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兵故事】我对毛泽东时代晚期的一点回忆 -- 老兵帅客
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出生的，在天津长大，开始懂事的时候虽然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却多多少少赶上了它的尾声，同时也算是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晚期。这里我就对那个时期的一些方面进行一下回忆，至于各位读者怎么看待那个时期的这些事情则和我无关，特此声明。
一。那个时候生活物资相当缺乏，几乎是什么都要票，从粮票、肉票到糖票、工业票。没有票光有钱或者没有钱光有票都是不管用的，有了钱、有了票也不一定有对应的东西可买。那时候的商店不多，里里外外空空荡荡，可以买的东西只有很有限的几种，大的商场橱窗里倒是比较丰富，不过都是非卖品，只是用来展览的。
二。日常生活。米面都是定量供应，按照个人身份（例如学生、工人和国家干部）、级别来定，我家是两个国家干部（知识分子也算国家干部）和一个学生，定量都不少，一般都吃不了，但是问题出在副食上。
那时候每户每月半斤鸡蛋，四个好的搭一个坏的，但是需要付半斤鸡蛋的钱。每月每户两斤肉，半斤油。这些倒是保证供应的，但是蔬菜就成问题了。那时候是每三天买一次菜，按照户口本上的人数来计算分量，保证分量但是不保证品种和质量，也就是说，赶上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挑拣的余地（走后门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个时代在副食店工作是一种美差），我就曾经赶上一回半个冬瓜，于是全家就靠这半个冬瓜过三天（当然还有别的食品，但是这三天购买的蔬菜就是这半个冬瓜了）。
水果方面，基本没有好的，据说好的都出口换取外汇去了。西瓜倒是按季有，而且很便宜，大约两三分钱一斤。有时候能够赶上冷冻葡萄，据说是出口转内销的，于是大家排大队。
三。教育。我从小学到大学（我上中学已经是毛泽东逝世以后的事情了，不过价格没变），学费都是五元人民币，杂费则是两元人民币，这里都是指正常情况下，家庭困难的可以减免，首先是可以减免掉学费，如果还困难就连杂费都减免了，是否减免以及减免多少依学生父母的单位收入证明来决定。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全部减免上的学。所有有天津户口的学生都可以上学，没有政治身份上的歧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政治上有问题，他也一样上学，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歧视，至少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四。医疗。当时是公费医疗，任何家庭只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在国营单位上班，他们的医疗开支就只是那五分钱的挂号费，其它的都以转账的方式由单位报销。
五。当时很多人都属于所谓的三八四一部队，就是个人月收入是三十八元四角一分钱人民币。这个数目很长时间没有变过了，但是物价却在悄悄地上涨，虽然每次涨幅不是很大，但是时间长了，整个涨幅也很明显了，因此很多家庭是剩不下闲钱的。打倒四人帮以后，记不清是哪年了，有过一次全体普调，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市民的生活困难。
结论，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市民生活，虽然生活物质不足，但是却是处在某种普遍的社会福利之下，市民们安安静静上班、下班，不担心孩子上学、分配工作和医疗，老了退休后国家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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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还在用呢，班上很多男生的粮食定量都不够，
要我们支援呢好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用高价换到粮票了，
我们用不了的粮票也可以拿去换鸡蛋，小日用品什么的，
后来不几年就废除了。
也就是说，市场上早就不缺少粮食，只是制度还没有废除而已。
这个肯定不是全国性的，要看单位，有的单位的小孩，家属只能报一
半或者更少的。俺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泡医院，这个印象很深。医生会看人开药的。
我们是半导体行业，当初算半军工的高科技行业拉，福利是很好的，
是可以全报的，但是周围其他单位可没有那么好的。
天津毕竟是北京边上的大城市，福利肯定比我们中小城市要好些的。
安安静静上班？也不全对，到要加工资，分房子的时候可是要打破头的，你没有见过那些底层的工人是怎么撒泼的吧？
我说的那个时期工资已经多少年不动了，住房也很长时间没有变动了，自然不会有人为争夺涨工资和分房子的指标而拚命了。
事实上，这个时期称之为停滞应该是比较恰当的，那个制度再搞下去应该是行不通的，因为很多人出工不出力，农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
另外，好像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那里可以用粮票换大米和鸡蛋了，于是满大街都是推着农村土造自行车用大米和鸡蛋换粮票的农民。记得有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换大米。
全国粮票含金量约是地方（上海）的两倍，俺是用入学通知书去粮食局换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官方的许可，一个人是没有去外地旅行的自由和可能的（包括住宿也得要介绍信）。
88年到上海上大学，一入学就发了上海粮票（一月29斤）、肥皂票（两月一条）、糖票（记不清了），没有油票，因为是吃食堂。复旦食堂的米据说是储存了10年，深挖洞，广积粮的米，味道可想而知，石子、沙粒和一碗几十条白色的米虫……恶心吧？那时候，在上海买洗衣粉都很困难。
还记得第一年寒假回家，想买几斤大白兔奶糖，俺和一位同学从四川北路、南京路，一直走到淮海路益民食品店才看见正在卸货，终于买到了……
俺只记得我妈还同我讲过我爸有一次
把长工资的机会让给别人的时候呢
呵呵，这大概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有的事情。
不过房子还是会争的，不只是争房子，
青工连宿舍都要争的。俺爸讲光荣家史的时候
就会我同我讲他们刚分配到单位怎么搞到第一
个住的地方的，反正好像是第一次本来应该给
我们（应该说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呢）的，
结果被别人强占去，后来才又找到一个地方。
我们是新兴行业嘛，国家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投资，
所以也逐步地有些基建什么的。
这样的故事没个70年代的人都有一点，自己没经历过总听到过。
大家都重温一下太祖的功德，也算自发庆祝一下太祖忌日吧。
这句话里面
那时候什么工作决定什么样的待遇，这是最最重要的，
也是最大的后门所在的地方拉，说不操心是假的，
不论是大学毕业的分配还是待业青年的分配，有门路的和没有门路
的能一样么？
改革开放以前，我父母所在工厂，挤满了本市各级干部的亲戚，子弟.
他俩带的徒弟就更加拉，至少我记得有两位叫阿姨的是市领导的子女。
为什么，工作环境，福利待遇都好啊，绿树如茵的厂区，超级净化的车间，
上哪里找这么轻松，干净的工作？
我父母去苏杭度蜜月，没听说他们要什么手续证明书。他们在文革末期结婚。
我祖母每年都在国内旅行一次，70年初的时候，一把年纪还去敦煌、爬黄山、莫干山、苏杭一带我小学时每年都去玩，也就住一般旅舍。我们家不是什么干部，高级点的知识分子而已，祖父文革前去世时是交大的某个系主任，子女中也没有什么盘踞高位的干部，而且文革时因为有海外关系，而且是海龟，家庭成份不好一早给打翻在地，所以旅行不能算什么高级干部的特权。
我在毛泽东去世前两年出生。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肉很少，每个星期我都数着什么时候能吃，副食品、蔬菜都很丰富，因为没有鲜牛奶供应，都订酸奶。还有就是油很少，布票粮票我们都用不完，有的时候送人作为礼物。上海的黑市很多鸡蛋、副食品，我记得每个星期都有不少农民挑着扁担进城在地摊上摆卖各种食品，都很新鲜（那时可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吃得很放心），那番茄别提多好吃了，我现在自己种番茄也种不出那个味道。老兵说天津80年代农民才推板车进城，上海70年代初就有了，我三、四岁的时候跟本是公开赶集，这资本主义尾巴从来就割不掉。
至于上学，文革前有一年看家庭成份划分高考线，我爸赶上了，所以即使成绩来说在上海数一数二，无缘进入第一志愿清华，最后去了中山大学。但是据他说，并不觉得在学校师生或者政策方面对他有什么歧视，而且后来因此在改革时南下深圳闯一番事业，因祸得福。我祖父在文革前已经受到一定的冲击，要定时写自我审查，但是患癌的时候还是得到专家会诊，享受很好的医疗特护条件，我们一分钱都没花。当然，如果他活到文革时什么下场难说，然而没发生我就不乱猜了，除了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以外，我不能说我的家庭在毛泽东时代生活素质上受到什么特别迫害，更加没有因为政治背景糟糕生活素质低于平均。生活素质比解放前下降，那是必然的，但是既然选择了留在新中国，我觉得祖父母对于这个未必很在意，但是学术生命因为多次的肃清整风运动而缩短终止令他们最心痛。
我的感觉是，在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由于资源分布尚可，借运动来整人还没有那么残酷，所以即使是牛鬼蛇神家庭，所受的打击放在全国的局面来说还算好。要是在乡村地方，基层干部的素质很差，他们其中不少都是前土匪强盗，政策贯彻下去就完全走样了，不仅止文革如此，现在更加如此。
兄台没看清楚，请再看一次。
当时没有身份证，必须要官方开介绍信才能住宿；没有全国粮票也无法就餐。上海是个特例。
俺小时候还经常吃大闸蟹和鳜鱼，这可都是野生的，现在有钱也买不到，大闸蟹要用锤砸！但猪肉就不能经常吃，甚至经常买不到。
我小时候每年跟着家里去玩肯定没有官方介绍信，我祖母又没有职位，也没什么特殊关系，哪里去弄介绍信？这就是中国人的可爱之处，在任何环境中都有通融之处。
俺中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骑车旅行，必须得有介绍信才能投宿，那时没身份证，因此身份证是公民权的一大进步。
我到杭州上大学以前没有喝到过酸奶，
呵呵，当时上海来的小姑娘叫我们几个土人酸奶是什么东西，
还告诉我们说人要第一次喝可能很不习惯，呵呵，
可我一开始就喜欢上啦。
看来我是适合腐败生活的
俺们那算是南方的中等城市。
上大学前，酸奶的没喝过；当时似乎是5毛钱一瓶，不过俺不经常喝，俺班上的女生们喜欢。
所以大家对于“暴政”的个人感觉是很不同，我觉得暴政与否跟两个条件有关：
1）到底一个城市的资源怎样，要是大家都不够吃，来了整风运动不乘机整死几个好少点人抢饭吃才怪。所以越落后的地方整风也好，文革也好，越残酷，越恐怖。
2）人的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地区文明程度比较低，愚昧的群众很多，容易一哄而上，被人煽动。
所以无论中央的政策如何，如果这两个条件都很糟糕，总会变成一个结果：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