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思想史系列]之六：苏格拉底 -- 邝言

【导言】思想史就是成长史

【正文】苏格拉底：对经验的质疑是自我的开端

苏格拉底是我们熟知的大人物，但是这份熟知，很多时候来自于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述。对于我们来说，学界存在的争议——柏拉图记述的到底是老师的真实想法还是自己的观点，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当避免如同认识一个概念那样去接受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求他的一切言行全都能纳入某种自洽的体系，并且反过来以这种体系来判断某种关于他的言行的记述的真实性。

历史中只有一个苏格拉底，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苏格拉底。对于千年之后的我们来说，谈论苏格拉底就是谈论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至于这些思想是否能统一于一个自洽的体系，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并不取决于对他言行真实性的考证。

黑格尔认为，那些被我们“特殊地”当作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多少已经被“一般地”看作是柏拉图的思想了。也就是说，柏拉图已然被“一般地”看作是“柏拉图主义”这一西方哲学传统的开始，而非仅仅是“柏拉图本人”。这一点提示我们，那种将某人的思想纳入体系的做法，是这个哲学传统本身的做法，而要求柏拉图之前的思想也具有这样的体系性，或者成为这样的体系的某种渊源，是一种事后上溯的要求。因此，在讨论柏拉图之前，我们谈论苏格拉底，首先关注的就是他的思想同后来的柏拉图传统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问：苏格拉底的思想如何被导向了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这种“导向”究竟是一种附会，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必然？

这里仍不打算非常学理性地进行探讨，我们还是来回顾自身的成长吧。让我们稍微想一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业已给予我们的那种经验的道理产生了质疑？进而，我们从何时开始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父母或其他过来人的教益，而是力图自己去建立一些什么东西？

父母能够很清晰地指认出孩子的这个阶段，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不再那么好使了——比方说，当父母讲：“不按照老师的话做是不对的。”孩子可能会根据曾经被给予的道理推演出相反的结果：“你们不是教我要说真话吗？若老师的话不对，我为什么还要照做？”也可能举出自身亲历的事实：“某老师就鼓励我们思考，并表扬提不同意见的人。”对此，父母不得不修正从前的话，通常是添加一些条件作为环节，使得他们从经验中得来的道理更具有普遍适用性，他们会说：“好的老师会鼓励你这样做，但不好的老师会因此不喜欢你。”于是，原先直接的论断“要说真话”，就变成了“要看对象来定是否说真话”。通常这是不能令孩子满意的，他会继续原先的反驳过程：“既然这个老师不好，我更不该听从他。”

随着孩子的反驳越来越有力——这种力量来自于他的“阅历”，也就是对“亲历”（经验）的“阅读”（反思）——父母修正自身的难度就越大了，最终，父母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孩子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某种信念，并依照这种信念处事。

然而，在可以预见的以后，孩子自己建立起来的信念也受到了挑战，因为这种信念同父母曾教给他的道理一样，来自于经验，因而同样不具备普遍性。孩子于是也试图如父母当初那样来修正自己的观点，直到看上去建立起了一套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体系”。

我们说，第一，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第二，这样的体系仍然是有问题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也会清楚：如果他们尚能应付一切，不是因为自身体系很完善，而只是因为挑战不够大。他们有时会向他们中间的那个体系较为完善者请教，正如当初向父母求助一样。可以说，这种反复的过程构成我们大多数人纠结的一生。

对照来看，苏格拉底式的诘难，就同一个对经验道理展开反思的孩子一样。让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对“善行”的追问：

苏格拉底问：欺骗、盗窃是善行还是恶行？答曰：是恶行。苏格拉底：欺骗、盗窃敌人是恶行吗（举出反例）？答曰：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修正条件）。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答曰：是善行……直到被追问者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何谓善行。

人们不免反问苏格拉底：“你说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又知道什么呢？”对此，苏格拉底从容地回答：“我只知道自己无知。”

可见，苏格拉底并未建立起什么体系来，他只是用他的驳难去除掉那些个别的人从具体经验中得来的道理的普遍性。这种驳难屡试不爽的力量并非仅仅来自于苏格拉底的高明“辩术”，而来自于他对生活不断深入的反思。他并不停留于任何既定的观点上，而一再拷问既定观点的前提。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催生了两种主要的后果。众所周知的后果，就是他的学生柏拉图所开创的宏大“体系”，这个体系在后来虽然屡次被修正，但其根本要义却没有改变。这个体系的要义在于：既然经验得来的道理不能通达普遍，那么一个道理的普遍性就取决于对其中经验成分的排除。

可是，我们的道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其他的来源吗？不从经验来，还能从哪来呢？巴门尼德已经提示我们：存在是一种对关联的领会，而在这里，推论就是个别的存在（无论是个别的桌子还是个别的“自我”）也就建立于一种“个别的关联”之上，而“个别的关联”的结果只能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比如个别的你所知道的桌子，只是你对桌子的“意见”，而不是桌子的“实质”。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由此推断说：真理只能是一种普遍的关联，也即摆脱了个别性的关联。显然，柏拉图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数是一种普遍的关联”的启发。既然这种“普遍的关联”以去除经验因素为前提，那么，柏拉图的体系也就意味着：真理已经从活生生的、具体的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被放逐到了柏拉图称之为“理想国”的彼岸世界了。

关于柏拉图的体系，我们以后再讲。现在要问：这是否是唯一的出路？也就是开篇的问题——从苏格拉底的思想到柏拉图主义，是否是一种必然？

从我们的现实生活出发，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想：难道苏格拉底式的不断追问，目的仅在于获得一个最终的确定无疑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所谓的“知识”）？我们追问的动力正来自于不断增长的阅历，何以我们得出的回答却反而根本否定了这种阅历呢？我们真的是仅仅在惧怕业已建立起来的阶段性成果不够“稳妥”吗？孩子的追问，究竟是为了实现自我，还是为了根本否定自我的意义？

毫无疑问，对于成长而言，相比起体系的巩固来说，遇到更大的挑战或许是更好的事情，因为后者意味着不断丰富自己的可能性。

• ※ 西河文萃 第24期 2009年7月1日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