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刑部纪录】我的家史 -- 电子赵括
#萝卜丝那篇看过后，深有感触，早就想蒸个包子了。现在开始发面剁馅！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从我父亲这支开始表一表。我爷爷生活在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小村，早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关他的事情都是我爸爸转述。我爷爷从小贫寒，先是靠给一些江湖郎中跟帮跑腿。但他非常勤奋好学，平时有时间就钻研医术，终于医术有所成就成了当地的名医。这一段我多少有点怀疑，毕竟一个人想看医术就要先识字，而听我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能读完高小（四，五年级）的人物已经可以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但先不说这个，总之我爷爷最后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医术也在平均水平之上。
听我爸爸说，我奶奶十几岁就过门跟我爷爷了。到底是哪一年他没说过，但可以推断。我奶奶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是1953年，那年她40岁。也就是说，1913年出生，十几岁过门就简单按照1930年计算吧。我爷爷比我奶奶略大一些，二十岁出头开始独立行医从那以后慢慢成为当地的名医之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看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医术高明，起爱慕之心并以身相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本身也很好理解：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平时对医生当然要客气些。无论解放前后，总有家境好的人时不时地给我爷爷奶奶送点粮食钱物巴结一下，但我爷爷奶奶并没有因此富得流油。家境不好的人也会生病，来求医问药的时候又不能见死不救，这种时候也要赔点钱财进去。因此我爷爷奶奶的生活，也并不比一般人好多少。
但是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医，确有一个大心病：养不活自己的孩子。据我父亲说，我爷爷奶奶一共生了11个孩子，前6个全部夭折了。一直到第七个我的大伯，1943还是44年出生，才活了下来。我爸爸老二，1947年出生。此后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每两年一个，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全部都正常活了下来。这在现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当时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大家不妨注意这个时间段。我父亲对TG的很多事情都看不惯，平时也叽里咕噜地不少腹诽。有时候我觉得太过分的时候就顶他一句，没有TG你现在都未必活得下来，他倒是从来不还嘴。
解放后各处都搞土改，我爷爷奶奶地并不多，估计不会被划为地主富农。后来他们的这五个孩子该工作的工作，该上学的上学，该参军的参军，没有受到过家庭成分的牵连，看来政治面目还是不错的。但公社合作化以后，所有的医生都拿国家的工资，同样的待遇，我爷爷心里头多少有点气闷。毕竟，要他这样的名医和他看不上的庸医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个不满意也是很正常的。但根据我旁敲侧击的询问和观察，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比以前更好了。很大的原因在于当时国家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看病却无法支付医药费，我爷爷不得不进行点资助的人大大减少。而虽然搞了合作化，医术水平高的医生仍然抢手，时不时拿些钱物来巴结我们家的人并没有减少太多。我爸爸也说过，那时候是他们兄弟几个最惬意的时候，无论吃穿“都和个小少爷差不多。”
好景不长，很快就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听我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饿死的人倒没怎么听说，常见的是因为营养不良引发种种疾病。虽然说大家都知道根本原因是什么，也总要找医生来看看至少给点什么建议。当地的医生全都忙成了一锅粥，我爷爷作为名医尤其地忙。忙到什么地步呢，有时候出诊回来累得在家睡觉，还没睡醒就被求诊的人抬上平板车又给拉走了，我奶奶拦都拦不住。就这么折腾了几年，我爷爷当时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自家条件也不好，加上长期心情不愉快，又是这么高强度的“加班加点”，名医也不是铁打的。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我爷爷却病死了。
听我父亲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虽然困难，他们家还不是最困难的。而爷爷去世以后，我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婆，也不识字，家里5个孩子一下子生计就成了大问题。当时我大伯已经工作，在铁道部门，那个时候算好工作。剩下我爸爸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在上学，因为家庭困难除了我父亲以外全部退学了。我父亲一来是上高中，马上有考大学的希望，二来也是他们几个中成绩最好的，很荣幸地成了独苗。如果不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本狗官的人生道路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我父亲对老家的人总有特别深厚的情谊。
言归正传，家里就全靠我大伯的工资支撑，十分困难。土改时家里分了点地，此前没听我父亲说家里怎么种，此后有关干农活的话题多了起来。我想原因无非是两个，第一，我爷爷健在的时候并不依赖这个，态度当然不一样；二来那时候他们哥几个人也小，也不会干很多。我父亲此后肝炎休学了一年，但还是顺利考取了国内的一所最高学府。顺便说一句，26年以后，本狗官考取了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个系。我入学时我们系的党委书记，也是我爸爸入学时系里的老师。那时候国家不但不收大学学费，对于贫困生还有特定的补助。他看到我爸爸的情况后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不给最高的补助都不行了。
我父亲入学后，正常的教育只持续了一年，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到处串联。此后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我爸爸倒是得到了人生的意外收获：我妈妈。
喝口水，接下来再谈我妈妈那边的情况。什么，不能喝水？那就......泡壶茶，要麻烦大家更多等一等了。
和我父亲那边的情况对比，我妈妈是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我懂事的时候，外公外婆都已经退休，外公退休前是n（n=5或者6，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机部的高级工程师，反正是军工方面的。外婆退休前是我上第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和我爷爷那边一样，他们也有5个子女活了下来，我妈妈是长女。她本来应该是老二，此前有个大哥夭折了。外公外婆金婚的时候，这五个子女和我们一些孙子辈的孩子一起过来庆祝，看到了他们结婚时的照片。他们原来都是东北人，伪满时期受的教育，我外公是哈工大毕业，也是在伪满时期结婚。我外公结婚时的打扮就象现在电视剧里面伪满时期的学生模样，我外婆倒是没什么特别的。还听他们说过，当年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时候“幸亏逃出来了，要不然就怎么怎么......”云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先是国军光复又是共军解放，其间具体经历过什么我没细问，总之我外公外婆最后跟了共产党。我外公一直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跟着军工生产一路到了北京。我妈妈的四个弟弟妹妹，分别是在哈尔滨（1949），吉林（51），沈阳（53），北京出生（55），没准也算是新中国军工发展的一条入关路线。到了北京以后，我外公从事军工方面的工作，外婆当了小学老师，当时都是绝对的高工资。他们都是伪满时受的教育，日语很好。因为这个，早在六十年代文革前我外婆就参加过中日的什么交流去过日本。还记得小时候我和我弟弟拿到些出口转内销的烟花，上面有日语说明（没有汉语说明
）给我外公看是什么东西。当时的我从来没想过以后我的日语能比外公还好，也没想到我后来能在日本生活那么长的时间。
这样的家庭里面，我妈妈学业上也一帆风顺。高中在P大附中，大学在P大，和我爸爸以及26年后的我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我从来没听我外公外婆，我妈妈和舅舅姨妈们对文革前，包括三年自然灾害那一段时间的生活困苦有什么评价，或许当时北京的情况至少还过得去。倒是听我妈妈在鼓励我们兄弟两个努力学习时说过她高中住校的时候，家里偶尔能弄到些不易弄到的好吃的，外婆叫她周末回家她都要根据学业紧张程度，不敢简单答应回家解馋。看来当时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算个中上等了。
两人上大学后，在同一个班，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父亲工作态度认真，因为这个很快就当上了学生干部。一年后文革爆发，我爸爸对此的态度，一开始并不积极，也就是中等热情。倒是我妈妈革命热情高涨，听我父亲说有一天他正在宿舍睡觉被我妈妈找上门来兴师问罪，说你这个学生干部怎么什么也不组织？！然后就吵闹着要去什么地方串联。当时串联坐火车也不花钱，我妈妈扭头就走了。我爸爸心说，你去我也去，也跑到什么地方串联了（两人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但相距不太远）。结果我妈妈不知道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那里的革命热情高涨到发生了武斗，还开了枪，她大姑娘一个当时就吓傻了，手足无措，还好没无措到忘记和学校联系。学校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爸爸在哪里，要他这个学生干部去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妈妈安全接回北京。这成了他们姻缘的开始。我爸爸护送我妈妈回到北京以后，亲自带她回了我外婆家，好像也是我爸爸第一次见到我外公外婆。
我爸爸本来就没什么“革命热情”，我妈妈当然也要掂量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精彩还是无奈，此后两人至少没有再到处乱跑。我父母虽然没有当年到处串联的勇气了，仍然有不错的政治觉悟。他们71年大学毕业，那时候他们那个系的毕业生只有三个去向，留北京，去甘肃或者云南。我父母在当年的革命热情下申请去甘肃工作，然后就被分配到了天水。天水也成了我第一个有印象的地方。文革中我外公外婆作为“臭老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但都不算很严重。我外公下放长沙劳动，我外婆好像是住过牛棚，但从来没听他们以及子女们说过被揪出来批斗等事情，至少没有皮肉之苦。最晚在70年代初期，他们都结束了这些处理，回到北京继续工作。这里还有个花絮，我妈妈在天水怀孕时反应厉害，而且有妊娠中毒症状，被我外公外婆接回北京治疗。到了北京一查才知道是两个。出生后我妈妈出院时叫了一辆出租车，也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不久后我父母返回天水，把我带回去了，而我弟弟则留在北京让我外公外婆抚养。
我父母到了天水后，据我爸爸说我妈妈从小在大城市里面长大，一看不知道是什么穷乡僻壤，当时头就疼了，此后一门心思地想调回北京。那个时代，这件事也就是比登天容易一点。至少到我两三岁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我还在天水，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样子。土砖房旁边有块地，我父亲在里面种了些玉米西红柿等蔬菜。自己还养了只鸡，也成了我每天一个鸡蛋的稳定来源。我父亲说我当时最喜欢干的就是倒菜地里去，有时候看我爸爸挑桶浇水我也装模作样的弄个小桶跟着浇，有时候看到玉米穗变了颜色就嚷嚷：“玉米的胡子黑了！”我父亲就给我掰下来吃。当时天水那里有点农贸集市，也能买回些供给制以外的副食品。我外公外婆在北京，偶尔会给我们寄来些天水不太好找的衣物，而我们也会时不时地寄回去一些农产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寄了一箱子鸡蛋回去，为了保证不破碎一层鸡蛋一层稻草铺了差不多一下午。另外，山西老家的伯父叔叔姑姑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有关系能弄到些全国粮票，偶尔也会寄一些给北京。现在我们家手头还有好几百斤。
大概是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因为文革期间很多教学不正常P大又弄了个回读班，把这期间的毕业生弄回去补习一下。我父母都顺利考取了这个回读班，也就带着我回北京了，我妈妈还带着我们兄弟两个去P大女生宿舍住了一晚上，我清楚地记得给那些阿姨们唱了首《铁臂阿童木》。因为我也快到了上学的年龄，就把我也留给了我外公外婆进行学前教育，他们返回了甘肃。因为我和我弟弟的户口始终无法落在北京，我们两个到了小学三年级不得不离开北京，这时候我父母已经转到了兰州工作。尽管兰州也是个大城市，但我母亲的想法是回北京，仍然有距离，为此他们还在为能够调回北京努力。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倒是遇到了一件当时看起来更风光的事情，出国。
80年代初，国家向其他国家公派些留学生出去，再回来为国家服务。我父母所在单位每年都有这么一个名额，因为裙带关系大都被某些领导的亲信瓜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裙带的水平不行，都通不过国家的考试，连续几年无人突围，为此国家要把我父母所在单位的名额掐掉。这下子单位才急了，算是公事公办把成绩好的我父亲派去，一下子就考过了。1985年，我爸爸荣幸地成了公派出国进修的人员之一。进修一年回来后，又联系了一位老师自费出国留学，然后又把我妈妈带了出去。1987年我和我弟弟又回到了北京，仍然是我外公外婆抚养，开始上初中。
#接着泡茶，然后接着聊。
否则，肯定能淘到不少好故事。
把麦积山的泥人拿回家吧？
对一贯假公济私的狗官怀疑中 ...
自从我回到北京的1987年开始，按照我自己的观察，对我外公外婆而言并不是个好时候。这里先谈一点我对改革开放的粗浅看法，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把毛泽东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改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对于原来从事军工行业的我外公而言，可不是个好消息。当时他时不时地也要回n机部（此后改组改名，细节我记不得了）开会，回来大都是抱怨什么退休金涨不了，或者是涨幅低（1988年官方的通胀率也是18%左右），要么就是理论上应该全部报销的医疗费因为“部里没钱，先欠着”云云。当时他作为离休老干部尚且如此，原来重工行业其他人的社会保障可想而知。我外婆那边好一点，但至少没什么增长。他们的几个子女中，我妈妈出国，大舅也算子继父业也在一个n机部工作，舅妈是工人；二舅跑买卖，当时是中关村一个小有名气的电脑公司副总经理；姨妈原来是一个商场的售货员，姨夫是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姨夫是党员恐怕要双双下岗；小舅也跑买卖，夫妻两个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贩卖纺织品。大家也能猜到这几家当时的经济状况了，那一段大舅和姨妈跟着我外公垂头丧气，另外两个舅舅则是“生意赚钱大大地”。当时我们家的习俗，每年除夕所有在北京的亲戚都要到我外婆家来聚吃个团圆饭。九十年代初是我那两个舅舅最风光的时候，经常为了谁付账还要争吵一番。
这期间我父亲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也找了个比较好的工作，至少和国内比那时候国外的收入是天文数字。但为了我们兄弟两个高考的事情，还是回国来进了国内一个博士后流动站，每月两百多的工资。和现在对比，好处有，第一，保证分房子；第二，有科研经费，而且很多家庭的支出都可以从科研经费报销，大家睁眼闭眼。比如他回来后为了运作我和我弟弟的转学事宜，从一所普通高中转入一所市重点，对方要价8000，就被他拿科研经费报销了。等我们两个高考结束后，他又出国继续工作。等我父母再回国工作定居，已经是2000年的事情。
到了九十年代的后半段，国家的政策又有所转向，家里也很容易就能体会出来。好像是1995年，简单的“买卖”已经不能保证稳赚，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经营不下去的“豪华”商场。我这里也提到过一些，
给我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两位舅舅在团圆饭上掏钱不那么痛快了，“生意不好做”的抱怨也多了起来。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外公的各项福利反而都跟上了。虽然此前的医疗费欠帐尚未能补上（陆陆续续，后来都补上了），当时看病已经能够保证报销，连续几年退休金涨幅也不小。二舅的生意因为有半官方的性质，还能保本，小舅那种完全靠自己跑腿的小老板们已经吃不开。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个小舅经营的最大项目是皮夹克，而当时国内的皮货积压到了什么程度呢，1994年《北京青年报》作过一个报道，积压的皮鞋足够全国人民穿二十来年。居安不能思危，说句大道理自身不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生意场上迟早要被淘汰。后来我小舅反而要以我外公的名义去报销医药费。我二舅后来也放弃了电脑生意，转而和另外的亲戚合作开医院。回国时也问过他们，生意怎么样，基本上还能维持。但如果要发展，非要挤进公费医疗这一块才可以云云。
此后我大学毕业，出国等等，国内的事情就不那么敏感了。倒是我父母2000年回国，继续在国内的一家研究所上班。那一段时间国家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十分宽松，下到买菜上到买车，基本上全部能够报销，我弟弟回去后目睹此事曾经嗤之以鼻。但注意那时候科研人员的正常收入水平，我一直很怀疑国家对此是故意给相对低水平收入的科研人员安排了条后路。大概是2002年开始，对于科研人员的正常收入政策进行了调整，整体而言上升幅度不小，随之各种财务报销政策也严格了起来。2007年我回国想给我的电脑换一块大一点的硬盘，一千多人民币，我父亲都要动点脑筋才能报销。这在以前即使是一台电脑也是举手之劳。同时，国家对各种产业的政策将进行调整，也给出了十分明确的信号。在网上灌水，我写的唯一一篇影评是针对《汉武大帝》的，原因在于我一直认为那是中央将调整经济政策的广告片。给我的感觉这其中最大的变化还不在北京，而是在地方。
2004年暑假，我回了一趟山西老家。伯父已经退休，三叔和小叔叔基本上走了同一条路，参军，营级干部的位置上退役，回到本地当了一阵子干部，然后下来担任个什么职位。三叔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两个职位可以挑选，一个是粮食局，一个是土地局（还是什么其它名称，反正这个性质）。三叔选了粮食局，当时粮食局是绝对的大户。没几年小叔叔也退役了，他去了土地局，那时候算是“倒霉”。结果没几年形势逆转，土地局被并入国土资源部，粮食局被解散成了个体经营的粮站。好在我三叔年事已高，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也不介意什么。但和小叔叔现在东奔西跑相比，他也就是在原来粮食局的办公室里坐坐，有人来买粮食就卖一点。2004年春节，他们把库存积压的东西卖了三千元钱，也就是那一年的年终奖金了。我的几个堂兄弟堂姐妹里面，目前情况最好的是我姑姑的两个孩子。姑父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工作，姑父的两个孩子原来也在那里工作，结果不久后当地钢铁厂倒闭，他们也下岗。穷则思变，当地有个驾校原来是国营，很不景气，他们两个顶风作案把驾校给承包了。没多久考驾照买车的风气在国内盛行起来，他们两个也当然水涨船高，还开了分校，目前兄弟两个各负责一滩。我2007年就是在他们那里开始学的开车。另外，他们那里不少人还保留着一点农田，几亩地的样子，也有人去种些东西。据他们说，现在只要有几亩农田国家就给补贴，甚至有人闲着地干拿补贴。说到现在大家都头疼的拆迁，我这两个堂兄弟早就遇到过了。原来他们居住的地方时普通平房，足够大，一个卧室里面放两张乒乓球台打乒乓球毫无问题。后来在拆迁中，一来政府给提供了替代住房，条件也不错；二来给的补偿金额也“还说得过去”，他们就搬了过去，没有节外生枝。
杂七杂八一大堆，现在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回忆。
我们家里的人无论从事什么产业，大都有自己风光的时候，也都有倒霉时候。如果把各自从事的行业列举一下子，可以看到根据行业不同风光和倒霉都是有规律的，经常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从事各行业，就自然要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所左右。有风光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个人的发展无论如何，无法同整个社会的走向脱钩。
第二点，现在网络上不少这样那样的文章，总是以什么人受到了什么待遇就过度放大到指责社会如何，这种文章我现在看都不想看。就拿我们家的遭遇而言，我完全可以拿外公来指责第二代，再拿舅舅指责第三代，再找什么人指责第四代云云。甚至目前被认为政策相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我也可以拿我外公下放遭受运动这些第二代没有过的事情来指责第一代，也可以拿事实上待遇的下降这第一代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来指责第二代。同时就在他们身边不远处，就存在着因为这些被指责的对象而正常发展的人。顶多可以说，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整导致一些人倒霉，一些人发达。而归根到底，这些政策调整是否应该进行，不能因为某些人，尤其是某些个体的荣辱来进行判断。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用走三里地就能找到反例。而且事实上，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例，无论哪一代如何指责哪一代，毛泽东时代奠定了重工业基础，邓小平时代出现了轻工业的大发展，江泽民时代有过一件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大事，和美国签了个协议开放了国内农牧产品市场，保证了城市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口的生存成本的低廉，间接控制住这些产业的成本（英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法令，被经济学家视为英国工业化的标志）从而确保外向型的经济在成本上有优势；不久前又废除了农业税，至少说明我们的财政已经不依赖于农业了。这实际上是一条很完整的路，互相之间承前启后，少一段都不行。
BTW，这是我对第二代最大的意见。我始终认为第二代的经济政策从根本而言，是第一代的自然延伸，结果在宣传上搞成了个势不两立。
最后，看过去无非是为了预测将来。大道理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方向上个人的发展乃至投机也要投对方向。这里只说一点我对前一阵子中国帮助印度做基建的事情之看法。道理并不复杂，中国的产业要往高端走，那么低端产业谁来为中国托这个底呢？以中国之庞然大物，所需要的底不是一般的巨大和厚实。放眼全球，仅劳动力这一项而言，也只有印度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帮助印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展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步。此前我们也曾经在联合国发言说要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云云，这都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转移，需要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明确信号。我倒是很乐意在这里做一个预言，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将来巨大的商机恐怕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看上去同现在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大都是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巨大不同，但也没什么，第二代和第一代的经济政策，不是也看上去截然相反。
不过我儿子肯定不会上裤子大了。
小时候不懂，出国后懂得些了却又没机会问了。
当年宿舍夜谈，大家都说以后不让自己的孩子来科大了。
哈。
wxmang河友是771的，那才是大师兄。
至于为什么，我的小朋友没有他父母的数学才能。没有数学才能想在科大学得好，那是基本幻想。
你说得这个情况让我想起当年的一个湖北来的同学。高考语文好像满分，作文还加了分的。他曾跟我说过，他父亲一定要他上科大，因为科大出国容易。但是他真的是不擅长数理化的那种，最后选了电子工程，毕业去了紫金山天文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