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47）南天门之战及其以后

南天门离古北口十华里左右，在潮河南岸，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地势险要，是平古公路上的交通道口。徐庭瑶的十七军，在这里防守了五十多天。这是因为右自潮河南岸的黄土梁至左翼长城上的八道楼子，十多华里一线，便于构筑防御工事，并在第二、第三线也筑有比较坚固的预备阵地。同时敌人侵占古北口后也需要休息，准备再增加兵力。因而在四月二十三日，才开始向南天门进攻。

这时蒋介石委派杨杰任第九军团总指挥，除指挥十七军外，又增加了肖之楚的二十六军。杨杰原是陆军大学的校长，是有名的军事家，他向何应钦（这时何应钦已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建议，我军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应以一部坚守南天门，主力用于敌人两侧和敌后，求得围歼入侵之敌。这种部署，从战术上看，比消极抵抗被动挨打高明，但是又与蒋介石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抵触，因而何应钦不同意。并再三要求蒋介石把杨杰调走。结果杨走后，徐庭瑶升任第九军团代理总指挥。

由于从古北口入侵之敌不多，其后方更空虚，四月五日，第二师派出行动队到色树沟以手枪和手榴弹袭击敌人，打死敌骑兵军官一名，骑兵二十多名，并炸毁了敌汽车数辆。八十三师也派出行动队袭击古北口北街。四月十一日又破坏了偏桥至承洼的公路桥，几天内敌军汽车不能通过。日本报纸曾刊登说“中国军队在运用‘苦鲁已金’战术”。但是何应钦知道后，在电话上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引起敌军前进”。徐庭瑶也认为“各师行动队在敌后活动，是敌军猛攻南天门的原因之一”。

四月十六日，敌飞机轰炸了第二师所在地石匣，十八日又轰炸了十七军所在地密云。二十日夜间，敌军一部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袭击我阵地左侧长城上的八道楼子，第二师守军一个连大部分伤亡。四月二十三日，正面敌人开始向南天门及其两侧进攻。

八道楼子失守，第二师师长黄杰大为震惊令第六旅旅长罗奇率部反攻，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第二师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钟斌在正面防守）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之十一团继续反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反攻不下，屡遭伤亡。只好在当天夜间将接近八道楼子的阵地移到第二线。

敌军侵占八道楼子后，乘有利地形，以陆空军及炮兵向南天门左侧阵地据点四一二高地猛攻，守军伤亡很大。奇怪的是徐庭瑶指挥的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重迫击炮营，为何不轰击敌人侵占的八道楼子和攻四一二高地的敌军？我估计是他怕敌人报复。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由刘戡的八十三师替换了第二师防守。这时二十五师在南天门右侧阵地防守，由于阵地工事构筑坚固，对面潮河河滩很深，敌人不易接近。八十三师在三天内被动挨打，伤亡了官兵三千多人。据说刘戡师长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伤亡了这么多人，极为悲愤，拔出自己的手枪企图自杀，被该师参谋长抢去了手枪，才自杀未遂。二十九日以后，敌虽停止了进攻，但仍以飞机、大炮向南天门第一线阵地和我军后方阵地轰击。

五月十一日，敌人乘我第二师郑洞国旅增援八十三师时，猛攻我第一线阵地四零五高地，郑旅又伤亡很大。十二日敌军增加了进攻兵力全线猛攻，南天门第一线阵地终被敌突破。这时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还防守在第一线的西北，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到后方六里的新阵地。从此十七军全部撤退到二、三线阵地。这时敌坦克部队很活耀，十四日，十七军又继续后撤。徐庭瑶指挥的炮兵损失殆尽。

在敌人坦克部队越过石匣镇后，二十五师一四六团（新任团长郑明新，我是该团中校团附）奉命在石匣西南的南山口阻击敌坦克部队，该团第二营营长何斌因害怕坦克车，用自己的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何称是敌人打的，竞离开阵地，到后方医院养伤。全团官兵都知道何营长是“自伤”。

军团总指挥徐庭瑶，于四月十四日命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队，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又令二十五师之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的警戒，其余部队撤退到密云整理。十七日，又撤退到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何应钦命令担任北平城防，并构筑防御工事。第九集团军长城抗战，到此终结。将领们表面上说我们“还要继续坚强抵抗”，而内心却在等待着外交上的交涉。

这时日本侵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已大部进关，兵临香河、通县，北平受到三面包围。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蒋介石兼主任）在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将北平军分会撤退到长辛店以南，北平防守任务，由第九军团总指挥徐庭瑶负责。在会上，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国民党亲日派他一直在暗地里和日方接触）提出他当天曾和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接触，据说如果中国方面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向北平进攻，用外交方式结束这次战事。于是会议决定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贻为军使（徐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于次日凌晨乘汽车由日本武官陪同出东直门到顺义县城外某村庄日军第八师团部所在地，与师团长西义一进行会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考虑到一口气吞下整个中国，还没把握，只要中国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就可以暂停战。当天下午，徐祖贻回到北平，带回日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顺义西南地区和通县、香河、宝抵、芦台以南地区；二是五日内日方派代表与华方讨论停战条款；三是谈判地点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何应钦派军分会参谋长黄绍雄于当天起程去庐山请示蒋介石，蒋早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对黄绍雄说，已电告敬之（何应钦）同意派代表到日军占领地区内进行和平谈判。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黄郛受蒋令派参谋厅厅长熊斌（日本陆大毕业）到日军占领地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所谓“塘沽协定”。把祖国大好河山热河省、翼东各县继东北三省之后，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敌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日本留学生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败类。

这次抗战，我军先后参战的有四十多万人，十倍于敌，又有长城天险，可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古今中外众败于寡的少有战例！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再谈几件事：一是当时参加抗战的将领，多数和蒋介石一样，没有诚意抵战，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多是想方设法谋取升官发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同仇敌忾。尔虞我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成为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将领封建思想浓厚，赏罚不公。如徐庭瑶重用安徽老乡，挂名中校团附的王起凡，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在古北口之战结束后，竟升任七十三旅副旅长（不久又调升为商震部队少将政训主任）。关麟征也是重用陕西老乡；三是战场纪律不严；如一四六团第二营营长在战场自伤下火线，我建议梁恺旅长给以惩罚，但他说这会损坏七十三旅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不同意，结果他伤愈后不敢回部，不知在何处混了几年。在抗日战争时，梁恺当了一九五师师长，何斌又为梁恺任用为某旅参谋主任，影响极坏。

建议以您祖父的实名发表，因为回忆录里涉及很多历史人物和细节，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感兴趣的可搜索韩梅村将军，网上也有些资料，不全，但可以从旁印证一些事实吧。

谢谢！

昨天一气儿发太多了，估计很多朋友看不过来呵呵。。。。。。谢谢支持！

照着河里某些老大挖坑的习惯，这至少得一个月才能挖出来！

我考虑考虑，我设计设计。。。。。。

六、抗日战争前夕

（48）在教育大队长任内

一九三三年夏，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败，何应钦、黄郛、蒋介石命令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以后，隐居在泰山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战，并收复了察北要地多伦及其以南两个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冯玉祥“捣乱成性”，破坏了国家“既定政策”。在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率领下收复多伦，正向热河西部前进时，蒋介石令何应钦派徐庭瑶十七军协同日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前后夹击。同盟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被迫出走，吉鸿昌到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伙同天津租界外国巡捕逮捕，并移送到北平监狱杀害。

同年秋，二十五师驻北平安定门外北苑营房，师部驻北平城内下斜街一个有漂亮花园的大楼。副师长杜聿明要我筹办师教育大队，我写好了教育计划，修整好了房屋（北平安定门内靠近雍和宫的柏林寺）。在开学时，师长关麟征派他的亲信吴泽通任大队长，我任副职。我们两人都是现役中校团附，来教育大队工作是兼职，关麟征为了让吴泽通便于领导我，特许吴佩带上校领章。吴患三期肺结核病，不能工作，长期住医院疗养，他介绍一个姓邓的中尉常务副官来大队掌管经费开支，此人贪污成性，钱目不给我看，使我在教育事务工作上深感困难。两个月后，吴泽通病故，我接替大队长职务，邓副官辞职。我追查他的贪污行为，查到他贪污的钱已交给吴泽通。由于师长关麟征袒护吴泽通，也就没深究。

教育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机关枪、迫击炮）中队，共五百人，主要任务是轮训现役班、排长，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能力。前后共办了三期，每期四个月。在第一期开学时，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派他的四川同乡王铮（即古北口作战前请长假离团的那个少校团附，解放战争时任某兵团少将政训主任，后来被我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来大队任少校政治教官。在他上政治课时，我曾旁听，他向学员灌输“四维八德”封建思想。说什么：“我国受帝国主义者的欺负是由于人心不齐和内乱引起的”。说什么“我们的领袖（蒋介石）英明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这样的政治教育，我当时非常怀疑。再加上我几年来深切地感到封建思想在军队中的危害，使许多军务工作无法办好，思想上很苦闷。由于我在南京军校两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在军事知识上自认为有些进步，加以杜聿明对我的器重，使我多年来的自卑感逐渐消除。但是祖国危亡，中华民族受辱，内心感到十分担忧！好在教育大队住在北平城内，我经常抽空到图书馆借阅书报刊杂志，寻求精神弥补。

我阅读过冯友兰写的《一种人生观》，梁启超文集《饮冰室》，订阅了胡适主篇的《独立评论》。我还读过《科学与人生观》，这两本书是陈独秀、丁江、张君励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前后写的文章，是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表现。书的编者把陈独秀的文章列在第一篇，因为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时很难看到这样观点的文章。我还读过日本人渡边秀芳著高明译的《中国国民性论》，大意是说，中国人受了孔、孟、儒家学说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庄子道家学说，因而信天命，重孝道、敬鬼神，保守自私，好文弱的和平等等。并列举了从古到今许多例子作证明，对我国人民极尽侮辱之能等。如说中国人迷信神鬼到了顾死不顾生的地步，普通人家死了父母，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死者买付八个人抬的棺材。还说有名的《水浒》上有个西门庆，为了想娶潘金莲，许了王婆一具好棺材，结果王婆和潘金莲终于毒死了武大郎。又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封锁了俄国海军的后勤，补给钱而中国人却“见利忘义”，冒着生命危险，向俄国海军高价出卖食物，当日本海军捕获了他们时，他们跪地求饶，最后知道也不免于死，又归罪于天命等等。把我国人民形容的一钱不值。书中说，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如忠君、孝亲，但摒弃了道家的保守自私，所以培养成“武士道”精神。由于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所以才有“明治维新”。这本书主要发是鼓励日本军阀武装侵略我国，让日本人民觉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堪一击的，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征服的。这个日本人渡边秀芳，虽然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位置颠倒了，但他的文章也揭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由于遭受了长期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显露出来的精神弱点。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对我刺激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日本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反面老师。

我还同情过提倡“平民教育”，“实业救国”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建设》。并想请几天假亲自到山东邹县，河北定县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县。

一九三四年秋，天津“大公报”刊登了卢作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中国之困难，及其必循之道路”。文章大意是说，我国公共事业所以办不好，主要是人们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只要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则一切事情都好办。并举出他在四川办“民生实业公司”和合川农场作例证。这篇文章，我读后极感兴趣，曾把它剪下来保存了一个时期。这些都说明了我当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法西斯封建统治是感到不满的。然而，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的民主是真正民主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制下可能吗？科学是否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当时是认识不清的。但是这些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充满了爱国情感，在当时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九三四年，是蒋介石的宗旨是“保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剿共”，必须“恢复旧道德”，必须“实行新生活”等，也是最喧闹的一年。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剿共”，还令驻在华北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各抽掉一个旅到江西，增强他的“剿共”军事实力；在庐山轮训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让这些人都成为蒋校长的学生，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他还利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给这些去庐山受训者十倍以上实际开支的旅费。我们教育大队的郝飘文受训回来后，向我谈了很多情况我深为不满，在轮到我去受训时，我以教育工作繁忙，向关麟征、杜聿明要求不去，他们同意了。但杜聿明给了我几本书要我熟读，其中有《大学钟庸》、《纪效新篇》、《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等。他说，这几本书一定要读好、读熟，以后你当团长时，校长（蒋介石）要召见，要当面考试，因为当时有这样的规定（抗日战争开始时取消了这一规定）。我对这几本书看了几页，不合口味，就“束之高阁”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肯定当不上团长。

这年秋末冬初，宋美玲到北平推行新生活运动，她头上挽鬓，带着耳环，满脸脂粉，涂上口红，身穿旗袍，足蹬高跟鞋。有人说她的打扮是中西合璧，活像妖怪。但从这时起，北平有些女学生竟然向她学习，剪了鬓装上假鬓，家庭妇女都学着带上耳环。当时北平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实行新生活的标语。

（49）办学生军训

这年冬天，教育大队已办了三期全师现役班、排长轮训完毕，何应钦又令二十五师在柏林寺办了个“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副师长杜聿明任班主任，要我当他的助手。这个军训班有两百多名大学生参加，名义上是说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军事知识，实际上是为了“安内”。这时杜聿明刚从庐山受训回部，本着蒋介石的意旨，大讲“四维八德”经常使用我计划的军训时间。并先后邀请在庐山受过训的大学校长和名人学者来班讲课，把封建理论有系统的向学生灌输。同时还要求学生严守军事纪聿，做实行新生活的模范。有一天，杜聿明请来他的陕西老乡天津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鸾讲演，主题是实行新生活的重要性。这位报人讲的没有涉及到旧道德，学生们很高兴。在快要下课时，忽闻到课堂里有大便臭味，原来是有个学生要解大便，没请假上厕所，拉在裤子里。杜聿明当场表扬这个学生听课用心，全堂哄笑。杜又批评哄笑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律。

这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规定每天早晨要举行“早会”，由领导人作“精神讲话”。杜聿明是班主任，又住在柏林寺，所以每天由他讲。他认为我也是军训负责人，也应该登台讲话，我再三推辞。有一天早会，他说他嗓子痛，一定要我讲，可是我上台讲了十多分钟，他认为不合他的口味，散会后，他轻声对我说：“你讲的偏左了”。其实，我也只讲了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粗浅知识。自后我就再不上台讲话了。

蒋介石在庐山办的轮训班，不仅是训练了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同时还训练了大批特务，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充当“军训教官”。目的是扩大全国学校的特务组织，严格控制大、中学校学生的思想。这样做了他还不满足，又在全国创办“高中一年级学生集训总队”。

一九三五年春，二十五师奉命在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大街办了个“北平市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师长关麟征兼任主任，副师长杜聿明和一个北平市军训总教官白某兼任副主任，由杜聿明住在黄寺负责。杜又把我拉去任军训总队附，掌管军事教育。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共十五个中队，受训学生近两千人。大队长由二十五师中级军官兼任，中队长由各学校带队来的军训教官担任。名为军训，实则是政治教育为主。学生每听完一次政治课，都要分组讨论，有时也由中队长出题讨论。

在开学的当天，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讲话，主要是讲“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讨论时，有个学生独持异议，该队中队长把这事报告了总队部，关麟征命令扣押了这个学生。几天后，关召集全总队开大会，把这个学生拉上台，宣布这个学生是共产党派来的，送宪兵团关押。

这时的北平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和各系统的特务，横行霸道，到处抓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监狱关满了中共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二十五师一四五团第二营营长赵永善，文书王正心，因有一个姓高的上尉参谋（陕西人外号高歪嘴）向关麟征密告说赵和王是中共地下党员，未经审讯清楚，关就下令把这两人枪毙了。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后，去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团”讲话时会见了被我解放军在辽东俘虏的二十五师副师长贾培德。在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关麟征枪毙赵永善时，怀疑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贾培德是关麟征读中学时的老师，那时在关师一四五团当连长，经常接近关，所以他知道这件事。一九六三+1年夏杜聿明来南昌观光，曾和我谈过一席话。据他说，“由于王正心（陕北绥德人，毕业于绥德师范，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育大队学习时，常和你接近，关麟征怀疑你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要关押你，你当时正在帮助我办学生军训，我主张先派人查清楚，待查清后再关押。后来查明，你和赵、王案件毫无关系，你在北平也没有进步的朋友，因而可免。”我说，“谢谢你救了我，否则我还不知要坐多长时间的监狱。”

蒋介石采取上述一系列反共、倒退的反动措施，满以为合乎日本侵略者的口味，可以减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衅，缓和一下华北的局势。但日本侵略者看透了蒋介石的底，得寸进尺。就在这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向何应钦提出要求，如撤消北平军分会，要国民党中央军撤离华北等等，逼着何应钦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个卖国条约签订的前夕，何应钦召集有关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杜聿明参加了。他回来对我说：“这次会上有些人认为日本侵略者太欺负人了，不主张撤退，但何应钦说，委员长（蒋介石）有命令不能打仗，要忍辱负重撤退。”杜又说，当时到会的人有不少流了眼泪，他也没有例外。

“何梅协定”签订后，“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要立即解散（第二师在保定办的学生集训总队也同时解散），关麟征在集合学生讲话时，宣布学生各回学校学习，全场两千多人嚎啕大哭。事后有人议论说，日本侵略军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今后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捣乱”，中国是不会亡国的。但也有人说，民族感情是可贵的，不过有些人特别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遇到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时，竟忘记了民族利益，甚至出卖民族利益，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当时我听到这些话还不够理解，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在年轻时企图刺死清王朝末期的摄政王载丰，未遂而坐牢。他在狱中写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决，不负少年头。”可说是充满了民族感情，汪精卫能说会道，。我在广州和南京多次听过他的讲演，他口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很坚决。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期，竟跑到南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汉奸。

蒋介石对学生进步思想的控制，没有阻止住历史的进展。北平大、中学校受过军训的学生，有不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年冬天发生了有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有不少学生先后到延安，成了抗日战争中的骨干。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时，就见到了几位曾在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和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学习过的学生。一九四八年春，我带的起义部队扩编为翼、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时，十七团团政委赵凡夫就是集训总队的学生（赵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