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八路成了神经病 上 -- 萨苏
和董仁棠将军谈胶东公学，一个无法挥去的印象就是 – “家”。
抗战时期办学校的处处都有，比如武汉战役的时候，十六军军长李蕴珩就办过“抗日军政大学”，受训的则是当地的保甲长和自己部队的所有主官。
照相合影，开会讲话，意义重大，一样不少，结果呢？
日军就是利用他这个“抗日军政大学”结业，部队主官都去参加结业式的机会，偷袭十六军阵地，攻占香口，为攻占马当要塞打开了缺口。
事后十六军枪毙了一个师长，“抗日军政大学”，除了一张文凭，好像就没有什么留下来的了，那些保长甲长学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
这种学校，不办也罢。
胶东公学不同，它的学制是三年的，比黄埔军校还长（不过有很多学生没有来得及修完学业），而且课程上并不是以教授军事为主，设的是高中，初中，师范三个部。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经常是一边行军打仗，一边随处上课，课程设置包括国文，哲学，生物，史地，数学等等。老实说，从这个角度说，当时的TG培养干部真够有耐心的。
抗战中，胶东公学先后牺牲师生数十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死与共，亲爱精诚（怎么听着象是国军的词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一种如同“家”的感情。
所以，董老提起他在剿匪中的战友时，常常是两个称呼，或者是直呼其名，比如曲波，栾超家，或者后面加上“同学”两字，比如“高波同学”，“董仲松同学”，听来很是亲切。
更重要的是，胶公的老师不一样，都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
常务副校长赵野民，学生们多回忆起这位校长在反扫荡的时候提着手枪，在路边催促师生快速转移的的形象。
实际上，野民先生是教授生物学的，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毕业。这北平中国大学今天是没有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年它可是不得了，是民国准备重振中国教育的基准高校，对国民党来说地位等同共产党的人民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的校董大名叫孙中山，名誉董事长汪精卫，第一任校长宋教仁，第二任校长黄兴，老师里头有李大钊，学生里头有李兆麟。这个气派，只怕空前绝后。
北平中国大学后来有一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就是老萨上过学的那个学校。。。
唉，喜欢攀附名人，中国人的坏毛病啊
实际上，真正北京师范大学出身的胶公教员也是有的，那就是教授大众哲学的迟剑敏先生，他是192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专修儿童心理学。讲课生动诙谐，有一次讲课提到马来半岛，学生没听懂，他马上详细解释，最后说，这地方好记，“你们谁若记不住，只要记住‘马来了，绊倒了’，就忘不了。”
果然忘不了，到现在这些学生也都记得呢，虽然都七老八十的了。
想听董老讲讲这些老师，因为时间关系，董老说得不详细，而他给我的一些资料，内容却更加丰富。
其中，42年反扫荡的时候一位教员中的“老八路”变成了“神经病”，今天看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42年反扫荡，是胶公损失比较大的一年。7月8日在青山村附近遭到日军合围，师生伤亡数十人，大队也被敌军发现，险些全军覆没。
这次险些全军覆没很有戏剧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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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沙发,献花.
北平大学，包括她的附属中学，校址在新华门内，具体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影壁后面。所以平大的学生牛大发了～
现在的中国，还能找出有哪个人，在新华门内接受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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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卧铺
难得.
占位.
当时，胶公本部数百名师生从青山村突围后转移到东边的磨山钟家，后队人员和日军拼了刺刀才得以摆脱，死十一人，伤二十余。
军事教员王幕韩的弟弟被日军刺伤头部，抢下来后抢救无效死亡，赵野民校长的夫人姜明先生也负了伤，学生们用担架抬着姜老师转移。到了磨山钟家似敌情已远，师生们在这里休整，刚刚坐好唱歌准备吃饭，刚唱了两句 – “不疲倦，莫停留。。。”哨兵李春銮忽然发现日军一部撇开大路，从荒地里搜索而来，距离已经很近。李匆忙中发出警报，本部人员连忙转移。
奇怪的是本部人员全都转移了，连伤员都抬出来了，敌人竟然一反常态还在原地转磨呢。
事后才知道，日军是跟踪追过来的。这时候胶公的人员已经断粮，周围老百姓扶老携幼给他们送吃的。日军搜索到附近，抓到了一些送粮食的老百姓，于是就审问。
鬼子的审讯手段毒辣，结果老百姓只好承认，是给八路送吃的。
这本来属于重要情报，但送饭的百姓越来越多，鬼子抓来抓去忽然觉得情况有些不对 – 怎么有这么多人给八路送吃的？！
要按照日军估算，有这样多老百姓给送吃的，这山上的八路只怕上千！
这股日军只有一个中队，刚跟许世友的五支队打过一仗，损失不小。日军指挥官看看八路这个阵势实在有点儿腿肚子转筋，还听到八路在上面唱歌，更是不摸底细。他以为遇到了八路主力，不敢前进，下令就地组织防御，赶紧派人催促援兵。就这样日军眼看着胶公的宿营地愣是没敢冲上去。
真有上千八路么？胶东公学本部四百多，当地还有一个医院，医护人员和伤员三百多，加上零零碎碎的人员，没那么多也差不多了。
问题是其中有枪的不过十几，手榴弹一人两颗，战斗力可想而知。如果日军冲上来，整个本部难免覆没之灾。这次吓退日军实在是运气得很。
当时日军扫荡采用的拉网方式，铁壁合围，胶公这样没有多少武装的机关在反扫荡中堪称险象环生。有不少师生落入日军之手。比如前面提到北师大教育系出身的迟剑敏先生，因为一条腿残疾无法跟上队伍，结果被日军追上，尽管迟先生躲到一条破船下面，仍被日军发现用刺刀杀害。
国文教师石平先生，带了十几个学生坚壁在一个村子里，扫荡中随老乡逃避，被日军发现，和老乡们被一起抓捕。随日军的汉奸中有一个认得石平先生的，当即指认，日军把石先生背上用粉笔写了名字和被俘的干部关在一个院子里。中间外面响枪，日军出去察看，不料回来一看，石先生不见了。
原来，石先生坐的地方后面有一个灶，他机智地把后背靠在灶上蹭，不一会儿就把背上的粉笔字蹭掉了，然后他从容地走向大门，问看门的伪军是不是可以吃饭了。伪军一愣，问他是干什么的。石先生说自己是走方郎中，被叫来看这院子里的人有没有传染病，既然没有，自己也没有事，不知道何时可以吃饭？伪军嫌他罗嗦，把他暴打一顿赶走，却不料失了要犯。
石先生其实也没能走远，因为刚出来日军就迎面而来，只好脱了胶东公学的黑色棉袍，学生彭开振帮他弄了双毡鞋，躲在被俘的群众中。这时指认石先生的汉奸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日军不认得他，可笑的是放他走的伪军也不认得他，因为此人是个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家伙，只记得石平穿一件黑棉袍，却不记得相貌。日军让汉奸在人群中突然喊“石平先生！”，石先生不理他，日军无可奈何。
石先生最后熬过了日军的毒打和审问，终于被日军作为老弱病残释放了，脱险返回胶公继续任教。
石平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平时寡言少语，讲课别有魅力，每次讲课文都要先抑扬顿挫地朗读一遍，然后开讲。学生们说文章经过石平先生读一遍，理解感受就不一样。因为他的外貌酷似鲁迅，被胶公学生称为“活鲁迅”。1945年5月，石平先生因为结核病病逝校中，可说以身殉职。
面对敌军，教员中有象石先生这样机智的，也有刚烈的。历史教员李飞先生就是那种性格特别刚烈的。
李飞先生本来有枪，42年冬季日军扫荡，胶公在文登一带和日军周旋，他因为患病走不动，料自己无法突出，把手枪交给了以枪法好著称的指导员杨文玉，说 – “这支枪对你比对我用处更大，你用它带着同学们设法突出包围圈吧。”说完，李先生正襟危坐道旁，准备以身殉国。他对学生说，平日教你们怎样做文天祥，今天老师就从自己做起。
不久日军赶来，将李先生和一些百姓赶在一起，派汉奸进行审问。
来审问的汉奸是个东北籍的翻译官，一看李先生气宇轩昂的样子，就抡起棍子打他，喝问他是不是八路。
百姓中有人认得李飞先生，都为他捏一把汗。
李先生坦然伸出两根手指，比了一个“八”字，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 “我就是八路，是一个老八路！”
接着，李先生对着汉奸戟指大骂，但求速死 –
“你卖国求荣，帮助日本人残杀自己的同胞！”
“你背叛祖国，背叛生你养你的父母！”
“既然抗日就不怕死，你们杀了我吧！”
。。。
骂得那个翻译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端着带刺刀的大枪跑来，听到李先生滔滔不绝的骂声，问翻译官 – “他的，什么的干活？”
那个翻译官咽口唾沫，说了一句谁都没想到的话 –
“神经病的，是个老疯子！”
李飞先生懂日语，听了这话差点儿背过气去 -- 我？神经病？？？
鬼子看看李先生的病容，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走了。
过了半天，看日本兵走了，那翻译官问李先生 – 先生，你说中国人打得赢日本人吗？
李先生答道：“我是中国人，我就要抗战，抗战就不怕死，我看日本灭亡不了中国，我绝不作亡国奴！”
意外地，那个翻译官对李先生拱了拱手，说了三个字 ----
“对不起。”
这段话不是小说家言，是胶公学生林建文记下来的，他当时就在离李先生几米的地方，本来认为要和先生一起殉国了。这些带引号的句子，都是林回忆双方的原话。
李飞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
忽然想起以前去北大同学那里借宿，每天清晨对面楼上都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大喊 – “我靠你妈，我是北大人！”
如是者再三。
忽一日，刚刚喊完，另一楼也有人牛吼般接腔 – “我也靠你妈，我也是北大人！”
自此寂然。
看了李飞先生，忽然觉得真该说一句 – 靠你妈，这才是他X的北大人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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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了一下，咳，还是推推小车好了
这一亩三分地，再贫瘠，也是我们的家园啊。
这些有名有姓的胶东干部
哪里没坏人呵？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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