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894 中国 -- 华恩

在阻挠北洋舰队的建设过程中更是起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1894年1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与此同时，对侵略朝鲜蓄谋已久的日本也派兵到达朝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李鸿章面对此状，却无心应战，虽然有北洋水师这支王牌，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这一切又与翁同龢有密切关系。

　　十年前，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李的苦心经营之下，比日本水师强多了。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举国之力，奋起直追，很快就赶上了中国。十年前，李鸿章一时兴奋竟命令他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上晃悠，甚至停在日本海岸秀一秀。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登上中国舰艇，东看西看，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而十年后呢？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增一艘舰艇，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的巨炮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没多少。当时正向外国订购一艘快船，因资金问题而被迫中辍，结果此船被日本人购去，这就是日本战舰“吉野”号。战备品如此奇缺，又怎能不败？

　　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等作为理由来阻挠。另外，他还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小农经济，硬要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他们二人才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书本上见不到的。不过，在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般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要跳出来大加指责，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传统的儒家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地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试图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征，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

　　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当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是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

　　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于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还是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

仅隔3年，八国联军开始瓜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