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坚持淮南 --- 记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7) -- 洪枫
朱云谦是28日赶到盱眙黄花塘的,随即他在谭震林那里就领受了留在淮南坚持的任务。虽然这与战前拟定的第三种预案类似,但因该预案并没有向下布置,所以一切留下坚持的具体部署必须立即制定下来并马上布置下去。但谭震林与其他淮南领导正紧急部署各项撤退事项,已无暇它顾,只能全权委托朱云谦负责淮南游击坚持的所有事宜。“你就是党政军全权代表!” 谭震林如是说。
这与战前拟定的第三套预案相比,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李世农因故未能留下来,使得党政军的全副重担都压在了朱云谦的肩上,这对朱云谦来讲是极大的考验。另外,没有按原计划把独五团留给朱云谦,而是用十六团代之,这一安排也很出乎朱云谦的预料。后来的斗争情况表明,这一变化对淮南路东游击坚持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失着。
明知道留下来游击坚持将会异常艰苦和险恶,但坚强的党性让朱云谦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付重担。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搭起一个负责游击坚持的党政军班子,将各项游击坚持的具体安排迅速落实下去。在朱云谦的建议下,淮南区党委立即在29日宣布成立盱(眙)来(安)嘉(山) 工委负责今后的游击坚持工作,书记朱云谦,委员有:
来安县委书记徐速之;
盱眙县委书记金江;
嘉山县委书记李锐;
嘉山大队政委胡少卿。
除了十六团外,在盱来嘉地区的地方武装有:
(1) 嘉山大队三个连;
(2) 来安大队一个连;
(3) 盱眙一个排。
朱云谦于28日下午赶回盱眙的朱刘集,迅即通知来安县委书记徐速之,盱眙县委书记金江和嘉山县委书记李锐等立即前来开会。朱云谦在会上首先简要介绍了淮南的严峻形势:淮南保卫战已经失利,我军主力即刻北撤淮北,国民党军即将占领淮南。然后朱云谦宣布上级决定:
(1) 成立盱(眙)来(安)嘉(山) 工委,领导三县的游击坚持工作,朱云谦为书记,徐速之,金江,李锐,胡少卿等为委员;
(2) 各县组织一批短小精干的干部和精干武装,坚持原地游击,其余干部全部北撤淮北;
(3) 留下游击坚持的任务是:坚持游击一到两月后我军主力即会南下打回来,若到时主力不能南下,而继续坚持游击又不允许时,可以要求突围撤退。
朱云谦对工委的这几个委员都比较了解,他们都是在路东根据地初创时期就在这一带工作的干部,对这里的干部群众及地理环境都比较熟悉:徐速之是天长人,在嘉山和来安县委都担任过领导职务;李锐在六合来安嘉山等地担任过领导工作;朱云谦对金江更是熟悉:两人曾经一起在盱嘉县委搭班子,共同领导过盱嘉地区的抗战斗争。朱云谦要求大家立即行动,把撤退及游击坚持工作立即安排落实下去。
盱来嘉工委主要成员照片
金江在会后立即赶回盱眙城,进城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立即赶到县委,通知召开县委和县政府干部会,确定留下和撤退的干部。在会上确定留下游击坚持的干部有:
县委书记金江;
县委副书记薛本汉;
副县长朱友群;
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施敬友;
县委委员,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董锐。
安排撤退的干部有:
县长王养吾;
县委组织部长董进之;
县委宣传部长陶国强;
县委社会部长王文彪;
县委妇女部长洪波;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钧。
会开完时,已是29日拂晓。大家立即分头行动,金江立即带领留下游击坚持的干部队撤出盱眙城,向西高庙方向转移。几十年后,钱钧还清楚地记得撤出县城时的情景:“天已亮,天上飞来了三四架敌机给我们‘送行’。”
嘉山县留下游击坚持的主要干部有:
县委书记李锐;
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沙流辉;
县大队政委胡少卿;
县大队大队长范国璋;
县大队副大队长王春。
来安县留下游击坚持的主要干部有:
县委书记徐速之;
县委副书记王化农;
县大队长高英。
留下来游击坚持的部队和干部固然感到时间十分紧迫而仓促,而准备北撤淮北的干部和群众也是显得颇为慌忙和混乱。盱眙县古城区的干部群众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撤退的。
古城区委于7月25日根据上级给盱眙县委的指示,发动群众连夜抢修盱眙城至半塔集的公路,准备迎接我军主力南下。不料国军进展迅速,很快占领了淮南路东的大部分要地,而古城区委因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局势的迅速恶化。7月29日下午5时左右,县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在开完县委会议后,奉命赶到古城。他叫区委委员刘万邦,程道昌等赶快通知各区乡干部及有关人员到古城集合,并指示:除留少数精干人员留下跟他坚持游击外,其余人员在古城区委书记蔡波的带领下要在30日黎明前赶到盱眙城北的河面渡过淮河。由于全区干部居住分散,等到天快亮时,才把大家基本通知到齐。
7月30日早上6点过,蔡波带着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包括家属群众) 从古城出发,人群中有老有小,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扶着老人,山路崎岖,行路艰难,直到10点过才到蔡家港。休息片刻后继续前行,到西高庙附近已是下午3点过了。这时蔡波派去打前站的人回来说,西高庙街已被敌占领!这时大家听了十分着急,蔡波赶紧与区乡干部一起给群众做工作,稳定人心。同时又派人四下打听,得知西高庙的干部已撤往水冲港。于是蔡波又带着队伍奔向水冲港。天黑赶到水冲港后,仍没有找到西高庙的同志。因水冲港一带不安全,蔡波不敢久留,只好带着大家摸着黑奔往烂草港。就这样,蔡波带着一支拖老带小的队伍,忍饥挨饿地奔波了十几个小时后,才在烂草港附近找到北撤队伍,然后一起奔往打石山,并在那里撤过了淮河。
链接出处坚持淮南 --- 记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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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枫与朱百山二位的系列都非常精彩,上一次这么过瘾的是去年史教头与唐一介的玄武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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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随着盱眙城的陷落,国军第五军和五十八旅全面完成了对淮南各要点的占领,淮南军区组织的路东保卫战在历时两星期后以不得不撤退淮北而暂告结束,而另一场对留下来游击坚持的部队和干部而言更加残酷的反清剿斗争则即将开始。
作为游击坚持主力的十六团,对留下来坚持淮南路东完全没有准备。本来十六团是安排随主力向淮北转移的,全团的后勤人员包括团卫生队和各连的炊事班,还有战士们的背包,都由团副政委王善甫率队先带走了,全团也准备随后就走。谁也没想到上级会决定他们留下来在路东打游击。十六团是路西的子弟兵,刚成立一个月左右,干部战士互相还很不熟悉,而其成员多数是来自路西合肥,定远,凤阳一带的新兵,对路东情况也是人地两疏。对此朱云谦对上级的这一安排在内心上是有看法的。
本来安排独立旅的部队留下来在路东坚持应该是最适合不过的,特别是独五团,其本身就是盱来嘉的子弟兵,对路东人地两熟。再加上朱云谦曾经带过这支部队,对很多干部战士都很熟悉。
朱云谦在淮南路东根据地是颇有声名的,刘少奇曾经夸他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朱云谦原名朱云仙,22岁就当上新四军的团政委,少年气盛,也因此犯过骄傲自满的错误。为了记住这个教训,他改名朱云谦。这个故事他对不少老同事老部下都亲口讲过,也不怕因此而丢面子,称得上是坦坦荡荡。和大多数新四军干部一样,朱云谦会下围棋,而且下得不错,在当时的路东干部中间算得上是高手。朱云谦是工农出身,却没有在工农干部中常见的暴躁脾气;朱云谦是政工干部出身,但在军事指挥上也很有见地,能够胆大心细,运筹帷幄,曾经亲自筹划和指挥过奇袭日伪县城而自己无伤亡的精彩战斗。朱云谦又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对同事部下都相处得很好,所以他的很多老部下都很敬佩他,爱戴他。因此若是独五团能够留下来在朱云谦的带领下打游击,则上下都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和依赖,而且因为独五团在盱来嘉地区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在游击中或聚或分,或击或避都没有问题。但上级却仓促地突然决定用十六团来代替独五团,这给后来的游击坚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让朱云谦在很多年后回想起来仍感到十分遗憾。
是什么原因促使上级领导采取用十六团代替独五团的方案呢?是因为十六团是较弱的一个团吗?是因为独五团受创甚重吗?还是因为需要用独五团来加强三河北岸的防御吗?
我没有找到答案。(但根据当时三河以北除独立旅外无兵防守,一旦三河丢失敌人就可以直逼两淮的情形分析,第三种考虑更为合理) 。
朱云谦已经没有时间来思考那些林林总总的可能原因。敌人已经占领各个要点,但还没有实现面的占领,他需要抢在敌人前面,尽快熟悉留下来坚持的部队,尽快熟悉留下来坚持的干部,尽快拿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来。
就在这时,淮南区党委于7月31日来电下达了游击坚持的指导方针。
这个指导方针的要点如下:
1) 十六团尽量避免暴露,以免敌人集中力量进攻;
2) 应将十六团分散以营连为单位隐蔽休息和整顿;
3) 派出精干小分队,配合地方武装打击还乡团和侦察情况;
4) 以山地为依托采用游击战的方法打击敌人。
应该说,这一方针就一般而言是正确的,但朱云谦在具体执行时却遇到了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都是由于十六团本身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
首先,十六团是一支成立才一个月的新部队,上上下下都还不熟悉,加上突然被留下来打游击,干部战士都产生了明显的情绪波动,因此迫切需要集中学习整顿,稳定大家的情绪,建立游击坚持的思想。其次,十六团从路西过来后一直奔波转战,基本没有得到休息,部队十分疲惫,需要时间恢复疲劳。另外,十六团来自路西,对路东地形和地方关系完全不熟悉,也很需要时间了解地形和建立与地方党的联系。
考虑到以上因素,朱云谦并没有马上将十六团分散游击,而是把部队集中在盱眙的朱刘集一带住了下来。这是一个丘陵地带,便于隐蔽。朱云谦一方面抓紧进行对十六团的熟悉整顿,一方面又指导和参加了各县游击坚持的具体部署工作。
盱来嘉的地方武装实际上是以嘉山大队为主。嘉山大队是以抗战后期的淮南军区津浦铁路便衣大队为基础组建的,先有4个连。后来第3连划给来安县组成来安大队,所以这时嘉山大队还有3个连在手。
盱眙县委书记金江带着县委留下坚持的干部和手上仅有的一个排也住在朱刘集一带。他首先召集各区的领导开会,传达和布置了游击坚持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对敌人活动的侦察工作和对部队的筹粮工作。参加会议的各区领导有:
临城区区长谈信成,区委书记臧治;
西高庙区区长周崇芳,区委书记丁锋挺;
仇集区区长秦加林,区委书记保晴;
老子山区区长汪木天,区委书记戚光;
枳头桥区区长胡广朝,区委书记王玉钰;
穆店区区长朱永寿,区委书记魏中;
旧铺区区长兼区委书记胡晓峰。
朱云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这些区领导中的许多人都是熟识的,当年他在盱嘉县委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金江就是他的副手---任县委副书记,而区委书记中有好几个,如仇集区委书记保晴,西高庙区委书记丁锋挺等就是他提拔上来的。盱眙县委在会上决定,在各区建立由区委领导下的干部游击队。由于当时干部普遍缺枪,只好将基干民兵手中的枪收上来发给干部。
嘉山县委和来安县委也做了类似的游击部署和安排。
朱云谦私下给金江交代:我们要争取游击坚持四十天到两个月,等待主力打回淮南。如果届时主力不能打回来,而情况又很难继续游击坚持时,可以向上级汇报,请求撤退到淮北。朱云谦嘱咐金江不要把以上考虑向其他人传达,以免动摇军心。
朱云谦对金江是很信任的,当年他们搭班子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在工作中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从未发生过冲突。除了工作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下围棋。他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手谈” 两局。朱云谦水平略高一些,但仍是互有胜负。现在为了在敌后游击坚持又走到一起,金江心里暗自感到欣慰。
盱来嘉地区在抗战中也经受过游击战争的考验,因此盱来嘉工委对在淮南路东进行游击周旋,坚持到华中主力打回淮南,还是颇有信心的。
但他们终究还是低估了即将来临的白色恐怖的残酷和游击坚持中的困难。
国军的精锐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在完成了对淮南路东的占领后,稍事休整,就于8月6日被调离淮南,转用于其它战场。前来换防的是从湖南赶来的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二十六师即是原二十六军,刚刚在7月底完成整编。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下辖3个旅6个团:四十一旅旅长董继陶,四十四旅旅长蒋修仁,一六九旅旅长曹玉衍。二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九旅的一个团驻六合一带,主要负责六合一带的防务;一六九旅(缺一个团)驻竹镇、马集、天长、汊涧、铜城、郑集、金集直到三河南岸,旅部设在汊涧,主要负责天长一带的防务;四十四旅配合整编四十八师的一三八旅驻防来安,自来桥,古城,半塔,主要负责来安和嘉山一带的防务;四十一旅驻防盱眙,主要负责盱眙一带的防务(以洪泽湖方向为重点)。四十一旅不久后即调往淮北。
国民党军队在占领了淮南路东各要点后,各国民党县党部也随之进入县城,并在各区建立区党部或区分部。同时还成立了县调查统计室和特种汇报行动队,在全县范围内采用“拉网”、“清剿”等手段,搜集共产党军政情报,搜捕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及其家属。与此同时,各乡镇的还乡团也纷纷返回家乡,对本地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进行反攻倒算和迫害。过去在抗战期间同情和支持新四军抗战的开明地主和士绅也大多转变立场,投到了国民党一边。在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一些基层干部和民兵也叛投了过去。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各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还乡团所起的破坏作用更大。首先他们人熟地熟,对中共基层干部群众大多都知根知底。其次他们与那些翻了身的“泥腿子” 好多有宿怨和血债,因此动起手来也特别狠。
国民党来安县调查统计室在这期间就先后活埋中共党政军人员100余人。
安徽省保安团王德舜部配合“还乡团”从明光到蒲子岗、古沛等地对群众和基层干部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及抗日军人家属。涧溪区石岩乡民兵队长黄凤芝一家三口被活埋。
8月初,因原马头乡村干部周文杰叛变告密,留在县内坚持斗争的来安县委副书记王化农和半塔区区长张明禄,在小郢周家被国民党乡长谢长荣、保长高汉文逮捕,不久被杀害于凤凰台。
人称北霸天的国民党六合县七区(马集)自卫队队副、恶霸地主章连桥,还乡便向佃户倒算粮食500多担,拉走牛、马、驴100多头,杀害基层干部、群众10人,强奸妇女30余人,仅章营一个村庄被迫背井离乡的就达80余人。区农会会长何世德被其逮捕后遭受酷刑拷打,先绑在树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再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扛子。何世德视死如归。章竟用长针刺入何的十指,又用两根铁钉钉入何的脚心,还强令其拖车行走。何始终坚持革命气节,毫不屈服。章恼羞成怒,将其杀害后不准收尸。
国民党六合县青天乡乡长葛祥惠将村“农抗”理事长张寿安抓去后进行毒打,张乘夜挣脱逃跑,被葛抓回,绑在烈日下曝晒一天后杀害。葛还将张家洗劫一空,并将张的长子抓进牢房,逼用重金赎回,再抓去当壮丁充炮灰。张家孤儿寡母在外流浪数年,直至解放。
国民党六合县二区区长、当地人称“土皇帝” 的朱其寿,杀害解放区基层干部、群众10余人,强抓壮丁当炮灰300余人。六区区长张仲甫,均朴乡乡长王贵琦,是竹镇地区的两条毒蛇。仅王就先后杀害解放区干部、群众28人,强奸妇女十余人;张仲甫也杀害干群9人。六合县三青团分团书记谈超云先后杀害干部、群众12人。竹镇区“妇抗”主任贺飞霞被抓到后,张命人将铁丝烧红穿进贺的乳房并挂上手榴弹。贺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被张杀害。解放区清算委员蔡长元遭杀害后,被斩首示众,尸身喂狗,惨绝人寰。均朴乡共产党员王立德夫妇双双被杀,老小遗孤,痛不欲生。六区未来得及北撤而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就有30多人;龙山乡16名共产党员中,有7人被杀害。
但白色恐怖并没有把朱云谦和十六团吓倒,也没有把盱来嘉工委徐速之,金江,李锐他们吓倒,一场清剿和反清剿的较量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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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来天的休息整顿,十六团基本上恢复了元气,朱云谦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就在8月初,朱云谦接到陈毅从淮北来电,要求十六团在淮河南岸准备一个桥头堡,以接应淮北的部队南下淮南。为此朱云谦专门抽出十六团的一个连,并配上盱眙县的地方干部,前出到老子山一带活动,看能否控制一些淮河码头。没想到这个连刚撒出去不久就被敌人搞掉,该连指导员只带了一个排跑了回来。
这次行动的失败表明,将十六团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撒出去是行不通的。这对以后的游击坚持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本来忽合忽分是游击战中很常用的手段,它既可以使敌人很难捕捉到我军主力的行踪,又可以打击小股敌人,特别是对还乡团和敌人的基层乡保政权有很大的威慑力。但由于十六团的具体情况,人生地不熟,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军心也不很稳定,于是朱云谦只好将十六团集中行动。
朱云谦带领十六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于8月中旬开始出击,主要攻击目标指向敌人分散孤立的据点,特别是还乡团,区乡公所等基层政权。从8月17日开始,分别打了自来桥,半塔集,古城,仇集等十多个集镇,如在18日夜间,十六团二营在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的带领下攻入半塔集区公所,活捉美械装备的敌兵30余名。一时间闹得敌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也给坚持游击斗争的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带来了希望和鼓舞。华中军区来电表彰,称:“屡获捷报,得悉你们坚持盱来嘉地区斗争的任务英勇地完成了,使淮南西部沿山广大地区在敌后屹立和巩固。对于敌后群众,因你们的存在和胜利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延安解放日报也在8月28日以“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 为题,记载了当时淮南盱来嘉地区的敌后游击坚持斗争:
“新华社淮南前线二十七日电: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某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盱(眙)来(安)嘉(山) 地区重要集镇多处。十七日晚,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来安北四十里之京山集后,十八日张山集(来安东北十二里) 等地蒋军纠集百余增援,又为新四军击退。十八日晚,新四军某部袭击半塔集(来安东北四十五里) ,毙蒋军二十余,俘三十余,缴获长短枪十八支及军用品一部。同日晚,新四军另部以突袭收复嘉山东北二十五里之自来桥。该地蒋军伤亡数名外,其余人枪数十全部被俘。除宝山集,自来桥外,尚有屯仓(来安北二十五里) ,复兴集(来安西北十五里) ,古城(盱眙南四十里) ,仇集,涧溪(均在盱眙南五十里) 等镇,均为新四军收复。上述各地,均系上月中旬为蒋军所侵占者。至此该区有四十五个乡政府辖地重归解放区。”
十六团和各县地方武装的一系列出击,一方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宣称:“共军新二师朱云谦部五千人” 留在淮南,“四处骚扰” 。8月下旬,敌人纠集了整编二十六师的一个旅和整编四十八师的一个旅,再加上保安团队,以十六团为主要目标,分头向十六团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
一时间路东形势急转直下,严峻时刻已经到来。
敌人的这次进攻以团营为单位集中行动,十六团打不动。而且枪声一响,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越打越多。因此十六团不敢恋战,只好边打边走,跟敌人在盱来嘉山区兜圈子。
在这次敌人进攻前,敌人虽然已经占领了各主要交通集镇,但相当一部分山区农村还在我手,在盱来嘉山区还有四十来个村镇任凭我来往出入。但随着敌人的这次进攻向山区深入,敌人的还乡团和地方基层政权也开始进入山区,控制了山区中的各大村镇,并大搞“强化占领区” 的活动。他们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户联坐” ,借此切断基本群众与新四军的联系。在此高压下,相当一部分群众也被争取了过去,这使得我军的活动更加困难。只要发现我军,就白天敲锣,夜晚举火,向敌人通风报信。群众稍有违犯,就轻者吊起来毒打,重者加以杀害。这使得我军只得一日数迁,而且村庄不能停留,只得露宿山头。很多区乡干部被清剿得在本地站不住脚,只好找到十六团,要求随部队行动。这一方面使得部队行动愈加不便,另一方面与各地方的联系也日渐削弱甚至被切断。在敌人的重兵清剿压迫下,我军的活动区域最后只剩下盱来嘉交界的丘陵地带,东到古城,半塔,西到老嘉山,嘉山,北到仇集,涧溪,南到屯仓,保山集,方圆不到一百里。
淮南的8月,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滂沱,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加上十六团的背包已送去淮北,干部战士都没有了换洗衣服,不少人都已经衣衫褴褛。特别是敌人已经切断了粮食来源,大家不得不用南瓜,地瓜,生玉米等杂食来充饥。部队日日行军,夜夜荒宿,已是疲劳万分,敌人的网也越收越紧。
8月26日晚上,朱云谦带着十六团在盱眙刘营一带与金江带领的盱眙县委游击队分手,准备向嘉山的白沙王一带转移。临行前,朱云谦对金江说,现在游击坚持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我们损失很重,我已经将此情况向上级汇报,希望上级批准我们北撤休整。如果上级批准我们的北撤计划,我马上派人与你联系,一同北撤。
8月27日拂晓,朱云谦带十六团转移到嘉山的白沙王,与李锐胡少卿带领的嘉山大队汇合在鲁山。就在当天上午,数倍的敌人也接踵而至,从四面八方向我围了上来,形势十分危急。十六团及嘉山大队奋力抵抗,与敌激战至黄昏。这时朱云谦果断决定,部队分三路突围转移:朱云谦带一营和三营向路西的滁县定远一带转移;十六团团长彭济伍带二营向来安转移;李锐胡少卿带嘉山大队向盱眙方向转移。
由于转移及时,这三支部队都安全跳出了包围圈,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十六团离开淮南路东地区后,在盱来嘉地区进行游击坚持的各地方武装的处境更加困难而险恶,敌人很快控制了盱来嘉山区的各村镇,并在一些地方采取了迁村或并村行动,企图掐断各地方武装与支持我方群众的联系,截断我方的粮食来源和各种补给,将坚持游击的各干部武装困死山中。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游击坚持斗争,其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在当时中共党内从上到下都是严重估计不足的,总以为八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国民党的“清剿”又算得了什么?总以为人心都是在我们一边。但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斗争,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首先,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站在抗日的一边,日伪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而在解放战争初期,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国民党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国民党在农村中有其社会基础。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熟门熟路,各种情况无不一清二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普通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普遍抱有幻想,对国共之争普遍持有无所谓的态度,这对当时的人心向背很有影响。这一切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初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而这种情况在淮南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由于从华中局到淮南区党委对淮南敌后游击斗争的相对不重视,使得淮南的敌后坚持从组织安排和思想准备上都显得匆促而紊乱,对敌后游击的长期坚持完全没有准备和相应的部署以及手段措施,对华中主力在短时间内打回淮南抱有强烈的幻想和依赖心理;其次,在淮南区委的党政领导中,没有一个留下来指导淮南地区的敌后斗争,因而对敌后斗争的具体情况变化没能做出相应的对策指导,这一点对敌后坚持的成功与否十分重要。没有适应于敌后坚持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敌后坚持将变得十分困难;最后,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武装力量太薄弱,只有1个团的正规部队加上10来个连的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游击,而面对的却是至少有6个团的敌人正规军加上若干省保安团的“清剿” 。从苏中和其它地区坚持游击的成功经验表明,坚持敌后游击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有利的客观条件(如山区湖汊地区等)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相对平衡和适当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而后者影响更为重要。
由于我方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武装力量的薄弱,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的不适应,以及敌方力量的相对强大,使得淮南的敌后斗争在8月底以后基本上是以“躲”为主。这反过来又严重挫伤了我方基本群众对我方力量的期望,甚至因为游击坚持而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对我方干部产生了强烈的埋怨情绪,也严重打击了我地方干部对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在淮南地区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就是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就胎死腹中,这对争取农村广大群众是很有影响的。再加上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使得淮南地区的人心逐渐发生了扭转。以前我方可以任意进出的地方现在已被敌方控制;不少群众也开始配合敌军,指示和暴露我方的行踪;我方的基层干部和党员也开始大批自首投敌。这些都使得淮南的敌后游击环境急剧恶化,让淮南的敌后游击斗争变得异常艰难。
十六团主力一撤离路东,敌人气焰愈加嚣张。他们占领了所有的集镇和大的村庄。还乡团配合刚建立起来的保甲政权在城乡各地检查户口,办理联保连坐,搜捕、迫害未及撤走的中共地方干部及其家属。同时,在大小集镇设立临时据点,进行“清剿”、“驻剿”。就在这段时间里,盱眙县委与各区的联系全部被敌人切断。
这时盱眙县委游击队还有三十来人,为了减少目标和便于解决吃饭问题,金江把县委游击队分为三组活动。一组到老子山区活动,一组到古城区活动,由各县委成员与当地区委一起领导打游击。而县委书记金江则带着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施敬友及其他八人为一组,转移到河梢桥一带山区打游击(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60多年后,就在他们游击坚持的山上,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我的兄弟叫顺溜”) 。
留在原地坚持的地方干部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很大损失,其中盱眙县的损失最为严重。在鲁山突围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有两个区游击队遭到了损失。
最先受到损失的是仇集区委游击队。由区长秦加林,副区长刘克贵,区农抗主任戴宝辉带领的区游击队在仇集的苗小街附近被敌二十六师一部包围,游击队虽拼力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秦加林和戴宝辉等人被俘,刘克贵英勇搏斗,坚守不出,最后被敌人纵火活活烧死。
盱眙县县委委员兼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也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
8月底的一天,梁化农在一个村庄与躲藏在那儿的爱人关绍瑜及两个年幼的儿子邂逅相遇。由于形势紧张,夫妻二人只作了简短的谈话,他对爱人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两个孩子。此地的还乡团能认识你,你要化装成老奶奶,带孩子到亲戚家去躲一阵子,或者回到来安县的娘家去躲躲。”接着,他又轻轻抱起不满三岁的玉枢和刚满八个月的玉柱,深情而坚定地说:“在五个月内,可能没有机会去看望你们。我们在山里打游击,即使今后遭不测,我也决不会投敌!” 这是梁化农对亲人说的最后几句话。
之后,梁化农在带领古城区游击队向仇集东南十里左右的龙山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冲散,他只好率领部分同志撤到一座名叫“十家牌”的山上,但敌人已经包围了这座山头。梁化农率领部下英勇抗击,直到最后身边的几个同志也被打散,只剩下梁化农独自一人。这时的梁化农虽然单身只影,但仍然坚持斗争。他隐蔽在秫秸丛中,开始过着“野人”似的生活。他吃的是生玉米棒子,喝的是河湾里的冷水。不久,他被一个姓陈的农民发现,这个农民早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了梁化农,他主动给梁化农送饭送水,并通报附近的敌情。然而,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这个姓陈的农民,怕牵连身家性命,很快就变了心,让他的养子向敌人告了密。
9月7日,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扛着机关枪上山,把梁化农包围了。他们一边放乱枪,一边狂喊:“梁化农,你跑不掉了,快出来投降吧!你在共产党那边当官,到我们这边也给官当,给你每月300大洋!”
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已经浑身浮肿,身体十分虚弱的梁化农仍十分坚强, 他主意已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当俘虏!梁化农使出全身力气,举枪打倒了一个敌人,随后便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梁化农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用绳子扣在他的两只脚脖子上,拖到集镇的一棵大白果树下,并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腹,挖出心肝,砍下头颅。梁化农的心肝真的被敌人用油爆炒后吃掉了。第二天下午,敌人又将梁化农的头颅高悬在古城闹市口的一棵洋槐树上“示众”。面对这些目不忍睹的惨状,乡亲们暗暗流泪,有的失声痛哭。看着亲人的头颅高悬“示众”,梁化农的姐夫王正方心如刀绞。他在第三天夜晚,摸到古城北大街,找到了梁化农的生前好友及结拜兄弟颜廷坤。是夜,他俩冒着杀头的风险,摸到了现场。颜廷坤轻轻地越过围墙,悄悄爬上高高的洋槐树,将头颅解了下来。然后,他们迅速地用梁化农教书时穿过的蓝色洋布大褂,把头包裹起来,放进一只美孚牌煤油桶里,秘密埋葬在古城小学后面的一块空地里。至于梁化农遗体的其他部分,一直没有找到。
来安县的游击坚持也愈来愈困难。为了缩小敌人的清剿目标和易于搞到粮食,徐速之和高英将来安支队分散,以排为单位在来安各区进行游击坚持和周旋。
为了减缓盱来嘉方面受到的压力,淮南区党委于8月26日在北撤的天长、高邮两县及三专署公安处的干部、战士中选调了50余人,组成天高游击支队,以天长公安局长林长青为支队长,天长县委书记梁明伦为政委,高宝县委副书记张静江为副政委,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为副支队长。队员每人装备长短枪各1支。9月5日,天高游击支队由闵家桥出发,乘船横渡高邮湖,在周家渡登陆后向西活动,夜袭了国民党大通乡公所,但未克。以后便西去盱来嘉山区寻找十六团,但未能找到。为缩小目标,梁明伦和林长青各率一部分散活动。9月10日,梁明伦率部在小陆庄(今大通乡小店村)被敌包围,遂分四个小组突围,梁明伦等3人化妆突出陆庄向北,准备经南王庄到北王庄,敌人发觉后紧迫不舍,梁明伦的警卫员被俘。梁明伦与队员范杏舒向西撤退,傍晚到小胡庄,隐藏在一个竹园里,准备到天黑再行动。敌保长钱祥带6名自卫队员追到小胡庄后,因坏人告密,梁明伦、范杏舒被发现,二人分头突围。梁明伦且打且退,到一土地庙旁与敌对峙,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枪杀。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也在这一时期被捕,在受尽敌人拷打折磨后,于1948年底被敌杀害。其余人员被打散后,分批撤出淮南。
朱云谦带十六团主力从管店附近越过津浦路转移到路西后,发现路西情况比路东更糟。因为路西失陷已有3个月,桂系敌军对农村的控制更为严密。十六团刚到路西就被敌人发觉,随即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十六团一路南下到滁县大柳地区,白天黑夜不是行军就是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更找不到自己人。更糟的是,电台用的手摇马达又坏了,这使得十六团与上级失去了所有联系。就这样十六团在路西走走打打,呆了一个星期,朱云谦又带着十六团主力回到了路东,在老嘉山以东的黄寨与彭团长带领的二营会合。
朱云谦在会合后,立即动员地方干部找电池。来安县张山区区委书记高占元接到任务后,就带着电台台长和一位乡长以及几名战士在黄寨附近捉住了一个地主,命令他三天之内把20节电池送来,否则性命难保。结果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提着一篮鸡蛋找来,鸡蛋下面就藏着电池。于是地主当即放了回去。电台的几位同志把一根竹竿内的关节打通,把几十节电池都放了进去,这样才与上级恢复了联系。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一个多星期里,淮南军区领导十分焦急,还以为十六团有可能“全军覆灭”了。
就在朱云谦刚与淮南军区恢复联系的时候,桂系军队又开始向黄寨进犯。得到情报后,朱云谦令十六团先敌占领黄寨前方的332高地老嘉山。当敌人一接近,十六团就居高临下,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就在朱云谦和来安县委书记徐速之,十六团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站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时候,一发炮弹突然在山头上炸开,王胜凯胸部脸部多处受伤,顿时双眼失明。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直到暮色降临,敌人不敢夜战,只好后撤。十六团也撤出战场,连夜转移。
王政委伤势很重,既不能走,也不能骑,战士们就用担架抬着他走。夜里下起大雨,道路泥泞,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终于来到了自来桥东边的一个小村庄。可部队刚宿营还不到一小时,一股敌人又从附近山上向我袭击。战士们虽然已经疲劳万分,但听到枪声后,又拼着一股劲往山上冲,将敌人击退。
这样艰难的环境,这样频繁的战斗,是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未曾经历过的。朱云谦曾在湘赣边区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但他也认为,淮南游击坚持的这一个多月,其艰难困苦比起三年游击战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胜凯负伤后,朱云谦非常关心,他说:“只要部队在,政委就在。一定要把政委带着,就是抬也要抬走。”但部队也是困乏至极,大家都盼望主力快点打回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那时,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去扫墓。我听说的梁明伦烈士牺牲经过是这样子的,梁明伦躲在荷花塘里的荷叶丛中,一农妇在河里淘米时发现了他,随后向敌人告密,致使梁明伦被俘牺牲。后来游击队打回来就将告密的农妇处决了。
在天长城里吗?墓前有遗像吗?
这个农妇是不是就是小胡庄的那个告密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