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贺龙不能成为朱可夫-----贺龙事件始末之一 -- 【蓑笠翁】

1957年6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不接受，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他的去留。时任国防部长的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将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6月19日，三百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召开全会，大多数委员表示支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解除职务。此事奠定了赫氏的掌权的基础。当毛泽东决定要打倒“掌权的走资派” 时，一定会考虑到在当时的中国有没有这个朱可夫。谁最有可能成为朱可夫呢？也就是说，“兵变”、“政变”的问题已经是毛泽东要考虑的问题。1965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对付“兵变”、“政变”的问题。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主，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三，肖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此后在“兵变”、“政变”的问题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5-18讲话时到了一个顶峰。

1966年2月北京卫戍区来校看房、借房，要驻一个团。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写大字报质问彭真要搞“二月兵变” 。8月2日，邓小平曾经向老师学生们解释：“我们的军队不仅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经过康生的调查发现， 命令看房、借房的某师师长是贺龙的老部下，他们还到农大、石油大学看过房。康生向毛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戚本禹1979年4月24日揭发：康生“说什么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钱钢在《“二月兵变”真相》(跋1980年12月7日《解放军报》)中，胡思升在《元帅之死一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载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中，都说到康生诬陷“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 。 而贺本人也是经常带枪的，贺又不同意调换他的警卫部队，当时贺龙身上一直有枪。 贺龙不管什么时候，都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 以前总要警卫处跟车，现在就是不让跟车也不让调换他的警卫，中央警卫处（团）一直是毛泽东直接控制的（通过汪东兴），林彪也控制不了中央警卫处（团），贺龙为什么这样做？

当时毛与刘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贺龙并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刘少奇被批斗后，贺龙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当大家都在批刘时，他不发言，毛问他：“为什么不发言？”，贺龙挺身立正：“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啊！” 同时，贺龙的女儿在清华大学居然与江清面对面辩论了3个小时，江清也不含糊，直接告诉贺龙的女儿：“回去告诉你父亲，我们要动他了，还有你妈，也不是个好东西！”。当毛和林要求稳定军队，对领导干部不要动，可是贺龙却公然唱反调说“个别的也可以动一动”。 贺不仅批海军的李作鹏也批空军的吴法宪，同时又鼓励“贺办”的人贴了“大字报”跑轰当时总参的负责人杨成武，贺的另一个前下属军委作战部长也签名写大字报造总长杨成武的反, 连周都看不下去,提醒杨要小心。贺龙的动作越来越大。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原因何在？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毛给贺平反时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为什么总要带着枪呢？ ”　 原来如此是枪的原因啊。

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后，但是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能把贺龙搞挺。就在这个时候，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说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第三次写给“中央文革小组”材料，诬陷贺龙在1934年向蒋介石乞降。说他父亲晏勋甫在临死时告述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曾经向蒋介石写过 “乞降” 信，企图“叛变投敌”。 晏勋甫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 2月22日，江青拿着抄件对周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 随后，2月28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3月4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现总参办公室顾问)送杨代总长，请示处理意见。3月6日，杨代总长签送林彪阅。3月9日，林彪在送批签上签了名，江青划了圈。中央总共派人两次调查此事的真伪。7月13日，调查者回到北京，“给林彪、江青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说‘我们认为，晏章炎的揭发是可信的’。‘贺龙；……只是由于敌人没有满足他的私欲，或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叛变未遂’。”第二次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给出了同样的结果。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 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周也表态同意。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968年3月26日至4月20日国务院参事多次举行分组会, 学习文件,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党代表”动员参事们反映他们所知道的中共高干的历史情况，李仲公3月27日对“党代表”说，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须向周总理本人单独谈。稍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 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同志电话报告, 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 参事室即派人送去。李仲公此举有报私仇之嫌，一报当初贺龙阻止其要贵州政府主席一事。后来在贺龙去世后的三年以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结果发现所用纸张是40年代后出产的。这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 李仲公其人从历史上看，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90高龄时，在接受调查时拒不承认造假，尤其是面临抗拒从严的后果，还拒不认错，不合他的本性。贺龙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能有多种解释，也许并不是“乞降”，但是在文革中，只要一封信，管他是什么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打成叛徒。刘少奇就是例子，当初还是周亲自写的材料通报全党说刘少奇的出狱经过。林彪死后，从毛参加陈毅的葬礼，出於政治安慰的需要，一批人要平反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作鉴定的人就知道怎么作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贺脚踩两只船也是可能的，但公开求降却是过分了， 这也可以从周恩来在专案组搞的材料上的批语看出来(请看下一篇)。

１９６８年贺龙收到一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所发的信，要他交代当初他是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又达成甚么协议。贺龙看见党中央重提此事，心中大感不妙，不停地书写「冤枉」、「冤枉」。事情起源于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粱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相鄂西红三军。贺龙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其实，当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不过，贺龙当时确实是枪决了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熊贡卿。 贺龙忿忿不平地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就是这三件事，最好导致了一代名帅悲惨的下场。

十大元帅中，周同贺的关系最深。周恩来是贺的恩师和革命引路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贺为代理总指挥而周是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但是，周的原则是这样的，宁反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也就是说如果组织上决定打倒贺了，不论是对是错，都要执行。在文革前，周贺两家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密切。但自从周知道毛的意图后就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贺打了一些野兔子送给周，周却说，我不喜欢吃这些野味，贺的热脸碰上了周的冷屁股，令贺好纳闷：以前不是这样啊！ 7月贺派夫人薛明为刘少奇去向周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这样搞象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周一言不发面目严峻的把薛明送走，更是让贺掉进了缸里，分不清东西了，老两口直嘀咕，这是刮了哪股风。

但是贺龙还是周想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1966年，贺陪毛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在知道到国家体委闹事的消息后突然昏厥。 周便接贺龙与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贺也得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修养。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周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66年底，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 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花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贺龙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一次住进了周家。但是这次，周没有让贺的警卫跟来，贺的警卫可是一直随身带上步枪和机枪的。脱离了自己的警卫，贺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1967年1月初毛下令对贺审查，并且要周同贺进行谈话。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对贺说：毛和我都是保你的。周还勉励贺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明白，自己也当过彭德怀的专案组的组长啊，什么“学习” 啊，其实就是“双规” ，边忏悔边写检讨，是变相的逮捕。贺龙说，我一身都是病，那儿都不去。贺龙还是一身匪气的。贺赖着不去西山“学习”， 周说那不行。 周让警卫帮忙收拾东西，一直折腾到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才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去西山时， 贺龙坐的不再是“大红旗” 而是破吉普了，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

在中央派人调查完贺龙的历史问题后，在1967年8月1日凌晨，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的代表和国家体委的一些人，谈贺龙问题。周说，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南昌失败后坚持革命，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也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在湘西肃反扩大化问题上有责任----过去他不承认，这次承认错误。至于定性，周恩来说，我们不好说，要主席来定。 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长篇发言，声称贺龙问题严重，要求立案审查。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向毛泽东、林彪报送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毛泽尔9月13日批：“同意”。 但是此种关于专案组的说法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况呢？ 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实际是周， 杨成武后来讲，当时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专案的是周恩来。 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专案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这也是周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时的态度，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顺便讲一下康生的态度，康是这样讲的，"搞专案，首要一条是立场，不要纯客观主义； 要有倾向性，不是左就是右，我希望你们都要当左派，不要当右派。" 怎么样才是左派，不言而喻了吧。

周首先是对毛是绝对忠诚。虽然倒贺等于是自断一肩膀。 据说周在贺的案卷上的批语不亚于写在刘少奇案卷上的。周可以说一直在极度痛苦中处理贺的事情，也可以说极度矛盾。 1968年12月30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就是康生讲的，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不要说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编造。周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其三，就是联系到贺龙的投降信等问题，如果没有至少脚踩两条船的行为和言语，都是一个劲儿坚持为共产主义献身，你说还用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嘛？

后来，童小鹏在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1974年恩来同志在病中调卷亲自审查，推翻了他们用逼供信的办法捏造的‘证据’，报经中央批准，给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1975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们亦不难品味到个中无法细说的情由。什么情由，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自己的亲信被无奈的砍去而且还要由自己亲自去砍的无奈和忏悔。

文革中的所谓证据多了，如按作者的这个推断办法，人人都可打倒。九十岁，命不如名，这老杂皮本就是一小人，当年与贺帅结了怨愤，这样做也不奇，文革中乱说的人不只这一个，多了，当年打仗奋不顾身的也有，问题本早就搞清了，只是后来一些人出于一些目的又来翻旧帐，还说这是理性讨论，哈哈，一方面对文革大批大揭一方面又对文革中的一些错案深信不疑，这是不是那打着什么反什么？

遵守组织原则而个人原则稍逊。本来都是政治人物的优点，偏偏碰上的是主席犯错误的时候，只能跟错就错，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