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天朝令西人羡慕的宗教政策 -- 连续杀人

不少人看了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罗团委副书记的文章（链接出处），感到教育阵地的失去是个大问题：

如果情况单单是这样，那确实十分堪忧，因为教育是我们和敌人争夺下一代最重要的阵地。不过我国政府向来有许多事是光做不说的，在下我在泰晤士报的报道里就看到了些很有趣的东西：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给予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是口惠而实不至。其中主要的一是公职人员不能去清真寺参加祈祷（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党是无神论政党，在党国吃官饭的人理论上不应该从事任何宗教崇拜活动，包括伊斯兰教在内），而比较引人注意的还有两条，一是伊玛目要持证上岗，二是

不允许对18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传教活动。

这两条看起来引起了西方网友的热烈讨论。本来在有关新疆暴动的帖子底下一群狂叫“Free Tibet！Free East Turkistan!”的家伙High得要命，结果这篇新闻出来以后，突然窜出一群盛赞天朝这两条规定，要求西方政府向其学习者，整个讨论风向为之一变。

其实我觉得泰晤士报和那些西方读者至少对其中第二条（不允许对18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传教活动）认识有误。天朝的规定应该是不允许对本来无宗教信仰或信仰其它宗教的18岁以下青少年传教，而出身于某个具有家庭宗教信仰的青少年应该是不在此列的。估计很多西方人可能先入为主的认为“专制”的中国政府会不允许穆斯林父母培养他们自己的孩子为穆斯林，并且还为此欢欣鼓舞，希望中国政府学习。不过即使是按照天朝实际的情况执行，这些人估计也是很高兴的，因为在西方向青少年传教的情况看来很普遍。

而另外一条就比较有趣了：伊玛目要持证上岗（licensed）。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是不是指从官方经学院毕业、拿到文凭的人才能当伊玛目？如果是指这个的话，那这实际上也是天朝对各宗教都执行的一项一视同仁的政策，方丈、道长、主教们一样要从佛学院、道教学院和神学院拿到学位才行。这就避免了西方某些国家（比如说英国）有些神职人员是从外国从某些极端的宗教学校学习毕业之后回国任职，从而让宗教场所成为传播极端主义的温床的弊端。

出了这次问题，大家都指天朝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后。实际上从外人的角度看来，却有不少实实在在具有“先进性”的地方值得他们去学习呢。

　　可能是因为现在愿上学的都到中心学校或县城学校，许多村级学校都没年源了。另一个就是当地水源少，一个村没多少人，也办不了学校。象我们插队的地方是蒙族聚居区，知青走后教学水平大大下降，去年回去连乡级学校都快办不下去了，我所在的那个公社现在叫苏木，当年全公社总人口大约两千左右，分散在比内地一个县还大的地盘上，就是到村办或乡办学校也得寄居，所以现在小孩都到旗里上学。

老百姓了解一些你做得好的事，也能增加对你的信心和信任感，这些是当前政府比较需要而且缺乏的东西。

持证上岗对于极端宗教的传播影响有限，别人跟本不服从你的游戏规则或者阳奉阴违咋办？传道者是否存在极端思想能通过认证鉴别吗？对未成年人影响最大的家庭如果信教，关起门来让孩子背古兰经本来就不存在控制的可能。传教的行为在具体实施中要规避死板文件的手段简直太多了，再说伊斯兰传统中好像也没有传教给其他种族的兴趣，没有佛教那种普渡众生的使命感在里面。

其实反映的不是他们羡慕什么我们的先进性，而是他们自己的种族情绪和反伊斯兰情绪。要是说限制的是基督教或喇嘛教，他们就不那么羡慕了；关键限制的是阿訇和伊斯兰教。这是他们自己的屁股问题。

和314比，这次75在国际上够冷清的。主要西方领导人都三缄其口，关键就是姜毒们信错了教投错了胎。

汉族人信了基督教天主教都要防备，何况那里十几个少数民族。

如果没有当年的知青下乡，现在中国要多两亿文盲。

虽然当年那些人活得很不爽，但功在后世啊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其中隐含了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科学技术必须要转化为生产力才能切实造福群众。而要做到这一步，我以为至少需要两个要素。第一个，需要有高技术；第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比如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二者都欠缺，自然就存在一个优先发展哪一个的选择。毛泽东实际上是把手里为数不多的，受过些现代科技教育的人才作为种子撒到当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村去了，首先要从整体上消灭文盲，培养其一个有一定规模，并且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否则国家的腾飞永远是泥足巨人。这一点，印度和我们走了相反的道路。高等教育还算发达的印度却存在大批文盲，似乎也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措施去普及初等中等教育。六十年过去了，中国无论是钢铁水泥等制造业这种大众产业还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都已经把印度甩在了后面，哪种路线正确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包括前一阵子有关建国以来的教育路线，高考制度等问题的争论和思考，至少在我的认识范围内，如果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我想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科教方法。

BTW，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数据也是很吃惊的。由于资料的缺乏，很难对此进行一个论述去评价，只是凭感觉和从父辈们下乡的经历，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可信。我更好奇的不是这个数字的准确与否，而是为什么没有人去仔细调研过这个问题。如果属实，这不是等于抹杀了当年下乡知青的历史功绩。其他的，不想多说了。

其实，更具挑战性的民智启蒙基本上是毛时代完成的。邓法起家依靠的庞大青年劳动军也是毛时代生出来的。毛还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这就更了不起了。

再过几年，恐怕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还会被老百姓重新请回神坛上去。无它，现实经历总在验证他的正确性。

毛泽东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中可以说是最为深刻和全面的。他对中国问题做出的许多分析和判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奠定了建国的基础。因此，真正有智慧的人必然会尊重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哪怕是在当初看起来是失败了的。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的所要建立的是一种韦伯所谓的法理型统治，而时间则是其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必须加以肯定，这也是肯定今天的合法性。这也使得老百姓很自然的要把毛泽东请回神坛。

采用这样一个普及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的路线，必然有许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被强制或者引诱到贫苦的乡村，失去了城镇相对优越的生活，必然带来反抗和不满。这一点，在文革后的反思文学潮流中有很多的描述。而受惠者却不以为是理所当然，也不会感受到这其实是本来享受不到的福利。

这些策略必然导致控制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技校等在内的中等和初等教育的规模。可以看到专家教授下田下厂，工农兵大学生等尝试，效果如何不论，其实都是这样一个以底层培训为中心路线的教育科技路线。80年代后，这个路线被总清算，不过由于整体惯性还在，同时这个培训机制的果实开始结出，80-90年代大批受过培训的劳动力进入工农业生产推动工农业进步。90中期后，就可以看到关于青年工人质量下降的消息，以及本世纪来大学生眼高手低的报导。原因就是现在正规教育系统放弃对工农商业所需的人员的培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合格生产力只能在完成初级和中级甚至高等教育后在进行培训的方式来得到，实际是浪费了资源配置。

而且意识形态领域的胜利（且不说有没有胜利）并不等于教育的胜利。但是历史来看先进战胜落后，理性战胜愚昧是必然。

很多人都进城了，农村的学龄人口就少很多。

这样下来农村要是能集中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也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最近几年的出生率高，到时候上学一窝蜂，恐怕学校又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