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一） -- 井底望天
比如说刘秉元等人，为他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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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 刘秉忠
经济水准、人口数量的差异。西晋、李唐的民族政策效果如何是永远的教训。
名义上搞汉化复古，实际是在鲜卑化，这点好像是范文澜有过论述。
北齐鲜卑化是陈寅恪吕思勉等人提出的。
很多人都在这里因果倒置了。
即使在罗马灭亡后，欧洲也曾长期通行拉丁文，尤其是社会上层，但最后还是被当地语言取代或同化，形成了欧洲多语言多文字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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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辽国的时代，一国两制已经实行，不过因为辽国的汉族人口和地域不是太大。而金国控制了中国北方，当时的人口大概是4千万-5千万之间，大概减去契丹和渤海等其他民族的5-6百万人口，对只有6百万人口的女真族而言（其中还包括早期征服的女真化的其他各族人口），是一个大的挑战。
很显然，在长城以北，还是要以部落制度为首的游牧民族管理方式，但是在长城以南，黄河北岸的地方就靠利用旧辽国的官僚和北宋降官管理。而对黄河南岸，尤其是接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一些金军将领企图推行女真化的改变民俗的剃头方式，并不许当地汉人穿汉服，受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弹。因此先是采取了扶持傀儡政府，之前是用北宋丞相张邦昌建立楚国，之后是用北宋济南知府刘豫建立齐国，来作为和南宋的缓冲地带。
当然后来剃头发、留马尾辫、穿马褂的法子，在满清入关后又重新推行，这次是以“留发不留头”的铁血方式，以嘉定和江阴等等大规模屠城，来最终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是通过将汉族人的衣冠满清蛮夷化，来确立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契丹、女真和蒙古，在汉族地区采用的法律体系，都一致放弃比较严厉和苛刻的宋朝律法，而是采取相对宽松的唐朝律法，算是笼络汉人民心的一个法子。
女真人为了解决文治武功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原汉地的重要咽喉要道，驻扎满清军队，进行军垦，一方面将中国各类学术著作翻译成女真文，并希望通过这个教育来培养女真族的文官人才。这种军垦的方法，自然被后来的蒙元和满清所继承。比如说俺的老家贵州的黔北，因为地处去云南的要道，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开始由满洲军驻扎，使满洲成为贵族这个西南边远地区的省份的一个世居民族。这些满族军人后裔，基本上全部汉化，在人民共和国鉴别民族身份时候，全部报之以汉族身份，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了满族的少数民族身份。
女真族的汉化运动，开始于金太宗去世后的天会13年（公元1135年）。16岁即位的金国的第三任皇帝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因为他的养父阿骨打的庶长子完颜崇干倾慕汉文化，从小请了辽国的进士韩昉教他汉文经典，因此被旧贵族亲戚们蔑称为汉儿。金熙宗即位后，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度，把军权和行政权分开，以及在君臣礼仪上的变化。但是真正的大动作，是在金熙宗的养父完颜宗干的二儿子海陵王完颜亮，通过宫廷政变，谋杀了金熙宗之后展开的。
海陵王因为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皇位，因此诛杀了不少对他有威胁的皇族和宗室子弟共250余人。完颜亮自身也是受汉文教育很深，主张女真汉化。他大量重用汉族大臣，如刘苔、刘萼、张中孚等人，和其他汉化的契丹和渤海大臣。他在军中则取消了猛安谋克的等次，来限制宗室地位并罢免了女真贵族世袭万户职务。
海陵王的最大改革，是将金国的首都从现在哈尔滨的上都，南迁到现在北京的中都。这个迁都行为，和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是如法炮制。就是通过远离女真人的祖先之地，使女真更加汉化。这个迁都行为，甚至包括把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棺木迁葬，把整个旧都宫殿夷为平地，来杜绝贵族们的留恋之心。
另外一个汉化的标志是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恢复，把以前南北各选的方法，改成南北通选，并恢复了殿试。
海陵王在诗文上的造诣也不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他派遣间谍到了南宋，带回来了临安的全城图。他在上面题诗一首：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谈的是秦始皇帝的天下书同文和车同轨的故事，可以看出完颜亮的汉化程度之深。但是当完颜亮正隆6年（公元1161年），破坏了宋金之间已经维持了20年的绍兴合议，率部南下，却在长江边的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一战，被南宋的一个文人官员虞允文击败。
可是问题在于海陵王之前渡过淮河的前一天，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留守完颜雍发动政变，下诏废黜了海陵王，改年号为大定，即成为后来的金世宗。而完颜亮则在败军中，因扬州兵变，被乱箭射死。
由于金世宗是在反海陵王的女真贵族的支持下政变成功，因此他的政策自然就是要推翻海陵王的汉化趋势。而且由于在海陵王南侵失败后，南宋宋孝宗排斥了秦桧党人，重新用张浚，企图北伐。这个军事行动后来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失败，宋金重新签署隆兴合约，南宋仍然要进贡20万两白银和20万匹绢，但就不再向金国称臣。
但事实上，就是金国的军事实力不再对南宋有压倒优势，其铁浮屠和拐子马的重甲骑兵战斗力已经减弱不少。因此金世宗的女真化改革，首先是减弱汉化的文治，重整女真的武功。他首先规定皇家的年度围猎行动，就相当于俺们今天每年就搞一次军事演习，并鼓励各种军队的练兵活动。
金世宗同时提倡说女真话、穿女真衣的文化运动，并在公元1188年禁止女真人穿着汉服。但是这个本土化行动已经太迟了，当他决定把汉文古籍翻译成女真文的时候，来鼓励女真文化，女真语差不多已经频临死亡。
因此他的后任金章宗完颜璟在公元1189年即位之后，汉化政策又恢复了。在公元1191年，禁止汉族和女真族通婚这条名存实亡，从金国的皇帝到官僚，都屡屡违反的法律，被正式废除了。金国的官员们开始讨论，在五德学说中，应该选择哪一个颜色来表明自己在中国王朝更替中的合法性。
女真人为了解决文治武功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原汉地的重要咽喉要道，驻扎满清军队，进行军垦，一方面将中国各类学术著作翻译成女真文，并希望通过这个教育来培养女真族的文官人才。这种军垦的方法，自然被后来的蒙元和满清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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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文看，此处应讲的是金人，不是满清吧
融合是你吸收我的，我吸收你的。因为汉文化与中原地区的环境相适应，且比周边民族的文化先进。所以，这种吸收成为了以汉文化为主的融合。
六
前面谈到了南宋在崖山之战中灭亡，那个时候，南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元军的战船上，亲眼目睹了整个海战的过程。
文天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武将，算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南宋宝祐4年（公元1256年）中了进士，并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以“法天不息”的核心观念写的《御试策》被宋理宗钦定为该科状元。
文天祥的老师是欧阳守道，而欧阳守道则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的传人，因此文天祥本人算是朱熹的三代传人。而南宋的理宗皇帝又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因此君臣算是一拍即合，在文天祥的廷对中，贯彻的始终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
因此这个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悲剧，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皇帝和最出色的大臣，讨论的不是强兵之策（因为南宋如果不算是富国的话，全世界从古到今，就没有人敢称富国了），而是天道之理，和人道之修。
这个时候，一个民族似乎应该出现的是中国秦国的商鞅，或者是普鲁士的俾斯麦。就算是这样的铁血政治家没有出现，最起码也应该出现苏秦或者张仪那样的战略家。
其实就算是俺说的当北方游牧民族手中有了粮，其军事优势仍然表现在短暂的冲击力上。金国的南下战略基本上是两次，其实都被南宋的军民所挫败。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战事，就是在南宋绍兴10年（公元1140年），金朝大臣完颜宗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兀术，撕毁合约，南下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打了一战，企图从这里南渡淮河。
当时防守的南宋将领刘锜实行的是全民抗战的路子，男子备战守，妇女砺刀剑，为了背水一战，制止宋军出名的逃跑习惯，他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凿沉，断了大家过淮河的后路。
而这次战役的时间是在盛夏，金国的重铁甲骑兵在中午时分，酷热难熬，口干舌燥的时候，附近颍河水里，和城外的野草中间，又被南宋军民撒满毒药，导致金兵人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战斗了。结果就是刘锜以区区不到2万的军队，以少胜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等，遏制住了金兵的攻势。
另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败而结束。
因此只要宋朝能够积全国的财力和人力，抵挡住金国和后来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势，坚持打持久战，能够做到全面皆兵的话，应该不至于被外族灭亡。
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个民族必须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从文天祥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理念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并不浓厚。
当年文天祥被俘之后，从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劝降。因此押送他去观看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其实是一种心理战。
看到南宋军的惨败和王朝覆灭，文天祥当然是悲从中来，当时写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诗，以表达“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绝望心情。
这首长诗的开头四句，说道“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因此可以看到文天祥类比蒙元和南宋之战，似乎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争战，而是相当于战国的秦赵之战，和楚汉之争。
在后面提到元军的时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可以看出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在里面。
这里只要简单地将文天祥里面对敌方的描述，和更早一点，没有受到朱熹理学影响的南宋将领岳飞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岳飞的眼里，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蛮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显然要强烈得多。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厦将倾的时候，各地的地方势力和知识分子，要么考虑如何在蒙元新朝里谋个一官半职，要么如何考虑自己在地方上的明哲保身，只有文天祥响应了谢太后的勤王诏书，在元军20万大军的锋芒之下，召集了万人的乌合之众，试图抵挡蒙古铁骑。
有朋友劝他，你还是洗洗睡吧，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义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社稷可保也。”
可以看出来，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传统儒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实在是俺们今天的为政者和读书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不果的情况下，甚至以中书省宰相的官位为许诺，都没有改变文天祥的信念。最后忽必烈见了文天祥，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于是从容就义于北京的柴市。
破釜沉舟的是项羽。韩信只是背水之战而已。另外，《满江红》一词是否为岳飞所作亦有争论。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用来抗击外侮时是很好用的。但是如果对内也各民族民族意识高涨，那么很容易造成内部的分裂。如果要论到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民族主义。井大应当还应当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文山是在柴市就义的，那时候，柴市才是杀头的地方。
后来看网上说，就是菜市口。改过来。
诚如楼主所说，中国以前是讲文化的，中原文化优于四边蛮夷，潜台词是中原生产力高于周围。由于种种机缘，会被暂时的击败，甚至亡国，但是文化不会亡，因为它是先进的。因为它还可以扩宽四边蛮夷底层被压迫者的生路。
但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成了世界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成了潮流。因而那些被殖民国家遭受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而是被资本主义残酷的压榨。
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的殖民国家必然以另一种团结反抗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民族，有时候还是种族。
对于中华来说，面对强悍的资本主义文明，从总体上来说，中华文化已经没有什么先进性而言，我们可以凭借反抗，也只有民族。
所以民族主义就更是一个副产品，一个表面的东西，它可以被利用于一时，但是不可以真当成一个实质性的东西去追求。
所以毛在天安门上说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不是“中华民族开始复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