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季羡林的自传想起的 -- aokrayd
这是我比较欣赏的一本自传，我觉得其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态度。也就是一份平常心。作者童年的生活极为艰苦，一年也吃不到什么白面，但作者写来，全无什么愤愤不平的意思，或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味道，大抵只是简单地讲述一上童年的生活而已。再讲到德国的求学生涯，笔触之间竟豪不讳言，最刻骨铭心的感觉只是饥饿而已，读来心酸，而又不竟哑然。其中颇为有趣的一段是写战后美军到来，突然间竟成了胜利者的盟友，而结果竟是能每天领到1(2？)磅新鲜的年牛肉。好几年都没尝过肉味了。然而作者拿到肉以后，却是立刻分作三份，房东太太一份，老师一份，自己一份。后来冒着危险从被洗挟的仓库中偷来十几磅白糖和罐头，立刻分作十多份，遍送德国朋友。这种侠义之举，作者写来也极是平常。全无一丝一毫吹捧或是传奇色彩。
而其中尤可值得回味的，却是一段爱情故事。作者请教授的女儿打博士论文。一边是美丽娴淑的少女，一边是才华横溢的博士，两人无声地交流着爱慕之情。然而想到国内多年未见的妻子拖着两个孩子，作者终于是一句话也没说，将这段情永远埋在了心里。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篇颇有名的文章，一个冬天的童话。作者遇罗锦，烈士遇罗克的妹妹。这也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如果说季先生的书中是处处一片平常心，那么这本书中处处洋溢的则是英雄主义的色彩，和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的悲愤。诚然，哥哥遇害，父母饱受迫害，自己坐牢，一个幸福的家庭为真理受尽磨难，这本身便能引起人的无限义愤，然而作者所讲述到的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却不尽让我想起了季的这段情。
作者从牢中出来后，生活无着，最终通过婚姻来解决。将自己嫁到了北大荒。然而婚姻即非情愿，对丈夫自也无感情，新婚之夜后三年间便再也不许丈夫垠自己，而最后，作者终对另一知青产生了感情，坚决地与丈夫离了婚。这时文中有一段，前夫找到了城里，恳求她不要离去，而最终终于勃然大怒，大打出手后离去。在这段文章后，作者有一大段悲愤地控诉。
其实这一处境当然是令人同情的。然而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再过了这许久之后，在作者写下这段文章之时，她表示对前夫的愤怒不解。这就不免让我很困惑了。她的前夫的态度真那么难以理解吗？三年里没有性生活，守着一个冰冷的妻子，希望着有一日她能回心转意，帮助她解决了生活和家庭的困难，然而最终还是离婚，还是有了情人。丈夫不仅希望完全落空，还将受人耻笑。只要稍稍换一个角度，似乎完全不难理解啊？若当时不能理解也就罢了，这事后这么久写起文章来，怎么就还不能有所体会呢？
比较这两段爱情故事，我想原因只能是如此。季从小生活困难，所以很自然地容易从他人的角度着想，虽然妻子只是个文盲，但推已及人，不能离弃。而遇从小却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家庭，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受难者的体验，而生活即是一个受难的过程，对前夫的感情自然也就不会加以关注。这里除个性经历之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对自身的定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态度。由此，我觉得可以说到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士绅这一概念在现代的延续。士一阶层，自汉以来，尤其是明清几百年，他们是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和国家意识的直接执行者。虽然也有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说法，但士绅阶层从整体上作为剥削者和统治者的定义并无错误。鲁迅闻一多之所以在建 国后的意识形态中被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他们对士，也就是自身的出身的怀疑和否定。这本身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觉醒，但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和共产党相呼应。也最终形成了所谓知识分子的原罪问题。
这一原罪问题，是理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关键。在帝国时代，无论王朝更替如何，士绅总是王室的团结对象。皇帝变了，而士绅控制着中国的基层这一点并不会变。然而新中国的建立却对此点明确地有了不同的态度。新中国明确地表示它是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国家。因此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对旧知识分子要加以改造和利用，而同时培养无产阶级的自己的知识分子。
其实新知识分子也好，旧知识分子也好，他们的命运在土地改革时就以经确定了。土地的国有化和平均分配，剥夺了士绅在农村的存在基础，而进一步的城市的公私合营和随后的国有化也剥夺了其在城市的存在基础。经济基础即以不复存在，则此一阶层又将附在何处？所以大儒文豪们的情况是每况愈下。而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新的文化形态，新的历史观被重新定义了，则旧知识分子们所赖以立身的道德观文化观亦以被摧毁，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而已。毛泽东所说的大学只需理工，并不是一个笑话。这实在不过是当时之主流意识形态演变的合理结果而已。
这些在今天看来荒廖绝伦的逻辑和信条，在当时则不仅是正确的，更是为人们所坚信的。人们相信，只有一场彻底地，从经济上到思想上的革命，对传统的彻底清洗，最终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然而始作俑者，是谁？发明这些意识形态而最终向全国人民灌输这种意识形态的又是谁呢？从五四要把线装书统统扔进毛厕，到建国后要以唯物史观重新书写历史，这中间难道没有清晰的逻辑联系吗？在知识分子控诉自己的命运之时，他们是否也想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角色呢？
毛泽东反复强调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论调在逻辑上其实是完全正确的。新的知识分子既然是无产阶级自身的一员，则当然应从无产阶级自身出。教育的普及需要一个过程。建国以来，很自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的一部分仍是出自于原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庭，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也不过是这一观点的??续而已。然而极具反讽意味的是，知青们恰恰是在农村，愈加尖锐地意识到了他们和农民的明确的不同，反而更进一步地拒绝了这一同化过程。所以文革以后，知识分子反而重新确立了自己国家中的精英地位，而农民，依旧是农民。城乡的对立，在今天反而变得更加尖锐。
八十年代的高考其实是某种形态的科举制的复活。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学毕业生在行政级别是是副乡长的级别。农村的子弟借此摆脱其农民的身份，而城市人则是城市人。在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后，历史又极奇妙地回到了他的起点。从西单民主墙到六四，大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民主要自由的行动总归是轻而易举地被粉碎。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不仅仅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延续着建国以来的思路，而且其自身，也只是依赖于国家政权而存在。
真正能改变这一切的，恰恰是在所谓人本主义失落的今天。当整个社会似乎不再关注道德，当大学生们不在对政治而只是对挣钱感兴趣之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由一个由国家政权垂直向下控制的经济体系而迅速地向一个更是由工商业自发的行为而决定的经济体系。只有在这种体系中，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摆脱其经济上对国家的依赖性，而在实际的商业经济活动中谋取自身的经济利益。
只有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阶层才是对国家制度有发言权的阶层。只有具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对国家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真正要做的，我以为是要放低自己的的身价，不要再以为国家大计，非我莫属，不要再以为自己是所谓启蒙者，领导者，先知先沉觉者，是民主的急先锋，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者。学会尊重社会各阶层，感受他们的意志，感受他们的情感，并且真正地最终将自己融入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主体中去。也许只有当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消融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才是中国的政治面貌真正将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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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锦的思维是比较典型的“文革英雄”的思维。
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总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普罗米修司，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跌落不满。向来鄙视这种人。
大和小的差别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
没理解最后一句，你的意思是说决定国家制度的应该是资本拥有者而不是知识拥有者么？只有当中国变为资本拥有者决定政治制度的时候，才会推翻现有政治制度，成为“民主”的国家么？
我真正想说的是必须具备独立的经济基础。如果自身经济利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存在，在政治上就不能有真正的作为。比较宋以前和宋以后的士的精神面貌，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没有钱，腰就硬不起来了。建国以后很厉害的一招，就是经济国有化。很多人在批判的时候都要认错，这是一个关键点。不给你发工资，你就活不下去，而且连家人的经济都会成问题。我觉得承认财产的私有，实际上是言论自由的经济前提。否则是没有人能和政府持不同意见的。很简单的，没法生活。所以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挣钱，学会不靠政治不靠国家而从纯经济活动上挣钱。不会挣钱，什么都别说。
这也是我对遇很不满的一点。在他的家庭经济那样困难的时候，人家帮了她。但是她却只觉得自己受了牺牲。
知青下乡，其实农民受的直接损失最大。知青最后还可以回城，而农村是什么补帖也没有的，也就是白被折腾了几年。OCEF有一位协调员回忆这段生活，觉得特别对不起农民，觉得是农民帮助知青们渡过了这段艰难岁月，因此对农民应心存感激。可是放眼望去，那些叫得最响的，恐怕不是这么想的。
昨天差点想跨界加精呢~~~~
文化这种虚无的东西自古就是要有人养，不是国家养就是私人养。谁养谁就有发言权。而往往出钱养文化的群体就是控制国家的群体。
知识分子个人虽然能够搞点小经营，但是作为群体来说，是属于被经济控制的阶层。
再说，学者好象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挣钱，也许医学家、经济学家行，搞技术的行，但是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就不太好。
还有，知识分子为什么非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反过来说，搞政治就非要知识分子吗？不是，政治需要的是政客。虽然中国古代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属于同一个阶级，但是随着中国文化的衰落，再也不会出现“文化官员”了。毕竟，我们现在学的是数理化、是主义是思想是理论，而不是诗书礼乐。
我看过季羡林的一本书，名字我忘了，其中有几篇是写文革的。
似乎没有作者说的那样，季有平常心。
即使季有平常心，但未必洋溢着英雄主义的色彩的就比平常心差。
一种是通过抱怨形式来否认文革。另一种是试图通过平常心来否认文革。但真的是平常心吗？五十步和一百步而已。
“学会尊重社会各阶层，感受他们的意志，感受他们的情感，并且真正地最终将自己融入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主体中去。也许只有当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消融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才是中国的政治面貌真正将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
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美好的愿望之中啊。
之所以有“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是证明有其特殊性啊。其特殊性就是表现为：国家大计，非我莫属，以为自己是所谓启蒙者，领导者，先知先沉觉者，是民主的急先锋，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者。而且，他们还都认为：自己一直尊重社会各阶层，感受他们的意志，感受他们的情感。
你觉得他们没有“将自己融入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主体中去”。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些主体中去了。
如果如你所说的话，就是不再存在“知识分子”了。
所以，你的文章说了等于没说。为什么？比如大家都知道要把自己融入到这些主体中。你认为知识分子没有融入，但知识分子认为你没有融入。所以，这些仅是过了一把大道理都对的瘾而已。
知识分子怎么算是回归到劳苦大众之中，如何才能成为经济上独立阶层，谁能保证经济上独立了，不去吃喝嫖赌，富贵而不淫，不和当权者勾结，还能为广大群众喉舌？
据说陆不轩的眼睛肉店交给他老婆打点了，他现在是政府公务员。一有机会，知识分子还是旧习难该，羞与市井为伍。女人即使站着小便，也不能代表当今社会男女平等。知识分子的处境和这很相似。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
总体来讲，是篇好文章。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这句话中的知识分子，并非我们一般概念中所谓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中等的社会财富和地位等等这样的概念。
这句话来源于西方，在这样的语境中谈到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是独立思考，原创精神，和批评精神。他追求的更多的是现实物质利益以外的东西。
在中文环境下，提到知识分子这个名词，自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谈到
“作为社会良心、正义、自由、道德化身”的时候，自然是指上述批评性知识分子，而不是某些专家、学者、企业主管等等。
我不同意上文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放低自己的的身价，不要再以为国家大计，非我莫属，不要再以为自己是所谓启蒙者，领导者，先知先沉觉者，是民主的急先锋，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者。学会尊重社会各阶层，感受他们的意志，感受他们的情感，并且真正地最终将自己融入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主体中去。也许只有当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消融到广大人民中去的时候，才是中国的政治面貌真正将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
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在于其社会分工，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有其不同的特长和作用。正如工人有工人的作用，农民有农民的作用，资本家有资本家的作用，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尊重其他各个阶层的意志和理解其他阶层的感情，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融入到他们阶层中去。知识分子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行使他独特的社会功能。将所有的人群同化到“劳苦大众”中去，这种说法似乎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却在根本上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格格不入的。
一个社会需要由政府来行使实际的行政功能，需要各行各业提供服务，需要有人去做点滴积累的慈善事业，也需要有人来揭露社会中丑恶和不公的人与事, 需要有写代码的程序员，也需要进行更基础的研究的理论科学家，软件工程中做测试的只管发现错误和缺点，发现没有达到需求分析中描述的地方，而不管如何改正错误和实现，那是设计和实现者的事情。
相似的，即使是成熟的社会，各个阶层不免为了各自的，眼前的利益寻求最优策略，所以也总需要有一些人，稍微远离一下眼前的，现实的利益纠葛，在更长远的时间段上，和更深刻的层次上考虑社会的和谐存在，给与人类更终极的关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这种使命在很多情况下，都体现为对现有体制的批评和现有价值观的反对，自然这在很多时候会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当权者的利益和感情，这就是西方高校有Tenor制度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些思想，虽然一时不能在社会上实行，但是起码在校园，学术的范畴，应该允许他们存在，蕴莨，成熟，传播，或者消失。
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西方，社会主义，环保主义，民权运动，到反越战等运动都最初产生，流行于校园，就是前不久，在一片反恐怖主义的叫啸中，逆民意，政意而大力反对的声音，也更多的来自于校园。
“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 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反智主义。
就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难道我们的女人不知道裹小脚痛，还是我们不能接受火车跑得快这个事实？新的观念，很多时候都是产生于少数人中，或者通过少数人传播开去的。
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引入的各种新思想，虽然其中一种导致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但这并不应该否认知识分子对社会启蒙的作用，正如民主制度把希特勒选上台导致了独裁不能否认民主的一般功能一样，他们的相似在于后者走向了前者精神实质的反面。
而细究之下，应该发现，发明/传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这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提倡“社会良心、自由、独立思考，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两个在思想基础上对立的阵营，正是前一个阵营的胜利，导致后一个阵营的不幸命运。
没有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不允许这类常常令人不快的批评性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不会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而求全责备于批评者人格道德的全面，也容易导致没有人敢讲话，没有人敢讲真话。
不过，上文有一个观点我倒是赞成，在公有体制下，更不可能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因为在国家，政府控制一切经济生活的前提下，“独立”的知识分子无法保证自己最基本的物质生存，自然就不可能存在。 而没有这类“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我以为这也是公有制度的社会，缺乏自我修复，改进能力的原因所在。
而这在私有制度下则成为可能，因为没有人可以绝对地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任何思想在社会阶层中都可能会找到它的支撑点。
但是，要求知识分子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特之处，融入到其他的阶层中去，实在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首先我同意，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名词，与中国的传统士绅并不一致，但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不仅在我个人能力之外，而且也不是我想要讨论的。这里我使用知识分子，是基于约定俗成的用法。即一般的我们个人的感觉。而对中国近代史来说，它在成份和士绅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尽管思想文化上以经有了很大变化。我并不是想一篇学术文章，而更多的只是想谈一谈从生活中的观感，所以我想即使没有严格的定义，但一般说来应当不至于引起很大的混淆。
我所想要强调地，主要是知识分子做为一个整体的优越感。举一个例子，造导弹的不如卖荼叶蛋的。从分工上来说，或许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我对此也只是部分的同意)，但两者在人的价值上应当是同一的。但我们应该能感觉到，这一说法本身就以经表示了两者的不平等。这种优越感我觉得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所说的融入的问题，不妨举一个例子，我觉得高尔基和托尔斯泰能很好的表现这一区别。俄国文学家的那种崇高的道德主义和深遂的宗教精神令人叹为观止，但他们对下层人民，都不如高看的清楚。没有真正的体会过。到农村去劳动两天，和一辈子在农村中，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俄罗斯文学家们，把下层人民看做道德的典范，或是将苦难看做灵魂的救赎，根本只是从这一阶层的角度来看，等到真正的革命来了，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在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委普遍的情况，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想象中来了解下层，而并非从实际情况来了解。我觉得可以用鲁迅的话打一个比方，有把女人看做天使的，看做魔鬼的，看做烈女的，看做荡妇的，但就是没有把她看做女人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对农民，对下岗工人的看法就是这样。而要改变此点，我觉得第一条就是要真正的从平等尊重的立场来看。
我相信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最终将只存在一狭义的定义，即梦晓在文中所提到的。但是既然现在留学生的地位还是比较特殊，那就不妨想想自己到底该在什么位置上。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自知，不仅仅是对个人才能的自知，我觉得也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自知。
不过，一方面，关心弱势阶层固然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但并非唯一的使命，因此我不赞成知识分子作为有独特使命的阶层，要完全融入到其他“主流”社会去的说法。正如一个社会需要哲学家一样，社会也需要同实际社会有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当然，讨论任何专题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对其关心的对象深入体验，研究，我不反对。
我也并不反对使用另外一种定义，把中国士绅阶层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雏形，但是使用这个定义来驳斥“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这种说法就有些混淆概念，因为后者中的“知识分子”，并非前者的定义。
因此，另一方面，回到比较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知识分子以天下为使命的问题上，就以aokrayd的这些言论来说，何尝又不是试图以下层人民，弱势阶层的代言人的口气来发言的呢? 言下之意似乎是，我的说法和做法，代表的才是他们真正的利益，而那些以“民主先锋”自居的人代表的并不是这些人民的真正利益 ...
我们姑且不论谁对谁错，在现实条件下，下层人民一般不具备影响社会上层建筑的发言的能力，条件，和机会，由不同的知识分子替他们发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尊重是相互的，知识分子固然要尊重劳动人民在实践中的利益和感情和直接经验，劳动人民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抽象思维，把握全局等方面的优势。
知识分子不是下层人民本身，因此对于他们的理解不免会有些偏差，但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却少不了他们的独特的角色，因为他们往往对全局有更多的了解，对从人类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非直接经验，传承和交流得来的经验，和通过思辨得出的理论，有更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倡知识分子应该多理解社会，研究社会，却不赞成所谓的“完全融合”，甚至“消失”。
社会的良性发展，应该是有赖于他们各自发挥他们的长处，有赖于不同人群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不是把前者完全同化到后者中去。
知识分子有优越感，自然令人不快，认为理所当然要拥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高的社会地位，物质享受也确实是一种高傲，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又确实是启蒙者和先知先觉者, 否认这一点，感觉有些有点否认文明的意思。 我以为，在批评前者的高傲的同时，不应该否认其先驱者的作用。
看了他的"留德10年"，感觉就是季真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整个二战他都在德国，可是书中涉及二战的真的少的很，就是到了最后饿肚子，遭了一次轰炸，好像这就是二战给他的全部印象。什么纳粹暴行等等全无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