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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知识分子真是百无一用 -- 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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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代言的意思,是从老百姓的主体性来看。老毛带来的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征,就是把普通人放在了主体的位置上。而儒家里讲的是,没有读书学习的人应该是被教导的,人不学不知礼。所以打倒孔家店的意义可以理解。而知识分子,本来和官僚并不完全等同,但旧社会知识分子恐怕心里还是向着官的多,向着民的少。

家园 儒家也分圣人和亚圣

而儒家里讲的是,没有读书学习的人应该是被教导的,人不学不知礼。

第一:孔子的思想和孟子是不一样的。孔子这句话是为了教育弟子学习的不能当真,他最能当真的话是那个不让弟子学稼穑,说是不用学小人的事情。而孟子的话很明显,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二:古代的知识分子,其作为民间代言人的地位还是多少存在的,但是相对不突出,其原因我个人感觉,一部分是因为有相对合理的上升渠道,就是科举制度等一系列选拔制度(须知,当年读书人相对较少,就是不去做官,在地方上做个教书先生,最不济算算卦,也能混个小康);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封建制度的存在。这个制度通过国家组织结构将自上而下而固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能说的话很少,在这种结构下培育起来了这种风气。

我们看战国策、春秋三传,可以看到比后世活泼的感觉。比如弦高退秦师,比如苏秦张仪,比如曹刿论战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普通人的作用。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还是一个固化的结构,以贵族为主体,至战国,较小的国家和礼崩乐坏的贵族衰落的社会现实,使得平民、士、任侠等一系列阶层走上政治舞台。这种社会局面下,就有这种风气的产生。而到了秦代,随着国家的增大和社会架构的固化,自下而上的结构开始变得不够畅通。但是,基本的传递几层的功能还是有的。

秦代实行里正制度。汉高祖为亭长,想来当时的亭长也没有多少实权和事权,其地位未必比得上今天的一个乡长。这种相对的权力规模必定导致在他面前老百姓话语权的提升。汉高祖自己的回乡事迹,和后来元代有个元曲《高祖还乡》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希腊的风气是怎么起来的?城邦制度,规模不大,当时的所谓的市民其实都是个奴隶主或者商业业者,而不是普通的民众。下面还有一层奴隶。而在中国,自周代开始,奴隶就已经不是很重要的劳作工具。周代殉人很少,是一个例子,另外就是各种历史记载中体现出来的,比如《诗经》里面一些小贵族也参与部分的体力劳动等。比如,周代的井田制反映出来的社会情况。这种“扁平”的特有结构,也是一个使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无法像西方建立基于少数人的民主的社会结构。(西方古代的民主一般是在贵族内部和奴隶主内部实施的。这和现代是有差别的)

说这些不是为了否认老毛的功绩。建国之初的那批知识分子的确不少有问题,但是为了打老鼠打碎的花瓶,可是够多的~~~这也是我无法改变腹诽文革的原因。

家园 不说这个现象

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有一种倾向,就是用一些点(孟子、屈原、陶渊明等)的线索拓展到线,形成自己的逻辑链条。

我是不大赞同这种理解方式的。我更倾向于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偶然的历史事件有其背后的必然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等),着眼于“面”和“趋势”而非单纯的现象。甚至有时不在意有些现象。

家园 “逍遥”的成本可是很高的

没有坚强经济后盾的话,别想玩得起。像我们这种整天朝九晚五按揭买房的“知识分子”,YY一下“逍遥”就行了,真孤家寡人穿越回去的话,除了卖身给军阀、倒插门这两条路,想“逍遥”,门都没有。

以前“知识分子”必须完全脱产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自己种地自己吃的话两头不见太阳都不见得能吃饱,还“知”个啥“识”。所谓“耕读”,基本都是自己给自己带个帽子,用现代的话说叫装逼。诸葛亮整天号称自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好么,刘备去找他好几趟,今天出去找人泡吧了,明天还在家里睡,就没见他“耕”过(当然小说可能在具体情节上有点儿夸张)。不“耕”,吃的是啥,查查他家社会关系,兄弟都是干什么的,老丈人是干什么的,也就知道了。再过些年又出一个装得更厉害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阿弥陀佛,据说这叫田园生活,我老家直到上世纪末还没人有条件能这么“田园”地生活。

我们对于“逍遥文人”的向往,跟“金庸新”、“古龙新”这些人写的不入流武侠差不多的。主角永远都是一袭白袍,无论怎么飞来飞去,无论怎么摸爬滚打,都不用洗;不用工作,就每天跑来跑去风花雪月,饿了往酒馆一坐,口袋里永远都有散碎银子可以买饼吃,也不知道是怎么挣来的,堪比机器猫。

家园 当上层阶级利益和底层民众利益发生激烈对立时

古代知识分子必然站在统治阶级一方,这是人的生理功能决定的。

在古代的教育水平和知识传播水平下,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知识分子,和保持知识分子身份,必须完全脱产。不脱产基本连识字都很难做到。我们现在上了一天班,下班回家上网看看文,睡前看看书,只要用点儿心,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成为个业余高手是完全可能的。在古代,种一天地,或者打一天铁,杀一天猪,回家还得赶在天黑前吃完晚饭呢不然晚上要费灯油,这种不脱产的生活想弄成知识分子,完全不可能。

所以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必须脱产的前提下要吃饭,就必须倚靠更加脱产的人来养,说不好听的,“豢养”。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是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屁股坐到老农民一边去的,不然要饿死。

“哀民生之多艰”的知识分子,说实话就相当于现在脑满肠肥的县干部,在干部例会上语重心长地说“人民的生活困难还很大,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属于有关部门对有关部门说的空对空。这也是知识分子在闲暇时的一种显摆道德优越感的行为,跟现在精英动不动就说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是一样的。

对于这种“多艰文”,在欣赏它文学性的同时,大多不必真去想象作者是不是真的在“哀民生之多艰”(有一个大例外,就是你说的杜甫,他写的三吏三别那是真的在哀民生多艰,当时他都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吃上下一顿饭了),而要看作者到底是做了什么。

通宝推:迷途笨狼,
家园 对头,其实说中国是从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

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中国的所谓奴隶社会和西方差别很大,几乎是在生搬硬套老马的那一套,老马是总结的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还是有点差距,中国历史学家们当鹦鹉蛮久了。

家园 也不是那样的,只不过这些人的话比较出名

所以引用起来比较顺手。你这儿有说我不管历史背后的逻辑,妄求逻辑容易出错。任何事情不能一刀切。“封建”社会三千多年呢,几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就是不按照黄仁宇的三个帝国来算,那之前之后差别也蛮大。你说中国古代官吏就如何如何,我觉得说的多半是宋代往后。之前,由于科举制度对社会影响尚没有那么大,有些东西还不至于那么明确。说忽略百姓是有的,但是一刀切不至于。

不是非要跟你唱反调,个人理解不同而已,我都不记得我上个帖怎么给你下定义,倒是你这个帖在给我下定义了。

史料和史料的理解,我比较倾向于国内的历史学家。也不是不在意你说的那些现象。有些食货志什么的,写东西一用起来就很麻烦了。无他,资料太少,而且情况复杂。我的历史底子始于黄仁宇,但是黄仁宇的主要方向是明代的食货志,之前的他接触不多。国内的我看范文澜、钱穆二人较多。尤其是钱穆,虽然观点有点偏,但是毕竟是一个侧面。他的国史大纲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他提到经济的、人口的因素是蛮多的,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有很好的探究。陈寅恪的门阀贵族之说,对于理解隋唐以前的历史蛮有价值的。很多历史课本也是按照他的说法来写的。

我看过的再早的历史那就很多了,从小时候的历史课本到以后,那就无法算有多少书了。当然那些大部分是废材,不说也罢。

我们现在看的很大部分是文革之后经过转述和扭曲的,看范文澜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他的很多思想被扭曲过,硬要往一个模式里面去套。我们目前看的很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经过现代人改述的。想要知道古人是如何生活的,心理是怎么样的,个人认为,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看笔记体小说和较为平实的小说,或者看较为原始的史料。

前阵子看先秦比较多。最近又在翻《先秦时期的社会流动》,许倬云的。买了本《先秦史》,还一直在看。

你说的那些都对,不过,可惜,具体到此贴,你是看错了的。我爱举例子,无非是例子来源容易,理解容易。况且,个别的事件还是能开创一时之风气的。我下面回飞天mm的贴,估计你是没看。屈原之咏诵美人香草以寄托怀才不遇,开创此种风潮,这个在文学史上是个共识。一般的古诗词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都会提到的。

有时候看古人的一些说法啊,比如有人引用的甲骨文、金文、小说、随笔、诗词等,感觉古人和现代人的差别,没有想象的大。

家园 陶渊明是真的躬耕,戴月荷锄归的

并非每个人都是吃饱之前什么都不想。

家园 群体上看,其实是识字分子。

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含义应该是不同的。假如以三国为例,这些人多半是识字分子,是读了圣贤书、厚黑书、阴阳术数或者麻衣神相之类书籍的。而在那个时代,假如玩的是技术类,比如水利设施或者盖个宝塔,多半要归类于匠人。例外的当然也有,诸葛亮就被说得无所不能,上借天风,下造连弩,几乎就是一个通天贯地的神仙。但是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传统上讲的知识分子和识字分子其实就差不多,这些人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的依附性几乎是必然的。这个不需要他们主观上有多少意愿,而是外部环境决定的。

匠人还可能通过技术特长赚个外快,识字阶层怎么弄呢,那只能等待“货与帝王家”,要么就开私塾教学生挣点钱,而且这钱肯定极少,否则不会有吴用这种把上梁山看得如同喝凉水一样无所谓的村塾教师。那么多识字分子,读的圣贤书都差不多,可是能去依附的帝王将相就那么一些,那只能挤,挤破头也得往上爬,这个不是他们的素质问题,是银子问题。在这种环境下,这个群体不脱离底层简直就是不可能啊。工匠们就不同了。由于那个时代生产力不高,必须和挑土打铁的民夫同吃同穿同劳动。因为那个时代,工匠基本靠师傅带徒弟,读书这个培训环节并不明显,甚至有些门类都不需要这个环节。所以这种知识分子和底层的隔膜感,往往落实到最后都是指向那些“读书人”,也就是读圣贤书的那一路人,人说“仗义每是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一般也不会指向匠人们。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没有用这句话,在古代也就有现实土壤了。多数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梦想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要么就“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怎么看都是不打算和农民混了。时间一长,隔膜感有增无减,唯有大的社会变革甚至是流血革命大洗牌以后,才可能有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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