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现有体制和机制下，基层之忧 -- aryang
1、现有分税制下，地方财政运转艰难
就我了解的某县级财政（人口130万，财税24亿）按现有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留成比例如下：县级基层税收的大头增值税部分仅有25%，企业所得税仅有12%，个人所得税仅有8%，保留全额的大头只有营业税、契税、土地出让金，地方可用财力仅占财税总收入的45-48%。而地方含教师在内的财政供养人员有3万多人，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还算是富裕地区），地方没钱用怎么办，就想出了个“好主意”，就是现在流行的“经营城市”，搭建一个政府独资的城建投资开发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将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以土地抵押融资，实行老城区改造、新城区拓展，通过土地开发，营业税、契税和土地出让金上去了，既提高了财税，而且地方留成也多，而且融资也可以通过往来账户来平衡财政。
但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是土地出让期较长是50-70年，而政府出于政绩等要求实行的是能开发就开发，这样造成土地流转与土地开发周期很不匹配，随着土地附加值较高的城市中心区的开发殆尽，这样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土地出让收益和融资相当一部分用于道路、广场或政府大楼等，均进入城建投资开发公司，以使资产负债率达到融资要求，但变现能力极差；三是政府独资的城建投资公司其管理层均是政府部门委任，管理能力较差，公司往往成为市委政府的“小钱柜”，在招商引资的噱头下，房地产业大幅享受优惠政策，部分土地低于成本价出让，公司成为利益输送带的通道；四是政府缺乏责任意识和偿债观念，于是大量超前或政绩工程上马，城建投资公司负债越来越重且无法消减，逐渐走向拆东墙补西墙境地，按这种模式运转，估计不用10年，在土地流转不畅、融资渠道不畅和负债到期清偿的多重挤压下，这类公司危机将会爆发，负债财政无法兜底，造成拆迁补偿、工程款、银行贷款均无法兑付，将会酿成较大的社会风险。当然还有地方成立的很多所谓高新园区也是这类操作模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房价降不下来的原因之一，地方的饭碗在那里哟）
2、现有官员考核制下，地方企业运转艰难
现有官员考核制或者见诸报章的，往往着重在地方财税、工业等指标，这样造成地方唯财是举，一是财税目标每年超额递增，即超越、跨越式“高速发展”，中央增长目标8%，地方就15%，这个数字和官员的帽子一样管升不管降，在地方财税基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部分地方财税收增长已达极限，不少基层已经出现收过头税-税收预缴，如地产刚打桩就收房地产交易营业税，到年终任务趋紧的时候，上路设卡查税、上户摊税，或者采用到企业库房照相等各类办法，有的甚至由财政直接垫税；而且在地方可用财力紧张，经费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不少基层执法单位将这部分经费以乱收费的形式摊派给企业，公安、国土、林业、安监等各类名目的赞助、收费层出不穷，企业苦不堪言。世上没有永动机，财税还是这么收下去，迟早是饮鸩止渴，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风险。（现实情况是政府对本土企业不感冒，对招商引资的外地企业大量优惠，造成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竞争环境不平等，财税压力、竞争环境不平等、经济不景气和乱收费的多长挤压下，企业生存环境令人担忧）
……
总之地方经济已有很大的忧患，应尽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否则……（我想也许现实是危机爆发的一天只看哪个官员在位子上倒霉了）
基本上能给地方拆东墙补西墙就不错了，而且地方是无力偿还的
根本上还是要从分税制上动手
由省级统筹管理好些吧，国家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存在东部补贴西部的情况，省内也会如此，总比一层一层剥皮强。
说到底都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比如“城建投资开发公司”，倒就倒了，没有人太在乎。倒了以后，再将全县的优质资产包括土地资源、房产等集中起来，重新成立一个公司，财政局长兼董事长，就是一个新的融资平台。还可成立担保公司，政府每年象征性的注入些风险资金，一样可以玩下去。关键是从上到下，大家都明白，这个贷款，很少想到要还的。基础建设的贷款，贷款时间一般较长（10年至20年），县委书记、县长一般在位就是几年，谁还会操心还款呢？财政局长、建设局长就更不操心了，现在县一级取消了调研员、副调研员一级，局长想提拔为县级干部，难度太大，提不上去的，一般52岁左右就要退二线，因此也不会操心的，上面也知道情况，反正是基础设施与公益方面的投资，坏帐就坏帐，搞了建设就行，因此这方面的贷款一般就是政策性银行，从商业银行就比较难贷了。
乱收费的问题，其实很多情况政府与企业都心知肚明。每个行业都有收费标准，弹性很大，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按标准、按要求收，也行，政务公开就行了，都到政务中心交，这样环境就好了，所以发达地区政务公开做得好，钱基本上都是交到政务中心。穷的地方，环境差点，乱收费的情况多点，因为财政基本上只保证工资，部门不去收费，日子过不下去啊。比如说，皮革生产是重污染，温州等地严格按国家、省、市的标准收，比如10万/每年，交到政务中心。内地要拉人情、请客等，最后收1万。不请客一般就多收点，比如2万，再多也不会达到标准，只要环保局局长智商没有问题。同样的企业，有的收1万，有的收我2万，老板也就认了。但如果有的收1万，有的按标准收10万，老板就会告状，而且相当大的可能告倒环保局长，一是纪委也要创收，局长太不公平，正好查查，没收违规收费；二是局长位子想当的人多，你一家按标准收，一家不按标准收，正好免职，空出来位子。因此，环保局长的收费一般都是比标准低得多，在低得多的情况下区别对待，这样老板也不敢告状了，你一告，你把少交的部分补上来再说，而且局长也能得到理解（因为收费很难，比标准低得多，也收不上啊）。我知道一家企业，按省里的标准，排污一年至少50万，县里只收到了1万，当时我很奇怪，差别太大了啊，后来才搞清楚，实际上收了5万，有4万当作检测费收了，因为检测费全部留在县一级，而排污费上交40%到省一级。
穷县一级，别看到处设卡等，说明收费难度大，其实根本就收不足。企业老板抱怨是一回事，从沿海转内地的，说到底，有些是看上了这些乱收费的。
再比如规划部门，如果建20层的高楼，一定记得报规划报5层左右就行了，也少了不少费用。然后直接建20层，违规了，交罚款吧！当然事先还是要把罚款的金额谈好，不然不但没有省钱，还多花了，就不值得了。
报五层建二十层，开放商不是发大了。
也是有讲究的，把企业收死，有点水平的领导不会这么干的，杀鸡取卵，道理不难明白。要政绩，怎么办呢？找老板商量啊，明年的交到今年行不行，至于下一任领导，自然有办法把数字复原。
这个办法只能关键时候用，带点睹的性质。如果刚上任，则可以今年交的税留点到明年，这样工作有成绩，一年比一年增长，同上市公司一样，平滑业绩。
还有就是在地税上想办法，所谓的“空转”，跟大老板商量好，多收地税，多收的部分以政府的名义再投入到公司（办法很多的）。
等着看吧，
我知道的一个县，人口120多万，地方财政收入5亿多，支出10亿多；另外一个县，100万左右人口，地方财政收入2亿，支出同样近10亿。其实财政能保住工资和津补贴就行了，现阶段，与其钱留在县乡镇一级，多少钱都可以花完，不如将财力收上去，转移支付，多多少少有些监督，当然转移支付的成本并不低，但两相比较，还是有些好处的。县一级当然有抱怨，做事、责任在县一级，但钱和权在上级，责权利没有统一，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
省管县应该有些好处，已经开始试点了；省如果只直管县的财政，不管人事，只怕效果不会太好。
昨天陪一个县的书记吃饭，说到了GDP与财政收入的增长，我说GDP好增长，书记说今年增长多少就多少，这个容易，但财政收入增长，要落实书记的指示，确实有不少难度，但终归也是会落实的。
一到年底，开个常委会，今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必须完成某个某个数据。好了，第二天开政府常务会，研究落实，财政收入县长、常务副县长、财政局长、国地税局长，精兵强将，一般也能落实了，GDP由分管统计的副县长落实，当然书记县长关键时候也出出面，容易搞定。
全面要素生产率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个TPF指标的达成需要地方官员用更多的内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多多招商，开发土地就可以完成的工商业产值指标那么容易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