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有不少此类文章，宣称那三年其实灾害没多严重。因此，如果想要有说服力，这应该是一个论证重点。你用一句“灾情报告可信度应该较高”，能争得过民运么？
我不是反对你，是想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注意这一点，论证可能更加严密。
纠结于一个名词没什么意义
王维洛这个是民运文章，显然有政治目的。但它里面有好多说法，引了不少资料，得用扎实的证据去批倒这种说法。
我直觉真相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三年有灾害，民运说正常，过分了。但中央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灾害的严重程度，这个实在太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了，不夸大反而不合情理。
三年自然灾害 是编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毛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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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
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
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
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
然灾害”名列第二。 [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
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
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
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
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
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
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
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
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
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
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
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
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
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
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
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 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
灾面积的一半， 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
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
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
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
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
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
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
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
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
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
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
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
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
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
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
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
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
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
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
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
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
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
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
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
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
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例如，1959年5月中
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
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
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
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
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
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
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
东旱情严重 [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7]，这些基本
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
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
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 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
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
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
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
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
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
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
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
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
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
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
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
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
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
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
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
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
也有旱情； 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
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
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
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
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
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
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 导致缺粮和饥荒、 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
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
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
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因而减产；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
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 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
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
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
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
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
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
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
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
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
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
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
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
“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
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
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
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
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
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
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
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
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
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
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
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
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
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
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
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
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 过去两
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
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
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
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
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
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
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
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
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
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
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
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
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
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
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
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1960年甚至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
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
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
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
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
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
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
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
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
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
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
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
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
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
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12]《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丁抒，《人祸》，第286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561页。
[15]丁抒，《人祸》，第281页。}
以前有一次看《中国气象年鉴》（忘了是那一年版的），里面的数据反映了五九年到六一年的灾害程度是建国后几十年最轻的，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所以看到楼主的数据，我非常疑惑。
根据我父母的反映，基本如此，尤其是五九年和六零年，气象条件很好。我们老家是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经常闹水灾，但恰恰那两年不是，也许是个别情况？但是为什么风调雨顺的气候，结果老百姓却要饿肚子，他们却不愿意多谈。
网上有类似的文章驳斥那几年风调雨顺的
找到加东写的了
税费改革只是把旧农业税加上三提五统并一而已，这两项加起来，在农民负担中还是不占大头（30％－40％）。
实际农民负担的大头是土摊派，即省、地、县、乡立的摊派，省一级现在好一些，但是县、乡很难控住。跟土摊派比起来，三提五统倒是规范的了。
因为三提五统是中央认可的摊派，有些地方过去是把土摊派当作三提五统（开三提五统发票给农民）忽悠农民，给人的印象就是三提五统取消了农民的负担就大大减少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央认可的三提五统就是95年收入的5％。
我挂职的时候，恰好是税费改革开始，对它的还知道一些。现在新农村建设我还了解一些情况。
是以人头为基础分配一大部分，剩下的再按劳动分配。
各地做法不同，好像比较普遍的是“人七劳三”，也有“人六劳四”的，“人五劳五”的很少。工分是记按劳分配的那部分。
del
我之前的表述不准确。
平时收获的那些蔬菜水果还有些杂粮，是按人头分。夏秋两季收获的主粮，我们那里是按‘人七劳三’分。
蔬菜杂粮这部分，对主粮是重要的补充。听长辈们讲他们那时常吃晒干红薯片，或煮的蔓菁，煮的白菜根（现在我们一般都会直接扔掉的那个疙瘩）充饥。
现金部分（按工分），如您所说，的确是按劳分配。
不要一句“供润树批判”就脱了干系。
关于三年无大灾的观点，我看过比你转的东西多得多的资料。因不想被这个问题干扰本文的中心议题而没有在这方面深入讨论，但既然你已经转来了，我自然要全面解答。在我给出解答之前(约需两天时间），希望你给出自己对这篇文章的评判，简单地说“我直觉真相应该是在二者之间”很马虎，需要以事实来加以说明，否则结合你在本贴下面的其它一些议论，我认为你是不负责任的。
你对论证过程有疑问，却同意论证结论，这是什么逻辑？
既然你说不相信林毅夫的结论，那么这个不相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请明示。
供陈经同学批判，作者是陈经的“老朋友”老田同学。里面引用了不少事实，恐怕很多同学要びっくりドンキ了
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作者：老田
一、1958年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与浮夸风的兴起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认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这些情况，那个长期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风是如何兴起的以及应该是什么人负责任，但是他本人负有“中央领导”交托的任务，所以要竭尽所能地歪曲事实，先把浮夸风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在一起，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需要撇开，就这样“拐个弯”之后把责任扣在毛泽东头上。李锐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喜欢撒谎和颠倒黑白，而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二、党阀与学阀的紧密结合
1958年的高产卫星，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省委这个级别，对下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胁迫公社干部和社员参加。与底层干部和社员的被动参加不同，知识精英中间却很不同，有不少人“尖子人”是主动加入高官们的政绩合唱团的。
著名的于光远先生就参加肯定政绩工程的事业，他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文章《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告诫：“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宪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调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的经验，虚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担暇，并且加以分析和粽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第27页）对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论证需要，于处长把握的是多么及时啊，于光远能够从中宣部处长位置上脱颖而出到后来的高位，与他总能及时地反应高官们的迫切需要的敏锐嗅觉是分不开的。
省委书记们唯恐落后，广东能够实现的我们也能实现，这个政绩需要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很多知识精英都出来为高官们的政绩需要服务，都写文章论证高产如何符合科学原理，很多文人都写文章扣帽子说不相信高产的人就是右倾，著名的吴象先生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为了实现千斤县——记晋中十县农民的决心和干劲》发表在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从我们到过的地方看，每个县毫无例外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双千斤乡、五千斤社、万斤生产队，至于万斤以上的试验田，更是举不胜举。”吴象还在他的文章中间说得活灵活现：“麦子大丰收确实是一把万灵的钥匙，能使任何顽固保守的人开窍。刘三才他们的大麦试验田原定的指标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个名叫温四才的老汉气急了，他赌咒：‘你们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脑袋！’直到麦子登场，他看着事情不妙，还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结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汉服输了，当刘三才突击组再试验在回茬地产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了。一个夏天，出现了多少温四才式的喜剧，有多少温四才式的人物经历内心深刻的变化啊！”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中间猛烈批判“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扼杀真理，愚弄老百姓，败坏共产党的信誉，最主要的例证都是出现在1958年的浮夸风期间。
除了省委书记之外，上面也还是有人乐于搞一些所谓的“大跃进”的。刘少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和发明，可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刘少奇选集》的时候，选择性地遗忘了五八年夏天到六一年春天整整三年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入选，当然这样的小小疏忽显然不是偶然的。笔者手头有一套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选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该书在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遗忘”的两年跨度中间，收入了刘少奇十七篇谈话、讲话和信件，其中很多独具特色的讲话，颇具刘氏特色和神韵，本不应该被忽视的。例如他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中间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讲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中间谈大干快上和供给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能够说明历史真实、体现特定时期“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结果都被文献编选者给屏蔽掉了，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读到了。
小平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毛刘周朱陈邓”，在这个最高层次上，对于浮夸风和瞎指挥比较感兴趣的是刘少奇；在国务院主管官员中间，对浮夸风推波助澜最力的谭震林（他手底下的刘西瑞先生就是根据谭的非凡见解写出了58年最著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在各省省委书记中间，政绩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王任重，以“亩产万斤”检索1958年的《人民日报》，所得文章一共23篇，其中6篇出自湖北，可见《人民日报》对湖北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的响应程度，在全国省委书记中间都是最高的。
刘少奇与全国妇联谈话中间说家务劳动社会化、消灭家庭，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就赶写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的文章，发表在《红旗》第七期上，他说：“人们不能不感到，每一个家庭单独做饭，单独磨面，单独缝衣做鞋，单独带孩子，是多么不经济的事情。一方面，家务事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迫切地感到劳动力的不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家务劳动集体化、社会化。”“所以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的建立是由于在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大发展而来，并且是有利于生产的更大发展的。”（第24页）按照胡绳先生的精明算计，基层干部要是再不办公共食堂的话，简直是白痴一个。
邓小平处在书记处的位置上，虽然跟刘少奇相比他鼓吹浮夸风没有那么厉害，由于他在一开始就照顾哥儿们义气扶持了广东千斤县假典型，当新的假典型出来时，即便是他有所发现也不可能进行纠偏工作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打铁要靠自身硬”，他自己高抬贵手帮助了第一个假典型之后，对于此后的假典型也只能是照章办理，否则在官场中间难免大失人心。
八五年高官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如蝇逐臭式的捧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党阀与学阀相结合的问题，其经典案例和现实针对性只能出自难忘的1958年，1966年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2页）
刘少奇后来把高产卫星和浮夸风栽在《人民日报》头上，似乎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的热烈追捧都毫无影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们发表文章时不够慎重，他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载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我不清楚刘少奇先生这样的批评，人民日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完全服气。
三、高产卫星戛然而止
在高产卫星和瞎指挥过程中间，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合伙胁迫公社社长（实际上就是千斤县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们），要求基层干部组织群众搞不得人心的辍秧法，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书记在全国性媒体上露脸的机会之外，不会给基层群众和集体带来任何好处，此种高产卫星典型只能给底层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无价值的劳动投入。由于有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的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往往难以有效抵制，如果没有各级高官共同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显然，就很难让底层干部和老百姓大量投入此种毫无产出的劳动。高产卫星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基层还是高层，毛泽东非常清楚，后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毛泽东1958年三四月间连写三份党内通讯，四月底的一份还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层次，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开党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的。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二十二章《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认为可能出现苏联集体化之后的严重恶果，来不及通过党的会议协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来进行纠偏，迫不及待地利用个人名义写党内通讯，试图利用个人的超常影响力来实现部分的纠偏工作，并劝说高层的热心人转思想弯子。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曾经顺道访问孝感千斤县，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专列上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及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等。梅白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当他提到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问朱朝启真实情况，朱朝启后来（1989年）说：‘我实在有些心虚自责。大跃进时代，在那种特定环境，我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间，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转引自：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原文《毛泽东的孝感之行》，载《湖北档案》1989年第6期）朱朝启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试问学阀追着党阀屁股大唱赞歌的年月，谁还敢坏了省委书记苦心经营的政绩典型呢？
毛泽东丝毫都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典型，在全会期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吴冷西和田家英：“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在同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还附带提到了各路诸侯们的政绩需要和投资胃口，实际上也是要人民日报的报道与这些“政绩狂”保持距离：“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八章《实事求是》，新华出版社1995年）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期间与吴冷西谈完之后，竟然不让睡觉，要他连夜坐专机回北京向正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传达，此后，报章上的假卫星典型戛然而止。不过此前放出来的高产卫星已经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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