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数字问题"的一些技术性讲解 -- 史文恭

这个帖子，本来是应该早一点写的，因为俺前面提到的“数字问题”这个网络党史讨论的“巴尔干”话题本身的爆炸当量比较高，似乎使那个帖子所激发的讨论变得有点激烈，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俺个人的心得是尽量地冷处理一下，便于气氛的调节。----有些帖子，俺的体会是，在写下来时所看到的感觉和过两天再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官反映。----故，这个解释说明的帖子，就因此迟到了。

当然，此处要感谢逸云兄的“消防”工作，以及其他好多同学的解释和对俺的支持，比如小山同学，leqian同学，道可道师兄等等，-----俺本来是要一一回帖的，由于懒惰以及上面提到的原因，没有及时反馈，灰常不好意思啊，

好，现在回到正文。

关于这个三千万的数字问题，俺在网上所看到的因之所引发的讨论或者争论已经很多了，但是，几乎没有让俺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结论。-----而通常都是一边倒的，判断题式的，甚而至于，结论部分大大多于事实求证和研究部分的。----而且，正如俺之前提到的，这个问题本身，已经被“宣传战化”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扁平，结论变得越来越“清楚”，责任被归结的越来越“突出”。----因此，整个问题本身，就变得越来越肤浅了。----对于俺而言，是不敢相信，一段横跨三年的，遍及全国的大历史，是可以如此简单地被研究透，而又是如此简单地可以被几个因素所归结完毕的。----换句话说，敢于下这样结论的人，他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

当然，俺是属于做功课不认真的那一类同学，----但俺毕竟是有看过相关的一些资料地，和更多对这段历史不清楚的同学相比，似乎还有一些比较基础性的资料可以和大家分享:

A,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关于这个“非正常死亡人数”，俺首先要抱歉地说一声，这样轻佻地把很多在极端饥饿或者营养不良中，怀着对一顿饱餐的渴望死去的逝者笼统化为一个数字，甚至还要搞四舍五入的做法，是非常不敬的。----但没有办法，企图在宏观上把握这个问题的大概轮廓也只能如此，敬请大家原谅阿。

那么，接下来，要说明，这个“非正常死亡”的定义是有玄机的，在那三年，全中国的人民都陷于饥荒之中，当然，城市里的居民由于有粮食定量分配，而相比之下，还能有最低程度的保证，但无论如何，在长达三年的低水平粮食配给下，营养不良是无可避免的。而因此引发的各种疾病的致死，应该如何计算，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俺这里不准备展开，只是提醒大家，以后看到有人用统计学方法或者数字模型来计算时，可能引起争议的最大地方，就在这个“非正常死亡”的定义所在。

接着，俺来给出一个大致的数字，这个数字的低限取来自官方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实际上在杨继绳的《墓碑》里已经给出，是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得出的。他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蒋后来官拜人大副委员长，他的研究工作是由曾经担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推动的。所以这个数字可以被认定为低限。----不相信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人的同学恐怕可以止步了。

假如有谁对杨继绳的引用有所质疑的话，俺曾经看到前解放军大校从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其中也提到，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到数千万。

至于这个数字的上限，一般比较多数的是三千万，但这个俺就不愿多谈了。因为基本上，这些不同的数字都是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上通过不同模型搞的，第一手的资料远没有解密，多谈无益。

B．灾难成因

我们要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坦率地说，要导致这么大人数的农民被饿死，实际上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农民直接生产粮食，而且通常他们总会有一些副食，家畜，或者附近的野菜等等。---所以，让这些粮食的直接生产者因为没有食物而死亡，的确是让人费解的。----但，悲哀的是，这是苦涩的事实。----但这个结局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粮食的统购统销。

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是由陈云提出的。当他提出这个制度时，心情非常沉重，声称“挑着一个担子，前面是黄色炸药，后面是黑色炸药。”他甚至对东哥说，怕因此被“开除党籍”啊。---为啥陈云心情如此沉重呢？因为所谓的统购统销就意味着，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除了口粮和种子以外，必须将“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当然，关键在于国家的收购价格是比市场价格要低很多的。----而相应地，国家将征购的粮食按照定量配给给城市居民。---而这个政策的本质就在于，通过牺牲农民利益达到国家建设（工业化）过程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这个政策如何理解，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陈云的心情沉重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个统购统销的制度伴随着粮票一直在我们国家推行了三十多年，---是不是每年都酿成了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灾难呢？---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因此，将几千万非正常死亡归结于此，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统购统销制度是引发这个灾难的第一个基础，---因为既然农民的余粮都被征购了，那么，他们在粮食上的余地就很狭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统购统销制度在设计时，并不是非常粗暴地要榨取农民最后的一点余粮，而本来是留有余地的。同时，在这个制度下，一旦某一地区有灾荒发生，国家也会调配救济粮或者返还“返销粮”。

其二 大跃进的经济失调

大跃进现在同样被扁平化为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但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来说，在大跃进期间，我国也完成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同时也取得了诸如大庆油田等巨大成就，在许多原来几乎没有工业的省份，都建立或初步开始了一些系统性的工业建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制度下，大规模的，超常规的高速经济投资必然导致严重的经济失调。---一个简单而有力的事例就是，在三年灾害之后，为了调回这个失衡，国家不得不清退两千多万的城市职工和干部回乡务农。----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农民的负担里包括了这么多所谓“非农户口”人口的口粮。---请注意，这个巨大的人数都是劳动力，换句话说，在过去三年里，农业这个哭喊着的产业同时缺少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因此，这是一个双重的打击。

其三，公共食堂和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的推广，对于农民而言，自然意味着所有的土地都归公有，---甚至，连自己的自留地（房前屋后）种点小菜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所有的生产资源，比如耕牛等等，也归公社公有，而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急剧下降了。----这一点，在中国过去的三十多年的历史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人民公社还不是最厉害的杀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制度同样延续了几十年，并没有同样造成那三年之间的巨大灾害，---原因在于，人民公社下，毕竟，是要组织生产的。

而造成问题最严重的，是公共食堂，----关于公共食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张艺谋的《活着》来获得具体感受。----具体到引发灾害这个角度，公共食堂的问题在于，当时在大跃进的狂热之下，农村里要求全体农民都在一个大食堂吃饭，其初衷在于可以节约粮食，提高效率，但事实上这两项在实践中的效果适得其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伴随着公共食堂制度的推行，绝大多数农民家里的铁锅被拿去炼钢铁了。-----也就是说，农民只能在村里的大食堂吃饭。-----这一手，后来灾难之后，胡服同志去湖南老家考察，农民们纷纷对此“称道”说，：“这太厉害了，比国民党都厉害。”----也就是说，农民的温饱在公共食堂制度下，只能依赖食堂里都有粮食供应了。---那么食堂里有那么多粮食吗？

值得补充的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公共食堂这项“德政”被取消了。

其四，浮夸风和反瞒产

在大跃进狂热风暴下，各地方都掀起了竞相浮夸的热潮。----当然，恰如俺以前提到的，所谓的“亩产万斤”都是指的试验田，在具体的产量上，通常的浮夸程度，都在百分之两百或以上。-----当然，根据统购统销制度，这样的浮夸产量必然导致高征购，---而我们知道，粮食的消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秋收之后，即使粮食被国家征购大半，但依然会有一部分粮食留下来归公共食堂，任农民先大吃大喝一段时间，---然后，随之时间推移，恶果才会逐渐显现的。

而我们知道，所谓的“自然灾害”持续了三年，在1959年的春天，由于1958年的胡闹而饿了肚子的农民自然会在这一年懂得多收藏一些口粮，---但我们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发动“反右倾”，在1958年的胡闹基础上还要咬牙坚持。---那些曾在1958年浮夸的省委书记们，依然还想撑住自己的面子，在上报的粮食产量上多留一点水分，---那么，为了填补他们的面子所带来的水分，---对农民的征购变得残酷了。这就是所谓的“反瞒产”了----这个时候，在浮夸越严重的省份，所征购的粮食里面，农民口粮的比例就越高。。。。。。。

其五，国家救济和粮食分发

在灾难一步步地变得更加明晰之际，作为中枢部门，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极力各地调配粮食救灾的。比如，俺之前的一个帖子里史文恭:关于总理调粮的一个补充。。。。就提到，周公在1960年在江西10亿斤征购粮的基础上加了2亿斤，（也就是20%）的幅度之后，在1961年，再加了3亿斤的征购任务，也就是说，在3年灾害中，江西老表们的征购任务提高了50%，---从此可见江西老表对国家的贡献。----当然也可见周公的难处了。

而周公这样向各地求粮绝非江西一处，有空可以说说其他的苦涩的逸事，总之，随着灾难的蔓延，中枢的确费尽心思为各地救灾。----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国家调配的粮食最终是要依靠基层干部分发到农民手中的。-----1961年，周公去河北农村考察，被农民直言“顶撞”：“其中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张二廷解释道：“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同样的这位张师傅就直说，公共食堂吃不饱，为啥捏，因为好东西都先让村干部，炊事员以及他们的亲戚吃了，剩下给农民的，就一些稀薄的粥了。---而河北当时的情况还算不错的。----我们记得，在灾难深重的河南，四川，山东等地，---既然那些基层干部为了“反瞒产”，敢于搜刮农民最后的口粮，那么，同样这些干部，在国家的救济粮到达时，他们又将会如何分配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在统购统销的制度下，在1959-1961年三年间，全国上下的饥饿时普遍存在的。但是从饥饿到饿死，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完成这个过程的最终执行者们，---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年轻的新中国的基层干部们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权力完全没有得到监督，而他们对农民基本的责任心和人道主义也完全没有。---同时，他们的上级，依靠强制命令和忽视民生的做法同样促使他们如此任由基层民众默默死去。（甚至更恶劣地基层干部，不让农民外出逃荒，并禁止，关押那些其他向更上级举报农村悲惨情况的有良心的村民或其他干部。）

其六，恶性循环

从1958年到1959年，再到1960年，越来越虚弱地农民只可能越来越少地产出粮食，而因此引发的粮食紧张必然导致粮食总征购数量的上升而不是下降，所以，这个循环是恶性的。有一种说法认为，1959年仅仅是伤到了中国农民的“皮肉”，而1960年，则真正是伤及农民的“筋骨”了。

综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灾害过程的一个大致的轮廓。至于这个过程里所有因素所占比例，俺无法用量化的形式表达，而且，恐怕也有悖于俺之前声称的不要急于下结论的初衷。--所以，就把对这个大灾难的形成原因留给大家品味了。

最后，多谢百丈村长兄，虽然俺觉得他在批评俺的时候，如果能多一点对问题的具体描述就好了，但毫无疑问，正是他逼着俺写了这样长的帖子向大家交差啊，呵呵。不过，关于杨继绳书中对这个大灾难的结论部分，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俺就扯到这儿吧。

• 参考资料

固然基层的官僚化确实是悲剧的一个原因，但是57～59年的一系列运动难道就没有关系？任何干部一旦被怀疑对路线方针有动摇，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不仅是个人甚至全家都会受到牵连。指望地方干部人人都是海瑞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少量海瑞，他们的来信有多少几率能上传天庭？而就算有极少量的信件能够上传天庭，在一派大好形势的简报背景下，不会被当成是一个甚至是十分之一个指头呢？决定干部选拔政策的九品中正是谁制订的？这也是为什么板子会更多打到高层的原因。他们的一举一动牵涉的范围太广了。

我们知道很多纳粹、日本鬼子为自己的屠杀行径辩护的时候，一个最常用的理由是：“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做的。”上面的错误并不能掩盖基层的错误，也不能成为基层犯错误的借口。虽然我对日本人那种“东条英机和一个家庭主妇对战争负有同样责任”的论调并不感冒，但敢于承认、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这一点上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大跃进”、“三年困难”上层犯了错误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么基层的错误呢？现在讲的并不是很多。那三年的错误是全党性、全国性、系统性的，按照刘少奇的话说：“人人一笔账”。

党中央、地方诸侯犯了哪些错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基层干部犯了哪些错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更进一步，我们今后如何去避免犯这些错误？这样一个艰巨的历史命题，不是一两代人能完成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谨慎和严谨的态度，做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而不应满足于做出所谓“定论”。我想这也是教头这篇文章的真意所在。

“三反”“五反”时期普通民众和干部的呼声还能够上传到天庭，引起太祖等高层的重视，可是在已经有人饿死和逃荒的情况下，太祖能看到的却是一片太平，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基层干部当然有草菅人命利欲熏心的一部分，但是更多的自己也是从老百姓成长起来的，不会没有上报，但为什么高层能看到的只是极少数，以致于太祖不得不派秘书下去巡查。民众的监督这个时候在哪里呢？

是不是围棋赛的缘故啊。

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个对“基层”的理解不大一样，您所讲的基层，可能是指市县乡村级这些地方干部，我所说的基层，除了这些外，还包括各级中央机关里的基层人员。比如，中央办公厅算高层了，那么里面一个普通公务员、普通的科长，我也认为他们是属于“基层”这个范畴。

关于您所说的例子，我觉得和“党为什么犯错误”一样“大”的命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简单谈谈我肤浅的看法，57年开始的政治上的高压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官僚体制隐藏的“精英淘汰”机制，干部年龄增大、成家立业、分享权力带来的好处，因而患得患失或同流合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和社会一样，基层干部中“鱼肉乡里、无法无天”与“铁面无私、为民请命”都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沉默”的，刚直如黄克诚者也承认自己“也跟着吃了、喝了”，虽然“心里不舒服”。教头之前讲过的“50年邓华回广州”和“52年邓华视察”很好的展示了这一点。

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SARS爆发的时候没有政治高压，中央领导之前也没做什么错误决策，也有人向上反映真实的情况，那他是如何演化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呢？

如果说俺对基层干部的指责多一点，那是因为，这并非俺的观点，而是当时TG高层在经过调查后的结论。----后来在历史上的反应就是‘四清’运动。

如果可以原谅俺用词的粗率的话，俺倾向于如此表述，即造成那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和其他相应的TG高层应该负责的政策等等，但是，在饥荒里造成基层农民大批死亡的，这种使问题大大恶化的过程里，那一批基层干部是要负责的。----事实上，他们后来也被处以相关的行政，甚至法律处罚了。

但总的来说，俺写这个技术贴的目的，就是把俺理解的大的框架给出来。至于结论和其他，就留给大家看看了。

完全是查资料的活，俺对“数字问题”的讨论恐怕要告一段落，回去填大河那个坑了，COCO兄对这个进出口问题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周公的传记。里面有所涉及。

不敢抒情啊。

问题主要出在中层，不是基层。所谓中层，是地方上县、地、省三级，中央则是部委和副总理。

基层干部天天和老百姓接触，小队、生产队、公社，基本上和老百姓是同吃同劳动的。胡服那个狗屁调查，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于公社干部多吃多占，一个公社几千上万户，脱产干部就那么几个，能侵占群众利益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饿死呢？实际上饥荒年代中，基层干部大量营养不良，死亡的也不在少数。不是说有公社书记守着公粮饿死的嘛。

那些引起灾难的决策，比如大炼钢、并大社、一平二调、穷过渡、放卫星、反瞒产，基本上都是沿着两种模式出来的。地方，是县、地、省领导栽培典型——中央领导视察赞扬——向全国推广；中央，则是部长或副总理进言——中央领导接受——向全国压任务。

进一步地看，这个甚至与八大和二届人大之后新官上任的政绩冲动有关。

有能力侵占利益未必都要脱产. 书记, 支部成员, 生产队长, 再加上他们的亲戚, 好像不少了.

因为毕竟自己也做农活。

至于说基层干部的亲戚等问题，实际上是也很难估量，不能作为普遍因素。首先是因为当时基层的风气，还不像今天那样；其次，基层干部的亲戚，绝大多数也是农民，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生产。

倒是有个重要问题，小史没有说，我刚才也忘提了。就是所谓“农村花园化”，58、59年刘少奇在视察时多次提倡过，毛泽东也没有反对。

这是因57、58年粮食产量都不错，下面上报的单产又节节升高，导致高层误判形势，以为粮产会一直增长。他们就提出，农村要把三分之一的耕地拿来种树种花，把农村打扮得像花园，种粮食只要三分之一就够了。

这个因素和粮产急剧下降的关系有多大，想想就明白了。我想这个教训，也是TG后来提倡以粮为纲、一有空就开垦粮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