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六十甲子（一） -- 井底望天

不过古代的用兵资料，不可以太信任。其实好多时候，如果动员10万兵，已经是非常大的规模了，是后勤可以做到的最高值了。通常是有了10几万大军，就有人号称百万大兵了。

二

干掉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开始分封刘姓王。以同姓王分封造成的双轨制，暂时没有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其中原因是刘姓王年龄尚幼，羽翼未丰，中央派去的大臣还可以节制。另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死后，吕太后专权，一方面对同姓王，采取了打压手段，弄死了几个刘姓王，其他的都是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就是封异姓王，就是吕姓王，公然推翻白马之盟。

因此诛杀异姓王的第二阶段，就是以周勃和陈平为主导的杀吕姓王。其实当年吕太后不是没有想到要消除刘邦朝的旧功臣，只不过这帮老臣子在外面拥有重兵，不敢造次而已。结果就是吕太后死后，周勃发动了宫廷政变，一举而剪除了吕产和吕禄领军的诸吕势力。

这一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80年，就是汉朝建国的22年，差不多就是前30年第一代领导人任内发生的故事。整个故事的主脉，就是由功臣形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势力受到外戚的诛杀，然后是臭名昭著的外戚被功臣官僚阶层反扑，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势力团体都受到了一定削弱，而为后面的职业官僚们腾出了空位。

当然外戚力量，不是只是限制在领导人夫人，就是太后或者国母这一脉，后来出现的太监可以算在一路。而在西方其他国家的近卫军，或者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等等，甚至人民共和国前30年里，出现的红卫兵们，都是用来收拾建国功臣产生出来的利益团体，都可以算作是外戚力量。

在大汉朝的第二个30年，出现的就是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代表的文景之治这个经济发展局面，和削藩迎来的七国之乱。

本来一国两制，主要是考虑到历史原因，对一些地区的人民所习惯的制度，进行一个短期的安排，是希望在未来国家发展过程中，慢慢缩小差异，最终过度到一个体制。因此在两个制度中，一定要有主次，让大家明白那个制度才是未来国家的抉择，是全国人民的康庄大道。

从汉朝的角度来讲，发展国家大一统的中央为主导的郡县制度，自然是国家主体制度，是未来全国要走入的一体制度，而在原六国的旧地，所进行的分封的封建制度，就应该慢慢走进历史，而不能让人家封建势力，认为可以把你中央的郡县制给变回去了。

想以一个区域的非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国家的主体制度，放在今天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颜色革命。而想以一个国家的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区域的非主体制度，在过去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改土归流。

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改土归流，在于你首先要对自己的那套政治制度，充满信心，才可以去理直气壮的推销自己那套做法。就算是非主体的制度，在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空间，但只要自己信心够足，嗓门够大，外有强援，再加上你主体制度的捍卫者，自己老觉得自己那套不如人家先进，小腿肚子成天抽筋，站不稳脚步，自然也会被人家以宾夺主，占了上风。

人家小地方的不同制度，要是抢了你先进制度的名号，整天喊着要你接轨，而你自己也心虚口软嘴头里还要承认人家确实先进，只是因为自己本事不济，要在拖拉过100年才可以接人家的轨，当然不要怪人家以小击大，成天要颜色你，让你知道革命的威力。

就算是对自己的主体制度，充满了自信，要在非主体制度的小地方，搞改土归流，在实行过程中，也要温水煮青蛙，治小地同样如烹小鲜，折腾大了，一样也会出一定的乱子。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一些地方改农奴制的土，入社会主义的流，也曾出过一些乱子。

以当时汉朝实行的一国两制，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郡县制的中央政府和封国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中间的血缘关系，使大家翻起脸来，还有一个顾忌和需要一个过程，不像异姓王那样，斩杀起来，比较容易落手。另一个问题，就是封国的规模颇大，已经形成了可以和中央抗衡的态势。

汉朝初期全国大约有54个郡，但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只有15个，其他的39个郡，则分封给了诸侯们，因此郡县制只是在中央管理的区域下进行，诸侯国体制占有的比重要大得多。因此制度之争，迟早都会变成大问题。

而当时汉朝各界，因为当年把秦朝推行的各种强行改制的暴力手段，都推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头上，因此汉朝的施政哲学，是采用了黄老之治。在汉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府财政政策，自然是节衣缩食，有效控制政府开支。在文帝在位的23年里，没有大兴土木，生活简朴，还要拿钱到匈奴那里进贡，做消气外交。

相比之下，地方上的各派势力，因为中央政府的宽松税收政策，就趁着全国各地的经济恢复，富裕起来。当时皇家后宫里，大家当成宝贝的东西，在这些地方富豪之家，已经变成了平常之物。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减田税，都是过半，最后是降低了30抽一，就是3%的税率。之后的文帝十三年，还全免了11年的田税，直到汉景帝时候恢复。其他的口赋和徭役都减了三分之二，文帝还削减了皇家警卫部队，压缩皇家马匹去支持政府驿站，赦免官奴婢为自由人，以及增加老人福利，赏赐孤寡老人。

在这种形式下，全国经济一片大好，当时比较富裕的封国，就是吴王刘濞在现在苏州附近分封的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儿，当年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英布被灭掉后被封，下辖江东53个县。虽然当时江南之地，不是今天这般富裕，但当年鄣郡（现江苏南京和安徽南部）有铜山（现中国铜都，安徽铜陵的铜官山矿）资源，可以拿来铸造钱币，沿海地区盛产盐，控制汉朝的主要民生产品，再加上吴国收降纳叛，各地方犯法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吸引了大量的人力来开发矿产和晒盐，而没有影响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del

苹果会落到地面上。是不是哪一天会被人嘲笑呢？

太阳之下，永无新事。

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六月开始，到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五月为止。

我的理解是，从文帝前元十三年开始，到文帝死，都是免田租的。

景帝即位后，恢复了田租，但只收（惯例的？）一半。

民工,夫子,contractor...

再扣掉抗旗的,喂马的,勤务的,吹号的...拿刀的战兵大约只有1/4.

长平赵军30W,秦军全国动员,大多不是拿刀子冲在一线的.

包括诸多在这个坛子上的争论。不愧是井底的大大啊。小生佩服之。

始皇帝死的太早？太不是时候，从过去看过的资料来说，感觉始皇是想把位置交给扶苏的。

当时是在新浪追看，看到这个“说文论武之六十甲子”系列时候想发点言，结果辛苦了半天，被新浪一口吞了。

言归正传，坚决不歪楼。把在新浪被吞的东西重新整一下在这里发出来。

中国春秋之后的历史就是一部豪强势力争夺并维护中央集权的历史。历史也证明，只有有一个强势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国才能民富国强、四夷安定。

井大已经提出，秦亡不只是亡在苛政上，而是推行郡县制侵犯了六国贵族的利益。

对六国贵族而言，国家的消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家的利益。所以在汉朝定鼎之后，士族变换了方式，已加入中央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而整个汉朝，对贵族的危害估计是不足的。造成的后果是汉朝式微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混乱。

而整个三国魏晋南北朝，各个世家以数百年基业谋一朝之爆发，似乎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欲望更是说明士族的危害性。（期间曹操、苻坚等人统一努力的失败反倒被吹颂了千年可见士族话语权之强大）。

隋唐推出科举，让世家大族不再能够依仗世袭传承把握权利，但是安史之乱提醒了他们，掌握自己的军队。安史之乱直到杯酒释兵权为止，军阀势力一直是中央势力的噩梦。

到此为止，三次大的改革算是彻底打垮了地方豪强势力对中央政权的野心，换来的却是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风险集中。一旦中央王朝出现问题，立刻引发国破家亡。

与此同时，失去政治野心的家族势力开始谋划经济垄断。明清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尽管张居正和雍正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失去土地的流民造成了大量问题。同时，与地方官僚勾结的地主逃税避税也掏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

这也就解释了清末数亿人的大国，数百万的军队为什么会被几千人、几门炮打败的原因。

近代之后的问题也很多，这里不浪费楼主地方多说。

扯这些，算是响应一下楼主。

静待井大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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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中央政府和士族的斗争历史很有启发性。我的理解士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的利益集团。

宋之前，中央和士族的斗争，确实消弱了国家实力，但确实由于实力分散，并且斗争双方由于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做事就不能做得太绝，所以华夏族一直没有作过彻底的亡国奴。

宋之后，由于国内利益集团太弱，造成的结果是当中央政府滥透了，维持不下去了，国内却没有能取代它的势力，结果就是国家亡于外族。宋之后，中央政府基本上都是亡于外部势力。宋被蒙古灭。明被满族灭。清也是在外部的接连打击下，衰亡下去。宋之后，中国才一直在亡国的边缘，宋之前，中国就是分裂成几国，每个国家都能比周边外族更强大，或是至少外族没有能力染指中原。中国的辉煌在宋之后就黯然失色，再也没有起来了。

我原来也一直很奇怪，当李自成大乱天下，本来中国该是回到三国、隋唐的群雄并起的局面，这时的任何一个豪强都应该有能力把10几万人的满族军队灭几遍的实力。但亿万人口的国度最终被百万人口的小族灭了。估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打压太厉害，搞得他们天下大乱时也没有能力组织起足够的实力。

看来，地方利益集团也不能打压太过，不然中央缺乏制衡力量，我们民族的力量分布也太单一，没有深度，没有备份。最好让地方利益集团和中央互相制衡、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竞争，才能保存民族的力量，激发民族的活力。中国以前的制度缺陷就是，中央如果占优，它就有可能滥用权力，用尽国力浪费在皇家、太监这些庸才上，对国家未必是好事。地方占优，又容易军阀混战，国家同样很乱。

这样看来，议会制度非常合理，它让中央和地方有地方争吵妥协，达成一种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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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时是立而不稳，犯险破局；40岁时是偏听而惑，艰难维持；50岁时是方见蹊径，韬光养晦。那么到了60岁时，算是前路渐明，豁然开朗。

89年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坎啊！

宋前士族阶层是由先秦贵族传承下来的一种家族体系，并不能理解为现在利益集团。他们的目标是家族的利益，一切都是以家族为优先考虑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只要家族能传承，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是根本不予考虑的。战国时，赵国精兵防胡，却被秦灭了国，魏晋时期“衣冠南渡”、“五胡乱华”就是的血淋淋的现实。而在政治、经济上，三国时期袁家四世三公，士族绑架了中央政权，掏空了国家实力。

宋明时期的问题在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以及逃税避税，造成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空虚。其实，这一阶段，在军事上与北方少数民的对峙中还是长期处于优势的。最后王朝的崩溃在于我前文说的，把风险全部集中在一起造成的。

中央集权，看起来风险集中不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如果中央政权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地管理控制，所能动员的能量也是割据力量所不能比拟的。

在古代，交通不便是一个大问题，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往往被称为“封疆大吏”，原因就在于，一省、一郡、一县的官员一旦上任，在财、政方面就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中央无法对地方官员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古代的科举制度更重视考察预备官员的道德水平。而道德水平是没法量化的，故而以对圣贤书的记忆运用能力来作为预备官员的道德考察标准。这直接造成了八股文的横行，使预备官员的施政能力大打折扣，而给与了“师爷”等业务熟练的公务员以钻政策、法律、管理空子，甚至绑架官员同流合污的机会。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的发展，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北京一声令下，第二天就可以把全国的重要官员集中起来开会，使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国家资源进行国家建设。

所以在我看来，通过议会方式，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是一个伪命题。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但是从传统地缘政治看，只要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完全可以保证国家不受外辱。

现代的利益集团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问题要展开也要费很多时间，这里是井大的地盘，咱们还是不要歪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