青年,热爱文学,能谈文学的也只有韦素园、瞿秋白。他后来成为一位翻译家。
事实上,我见到的猛料出自《朱德海一生》这本书。
朱德海1936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好赶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时代。朱德海是朝鲜族,原名吴基涉。生于俄罗斯东双城子。
倘若我没记错的话,中国班是第八班。还有中东班呢。朝鲜族入中国班呢还是朝鲜班呢?这都是上等的好花絮啊。关于他们的课程、学制,这等猛料,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
看不到原书的,给大家找些替代片段,聊以解惑吧。
就到这里吧。休息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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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民族友好大学,有什么联系吗?
我一直在疑惑就是,到底是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风潮的影响,还是学校本身的教学内容,教会了来自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学生们搞肃反,清洗,理论斗争(你死我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肉体消灭,使用特务手段控制同志?
陈mm好文,上花。
东哥跟这帮人斗争了一辈子,也只算基本上打个平手,苏联解体以后这帮人才最后垮的。现在的留美派,也基本上重复这个过程。
据说天池划给朝鲜一部分就和他有一定的关系
解放前牺牲或去世:
罗亦农、王一飞、任作民、俞秀松(反对王明被害)、汪寿华、陈为人、谢文锦、韦素园(ms未入党)、吴芳、傅大庆(戴晴的父亲)、吴保萼
脱党、退党或开除:
彭述之、卜士奇、蒋光慈、廖化平、
解放后去世:
任弼时、柯庆施、许之桢
文革间罹世:
刘少奇
文革后去世:
肖劲光、曹靖华(解放前未入党)
未搜索到:
胡士廉、任岳、周昭秋(ms这3个人和肖大将比较亲近)、韩慕涛、韩平的、李宗武(怀疑是不是李宗吾)
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共产国际相关,是特殊时期的产物。
莫斯科民族友好大学——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招收留学生,加以渗透或启迪洗脑,好听点叫发展XX友好——很多国家均有的。连李明博都强烈表达了如此意象,让各国留韩学生成为未来对韩友好的中坚云云。
瞿秋白原是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他曾在北京专修俄文,比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稍后赴俄的刘少奇等俄文字母不识几个的学生当然强得多了,起初上课、开会当翻译都少不了他,当年张国焘首次赴俄去开会劳动大会也是他当翻译。
曹靖华提到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在那里待不下去了,来到苏联”的,后来几年也后继有人。1925年中山大学成立,邓小平大约在次年从法国到该校报到。
这个学校值得研究。举刘少奇为例,他是第一届学员;举朱德海为例,另一阶段的猛料太多。
事实上,从西欧转向苏联的过客亦有很多。我很喜欢郑超麟的观察者眼光——
1923年春,我们一行十二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都是直接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派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十二个人,连同以前从西欧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人(萧子嶂、张伯简)共十四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的人数更多些。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些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到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或深或浅总有点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的党、团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 (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什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字读音很奇怪,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还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从未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话”,不只是暗地反对,而且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二人不是同我们一起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据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二人交了朋友。抱朴那天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了,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攀谈起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有位从西欧来的同学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正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人们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于。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掌握了英文,不仅能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的英文更好。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他看了《新青年》后,为陈独秀的文章所折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给他回了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到杨明斋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里有十几个青年表面上是学俄文,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都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不过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了)。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但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郑超麟:《记傅大庆》
在东北时只听说是老头子不在乎,给了老金一半的
我等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