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兵拜河：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前言和幼时 -- 您很象飞行员嘛

（5）孔孟之道（略）

（6）有趣的问答

有一天，老师讲君子与小人，讲了一大串君子这样，小人那样。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了等等。有个学生问老师，农民是不是小人？”老师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似乎说农民是小人，农村私塾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听老师讲农民是小人，都不服气，这个学生，又问老师，我们发奋读书，是不是可成为君子？老师说，难矣。但他立即考虑到这样解答会伤害学生的上进心，又接着说：“孔夫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然而也说过“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者，还有困而学之者，只有困而不学，才是下愚”。“学而优则仕”，“人皆可以为尧舜”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君子。

最使我难忘的是老师讲到《孟子》上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儒子之父母也......”老师说，先王是指舜、禹、汤、文、武，他们是行仁政的榜样......。有个学生问老师，假如这个小孩已落入井中，井水很深，下去救小孩的人也会淹死，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井水深当然很危险，但为了抢救小孩也应下井去抢救：“不成功，便成仁”。又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为了抢救小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其精神可佳，但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也应准备橡皮圈，带上橡皮圈下井，就不会淹死人。听说外国洋船上都备有橡皮圈，我们应多向人家学习“防患未然”。我当时认为这个同学说的很对。后来老师又讲“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他说君子这样做是出于侧隐之心，小人是不会有这样心情的。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今年过端午节。我家请老师吃饭，杀了一只鸡，老师不仅听到这只鸡的惨叫，而且还看到了这只鸡的挣扎，可是老师却吃了它的肉，也喝了它的汤，为什么老师没有侧隐之心？当时老师眨着眼、皱着眉，无可奈何地说：“我不是君子。”

（7）开门见山

在老师讲过一年书以后，开始教我们念过四年书的学生做文章。这时我已念完《礼记》，正在念《春秋》，并摘读了《古文观止》。学生第一次作文，叫“开笔”，老师给我们出的题目是论语上摘下来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它的全篇，是“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我根据全篇意思归纳到孝悌的重要，写好第一篇约五百字的文章，交给老师，他在我这第一篇文章上用红笔批了“开门见山”四个字。由于这是老师在我第一篇文章上的批语，所以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他可能认为我把题意写得简略恰当，没有转弯抹角，没有废话，又是第一次作文。但他批的“开门见山”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开门，门前是山，既妨碍视线，也阻碍交通，我这个学生长大成人不会有出息。

这时私塾学生做的文章，比清王朝统治时期科举制的“八股文”有改进，但仍然离不了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章内容也仍是孔孟之道，字体要写端正，不能草书。私塾没有星期日，每十天由老师出题写一篇文章，每次约两小时（农村没有钟表，每做一篇点完一根长香）。每个题目都是孔孟及其弟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我在做过几篇文章以后，老师又要我学做“诗”，诗分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两种，绝句要合音韵和平反，律诗除此而外还要中间句对口。如李白的五言绝句"床前明月光，疑上地上霜，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都是平声而又同音。毛主席作的“送瘟神”、二首律诗中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几乎每个字都对准了。

为了学会做诗、作对联，老师还要我们熟读对口词（俗称顺口溜），如“星拱北，水朝东，春风荡漾，晓雨朦胧，三迁慈母教，一贯圣人功。”像这样的句子，容易读熟，也好记，只要运用恰当，是很好的，也是有趣味的，是我国文化的优点。其缺点是咬文嚼字，不仅费劲，而且勉强凑合，不切实际有时过分夸大，离题太远，也容易把人们搞成书呆子。

在我学习写诗，写对联时，正是一些老秀才、老顽固同提倡做白话文的新学生在文化方面斗争激烈的时候。记得离我家很近的地主邓运章的儿子邓华人，由长沙某中学毕业回家当绅士，他家有个佃家是从长江北岸逃水灾，牵牛赶车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东山种田，吃尽辛苦，因而不久病死了。他们儿子请邓华人写了一篇恸文（类似现在的悼词）用白话体，说了这个佃农逃荒受难吃糟糠的经过和可怜。附近有个老秀才季和亭很不高兴，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邓华人。上联是：“老子骑青牯牛（相传旧中国时有个道学家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到中原传道）过来，荒年成饿饭，地皮都尽，只得吃猪糟，养活全家七八口”；“先生是黑鸡婆抱的，客岁才出窝，天日未知，不该放狗屁，熏死东山万把人”。邓华人见了这付对联。立即到季家对季和亭拳打脚踢，季逃到堂屋躲进神柜内。（因为邓是地主恶霸的儿子，季怕邓）邓华人也送了季和亭一对联，“三拳两足钻神柜，九死一生像鬼巫”。

文章、对联、诗词歌赋，是封建社会文人必修的课程，是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和做官的阶梯，但都离不开孔孟之道，因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它来巩固统治地位。在清王朝后期，也有四书五经未读好而取得“功名”的。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利用金钱或权势而入学、中举，甚至做大官。

我共念了四年半私塾，写过一些文章和诗。如果现在拿出来看看，肯定有些句子和含意是可笑的，可惜现在找不着了。总体来说，孔孟之道，对我是有过毒害的，由于后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思想行为上当然有所改进。现在回想，这几年的攻读，不仅对我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让我认识了不少方块字，对我一生自学起了帮助作用。

（8）、（9）略

10）人们的精神面貌

我念过几年孔孟的书，毫无例外我当时是信奉儒教的，也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又信道。记得我八九岁时就跟着父亲祭天地，拜祖先，敬神、敬鬼，十三岁时到礼堂祭祖当“相礼生”（司仪），所谓相礼，是在礼堂上下厅堂摆设香案相礼生站在案旁喊礼，如上厅喊点烛、焚香，下厅接着照喊，执事人即点烛焚香。喊礼的腔调很像唱歌。礼堂祭祖，每年秋收后即农历九月十五日开始举行两天或三天，如有不孝顺父母的要叫到礼堂教训，严重的“打屁股”，最严重的叫"逆子"，要绑在梯子上送到水塘淹死，我曾亲眼看到有个逆子被淹死了。这种法律叫“家法”，也叫“族规”。

我在十三四岁时，叔父家里住着叔母的婶娘，年已六十多岁，吃斋念佛，因而他家经常有斋公斋婆来往，有个姓郑的年约六十岁的庙公会讲善书，常给我看善书。在开场讲善书时，也带我去听，因而我也学会了讲善书，此后他就要我上台讲。善书上尽是些好人行善得好报，恶人作恶将恶报的故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到处流传。现在看来，这个道理是对的，不过衡量善恶的标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有不同，在氏族社会杀俘虏是恶，把俘虏养起来做奴隶是善，现在养奴隶也是恶；封建社会的地主收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价发财，是合情合理的，现在认为剥削劳动人民，是恶。

（11）社会风云（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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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摸索中进入成年

（12）学 徒（略）

（13）地主兼商的店（略）

（14）肖家桥畔（略）

（15）当兵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在肖家桥听到有人说湖南督军赵恒惕正在岳州（今岳阳市）招兵。新兵每月薪饷贰元（一元等于两串多铜元），还每月可分到一元左右的伙食补助，华容已有很多青壮年去当兵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三考虑，认为当兵可能是我的出路。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是旧社会流行的谚语，因为那时的军队是封建军阀们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工具，决不是象他们所标榜的是什么“保国卫民”的武力。事实上他们的军队也无力保国，更谈不上卫民，只会骚扰人民。因而有正当职业的人都不愿意当兵，特别是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念过孔孟书的人会懂得“明哲保身”，不会冒这个风险。我想当兵是有多种原因的，我在十一岁时离我家一里地的地主邓运章的女婿袁柱臣参加武昌革命军起义后回家探亲，他身穿陆军服，头戴金边帽，脚登皮靴，腰跨东洋刀，显得很威武，我当时很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兵，邻居黎家两叔侄黎文焕、黎家振在辛亥革命第二年应募去武昌当兵，一年后都当了班长，我也羡慕；民国以来，南北军阀混战，一九一八年冬天，北洋军阀军队从湖北监利南渡长江打南军，在塔市抢劫并烧毁了房屋三分之一，我痛恨北军，去湖南陆军当兵是抱有报复思想；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我对家庭不满和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就是想“向上爬”。因为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岳飞、薜仁贵、关羽、赵云等都是从当兵起逐步爬上去的。

在上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无视了孔孟之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善战者服上刑，”都在我脑子里不起作用了。我下定决心后，向汪罗山借了两串铜元做旅费，不带行李（因带行李说明去当兵肯定汪罗山不会让我走）当天走了二十多里到三郎琳我姐夫易承先家住宿，第二天到巴陵县属土桥（今岳阳县属土桥镇）乘帆船过洞庭湖到岳州，随即报名入伍。这时是民国十年五月，即一九二一年六月，我还不满二十岁，个子高大，身强体壮，招兵人员表示很欢迎。

在岳州入伍的新兵，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训练。一个月后，我被编入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二旅、三团、三营、九连当二等兵。我们称呼的“士兵”，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士又称为军士，兵称为列兵，军士即班长，上等兵即副班长。上士有文书上士、军需、军械上士之别。上士一般可升级为准尉司务长。军官分三阶九级，上将、中将、少将称高级军官，上校、中校、少校称中级军官，上尉、中尉、少尉称下级军官。我们连长周某某第一次给新兵上课，讲的是长官姓名、籍贯、出身等等，如说我们的督军赵恒惕，湖南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师长宋鹤庚，湖南湘乡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团长刘兴，湖南祁阳县人，营长廖磊，广西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连长、排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或湖南讲武堂毕业。师参谋长方崭英，日本士官毕业。旅长唐生智（唐是湖南东安县人）也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因此，我们这个军队是很有名望、有前途、有文化的军队。

（16）援鄂之役

(此处有删节) 常德练兵，除操场、野外练习等术科外，每周还有十多小时在讲堂上学科。连、排长多数是保定军校和湖南讲武堂毕业。我对学术两科都感兴趣，讨厌的是“整理内务”，每天要把被子折成方块，摆成每班一条线，枪支得擦拭干净，每逢星期天营、连长要到每间士兵卧室检查“内务”，据说这是要养成士兵对上级绝对服从的“性格”。长官讲话要士兵绝对服从，稍有违反，轻则罚立正，重则禁闭或打“军棍”。所谓军棍是用木制的一种“刑具”，两寸宽、一寸厚、两尺长，上节用红漆下节用黑漆挂在营门口以示军威。记得一九二二年春节，我们班的副班长当采买，给官长伙房买的菜，连长认为不好，说是副班长揩了油，连长叫司务长打副班长的军棍，事后副班长回到班内我看到他大腿被打得皮破血流。在过春节时，放假三天，官长外出嫖赌，士兵也在胡来，平时讲军风纪，这时却没有人过问。

民国十一年二月即一九二二年三月，我患痢疾病，还有同连的两个弟兄也患痢疾，连长把我们三个人安排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每天或隔一天来一个中医看病，官长不来看我们，只有平时比较要好几个弟兄常来。十多天后病稍好，官长也不给我们吃好一点的饭食，还是要好的弟兄们送来面条、鸡蛋等补品。从此我感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也深深感到这支部队决不像赵恒惕所标榜的是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同时我也认识到当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向上爬。

我在岳州入伍时，曾给汪罗山写过一封信，说明我要当兵的原因，他回信还责备我没向他说清。我也写信告诉了母亲。同我经常通信的是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原名韩鸿文），他大我一岁，我们小时候同在一个私塾念书，我们相交很好，有如亲兄弟。我失学后他仍在念私塾，这时他在故乡“改良私塾”教书，这时我接到他的信，说我母亲正在患病，希望我请假回家一趟，这样，我未经请假即开小差回家了。大概因为我是病人，走后连长又可吃一个空额，所以没有追捕我。（我入伍时也没有报真实家庭住址。）

我从常德回家，三百多里路程走了五天。到家时母亲卧病在床，见我回家又高兴，又流泪，两个月后就病故了。这时我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壮年，既是成年人，也是当家人，但因与张昌菊不和，呆在家像蹲在冰窖一样的冷，又到离我家两里地李永发杂货店当店员。堂兄韩凤山几次劝我不要当店员，要我再读两年改良私塾后教书为好，我也考虑到老当店员不是出路，干什么都要有文化，现在家庭人口少（妹妹已出嫁）我可以再念两年书。在民国十二年正月即一九二三年二月辞退店员到一个比较高级的改良私塾念书。

（18）改良私塾（略）

（19）先秦诸子（略）

（20）半个老板（略）

（21）军阀摊款，官逼民变（略）

（22）再度从军

这一年的秋天，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争权夺利，爆发了又一次有名的“直系战争”。吴佩孚统率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于爱国思想，率所部李鸣钟、鹿钟麟由古北口、怀柔回师北京，反戈一击，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吴佩孚南逃，接着冯玉祥又赶走了住在紫禁城王官前清皇帝溥仪，全国人民都欢呼叫好！但是北洋军阀军队，并未打垮，它的二号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号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是黎元洪和徐世昌当总统时的内阁总理。是亲英派，张作霖是亲日派，他们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玩弄下，有时勾结，有时争夺，因而这两派军阀又连年混战，一直没有止息。南方各省的军阀，也连年不断的混战，受害最深的是四川、两湖等省的劳动人民。其它各省也无一片干净地。

时局如此混乱，社会如此黑暗腐败，我同堂叔合伙开的药店又亏了本，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我们的国家不经过一场革命，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可是革命从何处着手，我又感觉到茫然！这时离我家五里地黄鹤岭有个地主黄舜卿的儿子黄祖轲，在武昌“武汉中学”毕业后，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认识了一个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的团长张英武，花了一笔钱搞到了一张“招兵委员”的委任状，他知道我当过一年兵，要我同他一起到湖北宜都县白沙地区去招兵，并要我给他当“教练”。我同堂叔韩咏棠商量，他极力主张我去，这也因为打官司受了气，他答应给我旅费和照管我的家庭。（我走后他把药店搬到塔市，并雇请了一个店员）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军。

黄祖轲，号立三，大我五岁。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思想很进步，在“武汉中学”念书时写过一篇进步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他的校长董用威（即董必武）当时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黄与张英武认识，就是通过董老的关系。张英武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名义上是为湖北省组建新军，实际是搞国民党地下武力，准备在北伐时起义。黄祖轲花钱当招兵委员是为了参加革命，他的地主父亲愿意拿出这笔钱是为了让儿子当军官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父子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这年冬天，我同黄祖轲正在鄂西宜都白沙地区招兵训练，还没有编好连队，突然被驻在宜昌的北洋军队第八师王汝勤部队包围，逼迫我们缴枪解散（我们只有十多支步枪），这时张英武也在白沙，经他派人谈判，结果当官的发三十元、当兵的发十元作旅费，把新招的一百多名兵遣散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听到有人密告是国民党人在组建军队。同时在汀西也发生了这一事例。

在鄂西这段时期，我同黄祖轲成了知心朋友，他对我谈了一些关于国民党的事情，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同盟会”，联络海外和国内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以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有些同盟会会员做了大官，其中有些人腐化变质了，后来进行了清洗，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又改为“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孙中山，他现在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孙为“大元帅”，在俄国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纲领性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他又说，他有个同班同学余洒渡，在广东黄浦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常和他通信，这个军校是俄国帮助创办，学生学习六个月，见习三个月以后当排长。他还对我讲，国民党奉行“三民”，并将这个主义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我。从此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改造动乱的社会。

在出事的当天夜晚，我问他我们怎么办？我说，我是不想回家了。他说，他也决不回家，并很决断的对我说，我们到武汉去找我的校长董必武先生，要他介绍我们两人去广东，考黄埔军校。当时他很激动，并念了我国旧民主义革命初期惨遭清王朝杀害的徐锡麟（或秋瑾）烈士生前做的一首七律诗，其中有“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壮语。同时他又叮咛我，去黄浦参加革命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冬月，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脱离国民党辞去国民党军队少将师参谋长职务，闲居广西桂林，专心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说。在几个得力的朋友帮助下，走向了光明大道。因而也不能说是“虚度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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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好玩啊

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不同角度不同，现在觉得好玩儿的对于口述者可能是顺理成章。无论如何，您觉得好玩儿就好呵呵，我慢慢儿填，您慢慢看

三、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23)租界——国中之国

我同黄祖轲从鄂西到武汉，见董必武，他名义上是武汉中学校长，实际是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并负责介绍两湖、四川、河南等省知识青年去广东参加革命。他给我们写信介绍到广东考黄埔军校。

投考黄埔军校，规定要中学毕业（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不分初高中），黄祖轲有武汉中学毕业证，我是由华容东山同乡包泽英搞到一张“岳阳联合中学”毕业的假文凭。包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医科学生，寒假回家路过武汉和我们见面的。我们从武汉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到上海，这时正在过春节，要在上海等几天再乘太古公司的海轮去广州。沿途要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活动只能在广州公开，其他地方都要保密，听说在上海和香港都关押着去广东考黄埔军校的知识青年。我第一次到武汉、上海，亲眼看到“租界”外籍巡捕，他们依仗着主子的威风，骄傲无礼，随意打骂我国人民，特别是打骂拉黄包车的劳动人民。那时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他们头缠红布，人们叫“红头阿三”法租界的巡捕是安南（越南）人。黄祖轲在武汉住了四年，他对汉口租界情况很熟悉，据他说，租界是“国中之国”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是罪恶渊莆。许多作恶多端、搜刮了民脂民膏的军阀、政客、地主、富坤住在租界，他们凭借外国人的势力，过着无耻靡烂生活，也有不少中外流氓住在租界鬼混，什么“按摩院”、“仙人跳”、“人兽交”等等无奇不有；而偷、盗、诈骗，则是极为平常的事，有些初到租界不小心的人，常常会吃亏。

由于等候船期，我们在上海住了五天，到过法租界霞飞路（现名淮海路）游乐场，看到了几个奇形小孩，有的头大如斗，其他部分很小；有的手和脚相连；还有两个小孩孪生在一起。据说这是冒险家和流氓们买来生理正常的婴儿经过人工造成畸形，供人们参观，藉以廉钱的。在英租界黄浦公园，日租界的虹口公园，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都在入口处挂有“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有个叫哈同的外国流氓，初来上海时一无所有，鬼混了几年就发了大财；在英租界他有华丽的高大洋房，有宽敞的园地，有名的“哈同花园”，就是这个流氓的私人花园，在进口处也挂了“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赛马场、赛狗场和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现已入为百货公司或商场）等游乐场，还看到了油头粉面、口涂胭脂、眼角发青的卖淫女郎，后面跟着婆妈，含着苦笑找客；在马路两旁人行道上的下等妓女（又名野妓），每到黄昏甚至大白天向行人使眼色，如果行人看她一眼，就会被她拉住要求你到她家喝茶，如果你不慎，除了花钱以外还会得到“花柳病”，遗传后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些不慎人的写照。那时上海患性病的人很多，因而医治花柳病的街招到处都是。按说这种病很难治好，而且肯定还会遗传给后代。

我在汉口上船时，黄祖轲给了我一本《孙中山先生十讲》，在船上看了两遍，对照上海这些情况，感到中国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如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办法执行，租界一定可以收回，不平等条约一定可以取消，腐败落后的中国也一定可以得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于我没看到有关中共的书报，也没听人说过，只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立了工农政府，俄国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所以孙中山先生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24）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我同黄祖轲到达广东黄埔。黄埔在广州城东四十里，是珠江下游的一个小岛，也叫长洲，是由香港到广州的水路必经之地。岛上有集镇、田园，树木葱绿，风景优美，站在炮台上遥望珠江，水天一色，大小船只往来如梭，感觉不到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策源地。军校房子宽大，可容纳两千人，原是广东海，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廖仲凯任军校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一到黄埔，就找见了黄祖轲在“武汉中学”同班同学余洒渡，据他说，这个学校是一九二四年春夏之间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统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五百多人已毕业，分配在新建立的两个教导团任排长、付排长、司务长、少数人任班长，也有少数人任连党代表或机关政治干事；（黄埔一、二期学生文化程度不齐，有大学生、也有小学未毕业的）第二期学生有四个中队，近五百人，正在学习；第三期入伍生有一千多人，已在一个月前开学，编为九个中队，张治中任总队长。

为什么国共合作办的军校，由蒋介石当校长？后来我才知道是这样：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一个盐商的儿子，后来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后又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时，浙江人陈其美（英士）任上海“沪军都督”，蒋和陈因同乡关系，回国任陈部团长（人和枪很少）陈死后，蒋流落上海参加了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的青洪帮，并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生意。一九一七年到广东投入许崇智领导的粵军当参谋，一九二二年，由张静江介绍到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这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大元帅府，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也到了永丰舰上，（后来，为了纪念中山避难，永丰舰改名中山舰），他曾向中山先生提过书面意见，为中山先生所赏识，派去俄国考察军事教育，回来又向孙写了报告，孙令他筹办黄埔军校，孙自兼校长，李济深、蒋介石任副校长，后来由张静江的力保，蒋介石当上了校长。

由于我和黄祖轲没有赶上第三期学生入伍时间，军校不收。好在董必武给我们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军校，一封给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雷大同，我们又到石井找到了雷（雷大同是中共党员也是国民党员），由雷写信给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我们拿着信见了廖，这才批准我们免试进军校学兵连学习。这个学兵连刚成立，第一任连长姓名记不清了，第二任连长杭毅，排长先后有刘家树、高振鹏、罗奇、万全策，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课程和三期入伍生相同，由于我当过一年兵，参加过作战，当了第一班班长，我这个班的学兵有黄祖轲、康代宾（后来改名康泽，因他有个四川同乡在军校政治部工作的关系，保送到莫斯科学习，毕业回国当了国民党有名的大特务。）、黄逵等中学毕业生。

同年三月，学兵连的学兵个别填表，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我同黄祖轲表上填的入党介绍人是董必武、雷大同，当时我是心满意足的，在操、课方面下了苦功，同时也热情勤恳教育学兵，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们经常在军校大花所听到周恩来同志和俄顾问的讲话，他们讲话通俗易懂，富于说服力，使我这个穷孩子出生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这时黄埔军校在俄顾问帮助下已成立了党军（人们叫学生军）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令。钱大钧、蒋升文、雇祝同、刘峙、沈应时、刘宸尧等分任营长，正由蒋介石与俄顾问率领在广东东部对陈炯明所属的反动军队林虎、洪兆麟等部队作战，即有名的黄埔党军第一次东征。这两个团的军官，全部是军校教官和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他们打仗勇敢，在部分粤军和彭湃领导的东江农军协助下，从二月上旬到三月中旬就攻占了东江大部分地区，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敌人，陈炯明率残部退往闽南，林虎率领残部退往赣南，仅杨坤如困守惠州。

（25）复杂的革命阵容（略）

（26）孙中山先生逝世杨刘叛乱（略）

（27）工人运动

（有删节）这时广州革命空气更加高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为了支援上海罢工和省港罢工运动，举行示威游行，黄埔军校师生也参加了，当游行队伍通过沙基时，河对岸沙面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军队隔河用机关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七十多人，其中有黄埔军校学生文起代等人（军校学生死伤具体数字记不清了）、第二天，军校开了追悼会，学生总队长张治中在会上报告惨案发生经过时，泣不成声，全场师生员工近两千人嚎啕大哭，气氛极为悲壮！

（28）廖仲恺被刺汪、蒋当权

（29）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在一九二六年的初春，谣言一个接着一个传到第一军内部，我开始听到是说，第一军要缴第四军的械，又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阴谋倒蒋，并发现第四军攻击蒋介石的传单；接着又传说汪精卫要打倒蒋介石，说蒋介石对俄国帮助的武器分配到各军表示反对，将驱逐俄顾问回国等等。这些谣言来自何方，目的是什么？很难断定。我私下问黄祖轲和黄逵，他们说：“这是第一军内部孙文主义学会放出来的，革命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就在这时，第一军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更为激烈。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当时传说，是因为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未到黄埔前就是中共党员，学过海军，这时因海军局长斯美洛夫回国，由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代理局长）。派中山舰到黄埔，与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训练主任严重、军官团团长张治中、政治总教官高语罕等人内外合并，捉拿蒋介石。并传说住在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也背叛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广州，不在黄埔，蒋事先已得到密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三月二十日凌晨逮捕了李之龙，派兵包围了俄顾问罗延、加伦将军等人的住宅，派部队收缴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了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代表胡公等人。同时蒋介石还派兵两营到黄埔监视和软禁了邓演达、严重、张治中。后来蒋又向国民政府报告说是“误会”。

中山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不明真相，据说是孙文主义学会捣鬼。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和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等人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但陈独秀右派主义领导集团不同意，他们怕国共分裂，怕得罪蒋介石，怕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让了步。陈独秀还给蒋介石写信说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太“过于负责”。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以来找不出蒋介石有反革命行动。甚至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中的柱石”。

由于陈独秀无原则的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得寸进尺，把第一军所有中共党员软禁，并调到广州“集训”。同年五月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其结果是半身不遂的张静江（浙江人，卖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果夫（浙江人，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的亲信）当上了组织部长，蒋介石又兼军部部长；规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中共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员不准参加中共组织等等。

我慢慢儿填，您慢慢儿看~~~

（30）蒋介石的花招

（31）戴季陶的理论

（32）怀疑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黄祖轲、黄逵被软禁，接着随同全军政工人员押送到广州。从此我感到失去友情的寂寞！我所在连的连党代表应时杰和连长陈福颜，排长高觉民、杨昌薄（黄埔三期）相处关系很不好，但和我的关系较好，应走后，他们旁敲侧击，说我也可能是中共党员。但那时第一军当排长的中共党员很少，他们又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也就放下来了，他们对我说：“做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这些话，我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员个人品德，学识能力，并不比同级的国民党党员弱，特别是他们打仗英勇，我们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但这种看法，我只能隐压在心里，不能向他们流露。

回忆中共党员在第一军，练兵作战都是有功劳的，他们由于对革命工作热情负责，因而引起军事干部的忌妒。自己不愿干，又忌妒别人干，这正是我国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落后民族的通病。俗话说：“占着茅坑不拉屎”。当时第一军的军事干部就是这样。特别是在各级党代表被迫走了以后，原来纪律严明、生气勃勃的第一军一落千丈，军官们贪污腐化，日甚一日。我们连的连长陈福颜（河北新乐县人）狂嫖烂赌，染上了花柳病。因而我十分怀疑这样的部队，怎能有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离开第一军后，国民政府派邓演达为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邓是国民党左派，又有谣传说邓是第三军派来监视蒋介石的，加以中山舰事件也谣传说，牵连到邓，因此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不欢迎邓到职，挡了驾。三个月后，部队准备北伐，才派来一个有名的右派谬斌来当第一军党代表。这时的第一军已经是死气沉沉，操场野外见不到师长、团长，营连长也常常穿着便衣到茶楼、酒馆、妓院去玩。这样的部队，任何人都会怀疑还能打仗吗？

（33）进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时，第七团从潮汕铁路线上的奄埠开到广州附近的石排，改为第一师第一团，叶剑英同志担任团长，张际春同志任第二营营长，我们第四连二个排长都升了级，高觉民调到另一个团当副连长，杨昌溥升任本团第二连连长，我升任本连中尉排长。六月中旬，叶剑英同志调任师参谋长，记得他在离开第一团时集合排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革命军队里的干部何处需要就到何处去，好比机器上的零件，只要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厂一个型号。几天后，张际春同志也调走了，这时孙元良任第一团团长。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四川小军阀孙震的儿子，公子少爷习气很严重。这个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三营营长杨步飞，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这时广西已经统一，湖南也有变动，广州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开始向湖南反动军队聂开鑫及湘北、鄂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进攻。在广东的第四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全团军官多数是中共党员）也于七月初进到湖南，进军北伐的序幕从此揭开。

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在广州北较场开誓师大会，宣布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白崇禧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广东主持后方军务，由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留广东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军长；第五军李福林部留守广东；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归副军长王柏令指挥，第一师师长王柏令兼，第二师师长刘峙，何应钦另率两个师由东江攻福建；朱培德的第三军集中南雄、始兴一带，待机进攻江西；程潜的第六军两个师随第四军，后向湘赣边境前进也准备进江西。当时大军北伐，号称二十万人马，轰动全世界。。

在大军出动时，第一军的中、下级军官有些人怕打仗，人们叫他们是“怕死鬼”。我所在的第四连连长陈福颜称病住院，部队走后他另找工作不回连（后来在老家河北新乐做小生意，一九三四年，他到北平找何应钦，他原是何的卫士，何又派他到二十五师任连长，事有凑巧，关麟征安排他到一四六团当连长，这时我任这个团的中校团附，我们见面时他感到很难堪。我开玩笑对他说：“你如果参加北伐也可能不在人世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工作做得好，北伐大军进展很快，八月初占长沙，接着就攻下了岳阳。九月中旬，第四军兵临武昌城，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打垮。第一军于八月二十日进攻岳阳，二十三日，蒋介石令王柏令率领第一师由岳阳乘火车开回株洲，随即转进到浏阳，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准备进攻江西。当时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号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北伐军攻湖北时，吴佩孚要他由赣西出兵攻湖南，孙传芳不理采。

（34）攻克江西

江西守敌是孙传芳统率的所谓中央军第一师邓如琢（邓兼江西总司令）部驻南昌，第二师谢鸿勋部驻修水、武宁、铜鼓，第六师杨如轩部驻赣州，另有滇军杨池生师也在赣南，此外还有江西地方军第一师唐福山部驻萍乡、老关，第二师蒋镇臣部驻吉安，第四师赖世璜部驻会昌，还有第九混成旅张风岐部驻南昌、樟树，补充旅刘宝题部驻抚州，总兵力共七个师两个独立旅共约十多万人。北伐军攻江西，开始是第一军一个师，第六军两个师，第二军、第三军，总兵力约八万人。九月六日打响第一枪，第二军当天占老关、萍乡，七日占安源，十二日占袁州（宜春）。第六军七日占修水，十日占武宁。第一军的第一师也在八日占铜鼓，十一日占奉新。赣南方面，由于赖世璜举兵内应，赶走了两杨，北伐军即任命赖世璜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此时万安以南全被第三军朱培德部占领，国民政府即任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军长。

在北伐军攻占萍乡时，邓如琢即令驻南昌樟树的张风岐旅增援唐福山师，接着又亲率他的第一师开樟树，以致南昌空虚，程潜指挥第六军和王柏令师分别由安义、奉新向南昌急进，于九月十八日占领牛行车站（南昌北站），兵临南昌城下。十九日在工人、学生和省警备队的内应下，北伐军突入南昌城。此时孙传芳到了九江，指挥新到九江的北军虏香亭、郑俊彦两个师向涂家埠、乐化急进，企图抢占牛行车站以截断北伐军的后路，又令邓如琢回师反攻南昌城。程潜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即令驻在牛行车站的第一师第一团协同第六军之一部开赴乐化附近，堵截北军前进，同时令突进南昌的北伐军向赣江西岸撤退。由于第一团团长孙元良不听指挥，动作也太慢，致使乐化战斗失利，伤亡也不小，第二连连长杨昌溥阵亡。（杨原是我同连的排长），接着又放弃了牛行车站，以致由南昌撤退的北伐军受到重大损失。记得乐化战斗的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伐军撤离南昌是中秋节的第二天。

北伐军退出南昌几天后，蒋介石亲率第一军第二师到达瑞州（今高安县），程潜向蒋告状，要求严惩孙元良，十月初，蒋介石到奉新，把第一军一、二两师集合在奉新城外河滩训话，大意是说这次攻南昌失利，是由于有些将领和军官不听指挥，特别是孙元良。为了整顿北伐军的纪律，我已把孙元良枪毙了。接着又假惺惺地装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心里难过的样子说：“孙元良太年青了，我不该让他当团长。”是的，孙元良的确太年轻，那时才二十一岁，胡宗南比他年纪大，同时也只是第一师第二团的中校团附。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总司令真的枪毙了孙元良。人们认为枪毙一个团长，无非是为了杀一戒百，但为什么不当众执行呢？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蒋校长爱护黄埔学生，实际上是植党营私，树惠于人，建威在己，他私下给了孙元良一笔钱，送他去日本留学了。公开宣布枪毙了是欺骗程潜和整个北伐军官兵（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任第一军补充团第三营营长，路过杭州去浙西，这时孙元良回国，住在杭州西湖饭店，碰巧我也住在西湖饭店，无意中和他碰见）。

北伐军第一次攻进南昌，撤退时遭受损失，第一师师长王柏令也有重大过失，他在进南昌的第二天就身穿便衣玩妓院，把部队交副师长王俊指挥，撤退时未跟上队伍，还是穿便衣逃出的，程潜将这一情况也报告了蒋介石，因此蒋不能不撤王柏令的师长职，以王俊升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团新任团长徐图远，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他原在第七团当过少校团参谋长，第七团改称第一团时调任北伐军总部中校参谋，流氓气很重，在团内毫无威信。

进兵江西的北伐军三次攻南昌，一、二两次未成功，第三次是在十一月上旬进行的。当时第三军已进到吉安、抚州。在湖北作战的第四、第七军和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已转进到赣北截断了南浔铁路，特别是第二、第六两军，由于有中共党人李富春、林祖涵（林伯榘）等同志领导的政工人员发动工农群众大力支援，逼进了南昌城，而南昌守敌又都是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孤立无援。十一月六日北伐军第三次兵临南昌城下，命令在城内困守的北军开城投降，集合到七里街附近听候改编。北军却提出要方本仁进城收编。这个方本仁是前任江西督军，垮台后逃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认为江西地方部队都是他的旧部，遂委任他为江西宣慰使兼十一军军长，要他随北伐军进入江西，策动唐福山、蒋镇臣等江西地方部队响应革命。九月中旬，方本仁派他的参谋长贺守中到吉安，劝告蒋镇臣在响应北伐军，被蒋扣留，接着方本仁亲自到吉安，也被蒋扣留。在赖世璜倒戈第三军进到吉安时，方本仁才逃出。

十一月八日夜间，北伐军在一个工人同志帮助下，从德胜门旁边一条阴沟爬进去两个连，打开城门，北伐军一个团蜂拥而入，未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南昌城，一万多守敌尽成俘虏。十日，江西人民要求将被俘的张风岐、唐福山、岳思寅及兵站司令候全本等人交人民审判，得到北伐军的同意。于是人民群众在唐福山、张风岐的背上各贴旗一面，上写纵兵殃民的某某人，绑在省长公署大门前的石狮子上任人参观，又将岳思寅、候全本用露天小轿抬往城内外游示众，人人拍手称快。后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江西省工会、省农协、省学联等组成“江西人民载判犯委员会”判处了唐福山等人死刑，执行枪决。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从湖口乘船逃回南京，他指挥的虏香亭、郑俊彦、周风岐等几个师也纷纷逃离江西。到十一月底，江西全境已无北军。这时北伐军立即准备向浙江、安徽两省攻击前进。

（35）东南砥定

十一月下旬，第一军的一、二两师，进抵上饶、玉山，十二月上旬进入浙江的江山、龙游等县，我们第一团到了兰溪。这时我升任第三连连长。何应钦带的部队攻福建，进展很快，防守福建的北军周荫人部节节败退。浙江内部也起了分化，部分浙江地方军倒戈，因而第一师仅在龙游县属的洋埠附近打了一仗，在桐庐附近稍有接触（我在桐负轻伤未下火线）。二月中旬，第一师即很顺利地进入杭州。杭州城内的商店和居民，在门口摆设香案以迎接北伐军进城，有的还鸣放鞭炮，说是迎接“天兵”。这时第一师师长王俊调任宁波防守司令，由副师长兼师长第三团团长薛岳任师长。

北伐军之所以很顺利的占领浙江，是因为浙江省长夏超内应，但由于夏超的准备工作未做好，力量不足，被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战死。接着浙江地方军周风岐倒戈一击，赶走了北军白宝山师，广州国民政府任周风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

三月初，第一师进到嘉兴、嘉善一带，准备前进上海。此时孙传芳的部队在长江两岸节节败退。芜湖，安庆已为北伐军占领，南京也指日可下，鲁军（张作霖驻山东的部队）毕庶澄部队到南京，防守沪宁铁路线上的大城市（包括上海），松江大桥北端筑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第一师奉白崇喜命令（白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经平湖、金山，绕道攻上海。第一团于三月二十一攻占龙华。这时上海几十万工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起义，直鲁军的总指挥毕庶澄逃入租界，他的中、上级军官也大部分逃跑，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占领了上海各要点，缴获了很多敌军武器，俘虏了上万敌军。由于我这个连是先头大部队，有几个武装工人同志向我报告，说是离北站很近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货栈还有敌军一个连固守，不愿缴枪，要求我带队前去解决，我立即带队前去，守敌见是北伐军到了马上挂出白旗，缴枪投降了。

就在这时，北伐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也攻克了南京，沪宁铁路上的直鲁联军纷纷向长江北岸溃退，从此东南砥定，北伐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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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大革命低潮中

（36）自卑感

在旧社会，人们以“世代书香”或“富裕家庭子弟”而自豪。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要中学毕业生才能报考。当时不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怎能上中学呢？我到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到第一军当排长、连长，在学习、练兵、行军、作战中，日常生活接触的多半都是中学生，或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流露出看不起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排长、连长。我当排长时，黄埔三期同学还未毕业，但后来和我同连当排长的三期同学杨昌溥、高觉民，在出师北伐时，他们都升任了上尉连长，而我还是中尉排长，因而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总想积蓄一点钱，找机会再念两年书。（当时中尉排长的月薪是六十元，上尉连长是八十元）也常有人们问我是黄埔第几期毕业？我说我是黄埔学兵连的班长，是按照第三期同学待遇。实际上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人们一直认为我是“杂牌黄埔学生”。因此，我又产生了找机会再进军官学校“镀金”的思想。在这种“自卑”思想的情况下，我省吃省用，埋头工作、学习，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抽空自学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学语文课本，也酷爱当时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和读小时候读过的《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西游记》、《说岳传》等小说，对军事书籍如、《射击教靶》、《野外勤务》、《孙子兵法》，尤其感兴趣。有些同事们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样钻研军事学术，将来可能成为有出息的军事家。其实，他们内心是轻视我的，认为我没有文化基础，做有出息的军事家，谈何容易。总之，努力自学和再找机会到军校学习，当时支配了我的思想。

在北伐军到湖南时，毛泽东同志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到湖南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斗争。当我们第一师到达湖南浏阳时，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我当时却不关心这件事情，只是认为有组织的农民给了我们部队行军，宿营的方便。这也说明我在认识上的模糊，没有认识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有一天，我们部队经过浏阳东北向江西铜鼓县前进时，看到成群的农民正绑着地主、豪绅，并给他们戴着高帽游行，士兵们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没有认识到这是打击地主豪绅威风的好方法。我小时遭受过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和侮辱，北伐军的士兵也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农民，我应该乘机向士兵进行阶级教育，但是我当时没有这种认识。

我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是认识模糊的。如我在连长任内时，我们连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消灭了敌军一个连，参加战斗的还有组织的工人同志，之后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两挺轻机枪，两箱子弹（都是当时缴获敌人的），我没同意，只给了他们几支步枪，一箱子弹。我认为革命就要打仗，而打仗靠军队，工农群众帮助军队打好仗就行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不关心工人运动，不关心政治，只想向上级多交战利品而立功受奖。这是一种落后的自私表现。

当时北伐军口号，或者说政策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总政治部编了一首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全面的。此外，第一军自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赶走了中共党员以后，这个军的各级军官都不关心政治，以我当时的处境是不能例外的，即使在某些方面同情劳苦人民，也不能有所表露，更不用说有所行动了。

当北伐军进到上海时，上海各租界的外国军队戒备封严，全副武装站在铁丝网内监视着我们。上海北火车站离英、日租界很近，上级再三要我们不要接近他们的戒备区，唯恐引起意外事故。我当时认为这是上级考虑到不能在北伐胜利中引起国际上的麻烦，等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后，外国人会尊重我国的独立，租界问题可以经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我绝没有想到，这时的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等勾结，准备反革命事变。

（37）人事纠纷

第一师占领上海后，分驻在南市、闸北和吴淞一带整训，师长薛岳认为上海工人起义，对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帮助很大，因而他和上海工会负责人相处很好，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个师的第一团团长徐图远，是浙江人，第二团团长胡宗南，也是浙江人，第三团团长黄国棵是广东人。由于徐图远在第一团毫无威信，在浙江作战时又犯了错误，到上海后又嫖妓染上了性病，薛岳撤掉了他的团长职，调他到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广西人黄埔一期）为第一团团长。这样就引起全师浙江籍的军官们的反对，大闹人事纠纷。

第一师的各级军官，大数量浙江、两广和湖南人，湖南人不爱闹派系，广东、广西人由于语言关系，有时在一起说这说那，形成了一派，人们叫“两广派”；浙江人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受到蒋的宠信，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常流露出骄傲情绪，年长日久，就和两广派发生了纠纷。当浙江人知道徐图远被撤职，万全策升任团长时，起哄了。他们造谣说：“薛岳对外勾结上海工会里的反革命分子，对内排斥异己，重用和提升两广人。”又造谣说：“薛岳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员”。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作报告，不让万全策到职。蒋介石是浙江派的头子，又是北伐军总司令，他这时正准备镇压上海工人，举行“清党”，于是他命令第一师离开上海，去南京驻防。上海防务，由第二师刘峙部接替。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总工会时，上海满街都贴出“欢迎第一师当驻上海，反对西山会议派走狗刘峙”的标语（西山会议派是一九二五年林轰、邹曾、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柩所在地开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一派）。接着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限制上海工人武装活动，又把新改编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驻上海，以此镇压工人的力量，并任令周凤岐为上海警备司令。

四月九日，第一师由上海乘火车移驻南京。这时师内传说薛岳已被北伐军总司令部扣押，因为来了新师长邓振铨。在部队到达南京时又见到了薛岳《告全师官兵书》内有“投机取巧者愈众，努力革命者愈危”等语。后来才知道薛岳已逃往广东，当上了陈济棠部队的师长。（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薛岳师被起义工人武装击败，此后薛又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将领。）

四月十日夜晚，第一师第一团中校团附程式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但是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湖南人黄埔一期），三营营长容有略（广东人黄埔一期）均未到会。团参谋长杨步飞（浙江人黄埔一期）首先发言，他说：“薛岳在上海勾结反革命分子，对内利用私人，排斥异己，企图打倒总司令，他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人，现已逃走等等”。会议最后由程式拿出一份写好了的报告，要到会人签名盖章。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上级叫徐图远回团复职。当时，虽有人不欢迎徐图远，但又不敢反对。第三天，即“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装。这一天，徐图远也回团复职了。?

蒋介石的“反共”宁汉

蒋介石在上海做了周密的布置，他还联络青红帮整掉上海总工会。又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包括“西山会议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地主官僚在内的“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当时人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看法是“军队北伐，政治南伐”，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已纷纷南下当了蒋介石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天深夜，黄祖轲突然到了我连，他当时在北伐军二十一师陈诚团某连任连指导员，据他说，他是逃跑出来的。他们二十一师的师长严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湖北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邓演达关系很好，这时蒋介石不信任他）已自动离职，不知去向，该师政工人员也大部分逃走了。我问他打算去何处，他说，他准备绕道去武汉。我见他未带行李，送给他壹百元。他临走时，要我保重，并要我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利益。我说，我们两人同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救国救民，你对我有帮助，我不会忘记的。

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行动，得到了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声喝彩，他们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而蒋也因为有他们做后台，才敢于反革命。当时在军事上蒋介石有把握能指挥的部队不多，而在经济上由于有上述后台的支持，比武汉方面强。特别是长江下游被南京封锁，引起武汉物价暴涨，人民生活逐渐感到困难。当时的北伐军如二、三、六、七等军，为了军费关系，反蒋不坚决，而何健第八军许克祥团又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省工会主席和省农会负责人被杀害。湖北地方部队夏斗寅部勾结四川反动军队杨森等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并向武汉进军，这两件事虽未扩大，但也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

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南方几省中成绩最好，组织起来的农民最多，也最有力量。省农协遭到破坏后，各县的农协会仍在继续战斗，农民使用的武器都是鸟枪和梭镖，当时城乡的铁匠铺，生意好极了，日夜忙着制造梭镖。据说当时地主豪绅看见梭镖就发抖。

（39）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我在第一师闹人事纠纷时，由于不关心政治，态度消极，但是我也对徐图远不满。对万全策升任团长是欢迎的，因为万全策原是黄埔军校学兵连第二排排长，后来是副连长。我到第七团第二营四连当排长时，他是这个团第一营副营长。他当营长，我是他这个营的第三连连长。他认为我练兵、打仗都不错，对我很好。在浙江、上海作战时，都给我记了功。徐图远复职，他因有病，也由于升了团长不能到职，内心有点难过，请准了病假到上海养病，临行时还找我谈了话，主要是勉励我好好地把兵练好，准备继续北伐。

这年六月初，我患严重胃病，加上我在浙江桐卢作战负轻伤未下火线，身体虚弱，经徐团长批准我到南京鼓楼医院养病，连长职务由副连长代理。六月下旬，病情好转，我向医院请假到上海某医院看望营长万全策，他对我说，他不想再回第一团工作，正准备向校长（蒋介石）写报告要求调到其他团。我说，我想在养病期间回湖南老家一趟，处理几件家务事。他同意了，并要我给他留下我老家的通信地址。

我从上海经武汉回到湖南华容东山。这时张昌菊已在一年前带着他的孩子搬到塔市她娘家去住了，老家几间房子已破烂不堪，有两间住了一个姓李的贫农单身汉，他给我家种着八亩田。弟弟良材由于受到过继的母亲虐待，在一个姓李的富农家做长工。伯父、叔父两家还好，只是叔父多病，家庭更穷困。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正在领导家乡农民运动，见我回家，他很高兴，由于我住在他家，他把家乡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宣传到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武装农民，以及为何斗争地主豪绅等等谈的非常详尽。我在广东期间，他已不教私塾，在长沙私立“公益师范”学校念书，曾和我经常通信。北伐进军中，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故乡和他两个同学领导农民运动。据他说，许克祥在长沙的暴行，华容稍受影响，有少数领导人产生了某些顾虑。当时文宣区农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易枪一（又叫易端章），他是我在私塾念书时同学，大我三岁。我到黄埔后写信劝他到广东，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进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随北伐回湖南华容组织文宣区农协会。这次他见我回故乡极高兴。据他说，家乡开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时，接受最快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感觉锐敏，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行动也很积极。但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易犯“风头主义”的毛病。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他们中间虽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或有赌博恶习，但一经说服教育，很快就转为革命积极分子。问题是少数流氓无产者为敌人收买利用，叛变革命，危害很大。对地主豪绅最痛恨，革命最坚决的是贫雇农（应该是产业工人革命最坚决，组织纪律性最强，但农村没有产业工人），因为贫雇农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最严重。

华容东山的地主豪绅，在一九二六年冬和次年春的农民运动高潮中，被农民杀了不少，罪恶比较小的也戴高帽游了街，他们过去的威风，已经全面扫地，只有个别的外逃。恶霸地主邓运章和他的劣绅大儿子邓华人已被杀掉，连他的小儿子邓锦泉也给杀了。城乡赌博之风已绝迹；小脚妇女正在放脚，并积极参加各种会议；祠堂庙宇已改作学校，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学文化；盗贼、小偷、吸鸦片等等也已绝迹。离别不到三年的故乡，真是“换了人间”！不过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才起头，山水田地自然面貌还没改变。山还是光秃秃的，水也没有治理。确切的说，应是：“故乡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对家乡这样巨大的变化，我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好的很”。但我们的敌人却认为“糟的很”。我的启蒙老师方玉轩原是望夫团的绅士，但不算“劣”，在这次农民运动中他看不惯，同情地主，在听到有些农民群众要抓他时，他逃跑了，以后成了东山大恶霸。我另一个比较进步的老师包韶露，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积极分子，但在这大革命中却观望、旁徨。当我到他家看望他时，他说，“老年人不中用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言下之意似乎有点埋怨年轻人在“瞎闹”。

湖南许克祥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以后，陆续分驻各县，摧垮了各县农协会，恢复了县团防局。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到县城，继而又恢复了区团防局，豪绅地主回到家中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把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称为“暴徒”，称农民为“暴民”，称手工业者为“痞子”，说农民革命运动是“痞子运动”。他们带着团防局丁勇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乡久留，就抓紧时间办了三件事：一是把弟弟良材接回家，让他耕种自己的八亩田，并让他与堂叔韩玉秋脱离继承关系。二是把张昌菊的孩子过继给我已死的大哥为子，以后称我为叔父。三是和张昌菊离婚。这三件事都是经过伯父章常、叔父金陵和张昌菊的叔父张光第（区农协负责人）当面谈好的。只是张昌菊不愿意同我办离婚手续。我给她二百元钱，说好此后她的行动与我无关，。这时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华容全县已在白色恐怖之中，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逃到武汉。何长工同志就是逃到武汉的一个。也有的逃武汉，路经岳阳时被捕，如韩国栋、欧阳梧等人就是在岳阳被捕押送到长沙杀害的。由于我是第一军的现役连长，是由南京请假回故乡处理家务事的，谁也不敢抓我。

七月中旬，我离开故乡，同几个知识青年由塔市乘船到新堤，再到武汉。临行时，韩凤山、易枪一曾再三要我留在家乡搞革命，我因为是一个现役军人而没有接受。 结果，韩风山也随我到了武汉，易枪一留在故乡继续领导农民做地下斗争。（一九三零年，易枪一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秘密到南京，在两个华容同乡掩护下治病，这时我已离开南京，不久他病故了。）韩凤山在武汉入伍，到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兵营当兵，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在红军二方面军某部当师政委时牺牲！他的儿子韩明清是烈属已七十多岁，老伴李正安大我两岁，还健在。韩明清有四个儿子，老大曾任华容塔市镇镇长，老二在华容公安部门工作，老三是小学教师，都是中共党员。

（40）分歧路口

我这次回到故乡，还特意到黄祖轲家看望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儿，并打听到黄祖轲自南京逃出后，在汉阳兵工厂工作。我到武汉的第二天，即到汉阳兵工厂去看望黄祖轲，他不在，我留下了我的住宿地址。第二天，他到武昌斗级营一个小客楼找到了我。据他说，汪精卫已下令“分共”陈独秀对汪精卫让步，要中共党员请假离开武汉各机关各学校，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的军武装也解除了。七月十五日以后，汪精卫开始大捕、大杀中共党员。他又说，现在可能有人在监视他，他准备在一两天内随某团去广东，并再三嘱咐我，不要为革命低潮迷惑，要本着我们早已确定的革命目标勇往前进。我同他在斗级营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午饭。他告诉我，原在第七团任团党代表的蒋先云，已在河南某部任团长时，作战牺牲了！临别时，他要归还我在南京给他的壹百元钱，我婉言拒绝。想不到我们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华容逃到武汉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反动派杀害，有的被监禁，少数到军队当兵。当时反动派说什么：“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往何处去？我再三考虑，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随黄祖轲去广东，我向他提出这一意见，他不同意，他认为我身体有病，不能长途行军而过度疲劳，并说：“留的青山在，不愁无柴烧”。二是回南京鼓楼医院治病，病好以后回第一军暂时当着连长，以后再看形势如何而定。三是暂在武汉治病，读书，因为我手中还有二百多元现款，可以维持半年。由于斗级营是在黄鹤楼附近，我在黄鹤楼散步时，见到一张武昌水陵街“美术专门学校”贴的一张暑假招补习英语、数学广告，并可在学校住宿。我随即报名，搬到美术补习班补习英语算术。八月初，有个华容东山同乡季书佩来找我，他是黄埔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曾在北伐军某部当连指导员（可能是中共党员），他要我同他回华容 ，以黄埔学生名义找工作，表面反共，暗里帮共，我同意了。我们第二天就离开武昌乘火车去岳阳。由于车上人太多，上不了车，我们背着行李爬上车顶坐着，由于过度疲劳，在半夜里睡着了，行李不知何时丢失，这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就这样，我们空手回到故乡东山，易枪一听说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两天后，我突然接到万全策的信，他说，何应钦任命他当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约我速到上海某旅馆会面，同去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训练，我立即回信同意到上海找他。

我走后不久，季书佩当上了华容东山文宣区区长，他在工作中因袒护中共地下党员，华容反动当局将季书佩监禁。半年后季逃到南京，经第二师郑洞国团一个叫何章的营长介绍到第二师师部任上尉参谋。（何章是华容人黄埔三期毕业，蒋、冯、阎中原混战时，在营长任内作战阵亡。季书佩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某部队团长，在上海作战时牺牲。）

（41）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此处有删节） 我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下决心离开蒋介石的阵营，走了一条弯路，至今深为遗憾！有人说，我当时如果走上反蒋的路，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的胜利，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花朵和果实。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经常观看校政治部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话剧，它鼓舞军校师生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有些故事非常感动人，可惜我现在记不清了。

（42）走上弯路

八月下旬，我带着华容东山四个知识青年（徐惠芳又名徐维桑、陈宗藩、李子春、刘某）经武汉到上海，在某旅社会见了万全策，他带我们到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他向何应钦保举我任补充团第三营营长。在接收新兵中，我的胃病加重，又突发急性肝炎，全身发黄，不进饮食。万全策派军医送我到杭州住医院。一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准备回营练兵。这时第一军在镇江附近与孙传芳南渡长江的军队作战，伤亡很大，何应钦令补充团的新兵全部交给第一军补充缺额，补充团停办军官又听候另行安排工作。我继续住院疗养。十一月底，连以下军官又都安排了工作，我出院到南京，这时南京中央军校在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下野住在日本，他要何应钦、张治中在南京创办军官团深造黄埔各期毕业生）命令成立军官团，我高兴地报考，被录取编入第二营第七连学习。这是我几年来的心愿。

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迁来的，校长是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张治中，当时正在训练第六期学生。军官团由军校领导，团长是黄幕松中将，不久黄被派去西域任特使，由冯轶裴中将继任，第一营营长林振雄少将，第二营营长周址少将，第三营营长廖士翅少将。连长是上校，排长是中（少）校，学员全是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课目以军事学术科为主，政治课次。政治部主任是曾养甫。军事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多数是从旧军队来的。军事学科是战术、筑城、兵器、地形等所谓四大教程，术科是操场制式教练，野外勤务和实兵战斗学习。政治课是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孙中山著述。

由于我只有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在学习中确实感到困难，好在和我同寝室的原在学兵连的同学何良信（江西贵溪县人）是中学毕业生，他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怀念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犯了错误被监禁，现在下落不明）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到私人办的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一九二八年暑假，同学们有的回家探亲，有的到上海去玩，我还是留在团内补习功课。在期考和毕业考试，我的成绩还可以，特别是战术作业和野外实兵指挥学习，我名列本连前三名。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随即与宋美龄结婚后回到南京，复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在财政上窃取了权力，就大肆扩军。从此，新军阀混战，越来越凶。在蒋介石未复职前，唐生智已大肆扩军，占据两湖和安徽三省，反对南京政府，李宗仁、冯玉祥联合出兵讨唐，唐失败下野出国。接着张发奎率部进广东，发宣言攻击南京政府，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与之合作。张发奎失败后，汪精卫隐退出国。

蒋介石复职后，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恺、丁维汾五个常务委员负责，但实权则握于蒋介石之手。他复职之时，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长，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出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又决定将阎、冯所部军队番号改为集团军，以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代理），二、三、四集团军总部，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其佘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自后，这四个集团军连年混战，互相残杀！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军官团毕业，这时蒋介石正在向德、意、法西斯统治者学习，他向德国买枪炮，向意大利买飞机，并请来许多德国顾问，在军官团毕业学员中择“优”留下六十名组成教导队，由德国顾问训练。我是这六十人中之一。接着成立教导第一师，原军官团团长冯轶装任师长。这时原军官团第二营营长周址任军校军官研究班主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万全策任军官研究班大队长，他们二人写报告向张治中建议，要我到军官研究班第二队任少校区队长，因而我留校没到教导第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后来改为八十七师。（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被解放军消灭）

我在军官团学习时，由同学石扬名介绍他的小姨子张剑云同我订婚，她念过三年小学，当时不满十六岁，同我订婚又念了两年小学，十八岁时同我结婚。她的父亲张玉堂，山东滋阳县人，家庭贫农，早年在张勋部队当过兵，这时在南京赶马车为生。

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兴兵“讨伐李宗仁，由于蒋收买了李的部下李晓瑞、杨腾辉两个师，未费多大气力，顺利地攻占武汉。李宗仁，逃香港，白崇禧、黄绍雄逃越南，不久三人于秋冬之交又回到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讨蒋，后由几个国民党元老从中调解而“和平解决了。”

我在军官研究班任区队长时，故乡湖南华容仍处在革命低潮中，不少领导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反动派杀害，少数外逃。有个县农协负责人廖一贯，因为他的侄儿廖志超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他逃到南京，有一个认识他的华容人在南京发现了他，向警察局告发，被关进南京监狱，我和廖志超还到监狱看望了他。

我的弟弟韩良材，是乡农协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中，因劳累过度病故。这时逃到南京的东山知识青年，凡是认识我的，都来找我。如黎南杰、蔡逸民、李重辉等人。我给他们或介绍工作、学习或在生活上给以帮助（我那时的月薪一百三十五元）有个中学毕业生韩岁 ，我介绍他到某通讯训练班学无线电通讯，他在学会使用机器后，携带收发报机逃跑了。此人后来下落不明。可以肯定已逃到当时的苏区。

黄祖轲从武汉到广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他听说我在南京军校，给我写了一封信，因没有写明通信地址，我无法回信。他回到华容故乡，做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牺牲！

方之中同志（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北伐进攻江西时，他在第六军某部任指导员，我们在南昌会见过）也在家乡华容领导农民斗争了一段时间，失败后到南京住在湖南会馆，我去看望他，要他立即离开南京，因为在南京的华容人有人认识他。他到上海做地下文化工作，常和我通信。抗日战争中他到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起义部队董xx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司令。现已八十多岁，已离休住在天津。

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到一九三零年三月，我在军校学习和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军事知识，为我后来练兵、作战，特别是为我任旅、师参谋主任和师参谋长奠定了基础。

五、离开军校后的一场经历

（43）在连、营长任内

一九三零年底，唐生智在河南反蒋战争中，唐的部队被蒋介石打败，两万多俘虏兵，被编为教导第二师和教导第三师。教二师师长由南京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教三师师长由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兼任。

教导第二师的各级军官，大多数从军校调任。学生总队长汤恩伯调任教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学生中队长杜律明调任第二旅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胡琪三）机关枪连少校连长。我在军校两年多的生活，从此结束。

教导第二师驻浙江，编成两个旅六个团。这年夏天，汪精卫到华北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引起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教二师参加了这次大混战，伤亡两千多人。我在河南开封附近作战时，左肩膀负重伤，几乎残疾，至今每逢阴雨天还发痛。

这次混战近半年，双方死伤十多万人，河南、山东两省的老百姓遭受了大灾难！据河南《赈务洪编》记载，河南死亡人口近十万，逃亡在外接近百万，房屋、财产损失八千多万元。山东也损失不小。

这次混战，由于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许以平、津地盘，引诱了张学良率部进关，向阎锡山后方压迫，阎、冯战败下野才告结束。

在这场混战结束后，教二师又开回浙江，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于伤愈回部军官两百多人，无法安排，办了个军官教导大队，师参谋长富文兼任大队长，我任第二队区队长。同我一起任区队长的有石觉。

一九三一年四月，第四师接收浙江省税警团，这个团是宋子文财政系统的机械装备团，团长赵君勋，美国留学生，是赵恒惕的弟弟。第四师接收这个团后，改为特务团，我任这个团的第一营营长。不久，赵辞职（赵君勋现住北京是民主人士）刘子清接任团长。刘是江西乐平县人，黄埔二期毕业。

同年五月，第四师又扩编了两个补充团，补一团团长戴安澜（徐庭瑶的安徽小同乡黄埔三期毕业）补二团团长梁恺（湖南耒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这时第四师共九个团，两万多人。六月，两广反蒋，第四师革命由浙江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这时杜律明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二十四团团长。在上海乘船时，我这个营和杜团同乘一条船，临时归他指挥。在船上两天两夜，我发觉杜律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安静，和我谈话时还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也有了初步认识，认为他是关心部队，了解详情的好团长。

第四师到达武汉后，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但附和两广反蒋的驻在河北的石友三部队（原冯玉祥属下军长）仍在平怿铁路各车站扣留车辆，声言向平津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令第四师开河北邯郸，协助张学良打石友三，结果，石友三部队大部分被东北军消灭，一部分在南宫县被第四师缴械。

当时附和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部队约三千人仍困守河北大名城，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拼命指挥本师和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队（约两千多人）一起围攻大名城。大名城南有条卫河，徐庭瑶以为刘桂棠不会向南逃窜，布置崔邦杰攻南门。在合围后，炮兵轰炸了西城，但刘匪坚强抵抗，爬城的第四师部队，死伤一百多人，我营阵亡第三连连长一人，伤排长二人士兵伤亡三十多人。当天深夜，刘桂棠串通崔邦杰，从南门逃窜，并向东转移使正在东门外各村庄休息的杜律明团受到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事后，第四师集中到河南开封整训。

刘桂棠部队从大名城窜往山东，后为国民党某部队收编，收编不久，又流窜到热河。在长城抗战时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日寇投降后，刘桂棠为蒋介石收编长期为害山东，解放战争时，刘在山东为我解放军打死。

崔邦杰在大名城放走刘桂棠后，其部队在开封补充。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调任崔邦杰为绥署少将参议。并在开封城内给他一套很舒适的寓所，让崔的家属居住。但是崔的匪性不改，认为他的部队编织是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出的主意，怀恨彭和徐。有一天，他请彭启彪和徐庭瑶到他家吃饭，徐未去，彭去了。在吃饭时，他解除了彭带去的警员武装，将彭杀害，事后他全家乘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出开封南门，逃到豫西南重操旧业。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令张学良不抵抗，十多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让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他呼吁“攘外必先安内”，把已在华北的军队调到南方“剿共”。第四师也在这年初冬由开封调到武汉。

这年长江发大水，湖北江汉平原遭受了大面积的水灾，我亲眼看到逃难到武汉的灾民有不少饿死在武汉街头！国民党的军政官员毫不过问，有些官员和富商还以廉价买灾民少女作妻妾。还有些官员竞强奸灾民妻女，真是禽兽不如！

这年年底，贺龙将军领导的湘鄂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平汉铁路与豫、皖、鄂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采纳）。蒋介石令第四师十二旅到应城、长江埠一带“堵击”红军，结果十二旅全部被红军消灭，旅长张联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当时我这个营驻汉阳兵工厂，我认为杜律明被打死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律明因父死已回陕北奔父丧，打死的是以中校团附代理团长职务的周凤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部队，奋起抵抗。第四师奉令由武汉开江苏镇江，归张治中第五军指挥，准备到上海参加抗战。我营官兵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待着与日本侵略军拼战。但到达镇江附近时，却奉令停止前进。原来蒋介石已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上海及其附近不驻中国军”的停战条约。

（44）在团附任内

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师驻安徽蚌埠，我调任补充第二团少校团附（相当于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事有凑巧，我到职的当天深夜，第三营九连一个班的士兵带枪逃跑，并夺去连长的手枪，打死了连长。原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生活虽比杂牌部队士兵生活好，但由于募兵制，招募来的兵，有不少地皮流氓，而管理训练又不严，加以蒋介石不断收编土匪部队，士兵携枪潜逃，多半是受了钱财的勾引。这次整班潜逃，仅是其中一例。

这年九月，补二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吴国藩，被调升某师当团长，徐庭瑶派师部军法中校主任王起凡（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徐庭瑶的安徽老乡，又是亲戚）兼任，因为他没当过排、连、营长，下团当团附他也干不了。但是徐庭瑶又为什么要他兼任团附呢？是为准备提升他当高级军官。由于王超凡不下团到职，因而我又代理中校团附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元月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组成第二十五师（原来孙连仲部队的二十五师，已于一九三二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蒋介石捡到了这个番号），原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升任二十五师师长，杜律明任师七十三旅旅长，张耀明任七十五旅旅长，这三人都是陕西人，也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我任杜旅一四六团少校团附代理中校团附职务。因为王超凡调任二十五师军法主任仍兼任一四六团中校团附。

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自以为是黄埔一期，又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派到第四师当团长，他满怀信心认为这次能升任旅长，结果落了空。当这三个师的组成命令下达后，他愤愤不平以对我；说：“关师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边说边拿出组成师的人事命令给我看，他说：“两个陕西人由团长升了旅长，杜律明升旅长我没意见，因为他当团长比我早，工作能力也比我强，张耀明升旅长实在不能令人心服”。于是他称病请假到南京住医院，要我代理他的团长职务。

一年半前在河北大名放走刘桂棠。在河南开封杀害彭启彪的崔邦杰，这时又聚众近两千人，在河南南部沈丘、项城一带为匪，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老百姓叫苦连天。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时驻皖北阜阳，河南省主席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令杜律明率部进剿。杜受令后，想起了过去在大名吃过崔邦杰的苦头，因而这次清剿崔匪的行动很积极。由于崔匪很狡猾，有一套对付清剿办法，杜旅捕捉了十多天，历尽辛苦，毫无所获。好在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雪厚三寸以上，杜旅终于找到了崔邦杰人马足迹，但杜率部追了大半天，人困马乏，仍未追上。他召集两个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我当时是后尾团，杜律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继续追，可能追上，否则雪化了，或刮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律明同意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部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以后跟近。

我奉命后，全团忍着饥饿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里吃饭，准备住宿。我立即令各营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们组织敢死队突围，但在我团密集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两小时全部被解决，打死百余人，生俘一千多人。清查结果，内有肉票妇女二十多人，崔邦杰已在前一天离开了这股匪，他的两个小头目宋天祥、杨小猴已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加奖了杜聿明，并向蒋介石报告为杜立了功。

（45）热河沦陷，长城告急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我国东北完成其建立伪满州国的侵略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出动了“关东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以及部分伪军、特种兵等约四万多人，先后向我山海关、热河等地进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早已命令张学良要他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聿不准抵抗”。他宁愿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这就使东北三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刺刀铁蹄之下度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根本原因。在这次日寇进犯热河、长城时，驻防在长城内外的东北军，有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汤玉麟等部队约十五万人奉命不予抵抗。首先是何柱国部队，弃守山海关。接着日本侵略军分路向热河入侵。当时驻防在热河的部队，有汤玉麟（汤是热河省主席）部三万多人，万福麟、王以哲的部队约五万多人，还有驻在热北、热中的崔兴武、孙殿英、刘桂棠、李守信等部队共约六万人，另有冯占海、邓文、檀自新、李海书等东北义勇军约四万人。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热河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时，防守热东朝阳的汤玉麟部队邵本良团首先叛国投敌，打开了热东大门。而万福麟部队也从热东退入关内；在热北的崔兴武、李守信、刘桂棠也接着叛国投敌；孙殿英部队由热中退到察北；三月四日，汤玉麟亲守热河省会承德，逃到天津外国租界寓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热河呆了近三年，听到许多年老人说，长城抗战前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搭档，靠拉枪杆子起家。他统治热河六年多，做尽了坏事，老百姓都说：“汤玉麟在热河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没做过。”比如他任用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厅长，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地亩税预征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又任用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名为禁烟，实则大种鸦片，到处贩卖烟土，使许多热河人都染上了大烟嗜好，而汤家却大发横财。老百姓说：“汤家三父子是吃人的三只大老虎”。

民国十五年，汤玉麟带着一个旅至多约五千人到热河省当主席，连年扩军，六年时间就扩大到三万多人。他长期不发军饷，军队需要费用，全由地方摊派。他属下的军队，中、上级军官，多是他的亲信，骑兵团长汤玉书，炮兵团长汤玉铭，是他的亲弟弟，热河快要沦陷时都升了旅长。像这样纵兵殃民，把热河搞成“人间地狱”的省主席，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只有逃跑。

在热河全境快要沦陷时，蒋介石令徐庭瑶组织十七军，辖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另配属该军骑兵第一旅，独立炮兵第四团、第七团，重迫击炮第一营，共四万多人，从二月下旬起陆续开往河北。当时第二师在洛阳，八十三师在湖北孝感、花园，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刚由河南项城移驻安徽蚌埠，七十五旅随师部在许州。这三个师和骑兵、炮兵部队，历年来都在南方各省“剿共”，从来未进行过对日本侵略军作战训练。对防空、防坦克、以及现代化筑城作业，都一无所知。这时北方仍在下雪，官兵们没有大衣和棉鞋，虽有朱庆澜、杜仲远、黄炎培、车向忱等人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捐助了一部份，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蒋介石根本无诚意抗战，他派嫡系部队十七军到华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阴谋诡计是把他的军事力量伸向华北，以便赶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叫嚷“保外必先安内”，这次热河沦陷，长城各地告急，他又叫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种消极态度，不仅影响到他的将领们没有决心抵抗敌人而等待外交方面的交涉，也使日本侵略军摸到了蒋介石的底，而得寸进尺。而且这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还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情况下勉强定下的。

关杜旅于三月一日由蚌埠乘火车首先到达河北通县。这时梁恺团长才由南京回部，许多战备工作要做，可是梁团三个营的营长都请假到北平城内去玩。我建议不能准假，但梁团长本人也要去，我就没办法了。这样一来，后果极坏，下级军官接二连三的请假，我只好让他们轮流离去。结果三个营长在北平城内嫖妓，都染上了性病。（第一营营长钟西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他的未婚妻到北平看望他，两人未婚先同宿，使女方染上了淋病，左腿瘫痪，女方向法院告状，结果法院判决由男方花了一笔钱而解除婚约。）

梁团少校团附王铮（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四川人），由于害怕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请长假闲居北平，长城抗战结束后，又由他的四川同乡曾扩情派到关师教育大队任政治教官。（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任某兵团少将政治主任，被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

更奇怪的是师有政训处（主任黄徽津，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团有政训室，政工人员不少，可是他们不做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要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战前景怎样？官兵们都不知道。

在二十五师全部到达通县后，师长关麟征第一次向全师官兵讲话，他在讲话中无中生有的夸奖张耀明的七十五旅，用意是要杜旅向其学习。张旅是原来第四师的独立旅，关任旅长，他这样讲话，无异是夸奖自己，引起杜旅官兵不满。此后两旅长期不团结。在这次大会散会后，杜聿明对我说，我们七十三旅刚成立，就在豫南李母子庄消灭了崔邦杰匪部一千多人，刘峙主任还表扬了我们，师长应该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师长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于三月四日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协同第六师团进犯了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喜峰口守军宋哲元部队（原冯玉祥旧部）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大刀杀敌，使敌人的机枪、大炮失去作用，打了大胜仗。可是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支“杂牌部队”，不给予弹药补充，还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这支部队。直到四月中旬，部队弃守冷口，喜峰口侧背受到敌人威协，才自动撤退。如果当时防守长城各口的我军都像宋哲元这支部队坚强抵抗，敌人是无法飞越长城的。

（46）古北口之战

在承德沦陷时，东北军王以哲军一零七师（师长王以哲兼）防守在承德西面溪平县城，这里有滦河作依托，可以固守，最少也应该阻滞敌军前进的时间。但这个师一与敌人接触，稍有伤亡即撤退到巴克什营，让敌人安渡滦河。继而溃退到古北口。这时十七军军部正由蚌埠乘车向北平前进。由于承德沦陷，敌人逼近古北口，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张学良（主任是蒋介石兼）直接指挥关师于三月六日由通县出发，八日凌晨到密云，当夜又命令向古北口增援，暂归王以哲军长指挥。

关师在九日傍晚于石匣出发向古北口前进时，一零七师正由古北口向后撤退，人马车辆毫无秩序，似乎有敌人在后面追赶，但我们一直没听到枪炮声。这不仅是影响了还在古北口防守的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张作相的儿子）的官兵士气，也影响了正在前进中的关师的士气。原来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要求王以哲也要撤离古北口，王不同意，要张建柜等待关师到达接防后再说。关师于九日深夜赶到古北口，王即令关接替张师防守任务。关不同意，认为部队连夜行军，十分疲劳，而弹药、给养未跟上，古北口地形不熟悉。他提议在张师后防守第二线阵地。王同意了。

关麟征当即作如下部署：“以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担任右自龙儿峡经将军楼后面高地至古北口南关之线，构筑军地防守；”以一四六团（缺一个营）占领南关（不含）西南高地至西河镇（不含）东端高地之线。七十五旅以一个营占领西河镇及其右侧高地，以一个营在龙儿峪右侧向羊子路警戒，负责全师的右侧安全；其余为预备队，位于古北口东关后侧皇道甸附近。师直属部队位于东关，师指挥所在古北口南关街关帝庙。

关麟征这样部署，是有私心的，他认为七十五旅是他的亲信部队，不愿意安排重要任务。我同梁恺团长带着两个营（一个营留作旅预备队）于十日凌晨占领了上述阵地，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古北口周围多是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士兵们只好移石作掩护。上午七时左右，我同梁恺团长到长城上视察前沿阵地。我对梁说：“这里的确是天险，长城又高又厚，前沿都是悬岩深谷，敌人很难接近，只要坚守住关口，敌人决不能飞越长城。”古人说：“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是有道理的。虽说现在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但总要步兵占领。”梁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飞机大炮轰不垮这又高又厚的长城，问题是关口不属于我团防守范围，我团两个营的兵力，只能保住本阵地，如果关口有失，就难办了。我说，师旅都有预备队，而且也都控制在关口附近，可能不会出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将我团左翼抽出两个连控制在右后，以防右侧出事。梁同意了我的意见。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及附属特种兵约七千多人，侵占北平后，经平古公路克什营向古北口进犯。三月九日迫近古北口北街。自十日上午起，飞机不断飞临古北口及其两侧上空侦察、扫射、轰炸，张关两师均有伤亡。就在这天，王以哲离开了古北口，并令张师留下一个团防守古北口及北关街和北关口右侧长城上的将军楼，交关麟征指挥，其余撤退到西河镇。按说，这时张学良已被迫下野去上海，准备出国，东北军将领已无心思抗战。

十一日凌晨，敌飞机大炮向古北口北街、北关口、长城上的将军楼，狂轰滥炸。上午九时左右，敌人坦克车掩护步兵侵占了北关街。奇怪的是关麟征不派师预备队支援，因而北关街和北关口相继沦陷，敌人攻进北关口以后，一面攻南关口，一面爬上长城攻占了将军楼。

这时的关麟征藉口将军楼失守，杜旅受威胁，他带着一四九团前往右翼作战（应该责成张耀明旅长指挥一四九团），糊里糊涂负了轻伤。他负伤后，回到师指挥所，电请何应钦任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任梁恺为七十三旅旅长，他本人到北平住院养伤，把棘手溃败的难摊子交给杜聿明。

关于关麟征在古北口作战负轻伤，师里有三种传说。一是说关自伤；二是说关在发现附近有敌人时，令士兵投掷手榴弹，由于投弹过近炸伤了师长；三是说敌人打伤的。（关的个人品德很不好，他在北平住院养伤时，许多爱国人士、爱国团体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尊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他在医院诱奸了一个女护士，激怒了这个医院的职工，院外也有人知道，并传到了二十五师。）

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外侮，动员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流了无法计算的血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筑起举世闻名的长城天险，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不孝子孙，轻易地让长城天险成为外寇入侵的坦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十二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古北口南关左侧阵地上，用望远镜看到由右侧溃退到潮河支流干沟的官兵，纷纷向平古公路上狂奔，南关口和南关街也有官兵向后溃退，我立即用电话向杜聿明代师长报告，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要我指挥控制在右后的两个连增加到右翼，阻止侵入南关口之敌爬上长城；二是要我派团属特务排到公路上拦阻溃退官兵向后跑，并要他们爬上公路东南侧高地继续抵抗。第一个任务没问题，侵入南关口之敌几次爬长城都为我军击毙或打伤，终未得逞。但第二个任务，我无法完成。因为公路东南侧尽是悬崖陡壁，爬不上去，而且溃退下来的官兵中有旅长、团长，他们比我官大。我将这情况再打电话报告杜聿明代师长，这时电话已不通了。

二十五师溃退下去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指挥系统，也正是敌人大炮射击和飞机轰炸，扫射的好目标。这个师的官兵鲜血，染遍了平古公路和潮河河滩（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梁恺旅长不听我的忠告，也随着溃退官兵在公路上被敌飞机炸伤，随他多年的一个勤务兵被炸断了左腿，一四五团中校团附邓某也被炸死。

在古北口之战，二十五师共伤亡官兵四千多人，而在阵地上伤亡的仅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在溃退中牺牲和受伤的官兵近三千人。

这天下午五时以后，敌炮停止了射击，飞机停止了活动，我命令两个连撤退。除在阵地上伤亡三十多人外，撤退时无一伤亡。这次战斗中的负伤官兵，多数未抢救下来，特别是溃退中负重伤的官兵。回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天黄昏时，我带着两个连到了南天门，遇见杜代师长，他身边仅有两个卫士和两个通信兵。他正在用长途电话线向刚到密云的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报告古北口作战情况，并要求他派人收容溃退下去的官兵。当时防守在西河镇的一五零团一个营，早已撤退到南天门左侧高地。杜见我带着两个连安全到达南天门很高兴，并谦虚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一带地形很好，我建议就在南天门筑阵防守待援。他说，他也有这样打算，要我给他代写命令，由他签发。十三日凌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赶到南天门接替了二十五师的防守任务。两天后，二十五师溃散官兵，在密云集结整理。

• 这有篇回忆录倒是提到了二十五师与第八师团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