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一） -- northeast
前面我说了，因为“十三冶”的造反派、保皇派都不太听“军宣队”的话，所以“军宣队”只能指挥我父亲这样的刚分配到“十三冶”工作的大学生、原来“十三冶”当中“打酱油的”（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开展恢复生产的工作。就在我父亲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期间，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十三冶”造反派的头号人物、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被枪毙了！
下令枪毙杨承效的是69军的军长谢振华。谢振华与陈永贵（大寨的领头人）是当时中央指派的恢复山西局面的负责人，而原来两派的头号人物刘格平、张日清已经被中央扣在北京不让回山西了。吴思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谢振华与陈永贵……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之死客观上对山西全省的稳定是起作用的。但在“十三冶”，一般人对此的看法却与外界不一定相同。因为我父亲是“十三冶”的新人，所以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听到“十三冶”造反派、保皇派两方面人对此的议论：
“十三冶”造反派当然认为谢振华此举明显是“公报私仇”，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十三冶”的造反派与69军矛盾很深；至于导致杨承效被抓的那次事件也是对立面挑衅在先，杨承效顶多算“反击过当”；那一阶段造反派、保皇派双方都有过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谢振华为什么对保皇派的过火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却对造反派痛下杀手？
“十三冶”造反派不满意谢振华似乎“顺理成章”（毕竟派别不同），可“十三冶”保皇派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谢振华枪毙杨承效。我前面说过，“十三冶”造反派中年轻人多，“十三冶”保皇派中年纪大一点的人多，我父亲就听保皇派中老同志这么说过：“谢振华不应该枪毙杨承效，不是说杨承效没罪，而是说杀杨承效用处不大。对待杨承效应该如同共产党处理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那样，关而不杀，深入揭发他的罪行，甚至让他自己认罪，这样造反派就没人再起来折腾了。现在倒好，杀了杨承效，造反派上上下下简直把他当烈士，个个口服心不服，以后十三冶的局面可不好收拾……”（我父亲后来离开了“十三冶”，据他所知，“十三冶”两派之间的矛盾后来虽然不似当初那么公开，但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注意：以上所说是“十三冶”两派的看法，并不是我父亲的看法，毕竟他当时是外来户，对此的态度是无所谓。
我父亲在文革期间，见识过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各个派别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结局各种各样：有像杨承效这样被枪毙的，有文革后飞黄腾达的，也有受到各种处分甚至被关进监狱的。如果文革后还活着的话，即使进了监狱一般也都有被放出来的机会。就算是中央规定要限制使用的“三种人”，也有人后来在单位大小当个领导，他们普遍没有像中央一些人担心的那样还想兴风作浪，一般都专心工作，不问政治了。我父亲有一次在某单位见到一个领导，就是当年东北工学院某派别的一个大人物，他还打趣地说：“我当年可是臭名昭著呀……”我父亲说：“哪里哪里，您当年可是威名远扬……”我父亲说他对此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演讲，驳斥有关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与朝鲜的金日成有勾结的“谣言”，并阐明陈锡联同志与朝鲜方面的交往都是中央同意并批准的。
我所见到的提及杨承效的文字中，经常看到“二级半电焊工杨承效”的字样，看来杨承效在本职工作方面并不是突出的人物，但这个人物也不是等闲之辈，我父亲就听“十三冶”的人讲过这么一件事：
杨承效与山西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关系不错，杨承效最初去大寨的时候，陈永贵免不了要领杨承效在大寨各处参观一番，杨承效看过之后居然对陈永贵说了一句：“你们太辛苦了，过些日子我领人来帮帮你们。”估计当时陈永贵也没听明白杨承效话里的意思。过不久，杨承效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到大寨来了。
我前面说过，“十三冶”的汽车和工程车辆很多，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少见的。武斗时，杨承效指挥的人马利用这些车辆实现了“摩托化”。这一次，杨承效也开来了很多车辆，不过不是来武斗的，而是来“建设”大寨。在大寨，“十三冶”的汽车和工程车辆进行了挖土、搬运等作业，虽然不是专业的农业机械，但其工作效率肯定比人工效率高多了，大寨的农民都来看热闹，大开眼界……
杨承效为什么去大寨“帮忙干活”？我个人看法是很可能因为陈永贵是支持杨承效的，杨承效帮大寨实际也是在壮大自己这一派的力量和影响。其实类似的例子对立面也在干，比如吴思写的《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一书中也提到当时山西保皇派方面也有一个支持者：农民劳模李顺达，李顺达那里的土地适合种苹果，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一点就显得不如陈永贵的大寨，山西保皇派方面就把附近的一个国家体委废弃的基地划给李顺达种粮食，结果李顺达领导下的粮食产量也上去了，显得不比大寨水平差。
看来那个年代的各派之间，除了各种公开的斗争，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暗战”呀。
德国人成立的最早叫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医学院是抗战时候迁到武汉去的就没回来，不是五几年院系调整时候去的。其它情况同意假日归客兄的，花之。
上海解放前只有两所国立大学，国立同济和国立交大，木有复旦的。一二九运动在上海就发生在同济校园里。而且同济学生在上海历朝历代都是学生运动的尖兵，连中国足球输了都闹事，校风彪悍。当年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而且招的北方学生多的缘故使然吧。
我爹63年到68年在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上大学，他们的同学里就有扛着箱手榴弹上马路上炸汽车的，也有武斗被同班不同派的同学开枪打死了。若干年后我爹一个同学出差过来和我爹喝酒，说只有他知道是谁打的，他就是不说，要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我爹是正宗山西人，不过吃饭没见他蹲着。倒是我知道海南人有蹲着吃的习惯，吃饭把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我爹68年毕业和工人同劳动了八年，邓小平上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才开始调去做技术工作。不过，我爹退休前百病缠身，还是因为当年做了八年电镀工人，按照政策属于从事过有害工种的，没到六十岁得以提前退休。当年他工作半辈子，三十二年的工厂，如今已经卖给浙江私人老板了。我们那个西北工业城市，几十个六十年代建起来的各类国企，几乎全军覆没了，统统卖了。
同学父亲70年代从军队转业，炮兵连长，转业费拿了500元，回家后盖了三间大瓦房。
（先说几句，我现在出差，一来太忙，二是上网困难，在所住小宾馆居然无法登录西西河（原因还不清楚），所以一时无法续写长篇了；这次借在客户办公室“蹭网”的机会，简单感慨几句。）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你父亲的经历中，有些方面过得不太顺利，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按照有关部门文革后的政策，67、68、69、70这四届大学毕业生（这几个数字指的是如果“正常”毕业时的年份）经常被划为“另类”，理由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们还没有正常毕业，搞得他们很不满意，经常向上反映意见；我一同学的母亲是副省级干部，在他家我看到过一次他母亲有资格看的《内参》，上面就相关内容；我印象中，八十年代这四届大学毕业生经常为此向上反映意，九十年代后差一些了；
第二：你父亲在“有害工种”岗位上干了八年。我母亲也有类似经历，但她当时不是大学毕业生，另外只干了几个月就转到别的岗位了，没对身体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所以幸运多了。
第三：我估计你父亲退休后的待遇不会太高。我父母文革后离开工厂到大学当老师（具体情况我后面会提到），在八十年代感到在大学的待遇比在工厂的待遇差很多，甚至有点后悔离开工厂；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父母退休时的待遇在大学中并不算高，可退休工资也远超过1000元，可我父母那些当年在工厂的同事、我父亲在工厂工作的大学同学，普遍低于1000元，哪怕是当了厂长、车间主任的；我父亲一个当过分厂厂长（那时很多工厂都把车间改称分厂）的四川同学，他说他退休工资是1200元，我父亲对他说：“你好象是这么多在工厂工作的同学中唯一退休工资超过1000元的。”当然，我说的是前些年的情况，最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我父亲的大学同学这两年退休工资普遍也涨到1000元以上了，但与国家机关、军队、垄断企业等相比，差得还是天上地下。
您提到的第一点，他们的确和66年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在待遇和提拔上都不能比。不过家父心态放得很好，他自己都说确实比不了人家，人家是正经上过大学的，而他们五年大学就念了两年书，后面搞四清下乡一年，然后串联，回来就搞文革两年，等于后三年啥也没学。家父有几个朋友，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比我父亲大几岁，在厂里技术上都是大拿，家父很敬重他们。
第二点，我怀疑是不是68年毕业的大学生，即68年底参加工作的，分配在工矿企业的是不是都统一和工人同劳动了八年？请您释疑。因为我丈人和丈母娘也是68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似乎也是76年底才落实政策，开始搞技术工作。好在家父在退休后渐渐身体又恢复了，有七八年没住过院了，比起退休前连续三年病危让子女欣慰多了。
第三点，家父刚退休的时候也就是个一千二，现在连续几年调整能拿到一千五左右了。这还是因为他有高工职称。我丈母娘虽然也是同届的本科生，在岗的时候没有评高工职称，工资就低了一大截，甚至连同届毕业的中专生都比她退休工资高。因为有个政策是说中专生在读期间是算工龄的，而本科生是不算工龄的。
如您所说的一样，80年代前期，在工矿企业的工资待遇普遍比机关要高，属于边疆地区的比内地更要高出一些来。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有家父的朋友后悔当初八十年代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留在了企业。不过最近这些年算是熬过去了，基本都退休了，退休金也转社保了。最让他们痛苦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国企纷纷破产的时候，医药费报销不了，工资拖欠发不下来。
据家父的老同事来京见面说，他们原来的机床厂已经破产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浙江的民营企业老板了。那个民营企业当初就是靠着从我们厂挖人带图纸过去做起家的，后来承诺多未兑现。其实当时机床厂的技术并不落后，靠着一拨儿老大学生开发出来的数控机床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也许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概念？那家浙江企业就和机床厂卖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又没有债务负担没有社会负担，机床厂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欠了银行一大笔钱还不上还得养着两千多工人的社区自然竞争不过浙江民企了。现在这家民企接手我们厂后把地皮开发房地产了，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新盖了厂房。我有小学同学在里面工作，说是收入是比收购前高了，收购前每月就三四百元，现在能拿到近一千了，不过经常加班，周六不休，加班费是没有的。家属院部分民企是不管的，所以现在经常停水停电没人管。
家父有个高中同学，和他上得不是一个大学，毕业就留在山西当地了，在一个拖拉机厂干了一辈子。家父说那个伯伯退休了只拿六七百块钱，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涨到一千。
他们这代人，基本上是见证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我们都是踩在他们肩膀上的啊。
（1）集成电路：
前面我提到，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的电气方面是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的。我父亲他们在工作中很快就发现，德国专家在检修电气设备的时候，有时从上面卸下来一样东西，往往随手就扔了，然后再换上一块新的。德国专家扔的是什么东西？我父亲他们检回去仔细查看，上面有很多电气元件，这就是后来电气人员都熟悉的东西：集成电路。当时德国等先进国家已经应用了集成电路技术，而且已经普及到一定程度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德国专家对损坏的集成电路随手就扔，一不修理，二不回收）。我父亲则是头一次看见这玩意，对这些损坏的集成电路充满了好奇，看了又看，量了又量。
（2）险些发生的事故：
我父亲在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期间，还有一次比较“惊险”的经历，差一点出了大事。我本人对“氧气顶吹转炉”的技术不是太明白，只能简单转述一下我父亲的说法：每个“氧气顶吹转炉”有一根“氧枪”，是往外喷射氧气的，在运行期间，“氧枪”要上下运行。有一次，我父亲调试一根“氧枪”；开始，“氧枪”在从上往下运行时，“氧枪”喷射的氧气形成了垂直的火焰；突然，我父亲发现火焰好象不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了；我父亲马上停止调试，跑到近前一看，原来有一个东西被放在“氧枪”的运行轨迹之间，“氧枪”在运行期间被它刮碰了，所以发生了倾斜，幸亏我父亲及时停止调试，要是“氧枪”继续运行，“氧枪”就会被别坏。“氧枪”要是损坏了，整个一台“氧气顶吹转炉”就会无法正常运行了。我父亲记不得当时“氧枪”有没有备件，就算是有备件，损坏的那根“氧枪”的价格也便宜不了，给国家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少不了。因为当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父亲当时也没有详细调查是谁把那个东西摆放在“氧枪”的运行轨迹之间的。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参与项目的人员普遍是“新人”，缺乏工作经验；如果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就不会有人在现场乱摆放东西；如果我父亲当时与足够的工作经验，在调试“氧枪”前也应该先观察一下现场情况，检查是否有什么情况妨碍现场的调试。幸亏这件事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否则搞不好，有人被处分是肯定的，甚至为此进监狱也是有可能的。（我父亲在工厂那些年，也曾经听说过一些因为造成严重生产事故被处分甚至进监狱的事例。）
（3）中科院的“专家”：
随着项目的进行，奥地利和德国专家逐步撤离现场，人数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军宣队”的人员向大家宣布：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已经全部撤离，以后现场的工作将全部由中方人员进行。“军宣队”一直没有向大家解释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全部撤离的原因，我父亲始终怀疑当时太原的局势还不太平稳是造成奥地利和德国专家全部撤离的原因（不过我个人认为也有可能是合同、费用等方面的原因；太原的局势虽然还不太平稳，但奥地利和德国专家的安全有专人负责，似乎应该没什么问题）。
之后的一天，“军宣队”人员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奥地利和德国专家走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有需要帮助的。我父亲和其他电气方面的人员就提到，项目中用到了集成电路等先进元件，我们对之了解有限，一些简单的电气元件我们可以检查、更换，而复杂的电气元件将来如果损坏了如何进行检查、更换？“军宣队”的人听过之后，对我父亲等人说了一句：“我们会向上反映，寻求帮助。”说实话，我父亲对“军宣队”的话开始没抱多大希望。可过了些日子，我父亲就看见现场出现了两个“专家”对现场电气方面的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从工作中接触来看，这两个“专家”也确实有水平。这两个“专家”从哪里来的？我父亲听别人说他们是中科院系统的人，好象其中一个是中科院数学所的人，是研究电子逻辑电路方面的专家。（我对中科院系统不太了解，在那个年代，“电子逻辑电路”是中科院数学所研究的领域吗？）
（4）工业污染：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1年的时候，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已经基本完工并投入生产。现场已经由太钢方面接管了，不过“十三冶”的人并没有完全撤离，还经常在现场进行一些维护的工作。这个项目是我父亲工作后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他很为此感到骄傲，他常对我说，在“十三冶”这几年是他人生中日子过得最艰苦的时候，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在我父亲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有的时候没有机会再参与这样的大项目了，而多年后再参与一些比较大的项目时，也许是因为人生阅历的增长，我父亲没有感觉到年轻时那么大的成就感了）。
我父亲虽然以这个项目为骄傲，但作为一个工科大学生，看问题还是比较客观的，对项目存在的问题也并不掩饰。他提到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严格说来也是当时很多工业项目都存在的问题：污染严重。我父亲讲，他曾经听说奥地利奥钢联公司的“氧气顶吹转炉”本来是有“除尘设备”，但不知是中方还是奥方的原因，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并没有上“除尘设备”，其结果就是污染严重。我父亲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广西柳州出差到太原，我父亲带他到晋祠去参观，我父亲的这位大学同学说了句：“晋祠不错，不过太原的环境不太好，尘土太大了。”我父亲说：“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在晋祠看到的尘土有的就是从太钢刮过来的。”多年后，我父亲对我说，太钢在太原以北三十里，晋祠在太原以南三十里，也就是说太钢的烟尘被北风至少刮走了三十公里远。北方普遍风比较大，可太原一年到头总会偶尔有一丝风也没有的时候，我父亲说，在一点风也没有的时候，从远处看太钢的“50t氧气顶吹转炉”，就会看见有些发红的烟尘慢慢垂直上升，因为没有风，烟尘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几乎静止不动了甚至开始垂直下降，而下面的的烟尘还在慢慢垂直上升，我父亲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乎感觉不太好形容他所看到的这幅景象：“怎么说呢？就有点象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
就在“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已经基本完工，“十三冶”的人员就要撤离的时候，我父亲又听到一个消息：中共中央一个“巨大”的领导要来太钢视察了……
当时咱们国家学苏联经验，大型重工业企业旁边都建一所工业学校，负责向该厂输送人才。
这不稀罕，当时兰炼还有苏联（苏修噢）专家呢，每小时工资二十几元，顶上小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些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跟工人格格不入，春节时放二踢脚不小心把一个工人的下颚骨打碎了，工人造反派要闹事，政府（或军宣队？）出面才摆平。
挑个小错，即使是以明清太原城垣北关大北门算起，市区到太钢的距离也没有30里。从北大街到胜利街至多到北沙河就基本是太钢的地盘了。不过几站公交的距离。太原十三冶和太钢的社区及厂区基本是交错在一起的。东北话真有煽动性，太原金刚里很多纯粹的山西人也被带的一口东北腔——都是五六十年代生人的啊。呵呵……现在十三冶很多人又去了天津了---中冶天工。
至于您文中关于污染和除尘设备的问题。遗憾的告诉您----俺也是干设备口的。经俺手安装的钢铁企业还是很多不肯按照设计安装除尘设备，有些装了也不用——大企业稍好一点，小企业基本不用---就是为了省钱，毕竟上千万的东西呢。污染，红烟蔽日遮天啊。最近一个案例是2009年的。环保，任重道远……
太祖这一代人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们做梦都想把中国快步拉入工业化的国家。
所以他才有保留香港这个窗口，以及积极与西方开展外交联系。
同时知道弱国无外交，因此他才舍命也要把“两弹一星”搞出来；全力建设中国五年的工农业计划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说话才有底气。
也才有了众多外国首脑到北京如朝圣般拜见太祖，也才有了尼克松这个大右派不远千里来到中国。
其后太宗的改革开放，那都是水到渠成，路都太祖给铺好了，太宗只要去走就是了。
因为“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位过渡者——华，都曾经因为搞“洋跃进”，弄得国家的外储为负值，而被太宗借以赶下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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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学生、造反派都新鲜，等新鲜劲过了，也都安心了
二个是太影响生产了，所以要抓革命促生产
三呢，该打倒的也都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教育和怎么出位了，那么这都是领导的事情了，群众还是安心工作吧
所以才有了文革的经济建设成就，当然，影响肯定有的，但对人的教育也有的，一个就是平等，可以把皇帝拉下马，什么省委书记，都得向群众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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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所以文革乱也很乱，但都还是有一个目标吧。
一个叼着香烟，一身横肉的流氓形象。说他技术差，业余演戏只能演反面角色，还在回家路上调戏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