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NASA在1959年4月为水星计划选拔了第一批宇航员。我记得当时在内参上看到了这些人的姓名和相关信息。我想我的一位队友表示惊奇，没想到真有人会决定参加太空项目。

“得了，这回他们的前途算是泡汤了。真不知道这帮家伙是怎么想的。”这是当时大多数空军飞行员的想法。

美国早期的空间项目并不包括飞行训练。基本上，受选人员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塞进一个比胶囊大不了多少的舱室，然后用据我们所知经常爆炸的火箭射到太空里去。让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骑上一枚他无法控制而且十分不可靠的火箭，这个想法不但听起来风险极高，而且叫人完全没有尝试的兴趣。如果是飞机的话，就算出了事故你也总还有一点机会平安降落。然后，他们把几只猴子送进了太空，测试零重力对脏器的影响。这一来我们对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这件事更加不以为然了。

“你想追寻一群猴子的足迹继续前进吗？”我们经常拿这个问题彼此开玩笑。“我看还是算了。”

不过我们当时和外部世界基本是隔绝的。我们没有电视——有也没多少时间看——广播也都是荷兰语的。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第一批宇航员——也就是日后所谓的“先行七人”（Original Seven）——在美国本土究竟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他们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所带来的媒体狂热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的主要信息渠道还是《星条旗》。我们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挺肤浅的。

礼拜六的晚上放电影，正片开始之前要先放一段新闻。我还记得赫鲁晓夫和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就美制与苏制洗衣机的性能优劣进行“厨房辩论”的情景。当时是1959年夏天，美国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博览会。也是双方为了缓解冷战紧张情绪所做的努力。

不过在第二年，苏联打下了我们的一架U2，抓住了驾驶员，CIA的加里.鲍沃斯（Gary Powers）并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一开始人们并不清楚他是谁，CIA的秘密行动就更没几个人知道了。就连我们这些驻欧空军飞行员对于U2也知之甚少。上级告诉过我们，如果在我们的防区见到造型特别奇怪的飞机要假装没看见——这是机密。鲍沃斯被判了十年，两年后苏联人用他换回了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但是这场国际外交风波的影响很坏，改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的希望再一次化为了泡影。

不过鲍沃斯事件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我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飞行员这条路上更进一步。我的目标很明确：进入试飞员学校。完成这一步的最佳地点自然是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传奇试飞员查克. 耶格尔（Chuck Yeager）出道的地方。

当时汤姆.伍尔夫还没写出那本让耶格尔流芳百世的《真材实料》（The Right Stuff）。但是他已经是传奇了。作为在1947年第一个驾驶X-1喷气飞机冲破音障的人，他在我们这一行的地位不可动摇。在他之前人们一直担心超音速会使飞机解体。之前已经有许多飞行员因此而牺牲了。因此人们将音障视为生与死的分界。耶格尔为飞行技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早在俄国人的小不点卫星上天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打破了音障，我认为这才是冷战科技竞赛的第一枪。

加入试飞员学校的最好方法是先取得航空学的大学学位。所以我还在欧洲的时候就申请了麻省理工并得到了录取。

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是1960年，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南方的民权运动声势正日渐壮大。科技发展也日新月异。我回国的时候似乎家家都有电视，立体声技术也出现了。音乐潮流同样变化惊人，嬉皮士的时代就要到了。

但是，脱离军旅生活投身学术领域对我的影响比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大。我的女儿特蕾西在我回国的第二年春天出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被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淹没了。老天，大学真不是闹着玩的。

大学生活就好像对着高压消防栓喝水。整整两年，我每天都要学习得四脚朝天。和麻省理工比起来，之前开喷气战斗机的五六年就像玩一样。课程压力很紧，但教学体系却很宽松。在西点，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是打分的对象，在麻省理工，只要期末考试过了，上不上课都无所谓。我的老师有好多都留长头发，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有毛病。我有个数学老师，整天穿短裤提背包，一路跑着进教室。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的水平很高，我也很喜欢他。

不久前，相关课程刚刚遭到修改，新添了一门“航天学”。结果我的学位也从航空变成了航空航天。尽管我对飞机的情况很了解，对于航空理论知识我基本一无所知，航天知识更是等于零。航空学是一门已有多年积淀的学科，相比之下航天学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军人物刚刚写出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太空，这领域既神奇又动人。暂时脱离部队环境使我逐渐开始懂得了其他人对未来太空探索的热情，尽管我还尚未受其感染。当时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我对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已经开始产生了兴趣。对于麻省理工的学生来说，当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几年。当时执教的老师有查尔斯.S.戴帕尔（Charles S Draper），沃尔特.雷格利（Walter Rigley）和理查德. 拜丁（Richard Batting）。当时航天学三大热门领域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他们写的：制导，导航，控制。（不久麻省理工就承担了阿波罗系列飞船制导及导航系统的研制）这些人是自己领域里的先驱，他们开创性的成就永远会被人铭记。

我很快就发现，航空与航天的基本区别在于航空研究的是物体在大气层中的运动，而航天研究的是物体在宇宙真空中，即离地面一百英里以外的空间里的运动。两种情况下物体受到的主要作用力都是引力。但是在航空领域，物体还要受到空气升力和阻力的影响。

物体出入于大气与宇宙之间的方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这关系到火箭如何升空以及如何返回，如何抵御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另一个重大课题是轨道力学，即高速运动物体受重力影响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火箭来影响其运动。

我的主攻方向是数学在制导技术中的应用以及天体导航，这也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在给定时间，需要多少颗定位星你才能飞向月球或者火星。阿波罗飞船的天体定位系统是由36颗分散于不同星座，彼此距离大致相近的星星组成的。这其中包括很多有名的星星例如大犬座的天狼星，最亮的星星（仅次于太阳）。还有金牛座的毕宿五。当时我还不知道它们日后对我会有多重要。

当时，这36颗星星中有三颗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多年以后，他们会以我三位同事的名字命名：阿波罗飞船的三位宇航员，埃德.怀特二世（Ed White II），加斯.格里森（Gus Grissom）和罗格.谢夫（Roger Chaffee）。星星的名字分别是Regor（Roger的倒拼），Navi（Ivan 的倒拼，Ivan是格里森的中间名）还有Dnoces （Second的倒拼）。这三个人都将成为我的挚友。但那正如他们三个悲剧性的死亡一样，都是以后的事了。

美苏争霸让人类航天科技领域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现在进展慢许多

为了减速，我必须切断燃料攻击并关闭发动机，这样才能滑翔着陆。

供给?

已经改过

只能说事物都是辩证的。

鲍沃斯被判了十年，两年后苏联人用他换回了苏联间谍鲁道夫.埃布尔（Rudolf 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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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改过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在训练的最初阶段，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Sergei Pavlovich Korolev），苏联太空计划的总设计师。我们从来不喊他的全名，只用SP两个字母，或者直接用“总工”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头衔。他在整个太空计划里享有最高权威。他的为人素来享有正直而严格的名声，他身边的人做事情全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了什么错惹他发火。在我们眼里他和上帝也差不了多少。

训练开始六个月之后我们才获准面见科罗廖夫。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区的航天员中心训练，日后这里被称作星城（Zvyozdny Gorodok/Star City）。我们也经常飞到伏尔加河畔的恩格斯空军基地联系跳伞。我接受飞行员训练的时候一年只跳一回伞，在这里的头一个月我就跳了七十次。没过多久我就成了跳伞教官。

之所以要如此重视跳伞，是因为按照早期的设计，飞船返回地球时，返回舱内的人员会在离地400米左右的高度弹射出来。所有的苏联航天器都是在地面进行硬着陆而不是像美国一样落到海里。不过日后的改进型航天器装了能在返回舱着陆的最后阶段启动的减速火箭，当时还没这项设计。

我们日常训练的总负责人是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卡曼宁（Nicolai Kamanin）。他是苏联英雄称号的持有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是一位很平易近人的人，和我们这些人的家里人都很熟悉。他还热衷体育，尤其爱打网球，我当时经常和他跟他妻子进行双打。

“总工”的为人则要低调得多。但他才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在最初六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被叫到了航空航天医学中心来与 “总工”见面。我们都很兴奋。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他的情形。当时我正往窗外看，来了一辆黑色的吉斯110，从车里出来的就是他。他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头大脖子粗，藏青大衣的领子竖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到他的脸。

“都坐吧，我的雏鹰们。”他一边说着一边踱进了我们的房间，瞟了一眼我们的名单，然后就开始叫我们依次进行自我简介并汇报自己的飞行生涯。

在最开始的时候关于航天员的人选有过许多争论，最后人们认为战斗机飞行员最合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在危险面前即时做出反应而且一专多能——不仅能开飞机，还能当导航员，无线电通信员，机枪手以及工程师。我们知道科罗廖夫在三十年代当过试飞员，可别的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科罗廖夫点到尤里.加加林的名字时尤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说话也有些结巴。科罗廖夫被逗乐了，他那双凌厉的棕黑色眼睛的眼角也开始有了几道笑纹，他放下了名单，似乎把我们其他人都忘了。他们俩谈了有十五分钟。最后见面会还是进行下去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家里有六个姐妹和三个兄弟。

“您的父母很能干嘛。”他微笑着说。他似乎也挺喜欢我。

总工走了以后我们把尤里围了起来。“你被选中了。”我对我的朋友说。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是正确的。科罗廖夫走了之后对其他设计师们说：“今天早上我碰到了一个英俊的俄国小伙子，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坚定顽强，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他应该成为我们第一个送进太空的人。”

直到来年春天科罗廖夫关于他的门徒的雄心才得以实现。在那之前，苏联航天还要接受灾难的打击，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场悲剧发生在1960年10月23日的拜科努尔发射基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部的荒凉草原。这里冬天被积雪覆盖，夏天有酷暑和沙暴，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是军管区，极其机密。（人们相信美国CIA的飞行员加里.鲍沃斯在1960年驾驶U-2在乌拉尔山上空被击落时所执行的任务就是对拜科努尔进行拍照。他的任务被苏联当做极大的侮辱，美国的严重挑衅，也是冷战升级的标识。）

我们最初知道这第一场悲剧是因为我们发现大量运送储备血浆的飞机一股脑地从我们的基地起飞前往拜科努尔。卡曼宁将军很快把我们集合在一起进行了情况通报。一枚新型R-16火箭在测试时爆炸了，死了165人，包括苏联战略火箭军司令.米罗特凡.涅杰林元帅（Mitrofan Nedelin）。爆炸烈度之强使得所有的死者都无法辨认。涅杰林元帅的遗体是通过他佩戴的勋章来确定的。这场事故对我们的日常训练没有直接影响——这枚火箭是军用的——但这仍然是场悲剧。

从个人层面来说，对我们冲击更大的事故是我们自己人的牺牲——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员，瓦伦丁.邦达伦科（Valentin Bondarenko）。这起事故发生在七个月之后的1961年3月。当时为4月12日的首次载人飞行所进行的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尤里.加加林和盖尔曼.蒂托夫（Gherman Titov）早已前往拜科努尔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了。

23号的时候，我们还在星城基地的隔离舱里进行训练。我们要在条件各不相同的隔离舱里关十五天，接受生理及心理上的各种测试。我们全身都贴满了各种感应器，以便监测我们的心跳，脑波和血压等各项参数。瓦伦丁所在的舱室模拟得是海拔5千米高度的低气压。作为补偿，舱室里的氧气压力调到了430毫米汞柱。和我们一样，瓦伦丁的舱室里有一个小电热炉用来煮茶做饭。他为了贴感应器用酒精药棉来擦身体，然后不小心把药棉掉在了加热器上。

在富氧环境下，一点小火花瞬间成为了一个硕大的火球。可怜的瓦伦丁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的羊毛外套浸透了氧气，结果一下子就爆炸了。我们把它拖出舱外之后他还活了4个小时。我们大家都很悲痛。随即所有与高压氧舱有关的训练都终止了，因为这事很是掉了几颗人头。

这场悲剧引发了人们对于空间项目的大规模反思。用来在太空舱内部制造富氧环境的设备被氧气循环设备取代了，后者要安全得多，也要笨重得多。我们知道美国的飞行器也采用富氧环境，最终也有美国飞行员因此而丧生。但是即使在此之后美国人依然在使用这套设施。

苏联方面并没有就我们所遭遇的悲剧向美国太空项目的负责人提出警告。当时两边的交流十分有限，一般都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没有一个经常性交换信息的机制。邦达伦科事件被我们当做家丑，不愿让外人知道。就像我们的太空项目的其他方面一样，这件事很快也成为了高级机密。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上尉

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苏联远东

在将人类发射上天之前，旅伴系列飞行器已经将好几只受过训练的狗送进了太空。旅伴2号里装的狗叫“莱卡”，旅伴5号里面的是“斯特卡”和“贝尔卡”，9号里是“契努什卡”，10号里是“佐夫德卡”。它们被送进地球轨道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生物可以在零重力条件下生存。

哄这些小狗进入太空舱并不容易。旅伴9号的原定用犬就跑掉了。为了尽快补缺，工程师们在拜科努尔基地附近抓了一只流浪狗，也就是契努什卡。结果它的表现比很多受过训练的狗都好。别的狗一坐飞机就头晕萎靡，而契努什卡却一路精力旺盛，刚把它的护具解开她就一溜烟地跑了，等着测心跳血压的技术人员只好亲自去追。

在第一次载人航天前的几周我们进行了一次预演，结果把西方世界搞得满城风雨。我们用载人任务所要使用的“东方”系列火箭（Vostok）发射了一个假人，假人体内装着可以自动播放的录音广播装置。广播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甚至包括一份俄国甜菜汤的配方。由于苏联的新闻部门TASS没有对此做出声明，结果谣言四起，说一艘载人飞船出了事故被苏联人捂起来了。

发射前一周我被派到了堪察加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用来监测东方1号的五座无线电通信站中的一座就在这里。日后将会发挥重大作用的叶夫帕托里亚指挥中心当时还没有建成，所以地面通信和指挥都要通过通信站来进行。

我动身前往堪察加半岛的时候，还不清楚最终能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的人选究竟是我的挚友尤里.加加林还是盖尔曼.蒂托夫。他们俩是从一个饱经训练的六人小组中选拔出来的——六个人的身高都不超过一米七。东方系列的内部空间很狭窄，容不下我这样的个头。两个人都早早来到了拜科努尔，但是直到发射前几个小时其中一人才会知道自己将要创造历史。

我之前收到了死命令，除非莫斯科有指示，否则决不能和飞船主动联系。当时的通信技术还很简陋，无线通信用得是超短波，很容易被西方接收。我们为了保密可谓不遗余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肯尼迪总统早在前一夜就已经知道苏联的载人航天计划即将启动了。现在想想，这么大的事情美国人要是都不知道，那他们的情报工作未免有些失败。

甚至在东方1号升空之后，我们都不知道飞船里面是谁。大约需要15分钟飞船才能进入通信站的接收范围，就算在此之后通信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在那之前站里的显示器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像，身上系着护具。我看不清他的五官，但是从举止能判断是尤里。我一下子感到极其自豪。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了他呼叫我的代号的声音。

“黄昏3号，黄昏3号，我的飞行路线怎么样？”为了保密我们不在公开频道里说“太空轨道”这个词。

接线员没有意识到他的手指一直紧紧地按着通信接通按钮，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该说什么，指挥员？”

“告诉他一切正常。”我说。

尤里听见了我的声音。“好的，信息收到，代我向金毛问好。”金毛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当时的发质很不错——虽然后来没剩下多少。

尤里脱离了通信区之后我开始担心起来，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违反了不能未经请示主动通信的命令。不过片刻之后的一道电文打消了我的顾虑。电文祝贺我“出色完成了任务。”

飞船升空1小时四48分钟后，我们得到消息，尤里已经成功弹射并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乘降落伞着陆了。我的任务就此完成。当天晚些时候传来了另一道电文叫我马上回莫斯科。但是我决定再多呆一天。堪察加半岛享有“冰与火之地”的美誉，到处都是活火山、喷泉和地热温泉，我一直想来这里看看。所以我在这里观光了一天。

我不知道的是，克里姆林宫为所有有功人员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四月14日的早晨，尤里和他的家人受邀与科罗廖夫以及多位党内高层领导一起站在列宁纪念堂的屋顶上检阅了规模庞大的仪仗队，直升机群在他们头顶轰鸣盘旋。

事先谁也没想到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会这么轰动。事后我们得知，就算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此也吃了一惊。科罗廖夫在发射前一天晚上向他打电话汇报一切准备就绪，结果差点把他惹火了。

“您看着办吧，”他说，“您是专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要再来麻烦我了。”

由于观光耽误了时间，我在14日的下午才回到莫斯科。我回来的时候坐得是民航，落地之后又乘公共汽车来到市中心。下车后的景象吓了我一跳，街头满是欢呼的人群，天上左一个右一个都是礼花。我拦住几个年轻人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全都一脸愕然的瞪着我。

“您疯啦？”其中一个小伙子使劲高喊，“您什么都不知道吗？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啦！”

大卫.斯科特上尉

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尤里.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的时候我在麻省理工的课程大约进行了一半。对于很多学航天的人来说，这件事在太空探索的道路上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航天部门内部更是一片轰动。全国各地的报纸都把这条新闻放在头版。这一回我可是真切感受到了美国公众在感到美国被苏联再一次领先时的激烈反应。

从军事角度来说，这再一次证明了苏联人拥有我们所不具备的的技术能力。不过我并没有立即采纳这种观点。我已经离开了欧洲战区，转而投身学术，因此我并没有在冷战的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暂时脱离军队生活使我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加加林的任务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从我现在正在学习的航天课程的角度来看，加加林的任务的确表明了太空时代已经到来，但是这和我现在学的行星间导航技术还是很有差距的。

当年的航天器十分简陋。最早的太空任务不允许进行任何“飞行”——即对航天器进行操作。阿朗.谢巴德（Alan Shepard）在五月也进入了太空，完成了美国的第一次亚轨道飞行。但是庆祝的人群没有引起我太多注意。对我来说，进入太空并没有加入试飞员学校来得有吸引力。

不过加加林的飞行和公众对谢巴德的任务的痴迷——尽管这次任务中总共的失重时间只有5分钟——极大地刺激了肯尼迪政府。美国不能总让俄国人占上风。肯尼迪对此十分坚决。他于1961年5月25 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已经成为了经典。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应当竭尽全力，在十年之内使人类有能力登上月球并平安返回。”这一句话把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压在了美国的肩头。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NASA的精英们，都不知道究竟要从何下手。也没有人能肯定国会是否会支持肯尼迪政府并为一个如此庞大的太空项目拨款。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从猪湾事件到柏林墙再到古巴导弹危机，双方随时可能撕破脸。真要是打起核战争来，那就一切都完了。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西伯利亚北部试爆了“沙皇”式氢弹。末世梦魇的幽灵越发活跃起来。这枚炸弹的威力已经超越了人类理解能力的极限。五千八百万吨当量——比1945年8月扔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的威力还高两千倍，美国测试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威力也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约翰.格林在1962年2月20日成为了第一个环绕地球的美国人。不过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期末考试上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返回了空军。我早已收到了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的面试邀请和试飞员学校的飞行测试邀请。面试进行的很不错，我在麻省理工的期末考试也考得不错。我相信我进爱德华基地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在我即将完成自己在麻省理工的学业时，我收到了来自空军的正式命令，内容是我毕业之后的报到地点。我拆开信封后被里面的内容吓了一跳，赶紧检查信封上的名字和编号是不是我的。信中说，我要以航空航天学教授的身份到刚刚成立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空军学院报到。

教授身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你开玩笑吧？！”我想。

这绝对不是我的打算。我勤恳工作了这么久，从头到尾，每一步都走得都无懈可击。我以拔尖成绩从西点毕业，我和乔希.洛根一起学习飞行，我在欧洲驻过防，紧贴着空中防御认证区在铁幕边上执行过任务，“军靴”布莱斯亲自选拔我进入他的中队，两年来我刻苦不懈学习航空航天的深奥知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告诉我这能最大程度增加我进入试飞员学校的机会。现在他们却要我去当什么教授！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从三岁起的梦想就是飞行，不是站在讲台上过嘴瘾。让我就这么放弃那是妄想，我决定一定要抗争到底。这当然意味着违抗命令，这在部队里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唯一的理想正命悬一线，这意味着只剩下孤注一掷这条路了。我下定决心，要到五角大楼里找人求情。

我很快就去了华盛顿，不知道该敲哪扇门，该找哪路人。五角大楼的内部体系能让人看花眼，我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一条门路。一位上校愿意接见当时还只是上尉的我。我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呆了能有一个小时这才进去。

“你什么事？尉官？”他咆哮道。

“是这样，长官，”我答道，“我希望能讨论一下我的调令。”

这话绝对把上校噎得不轻。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瞪着我，“你说嘛？‘讨论一下’？你的调令是什么内容，尉官？”

“长官，我刚刚受命去空军学院当教授。”

“那不错，恭喜了。”

“但是，长官，”我一下子脱口而出，“我希望能去试飞员学校。”

老天在上，眼前的这位上校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又被文书工作搞得一肚子怨气，我的话很明显起了反效果。他认为我来五角大楼纯属无理取闹，是故意找他的麻烦。

“你不知道决不能抗命吗？你凭什么抗命？”

这下好了，我想，真不该来这一出。这下我的前途算是陪上了。但是我又想起了西点了的严格教导：对于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三个，“是，长官”、“不，长官”、“没有借口，长官”。决不能为自己辩解，只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为某一具体行动提供理由。所以对于他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

“没有借口，长官。”

这似乎让他稍微消了消气。他倚在椅背上，双脚搭在桌上，拿出了一根雪茄。我意识到他打算听我解释我究竟为什么需要他的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告诉他空军方面的顾问人员告诉我想加入试飞员学校要先拿大学文凭。

“坐吧，小子。”于是我就坐下了。他把雪茄在嘴里叼了一会儿，然后就很爽朗的笑了。“你很主动嘛。”他说。“你能自己找来也算可以。这事我看看吧。”

他这人其实挺不错的。我想他意识到了空军方面给了我错误的建议，或者也有可能是试飞员学校的招生章程改了。但是我还是听取了他的建议。几天之后我得到了一份新的命令，叫我去爱德华空军基地的美国试飞员学校报道。

爱德华！艾迪！这可是战斗机飞行员的圣杯啊。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我从很早就相信美苏双方最好的合作方式就是通过太空项目。我曾画过一幅素描，内容是美苏两国宇航员各举自己的国旗并肩站在月球上。画完了之后我觉得有几位领导可能会有意见，所以我把国旗换成了信号灯。现在我倒希望当时没改。不过当时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几幅画在多年之后会对我造成多大影响。

六十年代初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的部队不应该继续驻扎在东欧，这对苏联军队没有好处。肯尼迪的当选曾经给两国关系的改善带来过希望。他看起来很正派，很有从政的才能。但是西方害怕和怀疑苏联的理由太多了。我们的国家毕竟是集权政体。很可悲的是，美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对苏联政体运作的了解比我们自己要多得多。

1962年的古巴导弹时间似乎把最后一丝破冰的希望也化作了泡影。美苏双方再一次剑拔弩张起来。

我当时以为自己得离开太空计划，重新回到战斗机部队。冲突的结局似乎已经注定了，我不止一次的做过关于核毁灭的噩梦。但是肯尼迪表现出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老练。最终双方一枪未发，导弹也都撤走了。

危机过去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又放在了太空计划上。我们中的大多数对政治都没有兴趣，我们加入太空计划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政治面貌也不是入选太空计划的必需条件。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党员，但是有几个人，比如盖尔曼.蒂托夫（Gherman Titov），瓦莱里.别克维斯基（Valery Bykovsky），还有康斯坦丁.费奥蒂斯托夫（Konstantin Feoktistov）都是群众身份。蒂托夫和别克维斯基最后还是入了党，但是费奥蒂斯托夫一直都没有。

我们的训练强度极大，每个人都必须打破自己的生理极限。每天早上要先进行5公里长跑，然后是游泳，接下来才是各自的针对性训练。医生和营养师组成的团队监控着我们所有的日常举动，我们的伙食配给标准也超过一般人，比方说，我们每天有50克巧克力的定量用来补充体力。（日后我发现美国宇航员基本上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时候不禁大为惊奇。）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最佳生理状态。

除了体能训练之外，我们还要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进修。（有人管它叫苏联的西点军校）课程涵盖极广，包括物理、数学、化学、冶金、飞行器制造以及制图。茹科夫斯基的课程之紧张，足以让人忙得脚不沾地。不过学校里有一个人尤其受我们的爱戴，尤其能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他就是谢尔盖.米凯洛维奇.波洛特斯科夫斯基（Sergey Mikhailovich Belotserkovsky）。工程科学博士，高级军官，还是国家荣誉桂冠得主。

我们第一次上他的课是在1961年9月。当时我们一帮学员人人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装满课本的公文包，排队进入教室，对于接下来的事情一点想法都没有。我们吃惊地发现，教室里有一个巨大的风洞，还有许多飞机模型。我们正围着模型逐架点评的时候，尤里看见波洛特斯科夫斯基走进教室，赶紧叫我们注意。

“军官同志们！”他的声音很洪亮。

然后我们答道：“上校同志！宇航员预备中心全体学员在此。”

“军官同志们！请坐。”

这时我们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教导我们完成无数高难课程的人。他的军装没有一条皱褶，领带也打得一丝不苟。灰白的卷发稍显凌乱，很吻合他的学者形象。他注视的目光从一张脸游移到另一张脸——不是为了彰显权威，而是为了表明他很高兴与我们见面。

“就我所知，你们都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对于驾驶最先进的战斗机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开口说道。“现在我们来深入理解一下为什么比空气重的物体能够飞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了。谁知道呢？兴许我们还能一起设计一种飞机外形的航天器呢。”（多年之后我们的确这么做了。）然后他开始介绍教学大纲。从那天往后我们一直沟通得很好。

我们对他空手板书的能力一直很佩服。他画的图形就像是从教科书里调出来的一样。波洛特斯科夫斯基把我们每个人都当做有创造力的个体来尊重，并鼓励我们不断进步。课程一步步地加深，可不管什么时候他向我们介绍新内容都会这么开场：

“好家伙，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

有一次我们请他和我们一起去看足球比赛。一方面我们是想软化一下他，好在下次考试时手下留情，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放松一下。可他就是有本事把赛场也变成空气力学的教室。一个球员射进了非常刁钻的一球。观众立刻炸了营，有的欣喜若狂，有的顿足捶胸。外行人看来这一球根本进不了。我们看着也有些纳闷。但是我们的教授却是若有所思：

“有趣的问题……下次实验你们要给我一个解释。”

于是我们就用足球模型在风洞里进行了实验，最终证明了只要以特定的方式旋转球体，就能改变它的运动轨迹。这项研究后来被应用在了黎明系列太空船上。

尽管学习生活十分吸引人，所有的学习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训练间歇进行。一开始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和其他全时学生相比落后得太多。一开始他们打算把我和一群女生编在一个班里，我坚决拒绝，宁肯一个人学。接下来的七年我的大多数周末和晚上都被学习占据了。最后，我比一部分和我一起开始的全时学生还提前六个月完成全部课程，拿到了一个高等工程学位和和一个技术科学学位。

训练第一年结束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复杂测试，最终获得了“航天员”（cosmonaut）这一官方头衔。我们都觉得美国人的“航星员”（astronaut）太夸口了。私下里我们开玩笑，都说我们能进进宇宙就知足了，星际航行还是留给美国人吧。

我一直以为像美苏的宇航员，要求的本科以上学历加上职业培训，应当等于硕士学位的。但是这个 topic 似乎有反向吹牛的嫌疑，因为对于初始动量和角动量给定的流体模型，即使是六十年代的计算能力也足以降格为大学生的 project 了。。。更不要说放在太空船上？他是想在再入大气层时候来个天旋地转吗？

除非原文在其他地方交待了上下文。

从“我们看着也有些纳闷”开始

......We stood there perplexed too.But the professor just mused quietly, "An amazing problem...In our next lab work you'll have to find the solution,"which we did with a model football in wind tunnel.We were able to demenstrate exactly how,if the ball was spun its trajectory altered and then went on to apply this to the landing trajectories of our spherical Vostock and Voskhod spacecraft.

Vostock -- 又有拼写为Vostok -- 一般翻译为“东方”号，是前苏联的最早期运载火箭，由战略导弹改进而来...

Voskhod -- 翻成“上升”号，是“联盟”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初始型号。

原文翻做“黎明系列飞船”不准确。

这里说的“黎明系列太空船”实际上指的是前苏联的“东方”号和“上升”号运载火箭...

估计这个“应用”，指的应当不是载人舱，而是，比方说返回货舱，或者脱落的推进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