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风华绝代林徽因 -- 白驹过隙

风华绝代林徽因

1920年秋，在雾都伦敦，二十四岁的徐志摩邂逅了十六岁的林徽因，后者婉约的才情和长于审美的气质深深吸引了前者。这注定是古历每月朔日（初一）方可一见的太阳与月亮各在半天的特殊景象，太阳加快步子，异常炽热地吐放着光辉，去温暖那一片纯洁的冰魄，却是枉然，月亮在太阳的逼射下，反而更加惊慌地钻进云层，发足西奔，不肯将自己交付出去。不错，林徽因有双重文化教养的背景，古典气质与现代精神正如一幅名为“梅傲千古”的双面绣，但此时的她心智和情感都尚未成熟，就算是日后成熟了，她也比徐志摩保守和务实得多。两人之间，她不是不可以走远，但她不可能走得跟徐志摩一样远；她也不是不可以走近，但她不可能走得像两片相邻的树叶那么近。 　　

浪漫派作家的祖师爷卢梭曾深有感慨地说：“能够以我爱的方式来爱我的人尚未出世。”这样悲观的口吻早已给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爱情事业定下了基调。1920年秋、冬的那些日子，徐志摩的激情太猛太烈，还不断加添“诗性的浪漫”这号特级燃油，一火烧得西天红遍。疯狂的激情，焚山煮海的激情，在世间，很难得到相同强度的回应，将它作用于一位情窦未开的十六岁的中国少女，则只能盼望奇迹之外的奇迹了。但这样的奇迹并未来到人间。一位东方少女，尤其是一位头脑睿智的大家闺秀一旦意识到她的初恋将不是一个玫瑰色的故事，而将是一个桃红色的事故时，她就决不会轻易入局，而将全身远退。已为人夫、已为人父的徐志摩也就只能自恨情深缘浅了。徐志摩身上并不具有成年男子通备的那种沉稳持重，而“责任”二字反衬得其浪漫的言行多少有点唐突滑稽，有点荒谬可笑。大雨之中他在桥头守候彩虹，对英国女作家曼殊菲尔(现通译为曼斯菲尔德)表现出超乎崇拜的爱慕，这样的浪漫情怀林徽因还不能理解，顶多也只能一知半解。偏偏可惜的是，徐志摩虽能创立一门融贯东西的爱情宗教，他本人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启蒙牧师。这就注定了以下的事实：他选择了一处正确的地点，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他选择了一位正确的对象，却选择了一种错误的表达。于是，尽管双楫剪开过康河的柔波，并肩穿越过花园的蹊径，他们内心的弦索弹拨复弹拨，却始终没有奏响同一支曲调。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一位已经下野的民国政府前司法总长，徐志摩的忘年交，这幕短剧的参与者，他虽一身兼演慈父和好友的双重角色，却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提不出既合情又合理的忠告，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一局难以合龙的感情而痛苦。他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带着女儿归国，让空间和时间来作客观的裁断。林徽因走了，偌大的伦敦空寂下来，徐志摩极目长天，只见永不开缝的阴霾封锁着穹庐，于是他合上厚厚的日记，任由方兴未艾的情愫在里面哔哔剥剥地燃烧。 　　

一年之后，1922年10月，徐志摩放弃了打熬了两年即将到手的剑桥大学的硕士资格，归心似箭地赶回国内，又见到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简直不敢相认，这才分别多久，她已出落成美丽的天鹅，秀润的神采笔墨难以形容。徐志摩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她心里有了光，是无以复加的爱情的光明，昔日雾笼云翳的那一片盲区已不复存在。他不禁满怀醋意地要问，那个创造奇迹的情敌是谁？原来是他，是自己的恩师梁启超的二公子梁思成，知道了这个答案，他无从发作，只好咽下一口唾沫，再咽下一口唾沫，认了？忍了？在情场上，他的确有足够的勇气，不怕任何对手，但在对手的身后，若站着严师梁启超，他还有多少胆色？真不好说，他的功力顶多也只能发挥四成了，又如何是梁思成的对手？ 　　

徐志摩的浪漫情怀虽然大打折扣，但他还是有点失控，一有闲暇便跑去接触“伦敦的虹影”――美貌颀颀的林徽因。那对志趣相投（都热爱建筑学）的年轻情侣常结伴到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为纪念蔡锷而建）“静静地读书”。他也追踪蹑迹而至，稳稳地做着电灯泡，渐渐地不受欢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梁师弟手书的那张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情人要单独相处)――下了一道冷冰冰的逐客令，才茫然若失，怅然而返。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林徽因及“新月社”同人为庆贺泰翁六十四岁生日，特别演出泰翁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扮相之美丽不可方物，一时引起轰动。泰翁在华期间，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和香山等地，徐、林二人常陪同左右，被人戏称为“金童玉女”；报纸上还将白发苍苍的泰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和清丽脱俗的林徽因形容为松、竹、梅“三友图”。对于这两个谑称，林徽因也许有点犯窘，徐志摩则坦然受之。无奈玉女不爱金童，金童自寻烦恼，徐志摩曾向慈祥的泰翁倾吐了内心的苦痛。诗人最天真，泰戈尔也不例外，他自以为写过《新月集》，做月下老该是分内事。泰翁亲自出马，得来的答复却仿佛是法庭上的终审判决：林徽因的心已经百牛莫挽，完完全全归属于梁思成，旁人不得觊觎。 　　

山火不烧向这片树林，便会烧向另一片树林。此后，徐志摩冒着风险，转而追求有夫之妇陆小曼，并义无反顾地与之结合，几乎惹恼了整个社会，父亲“只当此儿已死”，恩师骂他个狗血淋头，朋友们劝阻不了，也摇头叹息。正是在这四面楚歌的形势下，爱情的力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那股子拗劲充分体现出来，徐志摩胜利了，同时也就无可救药地失败了。那位挥霍成性的交际花，用情不专的瘾君子，尽管才貌双全，却带着一身“恶之花”的毒质，故而与徐志摩理想之爱的目标相去甚远。由希望堕于失望的徐志摩精神日益消沉，于是发出哀叹：“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此诗作于空难前的半年，真是一语成谶啊!当失望的徐志摩将目光从陆小曼身上游移开去，林徽因纯净而成熟的美又超乎以往地吸引着他。是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的感情几经挫折，已变得沉着而深化。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成了徐志摩精神的避风港，昔日慎为之防的梁师弟已不再将可怜的徐师哥拒之门外。陆小曼抓牢了徐志摩的身，林徽因则握紧了徐志摩的心――她将他的这份感情视为“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然而沪、京两地的这场拔河尚未见出分晓，徐志摩搭乘的飞机（正顶着浓雾飞向北京）就轰的一声撞在离济南五十多公里的高山上，骤起的烈焰将那条拔河的长绳拦腰烧断了。 　　

理智果真能管领一切吗？不能，但它是驾驭烈马的一条缰索，对于一位骑术未精的人来说，总还有些用处吧。林徽因所受的东西合璧的教育便提供这样一种“骑手的理智”。她在徐志摩殉难两个多月后写信给胡适，推心置腹地讲出一篇伤心伤肺的话：“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不够爱他”，并不等于不爱他，这是林徽因的一句颇有技巧的大实话。爱在潜滋默长，在两端用力拉拽，也是无须讳言的实情。假若徐志摩不死在1931年11月19日，而死在以后的另一时间，就不难预见，一场爱的新冲突终会冰山露出海面，火山喷出烈焰。空难适时地消除了这种可能，这是天意，天意从来高难问啊！ 　　

有一个细节显然是不可忽略的。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梁思成是亲赴现场参与善后事宜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他给妻子林徽因带回了一块飞机残骸上烧焦的木片作为纪念品。这块焦黑的木片显然被林徽因当作了徐志摩生命的象征，一直将它悬挂在卧室正中央，整整悬挂了二十四年，直到她告别苍凉的人世。是爱情还是友情何必非要作个分辨？它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真情，一份到死值得纪念的深情，这已经足够了。

林徽因有一颗诗质的敏感的心灵，控之在手的理性终究难敌荡之于怀的感情。她勇于承认：“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徐志摩死后，在她内心这种感性的反弹遂变得格外强烈。她说：“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1937年11月10日《致沈从文》）可惜志摩死矣，那种一呼一吸间都能沁人心脾的爱的芳馨已不复存在，为此她才感到格外难过。她说：“我所谓极端的、浪漫的或实际的都无关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1936年2月27日《致沈从文》）可惜她觉悟得稍晚了些，徐志摩未能成为这番憬悟的受益者。有个现成的问题是，林徽因为何要向沈从文倾吐心声？除了他们之间多年的友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沈从文是徐志摩的得意弟子，是一个真正的知情者，他听到这番话，该为他的老师感到悯惜，感到悲哀了吧。 　　

在学识上，林徽因非常欣赏徐志摩，后来她写诗，就更能欣赏作为诗人的徐志摩了。除了欣赏他显而易见的才华之外，她还欣赏他的为人：“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是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纪念志摩逝世四周年》）她还说：“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悼志摩》）像这样披肝沥胆吐真性情的朋友，别说放眼文化圈中，就是放眼人间，又能找到多少？愈是认清了这一点，林徽因便愈是珍重徐志摩的那份无价的情谊，也就会为了一场“日记风波” 大动肝火，大伤心气。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林徽因与梁思成留美期间，曾将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房子借给陈源和凌叔华夫妇暂住一段时间，徐志摩即在此期间将一个文件箱交托凌叔华保管。可万万没想到所托非人。凌叔华的好奇心超过了她的教养程度，她弄开了锁，偷看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还将它们拣选出来，另藏别处。徐志摩遭遇空难后，林徽因才从叶公超（新月社作家）处得知志摩的《康桥日记》落入了凌叔华之手。出于对自己少女时代那段奇特交往的好奇，也想看看徐志摩当年笔下的自己有多么幼稚可笑，她便去找凌叔华要看这本“原始档案”。这个要求可谓合情合理。当时，凌叔华正打算作《徐志摩传》，极欲据有第一手资料，于是以“遍找不着”和“在字画箱中多年未检”为由一再推脱搪塞。林徽因自然气恼不过，请出了胡大哥胡适来居中调停，总算收回了那只文件箱。但经过清点，那本《康桥日记》仍然不在其中，这显然是妙手空空的闺秀派作家凌叔华仍在玩缓兵之计。此后，又费去几番周折，林徽因总算拿到了那本“旧帐”，却发现其中涉及到自己的部分全被凌叔华一字不剩地裁去了。徐志摩曾对林徽因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他的话总算得到了应验。《康桥日记》的关键部分石沉海底，徐志摩1920年秋、冬的心路历程从此漫漶于历史的风雨之中，成了解不开的谜团。这不仅仅是林徽因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损失。 　　

人与人的缘分真是一言难尽。徐志摩在雾都伦敦邂逅了林徽因，他只知道那是猝不及防的美，那是突如其来的爱，还不知道那就是诗，但他不可能绕过缪斯的圣殿，命定要做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那样的歌手。天意难违啊！十一年后，他“御风而行，泠然而善”，谁知那一趟空中旅行的终点竟是天国？他急着去北京见林徽因，听她主讲古建筑学报告，谁知那竟是他最后的约会？他爽约了，这是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他们的缘分如此结束，也像是一首诗，一阙音乐，戛然而止。但缪斯并未离去，徐志摩的诗笔仍留在人间：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云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得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 　　

这是林徽因的《那一晚》，语感和意象都拓下了徐志摩诗艺的鲜明印记。其中“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更是对徐志摩《偶然》一诗中“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的遥相呼应。可惜林徽因发表诗歌的那一年（1931年）年底，徐志摩便永远喑哑了他歌唱的喉咙，要不然，在他的牵引下，林徽因必定能将她的诗笔变成魔棒，点醒更多美丽的意象，在缪斯的圣殿里，他们将相得益彰。 　　

自古情场如战场。徐志摩输给比自己小五岁的梁思成，而且输得心服口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对情敌，论教育程度，基本一致，都是年纪轻轻就负笈留洋，入读国外的名校，徐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梁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论谈吐，两人均出语不凡，富于幽默，徐志摩口若悬河，梁思成言如美玉；论风度，徐志摩潇洒飘逸，梁思成沉稳持重；论书卷气，徐志摩含辉，梁思成蕴秀，两人各有千秋;论性格，徐志摩如冬火，梁思成如春阳，热度不同，但各有各的一种好处。这样比较一番，还是难分伯仲，那就得继续往下比较。至少有两方面形成差异，一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截然不同，前者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硖石的富户，后为上海的银行家，给独生子最好的物质享用固然毫无问题，但对其人生诸方面的走势却很难施加决定性影响；后者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二公子，从小接受着得天独厚的家教，澡雪精神，锤炼人格，都远胜于同辈。民国时期，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日渐衰竭，而文化理想正在兴头上，这位终生笔不停挥、著述等身的大学者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不待言，要使之薪尽火传，家学不泯，更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梁启超曾因为小儿子思忠选择政治军事学而感到忧虑，他对中国的时局颇觉悲观，认为从事政治很容易堕落。其他两个儿子，思永选择考古学，思成选择建筑学，则甚合乃翁之意。这正是梁启超文化梦的充量延伸。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不断收到父亲从国内寄来的各种与建筑学相关的典籍，其中一本北宋《营造法式》使他对中国古代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确定了自己终身事业的方向。天下事无巧不成书，林徽因的家庭背景和事业追求与梁思成惊人地一致，她的父亲林长民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也是一位书法家、学问家，而且是梁启超的多年挚友，她的兴趣爱好也是古建筑学。“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她与梁思成共听一首乐曲，是真正的同调者。1925年，林徽因与梁思成携手赴美，三年间，用心磨合，这样的感情自然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多方考验。梁思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胜机是百分之二百。后来，徐志摩故态复萌，向林徽因的西山疗养地雪池不断送书籍，送秋波，频频示爱，梁思成仍能稳坐钓鱼台，不急不躁不怄气，更说明他内心具有非常人所有的大自信。

比徐志摩年龄更大些的金岳霖也十分恋慕林徽因，为了她甚至终身不娶，一位理性思维异常严谨的逻辑学教授能如此一往情深，无疑是个不小的奇迹，同时也可见林徽因身上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说，林徽因与梁思成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自然是遭受好一番颠覆，终夜苦思，第二天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将这话向金岳霖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没想到这位逻辑学教授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竟选择了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世间无数情爱纠葛若能遇着这样设身处地为他人作想的当事人，将省去多少麻烦和悲剧啊！三人感情受此小幅震荡，并没有崩盘的危险，事后，他们心中全无芥蒂，金岳霖仍是梁家客厅中的常客，而且成为梁、林之间偶发争端的惟一仲裁者。林徽因多病，脾气不好，发起火来，梁思成只可能变成“烟囱”（这是朋友们给他取的绰号），金岳霖同情弱者，倒是偏袒他为多。至于他们夫妇合作论文时互相改来改去，常常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一方只好趁另一方睡着后偷偷改定，这档子事金岳霖就懒得管，也管不着了。 　　

梁思成有大胸襟大怀抱，能化情敌为挚友，肯给妻子绝对的信任，这门独家功夫（并无家学渊源）也是林徽因特别欣赏他的地方。 　　

当年（1928年），梁任公对刚过门的儿媳林徽因赞赏备至：“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信中竟一连用了两个“非常”，这在一向吝于夸奖别人的梁任公笔下也是非常难得的。英国友人里查斯对梁、林的婚姻既赞美又羡慕：“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成果也要比其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这真是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佳配！”更具权威性的评价则来自梁、林二人的多年挚友、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费正清曾由衷地夸奖道：“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最具有深厚的双重学养，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则以感性的笔调描写林徽因和梁思成：“徽――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取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有人将钱钟书与杨绛、吴文藻与冰心、沈从文与张兆和、梁思成与林徽因称为老辈学人中的“四佳配”。就感情、事业上的和谐而言，当然不止四佳配这个数，但他们的确不愧为“混合双打”配对中的种子选手，对此，想必不会有多少人持不同意见吧。 　　

曾任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1942年4月18日致函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梁思成恳求研究经费，信中提及林徽因，道是“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这并非谬奖。萧乾先生的绝笔文《才女林徽因》更以生动的笔触描绘道：“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从文）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一部多么精彩的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先生阅人多矣，能使他折服的才女又有几个？在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笔下，才女林徽因的素描颇具诙谐意味：“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这就难怪，当时（二三十年代）有一些不合辙的文人将林徽因的家（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讽刺为“太太的客厅”。试想，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密聚的沙龙，林徽因能在其中唱主角，若非妙语连珠，见解独到，谁会受得了她？谁还会以身处其客厅为荣为快？ 　　

林徽因选择中国古代建筑学作为专业方向，文学创作便退居其次，仅仅成为业余爱好，尽管她有不凡的才识，却疏于动笔，基本上是述而不作，虽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但留下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只能算是一位相当歉收的作家。她长才未展，不用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林徽因早年患过肺疾，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可是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在五台山佛光寺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屋梁上，林徽因发现了中国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年月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还幸运地找到那位女施主宁公遇的雕像。这是林徽因一生最感到自豪的事情。她与梁思成常去深山野地寻访那些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透过岁月的积尘，勘定其年月，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岁月人命惟浅（1937年11月，她在长沙时，就险些被炸弹炸成碎片），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专家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在李庄时，林徽因口中常喃喃地念着莎剧《汉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难怪他们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苦况之后，曾深为感慨地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最难得的也许是他们此时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执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非常传神的片断，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信后当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辞：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对此他本人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梁思成的学术良知曾让他强捺国仇家恨，谏止美军轰炸日本古都奈良，保住了唐初东渡扶桑的高僧鉴真主持设计的唐招提寺等大量日本国宝级建筑群；其学术良知也顺延到1949年以后，那时新政府对北京古城改造正亟待进行，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的教授，他和林徽因面对的却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而且瞎指挥的局面。“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梁思成语），而这个烦恼是无计可消除的。他们奔走呼吁，郑重建议北京市政府保留古城墙古门楼，指出一旦将它们毁弃，便永难恢复原貌。梁思成还别出心裁，设计出一套将古城墙改造为公园的可行性方案，真是用心良苦。然而，“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一次，林徽因出席文化部的酒宴，巧恰与清华大学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桌，她竟然抹下面子，当众指责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吴晗保护古城墙不力，弄得对方尴尬不已。 　　

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才不过五十一岁，她似乎有先见之明，逃过了身后的两次大劫（“反右”和“文革”）。人间何世，这竟然要算作她无上的幸运！林徽因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言语十分直率。有一次，她见某生的素描画得不成形，评语脱口而出：“这简直不是人画的！”气得该生立马就转了系。这样的火爆性子，她岂肯在人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又岂能在乱世韬光养晦、草间偷活？再说，林徽因的病体也经受不起疾风暴雨的摧残，何况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自己热爱的古建筑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推倒拆毁，尸骨无存；看着梁思成被迫表态，竟写出“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这样的歪诗；看着他头顶官方强加的“复古主义”的罪名，在大批判会上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痛加贬低，贬低到一文不值；更痛心的是，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字被划上一把大大的红叉。回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写道：“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我想，假若林徽因活着，她是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祸，林徽因怎能默尔而息？又怎能不默尔而息？！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庄子更像是一位言必有中的大预言家，光是他的那句“寿则多辱” 两千多年来就不幸而言中了几十亿几百亿人的命运，你说可悲不可悲！ 　　

“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这话很多人都不能说，也没资格说。梁思成先生曾亲手为妻子设计了一方朴素而简洁的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也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敲掉了，原貌至今仍未恢复。想来真可悲，一位曾参与设计过共和国国徽的学者，死后竟遭到这样的恶待，谁能相信呢？那块受损的墓碑至今还触目惊心地摆在那儿，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沉默坚不可破。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这里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很显然，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林徽因死后，金岳霖即与梁从诫（林徽因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1983年，八十八岁的金岳霖接受陈宇的采访，他回忆起那场二十八年前的追悼会，依然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陈宇在《金岳霖泪眼迷离忆徽因》一文中还讲了一则轶事：“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才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欷?邸！闭夥萆钋橛?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当陈宇希望金教授能为新编的林徽因诗文集写篇序言时，老人沉吟良久，回答出人意料：“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翌年，金岳霖驾鹤西归，在天堂里，他与林徽因还能执手相认吗？ 　　

人间曾有过爱的奇景，你不妨将它视为海市蜃楼，但那虹影之美反而更加真切，忘记它，你需要特殊的本领。 　　

到了二十世纪末，有一部名为《人间四月天》的电视连续剧在荧屏上拼尽吃奶的劲演绎了徐志摩（黄磊饰）与三位女性――张幼仪（刘若英饰）、林徽因（周迅饰）、陆小曼（伊能静饰）――的情感纠葛。若严格地评价，这四位演员的表演都不及格，那种用错了佐料调制出来的“诗意”教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因为文化气质上的差距太大，内行一眼就能识出人物是油，演员是水，两者全不相溶。周迅的样子够单纯够清灵了，无奈过于平面，与林徽因既缺乏形似更缺乏神似之处。周迅刻意把一位受过双重文化洗礼的早慧的大家闺秀演成娇态可掬的小家碧玉，已用光了最后一滴文化积累，谁还忍心厚责于她？这部电视连续剧竭尽所能将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意思、最具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演绎得异常唐突滑稽，正现出了当今演艺界的浅薄可哂。但这都是多余的话。无论周迅演得多么离谱，她还是她，林徽因还是林徽因，根本不存在“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这么回事，实际上她们两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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