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安年 -- 李靖岩
这些东西大概写于两年以前，而后一直付诸高阁。与严谨的史论文相比，这个系列毋宁说是羼杂着文青气息的一堆历史散文。即使因它的主题而发到春秋史话。因为我这点水平河里的朋友都是了解的。现在贴上来，博诸君一笑。
一共有二十五篇，每年一篇，说一点事。彼此并不怎么挨着。这是第一篇。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迁都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距今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前，一队满面风尘的疲惫的人马缓缓行走在黄土高原上。说是人马，其实乃是虚辞，实际并没有马。最豪华的配备仅仅是一辆牛车，随员们大多只能步行。因为长期的饥饿，很多人已经瘦的失去模样。本应飞扬在队伍之前的红黄和黑色的大纛旗被卷起扛在肩上，因为一旦展开没人有体力能维持。而且过分的招摇也容易引起强贼觊觎。牛车中的少年忧愁的伸出头张望，迅即就被身边的侍从们劝止。然而仅仅在这刹那间少年所看到的景象已使他终生难以忘怀。苍茫的大地上北风凛冽呼啸，卷起无止境的黄色的烟尘。仿佛一支暴戾的军队横冲直撞，放眼望去，渺渺绝无人烟。这一刹那，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牛车中的少年又一次感到深深的悲哀。
这个少年就是东汉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刘协。时为东汉兴平二年，刘协年方十五。
十五岁的刘协已经在皇帝位六年。六年以来，象这样的仓皇无措的辗转奔波已经无数次，少年皇帝已然感到麻木。这个年轻的皇帝承继的是如此古老的王朝。大汉王朝两代绪统，已历四百余年二十四帝，至今已是风烛残年。即便如此，国家仍然恪守着古老的礼法。刘协的记忆之中本朝最近的三个年号分别是父亲灵帝所用的中平，自己用的初平和兴平。三个年号均表示了王朝的统治者对未来的一种希望与期冀。而有汉一代所有年号之中，“平”字便反复出现了十六次，“初”字也有十四次，虽然说善祷善诵，然而却毫无效果。国家已然沉疴难起，正在迅速苍老下去并且泛出消亡的意味。
刘协并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年幼，然而以他的位置却已能经历和接触许多事。因此饱受磨难。和被董卓废掉的兄长少帝不同，献帝刘协从小便聪明灵慧，严肃而有威仪。六年以前，九岁的刘协便曾以陈留王的身份从容抚慰远道上洛的董卓。自始至终言语得当，不卑不亢。被时人誉为有人主之风。然而皇位的取得与其说是对他的才智的肯定和嘉奖，不如说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阴谋。果然围绕这个阴谋国家屡遭变乱。以至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先后在兵火中残破荒芜。身为本朝的至尊皇帝，刘协有时不得不仰其臣子鼻息。刘协至今还对一年以前李傕部贡献的腐烂的牛骨和稻米记忆犹新。然而却敢怒而不敢言。事实上，李傕作为董卓的部将当然不可能对朝廷有好印象，但不以新鲜美食供奉也不见得是故意难为。王朝末年天下离乱，所在扰攘。黄巾军们在张角兄弟的带领下起义，踪迹遍及九州，众常数十万。大片的土地因而荒废。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断粮和物价高涨。如果说腐牛骨和陈稻米还能引起刘协愤怒的话，有些锅里煮着的东西足以让他恐惧。
从这一年六月，皇帝实际上仍处于一种流亡状态。天下之大，几无我容身之所。董卓虽已被诛灭，但他的部属李傕和郭汜仍然手绾重兵互相攻杀。因为奇货可居，皇帝的安全得以保证。但他的随从们却无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心。不久以前，一伙乱兵堵着桥头拦住车马，吵嚷着要见皇帝。万般无奈之下刘协命令挑开车前帷幕。四周顿时静了下来，士兵们好奇的看着端坐在车里的清秀的少年，少年的脸上竭力板出一股庄严的神气。但单薄的身体和瘦弱的肩头却令人心生怜惜。士兵们大多第一次见到这个名义上天下的至尊，窃窃私语的同时竟少见的表示出一种尊重和礼让，皇帝车驾因而安全通过。事后无论皇帝和群臣都感到阵阵后怕。
危险并非不会出现，仅仅数天以后，在黄河的渡口孟津献帝便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倾向并负责保卫皇帝的董承杨奉部队被追击而来的李傕打散，混乱的战局中士兵们纷纷跑去争夺本应属于皇帝的渡船逃命。董承和李乐为了保护皇帝而在两边挥戈阻挡。锋利的戈刃每一挥舞就有许多手指应刃而落，然而一批人的惨叫声还没发出，另一批手又攀了上来。李乐和董承都有在田地里挥镰收割的感觉。事后在船舱中收拾起的手指数量之多可以用两只手来捧。
尽管刘协曾经如此近的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实际上即使那些呼啸着蜂拥尾随的铁骑也并非真的想取他性命，正如那些簇拥在他身边保护他的人也未必是真正出于保护的心理一样。十五岁的皇帝在今天的法律意义上还不具备完全民事资格，但当时却已是天下的共主。只是在连番逃乱当中假以维系王朝威严的礼法制度已荡然无存，以至于更多的人望向皇帝的目光并非出于敬畏而是好奇。好奇的士兵们曾经伏在篱笆墙上看院内皇帝与群臣的会晤。虽然环境恶劣，臣僚们仍然尝试以传统的礼法叩拜皇帝，跪拜的繁复使得一边观看的士兵们叹为观止。这套礼法自本朝初年由叔孙通创建以来一直沿用并且行之有效。与之相配合的是庄严的场合和庄重的服饰。据说，当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诏令他的部下们如此穿着时，父老皆感泣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然而此时在土地上跪拜的固然都是真正汉臣，这一套礼法却已全失威严。纵然是普通士兵也引以为笑乐。随着皇帝威严的逐渐丧失，军阀们的保护和效忠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和平年代的名臣处士积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做到的大官被一把一把的发下去。官印仓促中置备不齐，以至于刻印的工匠改为用锥子刻画。材质也就相应的由金玉跌成了铜铁甚至木头。甚至领到官衔的人本身都不对这种官衔表示满意。
这时候十五岁的皇帝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千八百年后，他的梦魇般的时代不但不会被人忘记，而且将作为一个永远的传奇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会不经意的随口甩出马连良的那段经典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而在时尚的少年们的电脑里，《三国志》《三国群英》《三国无双》等热门游戏令他们乐此不疲高呼过瘾。一个显卡著名品牌推出一系列以三国人物为主题的显卡，每一款都卖的很好。电影院外，华丽而铺陈的海报写着《赤壁》两个大字。倘若愿意怀古，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的名字也取自三国，叫做《定军山》。主演是著名的老生谭鑫培。当学者们慨叹传统文化遭到严重冲击，书都没人读了的时候，一本叫做《品三国》的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大街小巷，风靡老幼妇孺。南阳和襄阳两座城市为争夺诸葛亮的隐居地而较量不已。甚至当你推开门置身一群新朋老友之间时也会引来会意的笑声伴随着一句评语：说曹操，曹操到。
至今我们仍然难以给那个时代下一个确切定论。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那段话已经被人不厌其烦的引用过无数次。但倘若用于形容那个时代，则很难有比它更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甚至书名《双城记》也会给我们以奇怪的联想。因为汉王朝的确有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座名城。著名文人张衡和左思的《两京》《二都》两赋至今令人心驰神往。据说左思的名赋沉吟十年方始告成。当其发表之时，城中的豪族名门争相传抄，以至纸价上升，是所谓洛阳纸贵。
虽然很遗憾刘协本身并不是这个传奇的主角。但令他聊以自慰的是，这个传奇中至少一位主角和他具有某种共性，那就是诸葛亮。日后的鞠躬尽瘁的蜀汉名臣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和汉献帝的生年卒年都相同。但刘协本身却没有诸葛亮一般的匡扶社稷的壮志。他深知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常竟至于衣食难以为继。在他流亡的途中，一个叫做张杨的军阀接济了他，代价是安国将军之位，迅迁大司马。刘协经常担心倘若情况如此下去自己和王朝的生命究竟还能延续多久？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这问题显得过于沉重以至于无力负担。但是在这一刻注视着他的并不只一个人。
袁绍和曹操都曾对流亡中的献帝表示好奇。在王朝末年大小林立的诸侯军阀中，袁绍格外引人注意。从高祖袁安开始，袁家四世三公，久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形成了屈指可数的世家势力。这种世家势力之庞大在王朝初年曾经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的皇帝们格外注重对强臣的约束和对宗族势力的巩固，以至于韦玄成父子两代在位丞相已成为奇迹。但在王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越来越剧。权力开始集中在一些以外戚为代表的强宗豪族手里，进而产生若干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族。皇帝要想取得实权，就只有任命宦官群来分流之，然而又会引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在连番无尽的内斗之中，国力渐弱，君威倾颓，又以连年天灾，国家已经不足以正常维持运转。英雄豪杰应时而起。袁绍便凭借家族势力和个人才能而迅速崛起为当世诸侯中最强大者。
曹操则相对弱小。然而亦不可小视。因为他虽无基础，却也无包袱。曹操以思维活跃处事机敏干练著称，在他的身边团结着一批当时的人才。限于时间和财力，此时曹操力量并不甚大。但日后却无人会忽视他的成就。
此时袁绍占据邺城，而曹操则控制许昌。若干年后，当曹操之子曹丕建立大魏王朝时，这两座城池连同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和谯一起并称为五都。实际上在此之前这几座城池已经逐渐昭显出它们新政治文化中心的意义。兴平二年，几乎相同的声音同时从邺城和许昌发出。发言者是袁绍的主要谋士沮授和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发言的主要内容均是请求主公迅速迎取皇帝到自己的地盘来。这样的政治好处几乎不言而喻。王朝末年，尽管相当一部分诸侯郡守已拥兵自重，然而在名义上尚无哪个诸侯公然声言反对朝廷的领导。王朝虽已没落，然而究竟还有相当潜力。五年以前，董卓擅行兴废把持朝政。为了讨伐董卓，天下诸侯以董卓为盟主同时起兵，声势浩大。虽然迅即湮灭，并未有何实际贡献，但是至少令人看到本朝尚有潜力可挖。这样一来，借助皇帝的威势就可以迅速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并灵活将其用于军事。
但是沮授的建议被袁绍置之高阁。因为袁绍担心一旦皇帝出现在自己的地域内，四世三公的光鲜外衣就会遮挡不住身属臣僚的本质，因此会减少自己的权力和威势。而荀彧的建议则迅速得到曹操响应，并且转为实际行动。这一年的年末。当刘协在洛阳残破的宫室中哈着寒气孤寂的度过春节时，曹操计议已定。来年开春，一支人数不多但精干的部队悄悄出发了，统帅是曹操的族弟曹洪，目的是洛阳。
就在几乎同时，洛阳发布了一则诏命，改元建安。年轻的皇帝刚刚在流亡途中路过安邑，并在那里郊祀上帝。皇帝希望这个新的年号可以带来祖先庇佑和神灵赐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想像。因为“建安”两字在本朝七十五个年号中使用频率虽没有“初平”频繁，却也不弱。“建”字一共出现十二次，“安”字则有八次。说得上老生常谈。但是也许这一次的祭祀果然有了成效，或者皇帝的真诚终于感动上天。建安年开始了！
从此以后，这个年号将一直沿用二十五年。由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到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止。成为本朝最后一个年号，以时间之长则仅次于光武帝刘秀的“建武”而在四百年间位列第二。汉献帝刘协终于将享受到长久的平安，这曾是六年当中他备极艰难挫折时无数次所梦想过的。然而事实一旦来临，又往往不如想像中美好。
但就此时的少年皇帝来说，曹操的邀请似乎充满诱惑，难以拒绝。因为即使以最恶劣的后果设想，曹操也不见得比目前盘踞在洛阳的董承杨奉诸部更难对付。皇帝早已明白任何付出都要有所回报。固然有一些耿直刚毅的人真正秉承先贤的教导无条件的效忠于自己。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末世脱节，这些忠臣往往如昙花一现便即湮灭。徒增感伤和追思。而曹操似乎是果断而有才干的人。年轻的皇帝已不打算也没有信心由自己亲手平定乱世。那么假手于合适的人也未尝不可。先朝颇有这样的惯例，霍光且可与上古名臣伊尹齐名。倘若曹操不象之前迎接自己的军阀们尚未停住车马便急于向自己索要各种名分和官职。而是可以踏踏实实为本朝做些事的话，年轻的皇帝是不吝封赏的。
倘若皇帝对先朝的掌故有所了解，他还能轻松的想起曹操的家世。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汉桓帝时受宠信的宦官之一。而且在诸掌权宦官中相对比较温和谨厚。曹操之父曹嵩以他的势力而成为本朝的三公之一太尉，因此也算贵胄子弟。尽管出身殊不堂皇。据说曹操是一个性格开朗不拘小节的人。少年时他与袁绍张邈等贵族子弟互为好友，在当时就展露了不凡的抱负和颇佳的才干。不久以前，皇帝已经下达了一则诏命任命曹操为兖州牧。即天下十四州之一的行政长官。拥有相当权力且可自主行事。之前，朝廷已经陆续任命了一批宗室为各州州牧，这些人此时均已拥有颇强实力，说得上兵强马壮。然而自己身为皇帝却只能瑟缩宫室之内等待年节时可怜的贡品。即使如此，贡品还时常因道路艰险而中断呈送。刘协经常不无自嘲的把自己和东周末年那些所谓天子相比，发现尽管制度迥异，处境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倘若曹操的迎取之行顺利，皇帝将不吝授予其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以奖励其难得的忠诚。
然而曹洪的迎驾军队却在半路上遭受阻击，阻击他们的是董承和杨奉，其目的则不问可知。然而此时董杨诸部毕竟还实际上担负着保护皇帝的责任，因此贸然对其展开攻击很有可能被看成对皇帝以至朝廷的不敬。尽管此时朝廷已殊无可敬。洛阳的官吏们衣紫戴金，但吃的也许比荆州一个普通的从事还差。稍微穷困一点的官员已经不得不自谋生路。他们在洛阳熹微的早春中努力寻找野菜和草，经常无声无息的饿死在废墟里。但董承和杨奉也知道掌握天子的好处，如何肯轻易放弃？
经过紧急的磋商，曹操决定用外交途径解决此事。于是一封书信被寄给诸将中兵力最强的杨奉。言辞恳切且具备一切外交公文形式主义的华丽堂皇，但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来吧。有粮！
于是杨奉欣然从命。看来“这种日子没法过了”并非刘协一人而是洛阳所有人的共识。结果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建安元年也即公元196年。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改号为许都，建宫室。四百年来，许昌第一次作为王朝的都城而直面天下。日后这座城池将会因此披上神秘的面纱，并被各种谶纬反复引用，诸如“汉以许昌失天下”或者“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之类。当建安元年天子车驾东迁时，这些所谓谶纬大半还未诞生。即使存在，太史们也谨慎的闭住嘴巴不胡乱说话。无论如何，当车驾最终停在许昌时，年轻的皇帝缓步下车，他应当觉得很满意。宫室虽小了些，却也整洁明亮。城池自然没有两都恢弘，然而行人如织，物阜也还繁华。看得出经过预先整顿，好在并不刻意。而且前来迎接的曹操和他的部下们态度相当恭谨。这使得皇帝在踏出他许昌的第一步前轻轻的吸了口气。阳光有些耀眼，令人微生晕眩。
唯一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那些尾大不掉的诸侯们对皇帝终于安稳下来都没什么表示。诸侯之中刘虞身为宗室，又最忠诚谨厚，本应领头为其表率，可惜不久前已被公孙瓒杀死。此外声威最盛者当属袁绍。但袁绍此刻正在不高兴。因为皇帝在欣喜之余加曹操为假节钺，录尚书事，得掌生杀专权。又迅迁大将军，封武平侯。官职已在袁绍之上。曹操此刻还得罪不起袁绍，虽然心中不满，仍主动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反正这些官职此刻不过是一种虚荣。而倘若按本朝的法度，则大将军、太尉等官位虽显，真正位居要冲的还是尚书台。这本来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然而在王朝末叶逐渐开始掌握实权，因此“录尚书事”才是含金量高的所在。曹操心里清楚，从此刻起，王朝的权柄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建安年由此而始。本年献帝迁都于许，许昌因此代替长安或洛阳成为王朝的中心，而实际上王朝中心的权力则集中于曹操之手，献帝终于度过了多年的坎坷而坐享安宁，不久以后，曹操也将背负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死去。这是王朝的末世，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花吧，将有宝
以前从没注意到过 惭愧！
花
———事实证明，军和民都以食为天
大汉王朝建安二年开局十分平淡。这一年汉献帝刘协本应扬眉吐气，因为曾祸乱长安的董卓四大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此年已全部授首。其中除樊稠在数年前因内部倾轧而被处死外，李、郭、董三人皆死于本年。李、郭为朝廷兵马所剿杀，张济则死于荆州。荆州刘表虽不好战，但在保境自守方面态度坚决。张济殒命之前，已曾有另一名王朝末年重要人物死在荆州外围，即有江东猛虎之称的孙坚。祸国巨酋一朝伏法，固然是将士用命，戮力除奸，然而似乎也是天意。因为实际搅乱并打败诸酋的不只是杨奉或朝廷兵马，而是天灾。这年五月，中原闹起蝗虫。
蝗虫声势浩大，而且生命力强盛。直到一千多年以后，科技已经日新月异，仍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灭之。因此属于不可抗力，唐朝人曾以之为神。本朝的传统认为蝗虫既是天灾，则与其他天灾如山崩、地烈、洪水、酷旱、日食等等均被视为上天的震怒和惩罚，而原因自然是主政者内德不休。若干年前，本朝的大儒董仲舒曾提出天人合一之道，从理论上完成了天人之间和谐体系的建立。任何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均有对应现象可检验之。因此人们通常相信，倘若某地方官道德方正施政清廉，蝗虫就不会惊扰他的属地。《聊斋》中就曾有故事记述柳树提醒清廉的地方官向化成人形的蝗神求恳因而免灾的故事。也许是巧合，本朝宗室中的著名人物刘虞在任地方官的时候，蝗虫的确过其境而不入，刘虞因此声名大震。被誉为宗室之中最贤者。但时为建安二年，刘虞已早被公孙瓒诛杀。本朝宗室中居显位者此时尚有刘表和刘焉，但一个叫做刘备的人正在慢慢引起世人的注意。据说，此人并非如何道德方正，而且少年时爱音乐犬马衣服，看起来似乎是享乐主义者，然而有识人之能的评鉴家们都说此人有英雄之表。
然而献帝刘协此时还来不及注意这个宗室中的新秀，虽然刘备此时已年近四旬。刘协所关心的是天灾是否预示着自己的失德。一般来说，天下发生灾异，皇帝则应反躬自醒。但随即传来的消息使刘协不知该放心还是愤怒。失德之人是有的。然而并非刘协，而是著名的袁氏子弟袁术。袁术在本年二月自立为皇帝，建号称仲氏。仲者，二也。以他的实力和当时局势，敢做这个热锅上的皇帝也真是很“二”。皇帝登基，自然要有一阵排场。据说袁术的后宫服饰华丽，食物精美。倘若正常年景，这对皇帝也可以理解。然而此年正是蝗灾。袁术顾得了他的美人，却顾不了他的士兵。一场空前的饥馑在江淮大地上蔓延开来。新王朝从一建立起就摇摇欲坠。
令人宽慰的是，许都中的皇帝并不会挨饿。刘协得享安宁之时不会注意到曹操部下一个叫枣祗的人。此人姓氏甚怪，据说是因为避难而改易得来的，原姓则为“棘”——这个原姓也颇为罕见。此人似乎名不见经传。然而正是一年之前他对曹操的极力劝谏才使曹操在饥馑之年不但能安然供养许都的皇帝和公卿们，而且还能出兵讨伐张济之侄张绣。张济死后，张绣继承了他的军队。这次讨伐以失败告终。原本张绣已经选择投降。但曹操纳张济之妻为妾，此举大大损害了张绣的自尊心，于是曹操在猝不及防的反水下伤亡惨重。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猛将典韦均折于是役。然而失败却与后勤无关。这则是枣祗的功劳。
曹操集团很早以前就已经注意到，倘要在乱世中生存，必要的后勤建设极为重要。所谓民以食为天，其实兵更以食为天。因为千里运粮十不及一，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往往预示着沉重损耗，以至于甚至决定大战的胜负。这让我们联想起今天流行的许多种即时战略游戏。玩家们必须在建设基地，掠夺资源和发展兵力中做出精密统筹。而同时代许多强盛一时的诸侯却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史书上记载，“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
势力强盛的诸侯们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天下或可传檄而定，因此不惜毁灭性的掠夺本地资源以供给本军。然而东汉王朝虽已进入建安年，国家却尚未安然。之前十数年天下扰攘群雄并起，加以连年天灾，百姓储备已经油尽灯枯，以至彼此相食。诸侯们此时猛醒已是措手不及。倘若是如公孙瓒或当年的董卓一般筑有易京城或郿坞这样兼有城防与粮仓的防御体系，尚可以据城而守。但象李傕、郭汜、张济这样的游军，既远离西凉本土，又不能在某地长久经营，一旦遭遇天灾，则军队立时便有解体的危险。相反曹操当时势力虽并非十分强大，却已深谋远虑，预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原本曹操便已有屯田之心，但王朝末世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人手颇为紧张。幸亏初平三年时曹操军在兖州击破黄巾军。据说收纳了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不但解决了人手问题，而且还以此为基础组织起后来曹军中的主力精锐青州兵。
其实屯田并非曹操首创，本朝早有旧制。只是在曹操的手里加以改良并广泛推广而已。枣祗就曾与曹操就具体的税赋征调问题发生争议。按旧时的体例，税赋的征收只与耕牛数量挂钩。即每牛有一定税赋要求。“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而枣祗认为此种体例既产生于和平年代，方当乱世就不能拘泥成法，必须大胆变革，以使体例有益于己方。枣祗的对策则是将耕牛按其所有权分为官牛私牛两种。私牛者与朝廷五五分成，官牛则为六四。因根据官牛私牛而征收标准不同，屯田客倘租用官牛，便须多付出相应收成以为牛租，朝廷也便因而获利。屯田客因租牛而收入减少，在客观效果上可以刺激蕃殖牲畜的兴趣，屯耕所需的动力，因此会逐渐增加，对统治者开发计划也是有利的。
这个看似微小的比例其实具有深远意义。据史载，枣祗的提议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反对，最激烈者则为军祭酒侯声。按《三国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侯声的反驳并非无的放矢，其实正是切中要害。正因为此才愈加显露出枣祗的先见。因为倘若是和平年代，则侯声的办法无疑从容平和的多。然而建安年偏偏是瞬息之间便可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以往日的优容倘若用在今时，便理想化到不合时宜。正因为枣祗的建议“於官便，於客不便”，才使朝廷的赋税征调摆脱了旧例的高风险而稳定有序。此后若干年内，仅有在与袁绍漫长而持久的鏖战且后方遭受猛烈攻击时曹操的后勤才出现过严重问题，稳固的后勤保障将成为曹操最终称霸群雄的重要筹码。
然而为曹操称霸建下首功的枣祗却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日后由他奠基的辉煌成就了。首倡屯田之后不久，枣祗便悄然逝世。对他的追思和嘉奖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尽管在这些时日里曹操曾经不止一次的从枣祗遗留的事业中得到有力支持。当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与曹操死守时的最艰难时刻，曹操也许曾经想起过枣祗。其人虽已不在，但他的事业将由任峻继续下去。
任峻是有记载的曹操麾下第一个屯田中郎将。如果说枣祗是首倡屯田的功臣，那么这项事业便在任峻手中最终成就。并且从他开始，屯田系统慢慢建立起来，并且独立于地方郡守。屯田又分军屯民屯两种。但前者直到建安年末才有保留的实行。此刻大举推行的只是民屯。然而即便如此，参与民屯的农民——屯田客们仍然部分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参与作战。比如建安二十三年发生在许都的叛乱中留守王必便紧急调用颖川典农中郎将部下的屯田客们平乱。此外，土地和生产资料，耕牛与工具均取自官家，屯田的劳动之艰苦也不言而喻。然而即使忍受高强度的劳动，对屯田客们来说，毕竟比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处境为好。就在这一批批屯田客的辛勤劳动中，已经抛荒了的土地一亩亩的被重新开垦出来。是年大熟，等待收获的田野里麦子一望无际，在阳光下泛出充满希望的金色的光。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日后的大魏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此时在曹操手下默默的做事的尚不止任峻一人。如国渊、刘馥、袁涣、夏侯敦等。皆于先后有所建树。
《国渊传》：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刘馥传》：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夏侯敦传》：“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后世在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隐没在字里行间的并不显眼的贡献。而将目光投射于那些骁勇善战所向无前的猛将或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谋臣。而实际上，这些人的默默奉献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博弈的胜负走向。前文已述，屯田系统逐渐独立，日后并将拥有自己的选举权。一些家境贫困但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因此可以选择屯田为其事业的开始。倘若效果显著，日后也可能逐步升迁。而屯田在战略中既占如此重要地位，向来均由尚书台及朝廷权力中枢直属。若干年后，一位官员因故上京，事先在本地典农司马处求两个少年帮助驾车。路程漫长，不免无聊，于是便与少年谈天消遣。结果车行数十里之时，官员已经正容变色。他郑重的向两个少年说，日后你们一定会做到公卿。
这两个叫做石苞和邓艾的少年半信半疑。数十年后，石苞临终前的官位是三公之一的司徒。石苞之子石崇则是晋朝举国莫及的豪富。而邓艾将作为晋朝的大将平定蜀汉。在此之前，邓艾的准备工作就是大规模的屯田。这在汉魏历史中也颇为罕见。
《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正因屯田如此重要。是以即使曹操本人也不敢丝毫轻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发布的一篇言辞恳切的诏令中谦虚的将朝廷封赏与其的四县三万户归还与朝廷三县两万户，然而随即有好事者指出曹操所保留的万户之县才是屯田的重点，也即曹操本支势力的财政来源。世事每有相合，若干年后司马家族架空魏国皇帝篡夺权力时，所用的也不过是这个套路。
大汉王朝建安二年，也即公元197年。这一年四方虽有几许波折，总算终于相安无事。此时袁绍雄居北方，势力强大尚为诸侯之首。曹操虽已在许都建立实际权力属于自己的政治中心，然而相对之下势单力孤。因此袁绍可以坦然的接受曹操让出的大将军与太尉。本年年初，曹操征张绣失利，此后经常表现的暴躁易怒。将领们均以为这是败仗后的自然发泄，但心思敏锐的谋臣荀彧和郭嘉则已察觉事情有异。张绣虽然战力不弱，且有贾诩之辅，然而仍不足以令曹操如此失态。追问之下，曹操方始袒露他对袁绍的不满。但因实力不及，又不敢轻易开启战端。荀彧与郭嘉并非同一类型。荀彧沉稳庄重有君子之风，郭嘉则思路灵活奇计百出，但两人对曹操的顾虑看法则完全一样。支持开战。
倘若不是一年以前枣祗的建言屯田，即使荀彧和郭嘉能从容总结出所谓曹操的四胜和袁绍的四败，贸然发动战争仍然是不现实的。然而此时计议已定。虽然还有数年的准备时间。曹操抓紧短暂的空隙巩固了根据地并且通过屯田积极的积攒粮食资源，以迎接将决定中原霸主归属的关键一战。战事虽然一波三折，最紧要时胜负只在一念之间，但此时多准备一刻，就有可能在彼时增加胜利的几率。此后，凭借着屯田的逐渐发力，曹操将无往而不利。终于成为天下的霸主。虽然若干时日之后吴、魏也均开始屯田，但出于人力规模和地域的限制，本身又已落后，是以仍然落于下风，不得不结同盟以抗。
某年在医院听一老革命说,打来打去不就是为粮食吗?
东汉没年的自然灾害是一个原因.当十常侍之乱才是动摇的根本.灾年下来,朝廷的应付是否得当是最直接考验朝廷的东西.天灾有时候并不是最可怕的,人祸才要命.建安年就是这样!人祸加天灾.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返回] [关闭]
不过也怪中国的地理,那么点地方,一但遭灾没地方跑.相对于其它民族,一碰到粮食问题马上就四出打劫.它们碰到自然灾害反而没我们被动!
这个“魏”又是哪个咧？
可惜我没分送花了。。。
我自知功力不济。表说这些字词上滴错漏，硬伤且有的找捏。老兄不要客气哈，该砸就砸。
其实那会儿还没有“黄土高原”这一说... 那时候的高原植被丰茂，虎豹横行... 可能得到宋元以后才开始植被衰退...
———历史总是无情的汰除弱者，即使过程令人叹惋。
北平太守公孙瓒的长史关靖在史籍的记述中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英雄志》记载，“关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谄而无大谋，特为瓒所信幸。”倘如此，则其人不过弄臣一流。但《汉末春秋》又说“（城破）关靖曰：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则即果然谄佞也还有可取的地方，而且至少自许为君子。建安三年，关靖和他的主公公孙瓒一起站在易京高大的城楼上放眼望去，重重叠叠的无数城楼掩在堑墙之后，日暮余晖里阴影连绵如山。那时他们的心中应当是自得多于担忧的。
这种以严密守御为主的战法我在《帝国时代》里经常用。倘若是大片沼泽地区，修起一堆箭塔城墙将各个路口封死，然后在其中安心搞建设升级。孙子兵法说，攻城乃是不得已的举措。因为城池当初修建时即已考虑到日后战事的可能。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朝末年还没有发明火药类武器。虽然已有一些初具规模的攻城器械，然而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做成，且在战斗中极易损耗。因此倘若城中事先准备，防具粮草充分，硬攻坚城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若干年后，孔明西出岐山，在陈仓城下遭遇郝昭的坚强阻击。孔明兵卒数万，郝昭仅有千数。孔明又是天下闻名的军事家和发明家。然而战斗持续二十余天，陈仓仍被郝昭牢牢的抓在手里。其间孔明连续动用火箭、冲车、井阑、地道等种种方法。然而一一失败。郝昭因此一战成名。明帝曹睿欣喜不已。倘若不是郝昭事后不久即病死，必然得到提拔。
公孙瓒在守城艺术上显然不如郝昭。因为他的城池坚固度和准备充分程度都远在郝昭之上。建安三年，一座名唤易京的新城拔地而起，初具规模。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史籍记述，“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绍。绍遣将攻之，连年不能拔。”而他最终失败，对手也并不是诸葛亮。
其实在此之前，公孙瓒并非闭门守成的庸碌之辈。他也曾“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并且以幽州土人和北狄胡夷为主组建起一支数千人的精锐骑兵。这些人大多乘白马，因此赢得“白马义从”的英名。白马将军公孙瓒和他的白马义从们手持枪矛呼啸着在平原上驰骋的威势一度令天下诸强心生忌惮。据说，在这些白马义从中有一位年轻的将军后来归附了刘备，并且从此扬名天下，那就是常山真定赵云赵子龙。六十年代，毛泽东路过河北正定县，接见了本县的县委书记，并且从容挥毫题词，“正定是个好地方，那里出了个赵子龙。”在此前民间传诵数百年的三国武将排名中，赵云的名次本来排在吕布、马超和典韦之下，从此一跃升到仅次于吕布的位置。借助这支军队，公孙瓒从边缘位置逐渐上升到幽州的实际领导者。并且跻身天下群雄之列。
公孙瓒所应反思的是在他崛起过程中曾经杀掉了宗室刘虞。刘虞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幽州牧，名义上的幽州地区最高领导。公孙瓒势力坐大的过程中势必要将他搬掉，这原本不足为奇。王朝末年政局动荡，朝廷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实则不但已经失去约束力，甚至连每年应从各下属地区获得的贡品都十失七八。偶然一个臣僚兴之所至的贡品可以让朝廷莫名感动。在此局势下，为了抢夺实际利益而动兵相杀已属常事。王朝初平元年正月，即建安三年之前九年，在讨伐董卓的义旗之下群雄同盟组织起来，然而就在当年，同盟中的刘岱就杀死了同属同盟成员的桥瑁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军事或经济制裁。
但公孙瓒杀死的刘虞则不同于桥瑁，不但有着汉室宗亲的身份，并且是朝野公认为宗亲中德望最高素有恩信的人。当讨董同盟建立时，同盟中一些成员曾经计划推举刘虞就天子位以对抗被董卓抓在手里的少帝。仅仅是因为刘虞的坚辞拒绝才没能实现。只此就可以看出刘虞异乎寻常的人望和地位。虽然群雄推举刘虞的本意也未必是心甘情愿的服从而只是利用他的贤名来各行其事。但刘虞的坚拒和他“于是奉职修贡，愈益恭肃；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道路不通，皆为传送，致之京师。”的谨慎姿态毕竟使他声名越加高扬。杀死这样有贤名的宗亲在道义上已属不该，况且公孙瓒杀刘虞的手段相当恶劣。他在炎阳高照的日中将刘虞绑在市中，不怀好意的说，倘若你真有天子之命，天会下雨救你的。而后将其活活晒死。这种行径虽然仍不足以使天下群雄公愤而共讨之。但对某些与公孙瓒毗邻且有战争愿望的人，则已是一个完美借口。
袁绍因此动兵扫荡公孙瓒。是时袁绍兵势之雄天下第一。要逐一歼灭群雄，必须从后方清起。公孙瓒首当其冲。之前公孙瓒与袁绍几次交手，互有胜负。公孙瓒兵数虽处下风，但精锐程度则甚有过之。然而杀死刘虞之后，幽州本地开始不安。刘虞德行素著，在本州的治理又无大错。士民中至今还传诵着他的两件逸事。一是当县令的时候蝗虫绕过其管辖土地，二是朝廷在对诸地大员的财产征收中因为怜悯刘虞的清贫而破例免征之。对士民而言，这样的有德而不贪的统治者实在已属难得。公孙瓒草率而不敬的将他杀掉当然会引起幽州士民潜在的抵触。这些抵触当公孙瓒势力极其强大时只能暂时潜伏，但当公孙瓒主力与袁绍交手时便起而为义师，打着为刘虞复仇的旗号活跃于本州各地。即使是王朝的末世，秉志忠义者也向来不乏其人。
内外两路夹攻终于使素有能战之名的公孙瓒也招架不住。他也许终于开始后悔自己对刘虞的虐杀。刘虞与他的分歧的本质只在于汉臣和枭雄。刘虞是王朝所培养出的模范宗室与臣僚。他的举动言行无不符合本朝对于礼仪道德的标准。而公孙瓒则不尽符合。因此刘虞认为象这样有异志的人应当除去以为朝廷免除后患。这并非个人巩固势力的需要。虽然身为大州之主，刘虞并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至于日后公孙瓒轻描淡写就完成了对他的诛戮。之前，本州有智谋的人魏攸就曾经对刘虞建言道：“虽然您的德望堪为天下之首，但没有谋臣爪牙是不成的。公孙瓒则有这些能力，所以虽然他也有不足之处，一定要忍耐。”这与其说是对刘虞的劝谏，不如说是对他的警告。一年以后，刘虞和公孙瓒的矛盾终于爆发。两部在城中交手。据《魏氏春秋》记载，则刘虞部一度还占上风。失败的原因令人哑然。——“虞又与官属议，密令众袭瓒。瓒部曲放散在外，自惧败，掘东城门欲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故瓒得放火，因以精锐冲突。虞众大溃。”
这是我在《三国志》记载的无数扫屠荡平字样中找到的唯一一条“兵爱民屋”。读至此处，不由合卷仰天长叹。道德与暴力一旦直接冲突，结果就是如此冷酷。果然是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公孙瓒处境不妙，两面烧焦，几乎已成人肉吐司。这位曾以白马驰骋天下的著名勇将终于选择了防守。建安三年，他在新筑成的易京城上踯躅良久。当年的预料既已落空。他的心里即使还未放弃，却也不免消沉。兵法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易京城围堑十重，百楼千阁，又何止九地？公孙瓒一心打算在这里坐守。等待时机转折。当年乐毅率燕师连下齐七十余城，田单据孤城死守，终于等到转折，一举收复齐土。幽州正是当年燕国的所在。易京城中的公孙瓒是否也曾偶尔想到当年田单的事迹？“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这是流传在幽州的一首童谣。王朝后半叶谶纬之说盛行，童谣里往往都隐含着令人惊异的准确的机密。这首童谣仿佛揭示了坐守易京的美好前景。惟有此中可避世。建安三年。易京城厚重的大门缓缓合上。一年之后，这座屹立在大地上的雄伟的立体防御体系将随一把大火燃成灰烬。连同其中的公孙瓒。
然而在建安三年这一年黯然消沉的还不止公孙瓒一人，正如所向无前的勇将不止公孙瓒一人一样。本年之内另一个主人公的勇猛和消沉都在公孙瓒之上，此人就是吕布。
吕布，字奉先。王朝末年天下屈指可数的猛将。号为飞将。时人有谚：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建安三年，吕布常常诧异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他反复检查自己的一生，仿佛每一次大起之后必将跟随一次大落。当其在京城手刃刺杀董卓平乱成功时，一度成为与王允共秉朝政的重要人物。假节，仪同三司，封温侯。那时他意气风发，王朝的祸乱既已消灭，王允虽然刚直，却是王朝不可否认的忠臣。一个崭新的属于他们的时代即将到来，或许还将作为首义功臣而名垂史册。然而不久后董卓旧部就大举反扑，一下子把他从京城拍了出去。然后投奔袁绍，与之共同攻打黑山贼张燕。吕布和他的部从们勇猛骁健的冲突往往成为战阵的转折，这一点即使袁绍和张燕也不得不承认。然而不久后袁绍就因吕布表现出的战力过强而不甚恭顺而动念想要杀他。之后张邈张超兄弟反叛曹操迎合吕布，结果又被曹操荡平。与袁术的联姻也一波三折，甚至不得不托庇本来一无所有的刘备治下。这究竟是为什么？
难道是他的武艺不精吗？当吕布作为平乱功臣而受命镇守京城时，曾与董卓麾下的大将郭汜亲自交手。记载于《英雄记》的这段记述是正史中屈指可数的单挑之一。“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那么是他的兵容不盛？三国时代最精锐部队之一的陷阵营就出自他的麾下。王朝末年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物价飞涨，除了钱什么都值钱。在这种情况下这支七百余人的铠甲斗具精良齐整的部队就显得格外难得和引人注目。吕布经常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使用它撕开胶着的战局，象热刀切开牛油一般轻松。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顺是吕布手下忠诚的将领。那么是他的智力不足？但从吕布被俘后片言即令曹操也犹豫不定来看，此人的机智和应变还是有的。并非大猩猩那样的纯体力狂人。那么他的弱点在哪里？
《英雄记》载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这一段实在是命中了问题的要害。高顺的建言虽已揭示吕布的弱点，但只是表面，尚未及内里。而“布知其忠，然不能用”才是问题真正所在。吕布的弱点在于犹豫。他几乎总是轻易的从谋臣、属将、妻妾、亲朋甚至不相干的人那里得到意见而后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事。他的举动总是体现出一种盲目和任性。表面上看，是高顺所说吕布“不肯详思”，而实际上，则吕布并非不肯详思，只是这种已脱离军事而涉及到政治的问题，吕布即使详思也不得其解。因为这已脱离了他熟悉的范畴。倘若只是钩心斗角等等出于各自利害的计算，以吕布的机智也能应付裕如。但他的机智也便到此为止。他的属于自己的政治道德观和处事策略则到死也没有有效的建立起来。这才使他在接受各种建议的时候显得不知所措朝秦暮楚。相反则无论曹操、孙权抑或刘备的人生目标都在出世后不久便已确立，此后便只是努力追求的问题。而吕布始终不知自己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天下名将，武勇一时之冠。按照乱世的法则吕布自然而然的会从单纯军事人物跃升到政治人物，就象他在诛杀董卓之后一跃成为朝廷最高指挥者一样。但无论其经验才具均不足以应付如此级别的政治博弈。虽然吕布本是低级文官出身。但他的初期地位的取得却并非由于寻常文官的逐步历练而来，而是一朝平步青云。这使得吕布的发展历程中缺乏极重要的一环即底层工作经验。这势必影响其日后的判断趋于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和易冲动。王朝中后叶的许多志士均有束发为儒或从儒学习的经历，比如刘备少年时就曾师事以名将兼为名儒的卢植。这种学习往往并不重于对某种典籍的字句的理解或钩沉，而是通过学习使受业者逐渐养成一种固定的政治道德观和处事策略。虽然具体结果往往因人而异，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基础既已固定，以后便可身体力行中逐步改良并完善之，进而建立一以贯之的综合体系，所谓内儒外法王霸之道。
吕布既然在这一节上颇有缺失，而后又猝然被拔到很高的位置，则之后很难再有机会从容补救之。根基未建，吕布对向他提出的各种建议的反映就显得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建议应当摆放在根基之上哪些部位才能使体系完整并趋于和谐。而凭借一时之机智仓促处理，日后便会形成吕布貌似不肯详思的假象。
至于公孙瓒，他的基础打的比吕布要牢。因为毕竟有底层工作以及和刘备一起师事卢植的经历。但是最终他也选择了背离自己当初打下的基础。当年的公孙瓒曾经有志向成为扶助王朝的忠义之士。按“（瓒）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当年的公孙瓒的慷慨忠义曾令观者动容，而且因此得举孝廉，开始正式进入仕途。然而这种慷慨意气在其终于攻杀刘虞后突然荡然无存。一切似乎全变成了虚无。刘虞名满天下，贤德远在他之上，而却被他杀死。那么多年以来苦苦遵守并奉行着的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杀死刘虞的公孙瓒终于成为天下群雄之一。而此时他经由儒家经典所养成的良好规范已被实用主义和暴力手段完全取代。所以他一时志得意满的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然而数年以后，他终于尝到了自己暴力之花开出的苦果。他随后的感慨十分沉重，“今日视之，非我所决”。
原来我当年抛弃的那些以为迂腐不堪的东西，竟还是对的！
如果将汉末群雄的政治观比作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那么吕布还是顽童。他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公孙瓒比他成熟一些，已经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少年往往容易引发一种不服天地的逆反心理，觉得之前所做全是错的，孩童幼稚，成人迂腐，只有自己掌握真理。而曹操刘备则已是真正成熟的成年。他们的这种差距终于导致他们下场的迥异。
公孙瓒的最后两年已经又认识到了自己昔日杀死刘虞的错误。但他既已坐困穷城，而且大错已铸，再没有机会从头再来。公孙瓒想出的解决办法足以令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纳闷。“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吗，或者直接斥为倒行逆施。其实公孙瓒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补过。他终于又从崇信暴力的幻梦中落回市井之间，只是一切已经太迟。而且他的思想仍然不免逆反。当他的士兵在出城防御时被进攻的袁军切断退路时，他下令城中守军关门不救。理由是轻易的援救会使被围士兵产生依赖心理。不如不救，使其为生存而力战。这个理由在理论上倒也能自圆其说，但其不切实际的程度就是盲人也可轻易看出。倘若主将漠视救援士兵的义务，士兵同样也可以漠视为主将作战的义务。
关靖的建言则使局势更加糟糕。建安三年之后，公孙瓒曾有机会联结黑山贼张燕部前后夹击与袁绍一决生死。但这个计划被关靖阻止，理由是公孙瓒倘若轻易出城，可能引起军心的震荡。不利易京防守。心烦意乱的公孙瓒再一次接受了并不明智的建议。他和关靖都不明白的是，易京城所以和当年田单据守的即墨或和日后郝昭坚守的陈仓不同。乃在于易京虽然具有绝佳的防御功能，但防守者却没有即墨或陈仓那样上下一体戮力同仇的士气。为刘虞复仇的阎柔的骑兵队不时仍在城外往来。这支复仇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幽州本郡部属官兵。仅此一节即可推知易京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仍然死守孤城抱着敌人万一退却的希望未免不智。等候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天下的彼端，作为吕布的谋主，陈宫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既然吕布政治上全无主见，则陈宫当然也可能心存异志。在建安元年的一场叛乱中，叛乱者郝萌的部下直言陈宫是参与策划的同谋。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个敏感信号，但吕布置之不问。陈宫起初辅佐吕布，是希望以他的谋略和吕布的武勇强强联手成就事业。但吕布的幼稚使他常有明珠暗投之感。倘若在建安元年的叛乱中陈宫真涉其中，那么他的目的很可能是将吕布的军队送与袁术而后谋得政治地位。此后数年之中，吕布安于在徐州平静的生活，故步自封。建安三年，吕布和袁术再次联合。此时中原曹操的劲敌袁绍正在易京城外等公孙瓒露头，所以曹操得以有余暇来扫荡吕布和袁术。在成熟的已臻老谋深算地步的曹操面前，吕布虽然骁勇却难掩幼稚。数月以后，吕布被曹操生擒于白门楼上。一同就擒的还有高顺和陈宫。吕布的乞降遭到拒绝。曹操问陈宫，“公台，你平常不是自称智计有余吗，今日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陈宫默然望向吕布：“只很他不听我的话，才至于此。不然也不见得被你所擒。”
同日，陈宫与吕布俱死。
建安三年也即公元198年。这一年里，公孙瓒避居易京城。吕布殒命白门楼。拥有天下最坚固防御和最犀利进攻的两员名将同时谢幕。他们本非诸侯之才，而在时代的大波澜中因缘际会成为群雄，然后以令人凄婉的结局终场。一千四百年后的江户，有杀生关白之称的丰臣秀次被他舅父丰臣秀吉赐死。消息传到的时候他正与人弈棋，而且难得的赢了。之后他平静的甚至有些兴奋的接受了死亡。在剖腹的时候，他故意不按寻常的方式面朝西方，而是朝东方倒去。旁观的人惊异的说，看，殿下搞错了方向。殿下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吗？公孙瓒和吕布的情况其实也大致相仿。他们所以成为天下群雄，极少经过周密的谋划和有条不紊的准备，而是凭借身份、武力或机缘骤然成就，这使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的重要缺失始终不能得到弥补，并且在地位越高的时候越暴露其弱。终于成为他们失败的根源。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实际上我是地理盲。河北以南各省谁挨着谁我都不知道。当散文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