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一查往往是先关起来再说，好人最后要放出来，坏人很少漏网。经常有抓刑事案的时候，顺带抓到一大帮别的坏分子。
觉得我们在数据上分歧比较大，说说我的数据来源：
宏观数据都是从媒体上得来的，微观数据来自于本地的一个乡镇，就简称w镇吧，我对w镇比较熟悉，当地政府以及财政部门都有朋友或亲戚。w镇大约3万人口，基本上是全国平均水平（8亿多农民近4万个乡镇），在本地也属于中等规模乡镇，所以我觉得比较具有典型性。我经常会把宏观数据和当地的微观数据相互对照，大多数时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也使我对一些宏观的统计数据有了信心。
w镇政府现在大概有30个左右的公务员，40个左右的事业单位人员（不含教师，主要是农业技术推广站、水管所、畜牧站等单位的人员），这70人现在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概是1500元。2003年左右财政支出大概是250万元，07年大概是500万元。政府公布的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大概是5000元，对这个数据我曾经觉得过高，春节前问了一下农村的亲戚，基本可信。但农村现在贫富差距也在加大，比较贫困的家庭年收入不会这么高，大概人均只有2000-3000元。另外，在我们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较大，最近三年属于比较好的年景。
我一般就是按照这个乡镇的情况去推测全国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全国各地差异比较大。
从这个镇的情况看，我认为“70人月人头费10万”是比较正常的，一年全国维持乡镇一级（也包含村）运转大概需要2000亿左右（500万乘以4万个乡镇）也是可信的，2000亿大概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前面说的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总额大概700-800亿元是错的，不是数字错了，是时间错了，应该是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总额是700-800亿元，这个数字也就是老农业税加三提五统的大概数，我记得当年测算新农业税时上级有个要求，就是新农业税税额不能超过老农业税加三提五统的总额。搜了一个数据，你可以看一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的统计，2002年全国农业三税(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际征收入库493.7亿元，其中农业税384.43亿元，牧业税1.57亿元，农业特产税107.7亿元。”
这个493.7亿再加上三提五统差不多就是后来的700-800亿。
按照你的W镇例子，
跟我的估计是差不多的，我举的那个乡的例子，每年是400万。 苏南有的镇，每年要到800－1000万（苏州的乡、科级干部基本实现年薪制）。
全国每月2000亿，我认为这个数字基本可信的，不会超过2000亿。但是：
1、这个数字是不办任何事情的，就是说，支农、抗旱、新农村建设、甚至到村书报阅览室等等，这些钱都得另拨付。也就是说，掏2000亿就是个吃饭财政。
2，就以此为基准，就算中央和省是对半，对中央财政来说，1000亿无论如何都难称之为小数字，08年预算中用来建立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才不过1000多亿，全国的粮食、农资直补、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等总计才1000多亿。你以为这个钱说来就来？
3. 增长的源泉
审视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不能不惊叹1949年以后几十年间的飞跃发展。就粮食生产来说，全国所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增加3.5倍，相对于过去几千年的缓慢增长和停滞，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巨大增长背后的源泉在哪里呢？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由社会制度和农作制度的变革所引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长这个因素。但粮食生产是一个过程，从耕地，播种，施肥，浇水，除草，间苗，松土，到收获，等等，农民的积极性这个因素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并且应当如何量化呢？如果简单地说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3.5倍，因此粮食亩产也增加了3.5倍，是很难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积极性不能年年递增。
笔者在中小学时学过一门课，叫做《农业基础知识》。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忘记了，但作为农业发展纲要的八字宪法却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课本中，对这八个字有详细的论述。纵观新中国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粮食增长的奥秘就在这八个字当中。当然，这八个字的具体落实必须由生产者来完成，也就是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在这八个字上体现出来，才会产生实际的效用。基于土肥水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的认识，下面主要就四个字进行分析和论述。
3.1 土
土地作为粮食生产之本，具有量和质的双种意义。从量上来说，1949年后，解放了的农民以个体和合作社的形式，与国营农场一道在六年时间里共新开发了一亿亩粮食耕地，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7.5%。但是随着工业和城镇居民住房用地的急剧上升，粮食耕地自1957起开始下降，五年内即回落到1950年的水平，此后几十年继续缓慢减少，在共减少了约二亿亩后稳定下来。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另一个办法是增加复种指数，使原来的的一年一熟变成二熟或二年三熟。1998年与1950年相比，复种指数从128%提高到156%，这样，净减的二亿亩耕基本上被补回来了，使实际播种面积能够维持在17亿亩上下。
耕地面积的变化只能影响到总产量，要使亩产量提高，就必须改良土壤。土壤改良过程共分两个阶段：
1）保土阶段，采取工程或生物措施，使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容许流失范围内，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50年代初，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陈永贵在组织互助组时，首先就是带领农民艰苦奋斗，垒石筑堤造梯田，使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地得到改造，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提高，粮食亩产量大幅增长，显示了中国农民在组织起来后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倡的农业学大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大寨人这种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至1979年集体化解体前，农田基本建设这项事业一直都没有放松；笔者下乡插队期间，每年冬闲都被抽调到大队参加此项建设。而分田到户后，这项工作就基本停止了，直到多年后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重新变得严重起来时，才又得到恢复。
2）改土阶段，其目的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改良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中国各农业院校都设有土壤专业，为土壤的改良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支持。
用化学改良剂改变土壤酸性或碱性的一种措施称为土壤化学改良。常用的化学改良剂有石灰、石膏、磷石膏、氯化钙、硫酸亚铁、腐殖酸钙等，视土壤的性质而择用。化学改良必须结合水利、农业等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就是土壤的物理改良。具体措施有：适时耕作，增施有机肥，改良贫瘠土壤；客土、漫沙、漫淤等，改良过砂过黏土壤；平整土地；设立灌、排渠系，排水洗盐、种稻洗盐等，改良盐碱土；植树种草，营造防护林，设立沙障、固定流沙，改良风沙土等。60年代初河南的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改造盐碱地获得显著成效，就是一例。
在60年代中期化肥和良种的开发和使用得到突破以前，粮食亩产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得自于土壤的改良。中国的临国印度，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大为逊色，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获得的粮食产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加耕地（约30%）获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CIA World Factbook），有些人，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教授，在将印度的农业增长与中国对比时（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不懂得这个区别，视印度粮食亩产的增长大大低于中国而不顾。
3.2 水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这是中国农民的谚语，道出了农业文明时代种庄稼的要诀。治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大禹和李冰父子都是中国人崇敬的治水英雄，而新中国几十年的的治水成就又远远超出了他们。新中国在对全国所有的河流都进行了大规模整治的同时，积极开发农业生产的水利灌溉系统。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98年，全国可灌溉面积达到7.8亿亩，五十年的成绩是过去几千年的两倍多。图3.2.1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变化趋势。
图3.2.1 1950 – 1998年农田 灌溉面积（万亩）变化趋势
注：1951 – 1956年的数据由1949和1957年的数据内插计算。
从这个趋势图可以看到，前十年增长十分迅猛，对以后防御干旱，增产保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存在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有些水库质量不过关，造成跨塌，导致其后几年的灌溉面积呈下降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十年，灌溉面积增加了1.7亿亩，占五十年总量的32%，十分可观；粮食亩产年递增4.3%，比五十年间3.1%的平均值高出不少，应该说水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1977至1989年的13年间，灌溉面积却没有丝毫增长，加上分田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停顿，水库失修以及灌溉系统的利用率降低，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1980至1998年的平均成灾面积是耕地面积的20.2%，而此前30年的平均值分别是10.8%，高了近一倍。也许有人会说，这期间粮食不还是增产了吗？对，是增产了，但速度减缓（由此造成的损失将在第四章“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中分析计算），而且其增产动力是在化肥和种子上（在后两节中分析）。
仅仅简单地说灌溉面积增加多少多少，只看数字而不了解中国农民为获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艰苦而巨大的劳动，是不能理解这些数字的具体意义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孟凡贵（网名苏拉密）就此专题写了几篇文章，读者可以从以下的摘录中一窥管豹。
水者，地之气血，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管子水地》（公元前7世纪）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毛泽东
中国传统农耕体制对水采取“保”的态度，其实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社会形态面对干旱环境的被迫选择。“保”，只可能尽量减少水的损失，而不能根本解决降水过少的恶劣条件。因此，将人工灌溉引入耕作体制，成为中国农业从古典向现代迈进的最重要的步骤。
早在4000年以前，中国先农们就懂得临河引水和挖井汲水灌溉，并产生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和人工灌区。可惜，受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方式落后的桎梏，没有能完成农业的灌溉革命；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状态。至1949年，自大禹起的4000年间，旧中国共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亿亩，约为总耕地面积的1/10，而且多分布在江南稻作区；在干旱缺水、更加需要灌溉的北方，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蓄水工程能力近似于零。经两千多年陆续扩建的“都江堰”、“河套”等灌区面积直到1949年均未超过300万亩（现存千万亩的规模皆为新中国前30年扩建）。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时代强音。此时的中国，由于工业革命才刚刚起步，水利建设最初所依赖的是新生的先进社会组织方式---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制度。中国农民就是靠人众心齐、大锤铁锹、手推肩扛，拉开了中国农业灌溉革命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参看《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五号第64～65页)。在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随着工业革命进程所提供的机械、能源、技术的强有力支持，到70年代，中国农业完成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灌溉革命。
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现有灌溉密度为13%[注]）。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作“水库”的塘坝（10万立方米以下）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038]。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00亿立方米以上。
300亿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举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在1957-1979的20多年间，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建设强度为平均每年5座三峡工程。
巨大的工程量不仅是灌溉面积的数倍增加，也是灌溉结构的战略调整。灌溉要解决的是天然降水与作物的需水矛盾，这个矛盾在降水丰富的南方远没有北方尖锐。虽然在干旱地区实施灌溉要比湿润地区困难（水源短缺），但增产效果却更为强烈。因此，在新中国新的灌溉面积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华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跃提高到了74%，超过了南方平原地区，也超过了“都江堰”等经典灌区。
籍此，中国一举扭转了“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彻底圆解了用7%的土地养活24%人口的千年梦想；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世界农水工程奇迹——“淠史杭灌区”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大多数人会想起古代的“都江堰”和当代的“红旗渠”。其实，在1958—1976年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于大别山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红旗渠”怎么能跟它比呢？“淠史杭”一天的输水量比“红旗渠”一年的还大。
它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5座大型水库、23座中型水库、1043座小型水库、21万处塘坝；总库容86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200亿立方米；大、中型河渠总延长2.5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10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26万亩，1979年完成灌溉面积826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18]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亿立方米，比1949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都大很多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而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对于该文作者关于土石方的计算，笔者觉得很粗糙，目前无法核算或核对。不过，这些水利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大，是可以肯定的。在大量的重型机械投入使用前，没有人民公社这样的体制，要完成这些工程是不可想象的。集体大协作的丧失，应该是分田到户后此项建设处于多年停顿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可以比较的镜像是印度，该国只有其北部地区（Punjab, Haryana, and western Uttar Pradesh）在水利灌溉系统上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这个地区从1960至1980的二十年间，粮食亩产增加了125%，而其它地区的增长分别是，中部36% ，东部 22.7%，南部 58.3%; 西部31.6%，全国平均增长40.9 %（美国国会图书馆，CIA World Factbook）。而同一时期，中国全国的平均亩产增加了100%以上。秦晖教授如果知道这些数字，大概不会说印度的农业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步得更快。
写到这里，笔者不能不感慨地说，中国农民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六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和英雄气概所建设起来的水利灌溉系统，使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宿命。他们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永载史策，千秋不灭！
我老家的公社／乡，灌溉水利有一横几纵数条硕大的人工河，是水田灌溉的骨干，这些河道彼此相连，如果发生洪涝，则可以排到长江。电灌站还可以把水提到旱田。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建造的。
不才有诗赞曰：
沟连着沟，渠连着渠。
沟也连着渠，渠也连着沟。
这是无私的沟，
这是团结的渠，
这是人民的沟渠。
专程走了一趟大寨，那郁郁葱葱的山色，简直想像不出曾经的穷山恶水。。。
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又走了一趟殷墟、林州，游历了红旗渠。。。
老红旗曾经是那样的红，一点也不假呀
这篇要打印出来好好研读。
感觉短期内再大上集体农庄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许50年之内还是有可能的，希望到时候农民都成为农业工人吧。一亿农业工人养活15亿人还算过得去，农民的收入也会上来。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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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花并提供一些农村生活经历和观察，支持润树兄的雄文，并期待续集。
篮字部分的数据估计还不包括劳动投入。看解放后治理淮河的电影纪录片，参加劳动的农民、工厂支援的工人等，那简直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恐怕只有《大决战》中的行军场面可以媲美。
如果把投入人力投入也折算成投资，那几十年的水利投资可就是天文数字了。那时候多是义务工，没有报酬，我参加过的义务劳动顶多有老鹰茶可以免费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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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经济学观点，“免费”的劳作和付出，往往都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但其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却是眼睛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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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经济和看不见的经济，考量国家实力的时候，可能看不见的经济反而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和美国好象都有这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