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外婆口述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 草纹
小木爷爷推荐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解放战争时，草纹外婆在南京潜伏时期的直接领导于振瀛。外婆“营救余心清”、“去上海传递重要情报”，都是于振瀛交代的任务。
于振瀛是国民党左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在李大钊领导下，在北平地区开展反帝、反军阀活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李大钊一同被张作霖逮捕，由于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
小木爷爷知道，1928年，冯玉祥的部队驻在陕西，宋哲元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当时，冯玉祥、宋哲元在大革命失败后投蒋，也逮捕了一批共产党。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宋哲元将这批共产党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 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他装入麻袋沉到黄河，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宋哲元乘机将于振瀛秘密开释。
需要说明的是，于振瀛当时并非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内“坚持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左派，也有的称之为“改组派”，既遭到当权的国民党右派的狠狠打击，也不被“关门主义”的共产党组织所相容。“三民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于振瀛陷入迷茫之中，只好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日本求学期间，于振瀛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他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央特科的关注。1935年，特科通过地下党员潘怡如（曾经给于振瀛讲过马列主义课）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加入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为特科提供情报。 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特科派舒曰信（就是沈安娜的姐夫）与他联系。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于振瀛是特科派去做宋哲元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于振瀛与科特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很明显的是，日本人是利用他自保29军地盘防范蒋介石吞并的心态，搞华北自治；而蒋介石则要利用他挡头阵，维持华北不战不降的态势，“务须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而宋哲元当时的心态，正如他给冯玉祥的信中所说：“哲元受任于大势已去风雨飘摇之秋, 屈服既有不甘, 抗战力又不逮。”内心还是想抗战，就是没有信心，所以就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给他一个支持，拉一把，就能把他推上抗日的道路。所以，特科和于振瀛都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
果然，于振瀛来到北平找到宋哲元，经过一番劝说，并且告诉他，决不能与爱国学生民众为敌，自能得到中共支持。宋哲元就在4月中旬释放了之前逮捕的数百名爱国学生和教授。除了“证据确凿”的共党分子（比如王其梅），黄华、魏宜娴、刘清杨等学生教授都被释放。
与此同时，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
前两年出版的黄华回忆录中说：我和第一批同学于4月13日被释放出狱。当时我只知道是由学校保释出来，许多年以后在延安同王世英同志谈起，才知道他当时在北平地下做地方军政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我们那么快就出狱，实际上是因为北平地下党暗中派人向宋哲元做了许多工作。
这个时候，陕北中央派刘少奇到了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得知特科派于振瀛劝说宋哲元生效的情况，写了《告北平同学书》，号召爱国学生团结宋哲元和29路军共同抗日。
另一方面，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惹恼了日本人。时任日驻南京武官矶谷廉介赴华北考察后, 致电陆军大臣说“ 宋哲元完全不能行使我方之自治工作,事态诚可寒心（因为日本人认为宋哲元是他们扶上台的）。” 表示“ 欲使我方之自治工作恢复轨道, 有压迫宋哲元使彼听从吾人之必要” 。井建议军部迅速增兵华北, 以实现“ 驱逐宋哲元代以其他人物。”
5月1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增兵华北方案。很快，日本华北驻屯军由2000余人增加到1万余人。同时，日军在天津秘密修建工事，并在完工后，将抓来修工事的民工杀死抛入海河。当时，从上游通过金钢桥的河里，时常发现壮年男尸漂浮着顺流而下；有时两小时一具，有时还一起发现两具，昼夜不停。几百具尸体，不明来源，无人认领。平津各报，对于海河浮尸事件，噤若寒蝉，默不作声。
5月底，刘少奇和北方局组织天津学生发动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要求清查“ 海河浮尸”，严惩凶手，6月13日，北平学生起而响应，上街游行示威。这一次，学生们喊出了“ 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而军警们虽然沿途阻拦, 但已不像以往那样毒打、抓捕学生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草纹照片后排右三的邵冠祥（穿短大衣者）。邵冠祥是天津河北水产学校的学生，他是个年轻诗人，20岁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海河事件”发生后，邵冠祥写了长篇叙事诗《白河》，“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1937年7.7事变前，邵冠祥出版诗集《白河》，汇集了他的爱国抗日诗篇。1937年7月21日，邵冠祥买好了船票，打算回老家，简戎和黄白萤来送学校他。正在这时，来了两个自称是天津警察局的人，将邵冠祥带走“问话 ”。简戎和黄白萤追到校门口，听老传达说，进学校的是高丽人，车上坐着日本人。简戎和黄白萤觉得事情不好，赶紧去找校长。校长打电话到警察局询问，警察局回答，人已经被日本宪兵队“引渡”走了。后来，据同样因报道“海河事件”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上海《申报》驻津记者王研石狱中日记记载，邵冠祥“渠本今年卒业，定七月廿一日乘海轮南旋；在就道前一小时，经天津市警察局捕去，竟解送日宪兵队。渠虽拘留十余日，业已耳聋失聪。”12月15日“邵冠祥于午后三时被提出……”，此后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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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营救余心清，以及冯夫人李德全和余心清能入第一届政协是不是这个渊源有很大作用。
感觉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制度创新时期。
中国是大国，很多时候没有模式可效仿。
看到同学要坐到凳子时，偷偷地把凳子移开，一个屁股墩...呜呜，老拙太坏了。
打倒老拙，还我花来...
邵冠祥是十二月牺牲的？
您能否查到延安时期鲁艺的人物(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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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邵冠祥，王研石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邵冠祥“渠本今年卒业，定七月廿一日乘海轮南旋；在就道前一小时，经天津市警察局捕去，竟解送日宪兵队。渠虽拘留十余日，业已耳聋失聪。”（8月1日）
“邵冠祥昨被提出，手铐加腕，由一宪兵牵之去，经三小时始送回，并未受刑……”（8月28日）
“今夜我室已容十七人，开未有之记录……我与赵、邵抵足，卧处过窄，不能伸腿，此伸彼屈，交换拳曲。……”（8月30日）
“我先被分入四号，共拨入犯人卅五名……熟人中周谦等前曾禁一室，后分开，今又同室的有邵冠祥、曹镇华等，大家相见，似老友重逢，互相惋叹。邵小语我道：王先生你瘦多了，胡子长得这么长了。”（9月4日）
“夜九时二宪兵来，令七号留置人均移入八、九两号，见周谦、邵冠祥也被迁往九号。”（12月2日）
“邵冠祥于午后三时被提出……”（12月15日）
此后再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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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草纹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谁？一文中提到邵冠祥于１９３７年７月在天津被日寇杀害。这个说法看来是不准确的。应根据您的资料予以更正。
多谢。
这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二九的时候祖父样其实就是一打酱油的，但为了救瓜瓜外祖父并照顾了很长一段时间，耽误了学校考试，要多读一年，他不愿意，于是南下武汉上了完高中，最终上了武汉大学。
若是没这波折大概就考清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