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在同一条光辉大道上的国共精英们（1）从前有条路 -- 禅人

这张照片上的石库门房子，上海人民应该都很眼熟，早年还在小和尚念经的时候，学校搞革命传统教育，几乎每年7月刚放暑假就会被车来这里参观。兴业路在哪里？看主帖内所附的地图就清楚，它其实是南昌路向东的自然延伸段，中间被南北向的重庆南路拦腰截断了，于是重庆南路以西为南昌路，以东就是兴业路。顺便说一句，在这两条路的衔接拐角处，现南昌路47号，有座砖木结构两层的小洋楼，名叫大同幼稚园[注]--记不起来了？不要紧，抄一段老拙叔叔关于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文字：

1930年，董健吾卖掉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上海为中共中央创办了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收养了一批烈士和中央领导的孩子。当时，这个幼儿园由董健吾具体负责，他的妻子郑兰芳是保育员。而大同幼稚园的直接领导就有欧阳新。1932年形势变得更加严酷时，也是欧阳新做出了解散大同幼稚园的决定。

大同幼儿园这期间收留的烈士遗孤和中共领导人子女，就包括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欲知详情，请看老拙:【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系列。

前面说过，兴业路76-78号（下称“望志路李公馆”）石库门房子，是与戴季陶一起办《星期评论》的李汉俊家的公馆，准确地说，是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老会员李书城的家，迁来望志路李公馆之前，李家原租住附近的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就设在李家三益里的家中，戴季陶搬出新渔阳里6号后也迁到那里为邻，邵力子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则在同一条弄堂的5号。

李汉俊是湖北人，原名李书诗，汉俊是他的号，他中学即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精通日文，英、德、法文也很了得，在日本期间已经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1918年底他回到上海，与随后回国的戴季陶等人创办了《星期评论》，并很快把这份杂志办成了五四期间影响甚广的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基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12月应陈炯明之邀去去当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交给了陈望道，上海小组的活动则交给了李汉俊，而维辛斯基在陈独秀走后也回莫斯科述职去了，所以，上海小组召集各地代表半年后召开中共一大的准备工作，是由李汉俊和另一名上海代表李达在张罗，会议地点则先定在附近的博文女校（离三益里不远，今太仓路127号），后转到汉俊同志自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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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和他的译作

不过李汉俊和上海这帮人多属于学者型人才，许多时间花在了教书写作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就是李汉俊在此期间的译作，他们对搞组织活动既不在行也不太专心。

好在预定会期之前的两个月，有个北京代表很积极地早早就来了，帮忙会议的筹组工作，此人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张国焘。张国焘一年前在上海活动过多次，还闯进孙中山寓所做过不速之客，上海小组成立前后，他因在北京上了黑名单而跑到上海避难，就在陈独秀家的楼下客房里，与李达为邻住了一个多月，他与陈独秀大谈李大钊北京小组的情况，还有今后组党的党章和实际组织等问题。作为北大五四学运的头头，张国焘擅长组织活动，较之上海书呆子型的长衫先生们，年轻的张国焘俨然更像个行动派职业革命活动家，于是，他成了起草党纲草案的牵头人，并在中共一大召开时被选为会议主席，而毛泽东只是与和周佛海一起做会议记录。

我们教科书上写到中共一大会议，一般列出各地与会代表共13人，即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对列席会议的两个洋人介绍不多。这两个洋人于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党成立的代表，他们是荷兰人希夫廖特（原名斯内夫利特）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那个荷兰人，有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大家都叫他 - 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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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在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尼长大，回荷兰上大学期间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回到印尼爪哇从事政治运动，发起组织了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并与当地规模影响更大的反殖民宗教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结盟，而结盟的形式，是由马林发明的保留社民联盟组织，同时以社民联盟成员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方式，在开展当地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颇有成效。这个“跨党”合作模式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一点没错，后来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正是由马林所建议倡导的，是马林同志经共产国际决议，把他的爪哇国经验搬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只可惜，我泱泱中华吃了马林抓来的爪哇国偏方，革命不成闹得上吐下泻，最后大革命失败了。

社民联盟在1920年改名为印尼共产党，同年，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凭着在东方殖民地的革命经验，马林得到了列宁的赏识，他的中国之行，就是直接受列宁的指示。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国焘说，马林看上去像普鲁士军人，一个善于雄辩而咄咄逼人的斗士，他在上海街头曾经路见不平，与一个欺负中国苦力的外国人大打出手，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上海同志与马林初接触后却话不投机，觉得他态度有些居高临下，作风远没有维辛斯基的谦逊和平等。他一来就以共产国际正式代表的身份，要李汉俊向他汇报工作。李汉俊很不高兴，他对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自己的理解，认为后者应该只是理论指导和顾问，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是不客气地回复说，中国党一来还没正式成立，二来也没决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三来即使决定加入，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也还待定。当一大开始后，李汉俊张国焘他们起初也没有邀请两位国际代表参加，这让马林倍感冷落，在他的要求下，大会在召开一周后邀请他来演讲。

但是那天会议出了桩意外。马林才开口演讲，门外来了个不速之客，见屋子里坐了一大堆人，说声“找错门了”，转身就走。中国代表同志们还没啥想法呢，马林反应超快，立即意识到这人是个密探，他要大家马上散会疏散。众代表将信将疑，除了陈公博陪主人李汉俊留下，其余人穿弄堂走小巷，最后躲进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等消息。果然不出马林所料，众人散去不多时，巡捕房的车就尖叫着开到了望志路李公馆门前。李汉俊以娴熟的法语从容应对法国探长反复的盘查，陈公博陪在一旁，紧张得抽掉整整一听香烟。毛泽东则半夜里从陈独秀家悄悄摸回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轧苗头，把闹肚子一个人睡得七荤八素而缺席当天会议的周佛海吓了一跳。至此，代表们额手称庆，感激机警的马林同志挽救了党。

也因了这桩意外，第二天，嘉兴南湖的这条船，从此成了革命的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