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海三十年往事（一）走穷命带财运的朱鎔基 -- 大势至
最近在河里参加目前最热的电视剧蜗居和杨元元自杀的讨论，发现了后三十年变迁的转折之处，我们实际见证了一个时代大幕拉开和帷幕的合拢，其戏剧化与壮阔让人咋舌。
八九十年的草根时代，野草蓬勃生长的时代，一个为挣脱旧体制而伤痕累累，奔向新时代一片未开垦处女地时没有门槛与束缚的自由与率性，中国民营力量个人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而现在规则初具，航母启航，西部荒地开垦殆尽，创业创新的门槛越筑越高了。21世纪是个森林时代，留给野草变灌木再长成乔木的空间没有了。现在是恐龙时代，是航母时代，无论是跨国企业还是央企，还是民企，非巨无霸别想在上海生存。
社会从沧海横流走向河流，从野性向约束，从草莾向文明进化。
记下后三十年的几件上海旧事，算是民间历史记忆吧。但愿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初次起楼，很想图文并茂又不会，保证及时上网回复怕亦困难。没有大楼物业管理经验，请河友担带些个。
（一）走穷命带财运的朱鎔基
上海市政府给出的报告，直到1992年之前上海财政年年亏损全无结余。所以江和朱二人在上海的作为可想而知，江忙着抓菜蓝子，供得住整个城市不缺菜就是一大政绩。朱鎔基经济能力不容置疑，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想做哪怕一件小事都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但尽管受制于财力与政治风险，朱公治沪仍留下了长久恒业和传奇口碑。
当年市长履新报告会进行新闻播报，记得朱鎔基说，上海号称不夜城，可我在空中看上海才八九点城市就漆黑一片，连商业繁华之地的南京路都不开夜市，我要让南京路灯光亮起来。当时好多老上海人都笑他不知轻重随口许诺，将来不好收场。
上海的基础公共设施三十多年没有大改建，原属公共租界内的南京路公共设施沿用至今，供电系统已没有提升空间，整条南京路除华联商厦改建后使用了大楼空调外，再无余力供应其它所有商业百货大楼的空调电力。而沿街商店也无信心开展夜市，没有客源，还要支付开店费人工费，橱窗亮灯费，这笔钱谁出，就这么小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朱公在上海耗心费力做的一件大事儿。
朱公是个不信邪的，硬是改建南京路电站以保证电力。对南京路商家则好言相劝，可以先开灯试营业，先亮橱窗，店不开也行，市场要靠培养。最后南京路好歹亮灯了。相较于1999年南京路步行街的大改造，这次亮灯行动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但他力推大上海之苦心可鉴，其期许之高也可见一斑，只可惜受制于大势。
龙应台说过一句，一座城市硬件先进与否不能光看平时，要待一场暴雨过后才是它原形毕露的时候。这女先生说话轻中倾向难免，但这句话从比较眼光出发还是有道理的。
亮个灯绝不仅体现出电力供应情况还有城市设施，城市活力，背后牵扯着一大堆建设呢。上海直到2000之后，才腾出手来对城市暴雨过后的下水道堵点围追堵截，个个击破。
从朱公勉为其难亮灯南京路，到现在全上海商业街和外滩的灯光工程，商业街的夜市繁华，从节日亮灯到天天亮灯，背后俱有政府补贴在内。华灯闪亮要有真金白银在后面撑着的，积十几年之功力呢。硬件设施改善本身当然隐含着软件的快速升级，没什么可谦虚的。
朱公在沪任上仍是吃饭财政，因此与江一样致力于借外力。要办任一件事都要犯愁筹措资金。朱公与上海气质算是最相合的了，不耻言利，不耻言商，而且更有商业头脑，境界更高。
当初上海大众汽车厂在工地开建设动员大会，原本中规中矩的誓师会给此公拐弯了方向。朱公如此这般动员工人兄弟们：你们要抓紧时间努力快干，厂房早成一天，汽车就能早一天下线，你们就早一天赚钱。我们国家早晚要进WTO，进去了这钱就不好挣了，就这么几年的好日子，尔等要抓紧时间闷头大发财，加油吧。首长也雷人哪。
不过一文钱没有也挡不住朱鎔基建功立业。上海出租行业延续至今管理规范服务出色，就是他打下的基业。想当初出租司机被列为十大最赚钱的行业，司机绝对牛过顾客的时代，整个出租业的混乱谁见谁没办法，朱公定海神针一根，一经出手立刻海清河晏。这番神奇现在回看过去只可用妖人来评点这位。
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庄家，然后重手镇摄乱局，从这件事上其思路已见端倪。
在一干总理中，至少在经济方面，他属FOUNDER级别的，是开路创造规矩与范式之人，什么难题怪题于他都是挥洒舞台，解得正确与否仁者见仁，关键他总有创造性手段。其他诸公至多只能在职业经理人水平论高低而己。
直到朱离任之前，上海城市建设的生血造血循环没有形成，都是手心板朝上向别人要钱在苦支撑，直到后二任将城市土地级差地租这个法宝祭起来，完成了城市经营的投资收益模式之后，上海才进入了快车道。
朱公就是个挖金矿的苦力命，自己手上紧巴巴地没钱，拼着命地求钱若渴，想方设法找金矿。但凡他一转身走人，身后金矿银山富了后任。
他91年离开上海 ，92年土地批租开始大发利市。总理任上，又是亚洲金融危机，又是台海危机。一离任把个中国富的居然抨击他老人家除了钱啥也没给中国剩下。什么命啊。
上海属于胆小的，决不敢闯红灯，所以八十年代始于农村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活跃，基于生存最基本推力，而上海无此动力，也不适应这种蓬勃的生机，江浙和广东千万蚂蚁雄兵开始由个体到企业的财富积累时，上海也是蚂蚁雄兵百万不过都是漂洋出国。
上海也没能在八十年代港澳台个人小资本引进大潮中同步发展，因为容纳空间有限，同时推力也不够。而有意上海的大企业又是宁失机会也要等待时机成熟，为谋长久企业安全，大企业不太相信领导人个人承诺，多寄望于法律制度。
上海虽未能同步跟上大变，但一直借助外力勤于基础根基经营，前几任人望与眼界超出一城一地之境界，给上海打下了比较好的吏治基础和国际声望。待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跨国大企业相继来华时，上海空间适时打开，众多巨无霸驶入一次驳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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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厉！
好象是88年，这个可以说是大逆不道。朱公电视里面讲话谴责，分量很重。
吏治，海归到实力
上海在大发财之前，前几位当家人要么是中央部委级下来的实力派人物，江或朱。要么是如汪道涵这样儒雅修为高深之人，粗略算起类型，应该算是知识型，境界较高之辈，不算土鳖算洋龟吧。
八十年代提拔起来的中层不乏正规海归经历，比如陈至立这一批。那一波是八十年代最早选拔公派留学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正规规苦读后获取学位，出国之前本有工作经历，回国后又得较多提拔机会，高学历（那波都比较正规），海外经历构成上海官场活跃前锋吧。
上海当时面向国外借力，向外学习之风无论民间还是官家都很盛，九十年代优势发挥得尤其充分，盖托八十年代打造之功。
在土地批租为财源和城市经营模式定型之后，本土兼江湖型(或称实力型)官员就占了上风，良劣各有千秋。
不过在财源未开之前，官员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多。尤其是朱公一届把个上海诸官管得魂飞魂散。那时朱公公开宣称，他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局级干部，还把人头精确数到个数。委屈得局座们有苦没处诉，只我们有条件大贪，没看见处级才是肥差嘛。朱公对曰，我只管你们，你们自去盯处座去，一级盯一级，天下安矣。
上海官场流传一个笑谈也是警示。某日上海市、区、县级头脑们开会，某郊县长官见朱公一人独坐，无人与领导对话，自觉不能放弃听党话求上进的机会。趋前与朱公寒喧，见领导和善进而献烟一根，朱公看一眼欲抽，郊县长官大喜过望立刻伸手点烟。会后正暗自窃喜可算得机会让名姓闻于天听，绝想不到这位黑煞神走出会议室给他秘书的命令：某某，给我去查，我都抽不起那烟，戴不起那表。此君就此进步到监狱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了。
朱公打造的吏治基础利于上海有年，再加上海普遍的士风，至少还遵守无功不受禄的商场规则，比起京都官员官风还算收敛。总算营造出中国之内比较规范的法制环境，城市经营管理得还算成功。
朱镕基儿子财运不错，这个我承认。
再看看后来出事的干部，多是在朱主政期间开始提拔的。当然，这不是说这是朱的责任。大环境使然，再多十个朱，仍然烂成一锅粥。
开学不久适逢国庆节，和同学兴冲冲去看久已闻名的外滩夜景。坐两钟头的公共汽车到了外滩，一片黑灯瞎火，我倒！垂头丧气坐公交回校，又是俩钟头，饿的我啊，前胸贴后背！
过两天又到南京路看灯，也好不了多少，人那个多啊，前胸贴后背！无奈，在栏杆上坐等人潮渐散，方挤公交回校，又是俩钟头。登车回望，唯见路遗鞋子若干。
此言甚对。给钱办事，后面一句更重要，值多少送多少，必须物有所值。
但凡办不成事就敢收钱，坏我事，我就砸你饭碗。
这个规则官民同心。
有家外资公司，司机熟识所在地交警，任谁犯交规一个电话就能捞回驾照，抹了罚款，以为大好。司机托个人情不用钱，但是逢年过节要意思，一年总要请几次客，别人当你朋友待，队里有个结婚搬家用你的车不为过吧。
一年下来老板统账一算不值，远超应交罚款额。放下话去，公司同仁好生守法，依律该罚就罚，决不再请托人情。警方亦理解各自调整，朋友做不成了交情仍在，双方相安无事。
92年前的上海格局未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种不相称最终推动上海铤而走险。
怎么看这个问题。所谓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有没有一点道理
他的口碑在市民里面是比较好的。可见当个好官也不容易。
我们家在上海。
88年朱镕基严管出租车。92年我们家叫出租车，司机还是对自己的收入很自豪，说出来确实比一般工薪阶层高很多。
最早出租车是涉外为主，所以出租车不多，80年代一般市民还是叫不起的（除了急事）。后来普通市民收入上去，生活费用上去，出租车的车费没有相应提高，车辆又增加很多造成竞争。很多下岗失业人员也加入出租车司机行业。所以这个行业的赚头就大大缩水了。
今年我回国，从机场到家的出租车司机是个老司机，说80年代开始做的，现在也有三套房子了。
86学潮，老李去跟学生对话，抽着烟，学生问腐败的问题，问老李一月多少收入，老李说了。隔了一会，学生又阴险地随便问问老李一天抽几包烟，老李说了数字。学生说，不对呀，这个烟市价多少，你这个工资抽完了还剩多少。
老李很没有面子，从此下了决心戒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借外力求变，被逼出来的队伍
上海八十年代自身变法不多，但各方欠债实在太多，财政上缴中央不改鞭打快牛—无奈，上海自身积累又留不住—没胆，中央投入更不可能—没钱，最后只能给政策，86年同意上海可以向外举债办建设。自此上海开始与亚行世行各国政府谈判讨钱，被逼着按国际规律办，想法与他人规矩对接。逼上梁山打造出一支国际部队。
有位学法律的主儿回忆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那批研究生的生涯。
开学第一天第一课，导师将该法律专业的主要框架理一遍，再花几分钟说明中国相关法律，我国立法尚如何如何，然后列了相关书目。最后导师总结语：这门专业课我教授的课程到此为止，其他请大家自学。另外，我接受了市政府的相关课题研究是……，哪位同学有兴趣欢迎参加，可以用碰到的实际问题作为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感兴趣的来找我。下课铃响，开门走人。
那位主儿在出国留学正经上课还是留下和导师一块儿折腾之间选择了留下，跳到水里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当年高校师生们八十年代忙外商投资地方法规法律，走的路子差不多，先啃亚洲四小龙相关法律，弟子们被大撒网到上海外商企业做调查研究，然后成初稿，回到企业再征求反馈意见，最后成稿地方规章条例。
到了九十年代初，忙的是与国际接轨细化了的法律。
致力与外国政府、国际银行和机构打交道，前几任的儒雅和风流，国际眼界就更合适，或者说非如此不可。江和朱在中央部委级就是外向型人物，任职上海其人脉与经验也施惠于沪地。当然最大之惠莫过于这二位荣登中国政界TOP5。
朱公受制于资金无力市政建设，因此只能重视借外债的基础建设。
在南浦大桥之前，上海向亚行贷款用于中小企业和苏州河污水系统建设，我觉得基本没对城市发展起过什么作用，后来苏州河水治理成功重头在第二次治理之功。不过自南浦大桥开始，上海开始将国际贷款用于市政建设，这一下成绩就明显多了。
南浦大桥投资总共只有2亿多美元，亚行贷款7000万元。由于是首个基础设施建设，亚行的条款执行非常严格，建筑专业之外，还有大量法律合同。每个节点的时间工程进度都有非常严格的验收制度，按时完成质量达标才拨款，一项项都有法律文本保障。
当时上海身无分文，没法大规模拆迁居民，大桥引桥浦西段无土地可落，引桥只能象蝴蝶翅膀一样盘旋而下。
这座大桥造型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当年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仅仅是建一座市内跨河大桥，资金都匮乏到了什么程度，差的就是钱。
话说当时建筑专业人士毫无问题，可没有国际贷款方面法律人才，财经法律都没对口专业的，二话不说，高校法律专业最接近的经济法专业顶上。本科生，正在学习的研究生，反正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学子老师们，那是会也得上，不会也得上。用他们话说，ABC入门的还没学好，就开始解方程了。那些法律资料一来就是一大箱，堆在地上要到半人高，原版英文限时限刻啃去吧，有些名词词典都没收录，有些不知在法律文本语境中的应用，这份苦都没地方诉，全都是不懂行的没人可问，横竖都得扛下来。
这批先生熬过这道关就成精了，下一个项目他们就是专家了。一部分人进了政府部门或是政策研究室，或是有关机构，最不济也是留校做教授，不是管出法律条例的就是出书研究，全是这个领域的大拿。
题外话，上海法律院校的自我定位很明确，思想前卫数北京法律界，学术功底深厚首推武汉大学，上海法律界判案保守，学术界发表的文章短平快，学者都在海里扑腾着，没一个打算板凳要坐十年冷，将来厚积薄发著作等身。
上海法律院校的教授多数两栖作战，都活跃在司法第一线。机缘巧合风云聚汇的直升到法院领导岗位代职，其他多兼职律师，拳打脚踢闯天下，穷酸气比较少见，书究气在文科领域也算是少的。经济和法律是鲜活的社会学问，多接地气人气还是有好处的。
据说当时朱大先生有言：与亚行合作一定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南浦大桥建于1988年12月，成于1991年2月。正好跨过了89年春夏之交。朱大先生当年声情并茂的电视讲话见的人多了，可没人见过他镜头下为了挽留住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外商所做的更艰苦努力。当时上海本身起色不大，市政建设刚转向外部贷款还没见成效呢，大概除了他这个当家人没人真正理解不得不这么做的巨大压力。
据说当时南浦大桥建设到了一个节点，可亚行迟迟不来人，人不到就无法检验，钱也到不了。平时所谓合同责任重于一切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他们说不来就不来一点办法也没有。朱大先生一咬牙上海自己垫钱也要保证工期。
亚行终于来沪时良心发现，总算给了句好话，上海执行合同模范，以后可以免验。据说第二次杨浦大桥再贷时就属于亚行的放心工程了。最后亚行将南浦杨浦大桥贷款项目作为成功典范引以为傲。
工程质量优良，工期按时完工，贷款保证回收。仙人板板，这是在上海做项目，达到这些也值得一提？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
这都到九十年代初了，朱大先生过的还是手心板向上求人放钱的苦日子。
好不容易盼到浦东开发，可是当时上海真是水波不惊。特区，开发又不是没说过，有效没效两说呢。中国特色赶上一波就吹哪波，为这朱大先生也发过火。话说上海在浦东开发之前力推浦西相对冷僻的漕河泾开发区，这浦东一开发先前落户漕河泾外商颇有不平，就问官员那我们怎么办呢？官员对之：我们不管，谁让你们上了当。火光冲天是可想而知的。朱大先生和企业家关系一向搞得不错，时不常开会听取意见，这御状哪有不告的。朱大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欢迎开发浦东，同时老开发区也要继续开发，共同发展嘛。来钱的都是客，都要好招待，哪能顾头不顾尾，哪个脑残说这种没水平的话。境界水平到底不同。
朱公在国外企业政界名流中口碑一直很好，在上海任上招集的市长高参会满座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给上海营造了很好的口碑，留下了不少实用的策谋。
直到朱离任后，后任让理论界搬出了级差地租这项帽子顶在头上当盾牌，开始了被老干部们骂作重开租界向洋人卖地的勾当后，上海才真正被盘活了。92后的上海真正步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时代。
总以为在几任上海太守里，就数朱公最对上海脾气，十成十的规矩生意经，又有胆来又精明。
每当刮风下雨道路积水，就在电视里看见他身穿雨衣脚蹬长筒雨靴到处视察，比比当时分管外资外贸的李市长时时香车美酒、文娱体育的刘市长夜夜笙歌，倪市长真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