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近代中哈哈萨克跨境民族的形成 -- 犀光

齐清顺

哈萨克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跨境民族之一。１８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中央王朝――清朝统治新疆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在激烈地动荡中从古代向近代迈进的重要时期。同时，这一时期对哈萨克族来说，更是一个在政治、社会诸方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自身历史的发展，由于清朝政府对哈萨克政策的变化，特别是由于沙皇俄国对哈萨克草原的军事占领和吞并以及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哈萨克最终在１９世纪末由一个独立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近代地跨中俄两国的重要跨境民族。

一、清朝统一新疆前后哈萨克的政治经济基本状况

现在，我国许多著名的治哈萨克史专家学者都认为：“哈萨克族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她是由古代居住在中国西部地区的许多部落和部族，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步融合而成的”。到１３世纪初，哈萨克“已形成为一个有共同名称、共同语言、共同地区、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到１８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之前，哈萨克已经是活动在东从斋桑湖、巴尔喀什湖，西到里海广大地域的一个人口众多、在中亚政治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民族。

但是，到１８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时，以哈萨克族为主建立并曾强盛一时的哈萨克汗国（１４５６―１８２２）已经衰落。由于内部矛盾的不断加深，这时的哈萨克已经分裂为相互不能统属的三个部分，即三个玉兹。在各玉兹中，因各种矛盾而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集团，各个部落特别是一些势力较强的部落首领，不听从汗或苏丹的命令，“各玉兹的汗均未能有效地管理各兀鲁思、各部落”。因此，这时的哈萨克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外部，哈萨克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除了北部面临沙俄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之外，还与相邻的厄鲁特蒙古及其它民族因争夺草场人畜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人员和牲畜都遭受很大损失。清朝统一新疆后，沙俄加快了对哈萨克草原的吞并步伐。在沙俄武力进攻和政治利诱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哈萨克土地被吞并，逐渐成为沙俄殖民地，终于导致了哈萨克汗国的灭亡。

不过，哈萨克的经济状况，特别是以游牧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并没有因哈萨克汗国的衰落灭亡而发生变化。哈萨克的先人――塞、大月氏、乌孙、康居、阿兰、匈奴、突骑施、葛逻禄、铁勒、钦察、乃蛮、克烈、阿尔根、瓦克、弘吉剌、扎剌亦儿、阿里钦等等，都是我国古代西北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落或部族。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以及民族形成过程中，哈萨克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到１８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时，哈萨克仍然是一个“逐水草、事游牧、冬夏别居无常处”的以游牧生产为主的民族。哈萨克的这种经济状况，在遂后清朝统治新疆的一百五十余年内，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一直到清朝末年新疆官员在谈到哈萨克经济状况时仍说是“皆随水草游牧，冬夏迁徙无定”，哈萨克群众基本上仍过着一种“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

１８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哈萨克政治上分裂割据的状况，使其无法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对外力量，而经济上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又使其比较容易地流动迁徙。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状况，是最终使哈萨克由一个独立的民族变成为近代跨境民族的自身的基本条件。

二、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以满族为主的八旗军队入主北京，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中央王朝―――清朝。到１８世纪中期，经过数代一百多年的经营，清朝进入了他的鼎盛时期。这时，雄心勃勃又正值壮年的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１７１１―１７９９）决心趁长期割据我国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政权内部分裂动荡之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从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清朝发兵进攻伊犁、活捉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到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仅用两年多时间便统一了天山以北广大地区。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清朝又很快平定了维吾尔族的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部地区，确立了在新疆一百五十余年的统治。清朝政府在统一新疆过程中，与哈萨克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也对其政治经济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双方关系遂得到很大发展。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哈萨克重要首领之一的阿布赉（１７１１―１７８１）派使臣到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并呈献归附清朝的表章。表章中说：“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随后，哈萨克的一些其它重要首领也先后派使臣进京，表示归附清朝。清朝政府在阿布赉归附时发布的敕谕中向中外宣布了对哈萨克的基本政策：

谕哈萨克汗阿布赉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尔等僻处遐方，非可与喀尔喀诸部比。尔称号为汗，朕即加封，无以过此，或尔因系自称，欲朕赐以封号，亦待来奏。朕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

清朝政府在同时发布的另一道谕旨中对哈萨克的基本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辽阔。今未尝遣使招徕，仍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

可以看出，清朝对归附后哈萨克的政策，基本仍是传统的“羁縻服属”的政策。综合以后的具体实施，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羁縻”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实行各种拢络和优待。哈萨克归附后，清朝政府根据阿布赉等人的请求，承认并加封他们为“汗”。对哈萨克各部中的首领，清朝政府也分别册封他们为苏丹、公、台吉等称号，并允许其子孙世代承袭这种称号。“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７５７年（乾隆二十二年）到１８０９年（嘉庆十四年），经清政府赐封的汗有８人，其中包括哈萨克著名的汗阿布赉，公１５人，台吉等３２人”。同时，清朝政府还允许各部首领以“朝觐”的名义到北京面见皇帝，并设宴款待他们。据《清实录》等清朝官方文献资料统计，在从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到道光十年（１８３０）的七十余年中，哈萨克各部共有三十四批各类使臣到北京或热河避暑山庄朝见清朝皇帝。上述这些荣誉在古代封建时代是许多人得不到的。

第二，经济上给以各种赏赐和优惠。对哈萨克各部进贡朝觐的使臣或者首领，乾隆皇帝一再说：“朕不靳恩赏”，大加赏赐。为此，清朝政府在《钦定回疆则例》中作了规定：“哈萨克遇有朝觐来京者，……应赏衣服、瓷器、缎匹、银两”。其次，清朝政府在归附的哈萨克各部中，一直不征收赋税，也不派役差使。清朝政府在给哈萨克的有关敕谕中说：“尔等系归顺大国臣仆，理应输纳贡赋，因大皇帝垂念外夷路远，免其进献”。另外，在与哈萨克开展的贸易中，清朝政府多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并且一再强调在贸易中要“两得其平”，平等交换。清朝政府在这种贸易中，不仅一直没有另征商税，而且有时还对前来贸易的哈萨克人“以绸缎布匹赏之”，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

第三，不在哈萨克游牧地驻军设官，既不改变他们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尊重旧有的生活、宗教、风俗习惯，也不干涉他们内部的各种事务。正如前面所说，对归附的哈萨克，清朝政府“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因此对哈萨克内部发生的事，甚至发生的武装冲突都一概不过问。例如：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和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哈萨克内部因争夺草场发生大规模争斗，死伤严重，一些部落首领请求清朝政府出兵干预制止，清朝政府均以“此系哈萨克本境之事，我兵不便与闻”为理由，不予理采。

第四，对哈萨克与外部的交往或争战，也不介入。哈萨克与邻近的布鲁特、浩罕等因争夺土地、人畜、财物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对此，乾隆皇帝说：“朕统一区宇，尔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回众，皆朕臣仆，朕一视同仁，毫无偏向”，“岂有助一臣仆攻一臣仆之理”，“断难干与”。后来，清朝政府的这种不干涉政策甚至发展到了极端。１８世纪以后沙俄加快了入侵吞并哈萨克草原的步伐。在沙俄的武力威胁和政治利诱下，哈萨克中的一部分首领一方面表示归附清朝，另一方面又被迫向俄国政府纳贡结好。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哈萨克大玉兹汗阿布勒比斯派儿子布鲁到俄国进贡。乾隆皇帝虽然清楚地认识到阿布勒比斯这样作的目的是“欲归附于彼”，但却批示伊勒图说，对此事“可作为不知，置之不议”，佯装不知道。后来，伊犁将军常清对清朝政府的这种作法有一个更清楚地总结：“哈萨克……自乾隆年间臣服以来，至今历有年所，嗣因该部落散居边外，族类繁多，首鼠两端，向背靡定，往往有朝属中国，暮附俄罗斯者。中国明知其情，向不过问，以昭宽大而示羁縻”。

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的上述“羁縻”政策，使哈萨克在自己的东南方面有一个比较友善宽容而又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为其以后成为跨境民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政治环境。

三、众多哈萨克的越境游牧及内附中国哈萨克的出现

１８世纪中期统一新疆后，清朝政府多次公开宣布：“准噶尔荡平，凡有旧游牧，皆我版图”，凡是厄鲁特蒙古各部原所属牧地，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哈萨克及同时归附清朝的布鲁特、浩罕等进入。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即清朝统一新疆后的第二年，针对部分哈萨克私自越境游牧一事，乾隆皇帝对哈萨克首领说：“塔尔巴哈台等处，向属准噶尔游牧，朕以大兵平定，……尔哈萨克游牧颇属宽广，理宜守其旧界，不可妄思逾越。尔等若谓为朕臣仆，各以游牧为请，岂有大兵平定之地而分给众人之理”。

为了防止哈萨克等越境游牧，清朝政府每年从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出动军队沿边进行巡查，并在各交通要道设卡伦哨所，驻扎军队防守。对此，清朝政府在一次上谕中说得很清楚：“吹、塔拉斯、沙喇伯勒，俱在伊犁以西，……原系厄鲁特游牧。……著传谕明瑞等，酌派人员率同熟悉地理之厄鲁特，前往吹、塔拉斯、阿勒和硕、沙喇伯勒等处巡查，若哈萨克、布鲁特等仍有越境游牧者，即晓示该头目，速行驱逐，不可令伊等阑入内地”。这时，中国西北地区的疆界和清朝政府管辖的范围是明确的：“从铿格尔图喇（今俄罗斯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跨额尔齐斯河往西南，越过喀尔满岭，沿爱古斯河（今俄罗斯阿亚古斯河）到巴尔喀什湖”，再“从巴尔喀什湖的北岸到塔拉斯河的西端，又东南沿塔拉斯西南的哈喇布拉岭，到纳林河（今塔吉克纳伦河）”，最后直到“葱岭地区（今帕米尔）”。

但是，清朝政府的上述立场和对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管理措施，并没能完全阻止众多哈萨克越境游牧的活动，在与哈萨克接壤的许多地区，“常有哈萨克乘间游牧，来去无定”。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在清朝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中，厄鲁特蒙古各部人口大量流散死亡，原有的牧地上几乎已经无人居住，广阔优良的牧场对哈萨克各部牧民有巨大的吸引力，为其越境游牧提供了地域方面的可能；其次，长期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使哈萨克牧民心目中的近代国家、边界等观念比较淡漠，这也是古代游牧民族中的普遍现象，哪里水草丰富哪里就是自己的家园，他们认为进入无人住牧的牧场是正常的事；再次，中国西北沿边地区地形复杂，地域辽阔，仅靠清朝政府在沿边地区设立的数目有限的卡伦哨所和每年一到二次的军队巡查，也很难阻止众多的哈萨克牧民们的越境游牧；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述，这时的哈萨克汗国已处于分裂状态，各部互不统属，因此清朝政府虽然一再传谕哈萨克各部首领管束所属部众不要越境，但是收效不大。特别是一些下层分散穷苦的哈萨克牧民，为了寻求生计，往往私自越境游牧，并长住不归。

对于哈萨克越境游牧一事，清朝政府非常重视，除通知哈萨克各部首领管好所属部众外，每年都派军队搜查驱赶。例如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千余人“越境居住”；次年，又有哈萨克“五百余户”越境游牧，都被清朝巡查军队发现后驱逐出境。但是，派兵驱逐的办法不但会造成部分越境游牧哈萨克牧民经济上的损失和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清朝统一新疆后的短短数年内，已经有众多的哈萨克牧民越境在中国境内长住游牧。面对这种状况，清朝政府遂改变上述全部驱逐出境的办法。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伊犁将军阿桂奏报：哈萨克塔塔拜等十一人“恳请内附”，在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之乌尔扎尔）地方长住游牧。清朝政府对此事说“伊犁等处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派员弹压，日久人众，即可编设佐领昂吉”。这是清朝政府对哈萨克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一部分越境游牧的哈萨克不但在中国境内长住游牧合法化，而且在哈萨克中也出现了一部分直接由清朝政府派官员进行管辖的哈萨克部众。以后，越境内属的哈萨克越来越多，清朝政府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设官管理，使他们成为清代新疆各民族中的重要一员。

就在清朝政府同意部分哈萨克“内附”之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由于越境游牧的哈萨克越来越多，驱赶不尽，对越境游牧但又没有“内附”的哈萨克，清朝政府也不再派兵驱赶，而是采取抽收租税的办法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游牧。乾隆皇帝对此解释说：“哈萨克归附有年，甚属恭顺，但以游牧遇雪，屡次越界。若竟将所获牲畜全行拘留，朕心殊觉不忍。近据阿桂遵旨议奏，秋冬雪落后，请将塔尔巴哈台卡座稍为内徙，暂令哈萨克等住牧，每牲百只抽一，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春季仍行遣回”。清朝政府允许哈萨克越境游牧到中国牧地度冬口子一开，有更多的哈萨克进入中国境内。在这些进入中国境内度冬的哈萨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到春天也不再迁出，变成了长期住牧的哈萨克。例如哈萨克老人罕巴尔于嘉庆年间说：“当年闻有将军（阿桂）奏令我等哈萨克岁岁税马为租，准在夏季卡内过冬。自此以后，每当夏令展放卡伦之时，即不能全数外徙。盖因我等哈萨克贫富不一，有牲畜之家，并不用官兵驱逐，俱各选择好水草处远徙游牧，且可躲避暑热。其牲畜甚少穷难之家，因无往返搬移力量，只得辗转躲藏一个月，以待撤卡度冬。如此已有四十余年”。

这样，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主要是在新疆境内，既有部分内附的哈萨克，也有部分没有内附的哈萨克。但不管哪种哈萨克，他们都长期在中国境内长住游牧，后来，都是中国境内哈萨克族的组成部分。因此，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羁縻”政策的变化和大批“越境游牧”哈萨克的合法化，使哈萨克成为近代跨境民族由可能变成了现实行动。

四、沙俄吞并哈萨克草原及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

正当哈萨克在清朝政府允许下大批进入中国境内长期游牧的时候，沙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哈萨克草原侵略扩张。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离哈萨克草原相当远。１６世纪末，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１７世纪初，沙俄吞并西伯利亚西部后，便开始侵入哈萨克草原。到１８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时，沙俄已经侵吞了哈萨克的部分土地。以后，沙俄更加快了吞并哈萨克草原的步伐，一方面出动大批军队镇压哈萨克各部的反抗，一方面又诱使哈萨克上层首领向自己臣服。道光二年（１８２２），沙俄政府授权西西伯利亚总督颁布《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宣布废除哈萨克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萨克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由沙俄政府派遣的官员统治。至此，延续“三百六十六年”的哈萨克汗国彻底灭亡。

哈萨克汗国的灭亡和哈萨克草原被沙俄吞并后，沙俄一方面残酷压迫哈萨克牧民，加强在哈萨克地区的统治，一方面更加紧了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步伐。

早在１８世纪清朝统一新疆之前，沙俄在吞并哈萨克草原的同时，就不断侵入中国的西北边疆地区，曾遭到中国厄鲁特蒙古军民的多次反击。１８世纪清朝统一新疆后，加强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御力量，暂时阻止了沙俄侵略的步伐。但是到１９世纪初期，沙俄趁中国放松对西北边疆地区控制并允许哈萨克越境游牧之机，已经越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侵入中国领土之内。到道光二年（１８２２）沙俄完成对哈萨克草原吞并时，沙俄军队已经非法地侵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大片领土。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成为世界各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对象。这时已发展成为封建军事资本帝国主义的俄国利用地理之便，更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先后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同时，又通过各种不平等边界条约割占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五十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沙俄首先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其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光绪七年（１８８１），沙俄又通过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割占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沙俄最后通过武力非法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二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在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领土中，大部分是经清朝政府同意后由越境游牧的哈萨克牧民生活的地区。因此，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吞并和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不仅使中国大片领土沦入沙俄之手，迫使哈萨克更进一步向中国境内迁徙，而且也使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直接与俄国相邻，最终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中俄边界。这时的中俄边界，既不同于古代中国与所谓“外夷”、“外藩”之间的疆界，也不同于清朝统一新疆后与哈萨克之间的疆界。中俄近代边界的最终形成，对中俄两国包括以后的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吞并和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侵略扩张，不但加速了哈萨克成为近代跨境民族的步伐，而更重要的是使哈萨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俄两国之间的跨境民族。

五、大批哈萨克内迁中国和近代中俄哈萨克跨境民族的最终形成

近代意义上人为划定的中俄边界线，并没能阻挡住哈萨克向中国境内迁徙的步伐，相反，由于当时沙俄殖民当局对哈萨克残酷的压迫剥削及中国清朝政府对内迁归附哈萨克比较宽松优惠的政策（例如不改变原政治统治制度，不派各种差役，赋税率很低等），使更多的哈萨克向中国境内迁徙。对此，曾经在中亚服役过的沙俄军官捷连季耶夫在《征服中亚史》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同期的中文史料对此也有较多记载。例如，同治初年，大批俄国军队趁中俄代表举行边界谈判时抢占中国土地，原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哈萨克不堪沙俄军队的压迫奴役，纷纷逃往中国军队驻守的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世居边外，太平度日，今俄人说我们游牧地方是他们的，被他勒索，因此进卡留下发辫，情愿给大皇帝出力当差”；“因俄人逼迫甚紧，出于无法，挪居于此，不愿投顺俄国，情愿归顺大清皇帝”。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哈萨克阿勒班部落中的首领塔扎别克，率领一千多户哈萨克牧民突破俄军的围攻堵截，迁徙到中国伊犁地区的托古斯塔柳（今巩留县）游牧。沙俄遂以此为借口（索要“逃犯”未获）发动侵略伊犁的大规模战争。

同治三年（１８６４）新疆政局发生动荡，清朝政府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很大放松，再加上数年之久的战乱，使天山以北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和土地大片荒芜，为更多的哈萨克牧民向中国新疆内地的进入提供了客观条件。

将军荣全在奏报中称：“塔尔巴哈台……今被哈萨克占据”，可见这一地区哈萨克数量之多。天山以北的伊犁、阿勒泰等地区的哈萨克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增加。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清朝政府重新稳定了新疆政局并在新疆建省时，哈萨克已成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了。这时，在新疆伊犁地区游牧的主要是哈萨克的克宰、阿勒班两部落牧民；在新疆塔城地区游牧的主要是克烈、曼毕特、赛布拉特、吐尔图吾力四部落的牧民；在阿勒泰地区（当时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游牧的主要是克烈、乃蛮两部落的牧民；另外在乌鲁木齐、奇台、巴里坤、木垒等地也有少数哈萨克牧民。这些部落的首领被清朝政府授以各种爵位官职，受各地清朝官员的管辖。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境内哈萨克族总人口已接近二十万。这时的哈萨克不仅已是近代地跨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重要民族，而且也是中国尤其是新疆的重要民族之一了。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沙俄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和前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一些失误，曾多次引起哈萨克向中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活动，进一步使中国境内哈萨克的人数增加。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年）时，仅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总人口已超过二十万人。到１９４４年（民国三十三年）时，仅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总人口进一步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哈萨克这时不仅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跨境民族之一，而且已上升为新疆的第二大民族（人口总数仅次于维吾尔族）。这些，已不在本文探讨叙述之内了。

结束语

在１８世纪中期至２０世纪初期清朝统治新疆的一百多年时间内，正是世界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正向帝国主义过渡，加快了侵略和瓜分世界的步伐；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哈萨克则从一个独立的民族变成了分属中俄两国的主要跨境民族；而沙俄最终确立了在哈萨克草原的统治并在侵占中国西北边疆大片土地之后，成为中国西北最主要的邻国。在这一时期内，成为近代跨境民族的哈萨克在中俄两国政府及以后中苏、中哈两国政府的分别治理下，走上了各自具有特点的发展道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

（上传：2002-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