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觉得秧田一百六十斤是不够的。
就是都只能从自己能够看到的局部去推测全局，所以互相之间很难说服。我自然没有当你是胡说，否则就不会和你讨论了。
我觉得现在保障农民权益的整个制度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了，效果当然各地不尽相同，就我看到的范围内，我认为是立杆见影。从你的叙述来看，你最近两、三年似乎不在基层，但这两、三年基层的变化是很大的。你虽然有挂职锻炼的经历，但你对基层的了解未必是全面的。以你说的“因为驱使地方征摊派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在县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乡镇村的费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税费改革后，乡镇村的费用是由转移支付保证的，包袱现在不是由县级财政背的。
的确如你所说，地方上事情千奇百怪，有合理不合法的、有合法不合理的、有合理合法不和情的，也有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即使中央的政策有滞后效应，但大多还是会取得不错效果的。
另外，我的有关信息并不是只看报纸得来的，我有很多农村的亲戚，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所以信息的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是直接撒在田里搞密植的,要不怎么是胡闹.平常是插秧的.就那个时候没插.
秧田要多少我不知道,听说那年的密植田听都后没什么收成.
有些是有用的,往田里放盐的那些田不多.两三个大队.那些田几年都不长东西,不过他们都是海边的.这里田费了,县里下半年就组织人去围海造田了.
毛泽东的愤怒还在另外一方面，7000人大会说好把问题讲足讲透，但陈云怎么都不说（也许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但毛泽东前脚刚离开北京，后脚就开了一团漆黑的西楼会议。
实际上毛泽东对7000人大会倒没什么说法（至少在公开层面上如此），而对西楼会议很反感。
我最后在基层是2003年，然后就回北京就派出国了，不过，现在还和那里的朋友保持一些联系。另外，我的农村亲戚也不少。
现在情况有改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改善究竟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比如农民摊派，是否有回潮的可能？我认为，摊派的因素根本没有消除，因此摊派回潮是每年都有。我请你查一下“新农村”和“摊派”就是请你知道，现在摊派是否有、有多严重，到媒体公开报道的程度，就是说事情比较严重。
关于转移支付，首先应该把流程解释一下：
首先，对于乡镇来说，所谓转移支付是必须经过县财政这一关的，因为乡镇没有独立的财政，钱必须由县财政拨过来，县财政是最基本的单位。同样，给农民的种粮补贴等属于转移支付，也必须经过县里的银行分支机构。
其次，转移支付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这个总盘子里出，这里多一点那里就得少一点，而不是无穷无尽的。对于乡镇来说，转移支付的钱能否覆盖？算个保守帐：70人编制的乡级机构属于中小规模，每月人头费是10万以上（不算办公费，不算任何举办公共事业的费用）。一个县有10个这样的乡是很正常的，那么每月新增人头费就是100万以上。
300个这样的县（已不算财政较好的县），每月人头费就是3亿，你自己稍微算算就会明白，中央财政能否承受这个新增的额外负担。
公社制度-结果在坚持公社制度的情况下,生产恢复得比他们预想的好.
毛泽东自己认为，62年已经走出低谷开始上行，64年就能摆脱被动。刘、陈却认为62年还在下行段，最坏的时候还没来到。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估计完全正确。
于是才有卖地.
最紧张的是2002年前,我湖南的朋友这样说,每个村都派人去守路口,一见镇上开面包车来马上统治村里准备.也就是那个时候黑市军火最好卖.
我们都吧,中央补贴的钱有些村有,一般都没见着.但你想收他们钱已经没有了.收不着了.再说我们这里农村一般都有联防组织,打起来镇上那几个人占不了便宜.
您说的那些还是大集体的地方有多好咱没见到.但从我们这里的情况来看,只有跑出去打工的才好一点.我们这最牛的一家人.他欠镇政府几千块钱,成万斤谷.他家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家里一个残废的父亲.他家这些年来硬是没交过公粮什么的.所以每次镇政府换领导他那残废的父亲肯定抓起来关一段时间.九八年的时候断断续续关了一年.
我们这那些年有一个牛人,把以前分给他的几把锄头,一张耙送到镇政府那里说我不要你的东西了.我也不交你们的钱了.结果是给打一顿,送拘留所关一段时间.
其实摊派复辟是有可能的.我知道的一个乡吧,现在欠着饭店的钱就好几十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肯定要摊派.特别是新土地政策下,要是他们卖不了地就肯定摊派.
广西那里,从前年的博白事件后.基本上造枪成了那边的新风尚.现在还有不少村晚上组织武装巡逻,一是防贼,二是防政府.我们这比他们那好点.我们这一般晚上不敢到农村去,一是农村那里的抢劫的多,二是那些村的政保组织的人也多.
我们这里镇要是想到村,要先通知村里人接.要是自己开车进去.根本没人理你.要是想抓人.一个突袭.让村支书带路,绑上人马上跑.要就是派大量的武警围起来抓.广西那边去年动用过装甲车去抓人.
其实您是干部,应该想想了.老蒋有台湾可以跑.你们要是再这样下去,莫斯科你们还能不能跑还不好说了.
就是最后那个300亿，我算好像应该是3亿。当然，主要谈论问题，这都是末节。
我以前回过一个帖子，也谈到了税费改革问题，直接引用一下：
俗话说盖棺定论，现在就评价胡温恐怕还为时过早，再过十年也许能更恰当些。就大家没有争议的免除农业税来说，表面上是胡温的政绩，其实功劳更应该记到上一代身上。农村税费改革的最早提出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历经将近十年才经胡温的手最后完成。税费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摸清底数，原来农村是税费并行，除农业税外还有统称“三提五统”的各项费，即国家规定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简称“三提五统”。这些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免了之。要减轻农民负担，这部分钱就要国家来出。但这笔钱到底是多少，中央又不知道，所以国家就先搞了费改税，把这部分费按照一定的基数全部纳入到农业税里，这样就基本上搞清了维持乡村两级机构和各项社会事业正常运转到底需要多少钱。费改税后又运转了一、两年，发现没什么大问题之后，中央才正式开始免除农业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保证乡村两级机构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正常运转。进而根据原来缴税额核定对农民的粮食补贴数额，真正实现了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当然，实际操作比我说的要复杂得多，还包括从98年安徽开始，后来推广到吉林等省的试点的等一系列过程。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现在评价胡温有多不靠谱，一代领导人的政绩可能是上一代打下的基础，他们现在做到工作，可能要到下一代领导人时才会出成果。胡温这几年实际干得不错，我觉得最大的成绩就是社保体系的建设初步成型了，这才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是个慢活，不可一蹴而就，胡温这几年在党内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是打基础的时候，成果可能还要等上十年、二十年。
这段话我觉得基本说清了税费改革的大概过程，我记得税费改革前全国农业税总额是700-800亿元，平均到全国近4万个乡镇大概每个乡镇200万元。也就是说，要保证乡村两级的最基本的运转，大概1000亿就够了。当年，取消农业税时，这700-800亿我记得都是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拿的。现在的各种补贴资金也都是这两级财政负担的。这个数字对照最近几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你就知道财政能不能负担。
你说乡镇没有独立财政这是错误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是《预算法》规定的，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县一级政府挪用转移支付的情况肯定有，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最少我这里不严重，因为这种钱国家近几年查的比较紧，被挪用比较多的水利建设、林业建设、道路建设等这种项目资金。哪些钱能动，哪些钱不能动，县一级领导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各种补贴资金都是专户运行，县一级财政只体现在账面上，加上现在银行都规范了，你想把钱拿出来银行也不会同意，所以不属于县财政的可支配资金。
我和你的意见正相反，我认为现在摊派的因素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即使有些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基本上也属于历史遗留了，事情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我们这里，以后再向农民随便收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农民对中央怎么说的一清二楚。现在唯一的收钱渠道是一事一议，但要履行相关程序，还有年度最高限额，乡村两级操作起来很困难。
你说的“新农村”和“摊派”我也搜索了，浏览了一下，基本上印证了我自己的观点。相关消息虽然多，但说明的只是全社会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而不是相关的问题更严重了。从你叙述看，你已经离开农村基层五年了，情况恐怕没有我熟悉，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陈经要我论证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要求实在是高了点，因为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但在写这篇主贴时，我还是查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也看了不少争论的文章。以我读过的文章来看，陈经找来的这篇其实是很差劲的，不过其政治诉求远高于对自然灾害真相的探索的特点，倒是与所有那些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说的文章不谋或有谋而合。
这些文章中，以金辉1993年发表于上海《社会》月刊5月号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影响最大，自然也就被陈经转文的作者所引用。为什么金辉的文章影响大呢，因为他搞出个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对灾害进行了定量计算。其结果，就像林毅夫弄出个农业总要素生产率一样，一下子征服了许多人。而我所见过的所有其它的文章，包括陈经的这篇转文，都是在自然灾害的现象上争过来争过去。但说老实话，对于新中国二十九个省区市，几十年，每年365天气候的记录，这么大的工作量，除了国家的专门机构外，谁还能够说自己更有权威性，准确性？是故，我认为对那几年自然灾害的现象就不用争了，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辑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在那摆着。陈经说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信不过。这一点我也不打算和你争，因为你可能会找到更权威的记录，只是我对粮食因灾减产的估算并不依赖于那个报告，而是依据《中国统计鉴1984》的受灾和成灾数据统计。
当然陈经仍然可能对年鉴里的那几年的受灾成灾数据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并且找到更权威的记录，但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有人有过如此表示，甚至连林毅夫和金辉等等也在文章里引用了这些数据。这些人虽然没从这些数据看出花头来，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反对我依此数据估算出的粮食减产量，因为这个估算量只占总减产量的40%，符合他们要证明的结论，既自然灾害不是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因数。
关于我的估算值，陈经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转的文章里有下面这样的文字：
[1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按这些数据，再加上因水灾减产，计算出的粮食减产数大约是6000-7000万吨，高于我的估算。看来我得考虑是否修改自己的估算。
好，现在来看金辉的文章。因为我的知识不够，只好也弄个转摘。以下摘自曹为平一篇网文的部分内容。 他写得比较冲，除有些过激的政治言论外，其基本内容我是同意的，同时请有不同意见的别生气。希望看到金辉原文的读者，输入 金辉 自然灾害 就能狗到。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疯狗金辉丁抒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曹为平
。。。。。。
金辉之流把这些数据扔在一边，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里，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豆腐干那么大的表格，来“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这个表格全面地不加任何改变地引用于下，见原表5，还有一个跟表。
（原）表5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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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2度│-1度│0度`│1度`│2`度│120站`│全 国│
│`涝`│偏涝│正常│偏旱│`旱`│总指数│平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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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41│ 29│ 26│ 16│` 8│ －79│－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0.258│
1963│ 28│ 34│ 25│ 25│` 8│ －49│－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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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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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3度│-1度│0度`│1度`│3`度│120站`│全 国│ 总评语
│极洪│-2度│正常│2度`│极旱│总指数│平均指数│半个中国洪水滔
──┼──┼──┼──┼──┼──┼───┼────┼天加半个中国滴
某年│ 60│` 0│` 0│` 0│ 60│ 0 `│` 0.000│雨不下等于风调
│ │ │ │ │ │ │ │雨顺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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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度是洪水滔天，3度是滴雨不下。
按照金辉的算法可以看到，半个中国洪水滔天，指数为－3×60＝－180加半个中国滴雨不下指数为3×60＝180，旱涝相抵为－180＋180＝0，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于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
他说：我是有理论依据的推理。据说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得出的全国平均指数，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了这个表。最后得出结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且不论所谓的水文站的资料究竟如何、该怎么对待，他说的一度、二度又是怎么来的？对金辉的表，笔者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出丝毫“天公作美”的根据来。后来终于看懂了，原来他是以所谓的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指数”加在一起成了“总指数”再除以120于以平均，作为衡量天公作不作美的“根据”。总指数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他把洪涝设为负值，干旱设为正值，然后统统相加，这一加不就是旱涝相抵？某地二度涝灾与另一个地方的二度干旱相抵等于零，再一平均于是这两个地方既不旱也不涝，风调雨顺。福建、浙江的暴雨和山西、陕西、河南的干旱相抵成了风调雨顺。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数据都相加，也都旱涝相抵，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
一个地方的洪涝能够和另一个地方的干旱相抵销吗？有这种疯狂的逻辑吗？
按照金辉的同样逻辑，我也制了个跟表列在后面。我把洪水滔天设为负三度，滴雨不下的极旱设为正三度。某年半个中国洪水滔天，60个水文站共计负180度，半个中国滴雨不下，60个水文站合计正180度，全国总计，半个中国洪水滔天和半个中国滴雨不下相互抵消，等于零。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如果不是反共反得昏了头，理穷辞曲又要找个“理由”急疯了，绝对不会有这种极端荒唐的逻辑。
不但这个金辉反共反得急疯了，他的吹鼓手们也都反共反得发了疯。所以对这个疯狂的逻辑和所谓的“科学研究”以极大的疯狂予以喝采和鼓吹。现在这个混账世道竟然会让这种疯狂逻辑横行了十年之久，在舆论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疯子被捧为千人仰慕的“学者”、“专家”和“权威”。神经稍微正常的人都应该看得出这个表的疯狂性，可是右派官僚让这种疯狂的逻辑自由泛滥，不同意见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这个表的疯狂性还不仅仅在于空间上。对于农业一年的气候，不但每月都有每月的需要，每周也都有每周的要求，甚至每天都有每天的不同要求，违背了就造成灾害。仅仅用一个数据来衡量那年气候是不是风调雨顺是极不妥当的，也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才有用处。
如果说某水文站说某地某年雨量适中，是不是该地那年就是风调雨顺呢？也不是！同是下雨，集中下雨和分散下雨就不一样。比如：上半年滴雨不下，下半年暴雨如注，那么在上半年造成了严重的旱灾，下半年又是严重的洪涝。可是根据金辉的“理论”这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又是一个疯狂逻辑。前面他是在空间上用旱涝相抵销来得出“风调雨顺的三年”，这次他又是同一地区在时间上旱涝相抵销，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了。1960年就是这样，如河北省上半年就是严重干旱，七月底、八月初开始大台风带来暴雨如注，其他如河南、安徽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也是这种情况。
人吃饭于前，拉屎于后，是不是也可以抵消，等于既没有吃也没有拉？按这个逻辑，金辉吃饭拉屎几十年了都可以抵消，以后既不让他吃饭也不许他拉屎，反正相互抵消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还可以把他拉到法场枪毙了，再把子弹抠出来，打进去和抠出来“旱涝相抵”，等于没枪毙他。
无论如何对一个地方来说描写某年的灾情或者判断是否风调雨顺，一个数据是绝对不够的。
即使全年雨量适中，而且比较均匀，早一点和晚一点就不一样，插秧时节下雨和扬花灌浆时期下雨也不一样。插秧时节需要雨水，晚一点下雨就插不上秧，误了季节。扬花灌浆需要烈日暴晒，最最忌讳阴雨连绵，不然不利于光合作用，谷子要瘪。就是眼看丰收到手后，突然来个阴雨连绵也要造成谷子霉烂发芽。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也不能差。比如我刚收获完毕就下冰雹或者暴雨如注就不会造成庄稼损失，不是大灾害，晚收获一天则刚刚遇到，庄稼打坏或者泡烂就是大灾。可是金辉对于一年居然只用一个数据就要来描绘气候，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来了个平均。
他自己在对“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的注释中就大言不惭地宣称：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看！他不是不知道，不是认识上犯了错误，他是有意地作假，他自己明确地说旱涝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地互相抵消，只要“相当”就是“正常年景”，就是“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这种疯狂的逻辑居然还可以公开发表宣言书，长期以来没人来揭穿。
就是这样一篇奇文，用不着丝毫推敲，只要有一点起码常识的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其荒谬绝伦来的，居然闹得全国风雨，猖獗十年，至今还到处泛滥没有一点消退的势头。反共右派，纷纷以这个“学者”金辉有过“研究”，对他的“研究”大肆吹捧，来大肆宣扬“风调雨顺的三年”。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读金辉的奇文，对他的表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或者读了也发现了却故意隐瞒不说。难道连旱涝可不可以“相当”、可不可以“相抵”，他们也不知道吗？这只能说他们绝对不是在探讨历史真相，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抓到一根鸡毛也要当作令箭，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提出“风调雨顺的三年”，完全不顾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逻辑，立即和自己的反共政治需要一拍即合，于是乱加吹捧并到处扩散，就是看到明显的荒谬颠倒之处也故意隐瞒不说。
这种疯狂的逻辑在神经正常的年代里必然一出笼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发表这种“理论”的人一出现就会被看成精神失常，最好的去处是精神病院。可在现在这个世道，金辉居然还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还有许多同伙跟着起哄，被捧上了天。改x以来，类似的疯狂宣言屡屡看到，神经正常的人却不能反驳，这是什么世道？
金辉说，他的“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来源于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全都是扯大旗做虎皮拿来吓人。如果真有这样的“气象水文科学家”，那一定是和金辉一样的疯狗，就好像金辉以他的“研究”成了“著名学者”一样。
金辉的疯狂逻辑在那三年里可以说几乎用够了。
1960年许多地方差不多就是上半年滴雨不下和下半年洪水滔天都全了，也差不多是西面、北面半个中国滴雨不下和东面、南面半个中国洪水滔天都全了。那年从六月开始到十月为止共有十一次大台风登陆。而且以往台风登陆后一般向西北方运动，不仅被许多高山峻岭削减风势，也把雨量带给这一带地区解除干旱。1960年台风登陆后直接北上，不仅保持着台风的强度，又造成东涝西旱。可到了疯狗金辉那儿全都相抵了，成了“天公特别作美”的“风调雨顺的三年”。有的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按照金辉的疯狂逻辑就更应该“旱涝相抵”了。
旱涝相抵不行，那么相加行不行？也不行！首先洪涝和干旱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灾害，没法相加。我们不知道金辉的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反正不能说他所定的一度旱造成的损失就和一度涝相同，也不能说二度旱和二度涝造成的损失相同。
全国各地的水文站所监测的范围也不相同。有的水文站监测的面积大，有的面积小，有的地方人口繁密农业发达，有的地方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地势不同、土质不同、各地种植的农作物也不一样，对于雨水、阳光等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即使同样地干旱或同样地洪涝，造成的结果就大不相同。
以干旱为例，在农业气象上，给予气象、水文、土壤水分和农作物阐述的干旱定义或有关干旱的概念，本身就是种类繁多，其说不一的。1936年美国的豪埃特（Hoyt）提出降雨总量少于正常值的85%时为干旱年，这是指全年干旱。早在1906年亨利（Henry）就提出，连续三周或更长的时间降雨量少于或等于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的30%时为干旱，注意：“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就是说，一年中不同时期的降雨量是不算数的，如果五、六月份该下的雨到了九月收获时节阴雨连绵，判断这年是否灾年结论就不同了。
金辉说：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
如果某年“干燥度”适中，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和常年一致，但是该年所有的雨都是集中在某一天里下的，或者庄稼生长时每天毛毛雨下个不停，不出太阳，是不是“风调雨顺”呢？
水文站绝对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数字。我们有理由提出金辉搞的什么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甚至不能分清他说的正二度的干旱造成的损失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正一度，负二度的涝灾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负一度，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捏造。我们不能听任一只疯狗乱编乱造到处乱叫乱咬。例如尽管1960年6到10月半个中国泡在台风和洪涝里，可在他的表里，被判为二度涝的竟然只有14个，一度涝也只有34个；其他如判为二度旱的只有8个，依据究竟是什么？山东省有的地方甚至从1959年以来14个月未下雨，黄河长期断流，但1960年下半年台风过处，30多天连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到4米。河南部分地方与河北情况大致相同。这究竟被他判为二度旱、一度旱，还是二度涝、一度涝？抑或不旱不涝而正常？是不是旱涝相抵，天公作美了？
全国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权利和理由问：“金辉先生，在你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里我们这儿究竟算哪一等级？什么根据？”
然后大家谈谈该年自己所在地实际气候情况和对农业的影响。
本来不需别人提问，金辉自己就应该向读者作出交代，全国各地120个水文站，各个水文站分别被他判为了什么等级，根据是什么？或者说：自己列为正常的33个水文站是指哪33个地方，根据是什么？其他一度涝和一度旱，二度涝和二度旱等也是这样，不能只出一个打马虎眼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就作数了。
什么是水文？天有天文，人有人文，水有水文。水文是大地的血脉，水文学是研究自然界水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的一门边缘学科。水文站不但必须对一年的情况作各种评介，而且必须对逐日水文、逐日流量、逐日含沙量、逐月流量、逐月输沙率，进行观察、监视、研究、实测水文资料，乃至进行预报。水文预报对防洪、抗旱、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国防事业有重要意义。水文站是防汛的耳目和参谋，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应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现在还包括水环境监测。检测对象包括水位、流量、雨量、水质、地下水、蒸发、泥沙及墒情等项目。每天都要测好多个数据啊！然而金辉竟然只用一个数据就描绘了整整一年的水文情况，还在转眼之间便成了判断是否受灾、受灾轻重的“根据”？最后又“旱涝相抵”。如果他真的要从水文上来判断是否“风调雨顺的三年”，即使做不到逐日，最起码也应该把每年52个星期各自的雨量、水位、流量等资料结合农业的需要公布出来，并且和正常的年份做一个对照。另外还得提出各个时期的日照、气温。在各地的水文站，他还必须说明那儿的耕地面积、土质情况、气候特点、历来种植什么作物、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的比重做个交代。可是他一概把它们“忽视”了，居然用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个表格，就要来“证明”三年的气候情况。实在搞不明白，他的一度、二度是怎么来的？居然还用“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的档案资料”来吓人，据说得出了什么“有理论依据、有科学统计数据支持的推理”。这儿有一丝科学吗？这是科学的推理吗？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捏造，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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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计算是极其保守的，70人月人头费10万是很低的数字，实际上人数和工资开销都可能高。另外，这只是人头费。
另外，你按税费改革前98年全国农业税总额来确定乡镇运行的基本费用，是不是乐观过头？如果这能行还要三提五统干吗？按我刚才举的70人乡机构例子，年基本工资就120万以上。按照一般政府机构的规律，实际机构一年的费用就大概是400万左右，这还是穷地方了。
乡镇所谓“独立财政”，我想是理解不同的问题。编制上乡镇是有财政所财政股的，而且要作预决算。但因为收支两条线的关系，乡镇的财政所财政股实质上只起到县财政出纳的作用。
如果能向好的方向转当然幸甚。但我认为事情不乐观。今年一遇到危机，中央预算就出赤字了。
我可没说农民没有人身自由，只是现在的自由度大很多。睡候车室有被误抓的可能，没有介绍信基本上跟暂住证时期在广州火车站没有暂住证差不多。当时的有种种制度限制农民，户籍和介绍信只是大家容易感受到的而已。
从来没遇见过查介绍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