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话中药发展史(1)——起源 -- 花大熊
中学语文教科书有。
转载“苛政猛于虎”的《捕蛇者说》是柳宗元写的,不是韩愈。
柳宗元写的那个地方,是“永州之野产异蛇”。永州,就是湖南永州,今湖南零陵一带,不是蕲春。
柳宗元写那个蛇的长相是“黑质而白章”,
和李时珍写的“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其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估计差不多。
蕲春是个好地方,几百年后又出了一个大科学家:李四光。
大熊科普的好,花上。
感觉所谓的韩医跟中医是大同小异。
现在看来,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产生台海问题是件好事,至少从中医领域看来,通过两岸对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巨变的历史中我们对自己祖先的文化是在丢弃还是在精进,我们有没有迷失。这是我比较喜欢看我们台湾中医师论述的原因。
至于,日本方面,大概是三百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也是时方派很横行的时代。所谓时方派跟经方派的分界,我个人是拿「张元素」当分界点,张元素之后创的方称为时方,就是「随着时代潮流创出来的方」,那经方就是「经典之方」嘛,或者是说那个「经」就是指《伤寒杂病论》。宋代虽然有创一些方,可是还可以算是经方派的时代。因为时方最重要的存在基础就是,张元素创出来归经理论之后,从此以后每一味中药都重新洗牌过一次,那个是最大的分界点。
时方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也分时方派跟经方派。只是日本不称为「经方派」,他们叫做「古方派」。然后时方派在日本称为「后世方派」。那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使用经方的医者吉益东洞,他就非常痛恨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他说那些后世方派的医生是「阴阳医」──就是那些医生讲话都是那种虚虚玄玄的,什么五脏转来转去,都不会医病──于是他就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跟医术,把整个日本的时方派扫平,那个时候吉益东洞的外号叫做「医杰」吧。
做到所谓「汉方中兴」这样的丰功伟业的一代武林盟主「医杰」吉益翁,据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只忌惮过一个人,他对于这个人,曾说:「对我而言,他一个人的存在,就隐然像是一整个敌国在那里一样,等我死了,医林盟主就非他莫属啦!」不过他说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接收吉益翁的天下江山,因为那个人只活到三十五就因为先天体虚得寒疝死了。这个人,在日本也有人称他为「医圣」,但到底是行迹不明,所以我就叫他「小」医圣,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人,学中医的,今天知道这个人的人都很少。这个人的名字是「永富独啸庵」,本名是永富凤(凤介),字朝阳。永富凤留下来的著作很少,谈医术的内容不太多。像吉益东洞,《药征》、《方极》之类的作品,都是清清楚楚在教人「医术的操作」;可是小医圣较有名的一本医学著作《漫游杂记》,主要的内容,却是在谈比学医术更「之前」的话题
──如何以《庄子》的「达人心法」练成《伤寒论》!──蛮夸张的哟,讲什么宋朝温酒达人奚娘子的故事啦、日本铸香炉达人龟娘的豪放言行啦……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庄子》吧,读到这样子的一本怪医书,还蛮感动的。
能把所有日本的时方派这样铲平掉,你说吉益翁的医术是不是算很强呢?很强。可是呢,吉益东洞也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吉益东洞而言,他的圣经就是《伤寒杂病论》。而《伤寒杂病论》我们都知道,是不需要理解的,只需要去背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会讲某国语文的人,甚至讲得很好的人,其实不见得是会文法的。
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话有什么文法,一直到看到那些师范大学编出来教育外国人的书才知道「喔?原来是有文法的?」。可是我们自己讲中文,并不会讲成不合文法。而外国人做过一个实验:你如果把一个文法正确的句子,依照那个文法结构,去造出二十几句同样结构正确的句子,让一个学习者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让那个人念熟背熟,再换另外一个句法的二十句让他念熟背熟,然后,再叫那个人自己去试着讲英文造句,会发现那个人的英文文法「竟然是对的」!──当你熟悉了正确的脉络久了,其实人的「潜意识」非常的精,它会硬地归纳出文法,然后作存盘。因为人的潜意识有这种机能,所以在我心里某一个角落,会相当赞成「读经教育」,因为你读熟了之后,很多很多的文法你会自然完成,那是潜意识就会自动运算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不会中文文法还是可以讲中文。
那,一旦人能够把《伤寒杂病论》背起来,他就算不是有意识的,他都会知道中医的理法是什么,以至于他在遇到病人的时候,即使只凭直觉开药,都有可能开的是正确的。那就是潜意识文法的力量。
吉益东洞,以一本《伤寒杂病论》做到这样的医术,当然是很难能可贵,可是呢?当他著书的时候,他就强调一个很激烈的论点「万病一毒说」,说所有的病都是一种毒气造成的,就是「邪气」,你不要管他是什么邪气,你只管把它打走就好了,而他这样讲,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病机理论」做到最简化,因为凡是在外面看过中医、或是听过人家谈中医的人都知道「病机理论」是多可怕的东西。「病机」就是「这个病为什么会发生,你的内在出了什么事」。那,那些中医黑话高拐分子讲话一扯起病机,什么内脏都可以掰进去,听起来很过瘾,可是……疗效很差。
我们中国人治病的时候都要「辨证」,对不对?那个「证」,我们都会写这个「证明题」的「证」,而不写作「辨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字里面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病症」的「症」;一个是「证」,「证明」它的推理过程。什么叫作「辨证」呢?──这是我们张仲景的绝活喔──比如说我们要判定一个「桂枝汤证」(就是说这个病适合用桂枝汤)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很多很多的小「症」,比如说他后脑勺有没有一点僵硬啦、鼻子有没有流鼻水啦、有没有打喷嚏啦、有没有脉浮起来啦、有没有吹到电风扇就觉得很讨厌啦,当这些这些所有的小「症」都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测出他体内确有这个「病机」,「病机」就是「之所以生病的理由」,比如说在桂枝汤证是「受到风邪而不是寒邪入侵,这个风邪还没有攻入营分,还在卫分……」 ──用这些小症状去找出病机──而当两者理论跟实际都脗合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明」,证明我们可以开桂枝汤。所以「辨证」的「证」都是用言字旁的「证」。「证」这个东西,除了「症状群」之外还有「病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完整的「证」的定义,它是一个「证明」的过程。
但是吉益东洞呢,就是因为太讨厌那些阴阳医讲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不允许学中医的人讲任何病机的理论,什么肾阴虚啦、肝火旺啦,不准!因为《伤寒论》里面也没怎么讲这些东西,《伤寒论》比较会讲的是说有什么「症状」,口干舌燥啦,大汗出啦……所以他就不准人家讲病机,只准人看这些「症」去推测他是《伤寒论》所说的哪个「证」。那当他这样子做了之后,从此日本人的中医医疗系统──他们叫「汉医」啦,「汉方医」──「汉方医」的医疗系统,就跟所有的病机理论脱节了。抓住了《伤寒杂病论》固然很好,可是从此跟《黄帝内经》说掰掰了。因为《黄帝内经》有很多内在病机理论的东西。之后在他们的汉方医学里面,《黄帝内经》就不见了──当然不是完全不见啦,而是不太容易学习了,学习上比较有障碍。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味药叫做「茵陈蒿」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说他肝不好,用茵陈泡茶喔──我不很喜欢这种做法啦,因为是比较苦寒的药──「茵陈蒿」,我们《伤寒论》里面当一个人发烧又发黄的时候会用到它,退那个黄疸的,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论「病机」就会说:「茵陈蒿,治的是肝经的湿热。」我们比较会这样子讲它,肝有湿有热的时候,茵陈蒿可以把它泻掉。可是吉益东洞的《药征》,就讲说:「说茵陈蒿治『湿热』,这是邪道之说!你看张仲景这位圣人之书所写的,你就知道茵陈蒿是治『黄』,所以各位记好了,茵陈蒿是治『发黄』!不是治湿热。」就这样严格划分,凡是讲湿热,他都打叉给零分这样子。
可是吉益东洞所做的好事就是,从此以后日本稳定于经方派,所以现在经方的研究,日本那边,像近代的几位,矢数道明、大冢敬节这些先生,医术都非常之好。他们如果有什么医得不好的地方,就会很深切地反省──我觉得日本人那份「认真」很可爱──他们会深切反省说:「啊,那个人头痛,在那边烦躁欲死啊,我就是没有背熟《伤寒论.少阴篇》的角落有一条『烦躁欲死的人应该吃吴茱萸汤』,所以才拖了那么久没把他医好,我真是太对不起病人啦!后来,想起来了,才给他吃吴茱萸汤,然后一吃就好了……」都在深切反省条文没有背熟的事情喔,非常可爱。反省的是「条文」,而不是「病机」的辨识、推理。
那日本人的中药呢,用的剂量比我们小非常非常多,几乎可以说,《伤寒论》的「一两」哦,他们会用现在的一「克」,那《伤寒论》的一两如果我来用的话,差不多是十几克,所以他们吃的药量是我们的十几分之一,附子用那么零点几克都怕毒死人,我附子八两都用过了。不过,他们用附子怕毒死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附子没有像我们中国炮制的那么透,所以他们的附子也比较容易毒死人。
那日本人用那么小的剂量能不能取效呢?还是可以的。我学中医的朋友遇到日本人来看病,都非常欢迎,因为日本人很乖,你叫他吃这个药,他就锲而不舍好好地吃,不会问东问西,就会这样连续吃三个月五个月,然后五个月以后来跟你感谢说:「先生,我真的好了,感谢您。」那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喔,我们中国人吃三天五天就要发作了,不是病发作,是脾气就要发作了。我觉得这事情很讨厌也很矛盾,你自己也在讲「西药很快,中药很慢」,那就应该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宽限嘛,可是这些人真奇怪,吃「照理说会很快」的西药吃了好久都没有好,他也天天吃,吃安心,都不怀疑「说是很快的西药为什么都没有效果呢?」,可是,吃中药,他自己也说「应该会很慢、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东西,吃了三天五天没有效果,就来找你算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发生,什么都反着来,不合乎逻辑。
同业之间,我们都很怕看台湾的病人;而看到日本的病人,人家回日本都好几个礼拜了,还在感叹说「遇到这样的病人好高兴」──这是很快乐的人生体验哪,讲什么他就一直答「是,是,是,我了解了。」非常乖。所以在好病人存在的前提下,他们那样子只吃少少药,会不会有效呢?还是蛮可能有效,日本人的水果通常是只吃当季最新鲜的,吃水果的密度没有很高,当季的西瓜吃一吃、当季的哈密瓜吃一吃,过季了,就觉得「这个不够滋补,不要了」。吃水果的频率不高,加上平常吃得够咸,可以排掉一些水毒,所以身体的调理能够争取到药生效的时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科学中药,就是日本人带头做的。科学中药的浓缩倍率,现在差不多平均来讲才三倍到六倍之间,一克的科学中药,折合成生药,可能也不过四五克,药量很轻,我们有时候药房抓个药就几百克的一大包哩。可是如果你长期有恒心地吃,还是可能会有效的,所以日本人可以用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感冒药的话,小青龙汤啊、桂枝汤啊,光是两三公克,都会有一定的疗效显出来。日本人发展出这个科学中药,到今天台湾人也跟着用。科学中药就是把那个药煮成很浓的药汁,然后喷在淀粉上面然后弄干,像奶粉一样的东西。
以现在的时局来讲,中国人这边,少数的人在大声高叫要「经方复兴」,而日本就很安稳于那种「效果也满好的,那我们慢慢医总会好的」的一种很温和的经方世界。这是现在中医界以经方系统而论的国内外大概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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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JT叔叔课堂拾遗共笔区《经方退化.复兴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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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aru.pixnet.net/blog/post/28576076[/URL]
太相信自己的回忆了。中学语文没有学好。
许宝驯?好像是俞平伯的太太吧,也许我记错了。
的确是俞平伯的夫人。
而且俞樾后来没有续弦。
版主曾经跟我说西西河里出错很丢脸的,果然如此。
通宝祝福,谢谢指出
帮我厘清了日本人尊重经方的历史。当年在大学里曾经专门讨论过,对日本人的执拗很是奇怪。
日本人容易走极端,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人喜欢取巧。或许调和一下就好了。当然是在不同层次上的调和。
感觉疾病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中医也是动态的。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是他们都比较好色,喜欢坐在前排女孩子边上。美其名曰学习中文。还喜欢充大款,到处炫耀。
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韩国人的技术很搓,但是还是喜欢踢。放倒他们很容易拉。
我并不喜欢陈,因为他在理论上的建树十分有限,有点民国时期的浮躁。不过最近在看文献的时候,觉得他还是很不容易。尤其在民国那个时代。而以前他多多少少是被忽略的。很多中药书对他甚至只字不提。觉得对他有些不公平。所以多些了两笔。
谢谢斧正,我会在正式版中调整他的篇幅。
比如针灸,多病一天,多留针一息,十五天以上的又随之递减,吃药也一样。但实践中现在很少这样了,推算太麻烦,凭感觉经验定夺效果也不差。吃药也不是天天加减,先吃一个礼拜再说,而且效不更方,同方吃几个月也可能。动态得没有理论上那么严格,但是其思想是不会丢的,一套稍大的医疗方案总会有开路,来回厮杀,善后,以遵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浮躁,那也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可能像做的是太多了,你看他去跑马、囤地、炒股票、搞摄影,是很潮的,他结交的人,所谓三教九流啊,吴四宝、褚民谊、于右任,上海滩呐
陈存仁(1908年-1990年9月9日),原名承沅,上海老城厢人。陈前辈的名字对稍微年龄大点的人来说显得十分陌生。的确,即使俺们这样搞中药的,他的名字和著作也是一带而过,从不细说。他混迹于上海滩,给戴笠、杜月笙这样的标准反动派看过病,当过国大代表,抗战期间躲在租界里不敢出来。49年后又毫不犹豫的去了香港。怎么说都是“十恶不赦”。早些年的真理部怎么着也不会拿他做典型。
近两年随着民国热的兴起,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为我们描绘出的图景,仿佛那是我们曾经离民主自由和林语堂式的雅致生活最近的年代。诸如《银元时代生活史》成了年轻小资的必修科目。陈存仁渐渐从故纸堆中被翻了出来。
陈出生于家道中落的绸缎商人之家,八岁丧父。此公小时候想来很是领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在祖上曾经阔过,家里无论是见识还是积蓄还是有一点滴,于是把他送去学医。
想起谁了?——鲁树人大叔!对头,他俩怎么看早年的经历都有些相似。鲁大叔因为看了场电影,觉得学医没意义,遂改行码字。而这位陈名医,却是因为一次伤寒,西医的束手无策,才改投了中医门下。此后他顺风顺水,成为了上海滩的名流之一。
陈名医的医学水平,老熊不敢妄下断言。但此公的自我包装之能力,堪称天下独步。和当今那位红的发紫的朗姓钢琴师有的一拼。报纸出过,如果是关于医学与健康的,倒也不算离谱,虽然不是学术刊物,科普还算是正业。离谱的是此公还干过惊悚悬疑类小报《福尔摩斯》的专栏作者。颇有点西西河萨大的风采。曾经拜章太炎为师,捎带手当过章太炎经纪人。章公对中医的态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拜章公为师,到底是学章公的学识还是别有所图,列位看官自己去想吧。为中医请过愿,竞选过国大代表。就连逃亡到香港,在香港重操中医旧业,都走的是低俗炒作路线——招聘粤籍美少女两名当护士,看来美少女、制服诱惑还是中国人先玩起来的。
这样的医生,想不出名都难。成打的民国时期名人找他看病,显然得益于他的炒作。炒到了这个境界,无怪乎周润发版的上海滩,都要在字幕上打出特别顾问——陈存仁博士。天晓得他是哪门子的博士。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根本没有博士学位一说。实际是韩国的庆熙大学,以及台湾的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显然,他连自己的学位都不忘记炒作一下。
爱炒作的学人当然不会放过写专著的机会。只是他会写什么样的专著,猜也能猜的出来了。很多材料上说他著作等身,此言不虚。现在哪个申请院士的,著作不都长长的一串么?从这个角度上说,钱学森、袁隆平这样的学者,业务水平好像比起当代的牛教授们,似乎差了不是一点两点。
陈名医对中药的贡献在于1935年,组织很多同仁一起编撰了二百三十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这本书共载药物4260种,附方万余首,书内印有插图1400余幅;大多数药物除中文药名外,还标明了拉丁文或英文、日文的学名。平心而论,这本书应当算进入近代社会后中药辞书的开山力作。它开始采用现代生物学体系,对数量众多的树皮草根加以分类。尤其是把化学成分作为药物性质的一个方面加以论述,虽然由于当时化学研究的粗浅,仅仅记载了142种中药的成分。但陈名医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足以让中药买到了现代科技快车一张站票。
这部书,总共再版了27次。
不过如同现在的学者,无论学问大小,都要把自己忙的团团转一样。陈名医笔耕之勤奋,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据说在写《中国药学大辞典》期间,他规定自己每天白天出诊,晚上只睡5个小时,一定要完成两千字的码字量。看看老熊码字的速度。再看看人家萨大,陈存仁……。无怪乎老熊只能窝在西西河一个角落里长吁短叹呢。
炒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象陈存仁,萨苏这样没后台的。算算每年各类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和最后成名人数之间的比例,就知道——俺们不冤。
整个民国期间,虽然废除中医的呼声和行动都是如此的高亢。却好像也没把中医怎么地。国民政府的效率可见一斑。不过很快……
老熊就要扛着铁牛到处乱跑了。
这个类比有意思。俺连角落都还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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