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旧文：土耳其-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 葡萄
六：土耳其-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这个国家以一个游牧民族名字命名，这个游牧民族曾经几度崛起，这个民族创造的帝国东方与西方最强大的君主们也曾经避其锋芒求城下盟约，在一个千年里这个游牧民族震撼过东方，也震撼过西方。这是一个最终定居的游牧民族，也是文化最灿烂的游牧民族之一，这也是创造不逊色于农耕文化帝国的文明的游牧民族，也是立国时间超过中国任何一个王朝的游牧民族，这个帝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控制面积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正是这个帝国横梗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使西方不得不向大海寻找去东方的路。这个游牧民族叫突厥，这个游牧民族缔造的帝国叫奥斯曼帝国。
到20世纪初，曾经辉煌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到和东方的中国一样的深刻危机，屡战屡败内焦外困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幸运的有一批被称为欧洲最优秀的外交官，他们无疑要比还沉迷天朝大国梦想的中国士大夫有着清醒的多的头脑。但是当时被嘲讽为帝国的全部实力系于外交官的奥斯曼帝国终究是不能依靠外交官挽救帝国的命运的。帝国的危机本质是帝国封建制度与伊斯兰教文明与来自建立在西方现代制度上的科技和文明挑战的冲突与矛盾。在如何拯救帝国与民族前途的问题上，与苏丹交从甚密的帝国元帅在民族危亡之际终于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建立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帝国元帅叫凯末尔，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那个凯末尔。
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家与民族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这个时候对外巧妙的利用了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使其签订了挽回败局的《洛桑条约》，开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先河。对内在1931年5月凯末尔提出了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立国纲领的六条根本意义的原则，后来这六条原则被总结为为六大主义，并写进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第二条，既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一直是土耳其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六大主义的前五项，是土耳其现代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而国家主义则是土耳其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围绕着这六大主义的一系列改革被称为凯末尔改革，为当时同时期亚非欧民族国家独立与改革唯一成功的例子。
凯末尔改革后土尔其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观念。也承认了西方的文明，并且用事实证明由此而给土尔其带来的力量和活力。因此，这个国家也就成了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最西方化的改革模式伊斯兰国家在建立现代共和国后，尽管几十年里不断进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依旧不能摆脱半农业化国家的命运。长期以来，尽管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在凯末尔改革的指导下巧妙利用东西方矛盾有效的 捍卫了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就象硬币有其2面一样，作为一个98%国民均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在如何国家现代化的选择上，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冲突与危机始终震荡着土耳其的大地。例如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将军们以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的名义，推翻了由正义党领导的无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已经尖锐化政治危机的民选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并且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在近80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里，这样的政变并非孤例。清华大学的高鸿钧教授写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世界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也不具备现代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价值观，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政治要么变成党派斗争的闹剧，要么蜕变为个人独裁的怪胎，要么被频繁的军事政治所打断。”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恰好都具备了这三种情况。
然而，尽管土耳其的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条甚至规定， 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15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趋向相背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向，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已至到了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凯末尔知道今天伊斯兰教又在土耳其复兴了，而且还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实在会不知道做何感想。1996年，1月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阁，这标志着土耳其历史中一个新的篇章就要拉开了，面对过去与未来的冲突，面对宗教与世俗的挑战，土耳其何去何从？
造成今天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改革的核心世俗主义造成强有力挑战的成因主要是，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尤其是2战后的几十年中，历届政府面对经济与社会转型措施失当，不但政局不稳而且军人频繁干政，通货膨胀难以遏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贪污腐化严重，经济长期不景气并带来高失业率是土耳其国民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尽管土耳其可以用漂亮的参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向世人展示这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今天土耳其工业发展依旧缓慢，外汇首要来源首先是旅游业，伴随最近几年高增长的同时是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也正式因为经济发展长期不如人意，造成尽管在1963年就与欧盟签署加入欧盟协议的土耳其今天依然迟迟不能加入欧盟。你可以说，土耳其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国民占绝对多数个国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了重重障碍，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土耳其的高通涨与高负债高赤字尤其是其高负债高赤字政策严重阻碍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经济长期不振的同时，奉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派本身也逐渐在执政过程里日益精英化，使凯末尔主义中六大原则局限在一批少数人的圈子不能真正深入土耳其社会基层中去。无论其曾经有多少赞誉多大成功，无论其本身制度在设计上是多么完美，无论其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与梦想。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脱离社会与现实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脱离社会与国民的改革终究不会走出多远，凯末尔的希望与土耳其的梦想终究还能走出多远，只有时间来检验，但是明天仅有希望与梦想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
笔者按：凯末尔主义与凯末尔模式尽管不能说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典范，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实践，不仅值得伊斯兰世界研究与关注，也值得我们今天中国人思考。中国和土耳其都是拥有辉煌过去而在近代历史中遭受沉重打击，尽管中国和土耳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不同选择的成因而是要思考在追赶以今天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时候如何面对传统。对实现现代化中国和土耳其有着一样的希望，对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与突厥民族所有的相同的梦想。然而一股全盘西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甚至宗教师从西方的思潮从20世纪起就从来没有在追赶的国家和民族中失去市场。只是随着时代的不同不断改头换面，不断试图改变追赶的 脚步。但是追赶成功如日本在今天依旧面临一个亚洲还是欧洲的困惑，何去何从日本茫然以对。追赶至山脚的土耳其呢？希望在左梦想在右，土耳其向着希望与梦想飞奔。
(全文完)
贴这个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最近青史里关于49前后,与79前后的争论.这里也就贴下自己以前的帖子,或许可以给大家换个角度思考的一个尝试.
曾经在前不久和朋友开玩笑的说过一个比较:儒教和伊斯兰教在对社会规范的影响方面最异曲同工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从社会生产社会个方方面面从头到脚乃至各个细节上都有着严格的教诲与规范;从而达到他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诉求.
49年的中国不只是改朝换代,是另造了翻天地.对此有人可以嗤之以鼻,有人感恩不尽,有人更是视之死仇,无他闹的天翻地覆尔.
建国前三十年的争论,不管观点如何,在我看来,不管谁是谁非,就国家而言.如果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即使由一代代精英份子去引导去强行启动,结果都是事倍倍而功半半的.
49年时代的中国与一战刚结束时候的土耳其有类似的地方.尤其就几千年封建思想与儒教体系对于中国实行现代化国家与国民改造而言,其被束缚的程度丝毫不弱于当时保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对于当时乃至今天伊斯兰教的社会的束缚.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在过去与今天的困境,尤其是他们改造自身文化和传统并与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全面衔接的问题困扰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近现社会的精英的不仅仅是体制与制度而是各种越来越冲突激烈的矛盾与已经越来越不可遏止的暴力恐怖主义的社会不满宣泄方式.这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那意味的是梦魇,是无以穷尽的灾祸.
而就49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不管谁执政,无论执行具体的什么策略,都必须要解决与国家现代化改造不相容的国家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问题.我先以伊斯兰社会来举例:刚遇刺不久的前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在执政期间一直想废除巴基斯坦一条古老的法律:任何妇女被强奸时候不能有四个及四个以上男子作为目击证人,否则均视为通奸.就这样一个在今天中国乃至世界上多数的文明社会都鄙夷的法律,当时作为女性总理的贝布托摄于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而在她执政期间不敢废除.(此法在今年终于在贝布托的人民党与穆沙拉夫的联手下废除了,不过还仅仅是法律条文上的废除).与之类似的在华人世界也有相应的例子:香港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才废除援引自大清律的纳妾制度,而台湾地区更要晚了20多年.一些关于妇女的社会陋习修改都拖沓于此,假使那些事关土地与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各种交之于已经完成相应社会改造后的社会制度其必然结果是:民主制度只会使当时社会阶级分配比率固化,而不会使整个国家进入到当今西方社会的发达与文明状态.再直接点说,不管什么政党或者谁在1949年去解决中国问题.不解决好,当时国家的封建传统文化改造,乃至这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制度与封建土地生产关系.中国最坏的结果就会类似今天纷争的中东,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今天印度十亿人民一亿社会的又一个版本.
以基马尔（凯末尔）成长为背景的土耳其资料（牵涉日本）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121501
存在于中国人精神之中的小富即安的价值取向与源自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乡愿情节及诞生于此之上中国式的门阀情节、宗派情节以及中西合壁的民族主义会成为今天中国走向明天的阻力。这些几乎都可以反映在贯穿在我们现在有关中国未来的一切讨论，争论大的比如对民国的评价、对建国三十年的评价、对改革三十年的评价，直至在历史大潮中各领风骚的人物的评价。
对于这些评价的结论，不管最终是出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本能反应都将在客观与主观上影响的每一个中国人对过去、今天与未来的认知。
日本比中国早开放，至少是名义上彻底西化了，也取得了比中国和土耳其更好的结果。
土耳其也西化了，但是伊斯兰的根基没有动摇，其实，土耳其永远也不能加入欧盟，虽然土耳其人自己还自努力。
日本的政治文化层面，本质上，仍然没有西化。日本保留本民族的东西，甚至比中国保留下来的多而且还细致。
我们要从多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评价一场变革的后续效果？
这个问题，只有葡萄能够写的好。
浅说几句明治维新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1963939
日本的维新成功了，而中国从同光中兴开始到后来的维新却失败了。中间的原因和分析，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在我看来其中两项政策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一个是地租改正，一个是版籍奉还。地租改正后日本维新政府采用纸币作为通行货币，大大减轻了新政府贵金属储备不足的负担。而版籍奉还，不仅使新政府获得了土地改革的基础。而且，也通过对华族等一大批原来的权贵阶层用货币补偿、政策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甚至是免税）完成了社会改造。尽管，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的革新最终造成了西南战争这样的结果。但是总体来说，在度过新体制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后，日本的革新迅速走向了正轨。对比，中国的维新，日本的维新有以下几点背景因素和中国有大不同。
1.日本的维新，肇因是美国的黑船事件。尽管和中国鸦片战争一样，日本的国内上下都充满着来自西方侵略的危机感。但是，由于在幕府时代起，日本就有一批以兰学为骨干的官民学者一直都在孜孜不倦的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世界给日本国民尤其是日本统治者。这样，在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国内上下对日本以及世界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当时依旧沉浸在儒家泱泱大国心态下的中国。
2.日本维新前夕，经过幕府时代200多年的统治。不仅初步构建了以当时江户为中心的全国道路交通系统和完善的驿站系统，而且国民识字率远高于当时的中国（幕府末期日本国民中男子识字率超过70%，女子识字率超过25%），这样实际说明日本国内在朝资本主义转变已经做好了相当的国民素质准备。
3.早在荷兰人和英国人达到日本的时候，西方殖民者就认为，日本国内市场太小，相比富庶的中国大陆，日本作为进入中国大陆的前进跳板其本身价值不如南洋。而且，日本的国内市场被当时接到调查报告的英国议会认为价值不大。所以，西方殖民国家始终没有认真对付维新前的日本，这也给了日本国家自我调整认识与喘息的时间。
这里再回过头去说，地租改正和版籍奉还。这个两个改革的成功，经管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没有日本国内清醒的对世界认识和危机感，没有国内的各种物质和文化条件的准备，仅仅靠上层贵族和中层武士与官僚来推动什么，基本是难以实现的。这里更何况还要有为实现国内变革而不受干扰的战略机遇期了。缺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他们的革新或者革命都会失败。而中国，为什么直到1932年才能开始币制改（类似地租改进），而直到1949年后才能进行土地改革（可以类比版籍奉还）。各种利益利益的冲突，多少可以从日本的西南战争里找到时代更迭的影子。甚至，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后那么多磕磕绊绊的事情中去品位改革的不易和一个时代变革的艰难。
不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可是惊人呀。
也许葡萄是对的，否则邓的出山，tg的及时转弯，以及tg为继续执政的一系列准备，都是很蹊跷的事情。
李的七块论是最符合现实世界逻辑与所谓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甚至是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的。然后，就是谁的基本价值决定你怎么去选了。
实际点说，由于国民党败亡太快，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历代倾覆王朝的要因：藩镇、朋党、权臣除了太监与外戚具全。所以一大老在开国大典不久就对毛说，我现在看到的中国和袁世凯那会没区别。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毛走出历史周期率的一说。作为前面的话的补充，实际上看当今的腐败问题里裙带关系中起的作用，如果不是毛收拾了一批开国元勋，恐怕这样的腐败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根本不用拖到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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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激烈的社会变革总会引起各方面激烈的评论，顺理成章。
这还有个例子。在日本，尊卑长幼制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裁定为违宪而明确取缔，被美军占领都二十多年了。如果没有二战这么大的动静，延续到今天我都不会感到奇怪。
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反对大多数或者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是一回事。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在建国后所做的不少事情，和这个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
1907年，基马尔作为一个军官因功升迁至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第二年，作为土耳其青年党激进骨干之一的基马尔参与了第三军团发动的兵变，随后基马尔服役的第一个部队奥斯曼帝国第五军团宣布响应（驻扎在叙利亚、耶路撒冷等行省地区）给了当时帝国的保守派致命一击，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所谓第二宪政时期。土耳其青年党因此也从流亡中的地下党一跃成为了独裁的执政党。基马儿因此也在随后的岁月里平步青云，并因为在一战中著名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出色的阻碍了精锐的英法盟军的进攻而成为了土耳其的英雄。这为他最终进入帝国军队的中枢机关土耳其总参谋部奠定了最后的基础。
开始的话头提到了日本，这个倒不是故意要勾起萨兄的好奇心。我这样说，是因为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获得了胜利，让一直以来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土耳其青年党找到了效仿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改良道路。此前，不仅在基马儿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而且在土耳其青年党内部都存在民族主义优先与自由主义优先的路线争执甚至是路线斗争。日本的成功，让土耳其青年党在党内两派领袖萨巴赫丁与艾哈迈德.里扎最终达成了就苏丹权利地位问题的一致意见。这实际上是以土耳其青年党为首的土耳其精英，为维持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样的努力不仅促成了1908年的土耳其宪政革命，也在土耳其青年党完成对帝国的寡头独裁统治后，经过审时度势主动在1914年选择了和德国的结盟。试图通过对外战争解决一直以来威胁帝国统治的最大对手：俄罗斯。
但是，一战的结果不仅是一打皇冠落了地，也是被阉割的土耳其不再困扰于是继续维护苏丹的权威以保持广大的奥斯曼帝国获得国家的最大利益， 还是实行民主宪政改革把土耳其建设成为西方模式中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路线斗争之中。于是，利用土耳其在战后的内忧外患，顶着土耳其国家英雄与土耳其青年党宪政革命英雄双重光环的基马尔几乎就是当时土耳其推翻苏丹统治完成国家转型的不二人选。
实际点说，基马尔推翻哈里发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选择实际有着土耳其作为一个帝国从瓦解走向新生的复杂背景。其中的曲折，尤其是作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当事人基马尔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的表现，远没有楼主文中写的那么浪漫与简单。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曾经试图尽一切努力去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去维持一个腐朽的帝国，在失败之后他只有通过建设一个共和国来使一个民族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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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还是觉得似乎太严重了些。
能否找点资料来说一下：为什么二战后，美国在德国对容克阶级进行了比较彻底地清算，而在日本却保留了天皇以及日本自明治维新时期以来一直存在地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