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海三十年往事（一）走穷命带财运的朱鎔基 -- 大势至

那时上海的法律院校没几个，华政和外贸学院的人与政府方面走得近，参与较多。

不好意思忘了。

被告知没有线。徐汇区本来电话线就紧张，我们也是知道的。

第二年电话局就通知，去江西路交钱，立马接通。

当时新装电话和煤气要多交一个初装费，等于比过去装好的人各多掏一千多块钱，虽然觉得不公平，但是装好了，没有人在乎这点钱，比总是等着没有好。

八十年代最早选拔公派留学大部分都是镀金，没有学位。陈至立有正规海归经历?

兔子急了也咬人

92年土地批租开启了上海也是中国政局经济格局重大变革，官家气势由此自弱转盛。

土地批租始于1988年，三代核心在上海时此主意已出现，并非江朱以后初创，但江朱二人手上都没越雷池一步，最后竟成就吴黄二人之名。也是奇怪之事。

现在仔细想来，最胆小谨慎的上海居然成了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二次改革的先锋，与江朱二人肯定有关系。一来中央党政两套班子主政之人了解上海，自己不触雷不等于不清楚华山一条道在哪儿；二来到底是江朱的根据地，还是有保护伞作用的，领先一步成烈士也要士为知己者死嘛。

最后上海的格局情势被逼上梁山了。依靠做大做强企业获取利税完成城市积累在上海从来此路不通。

上海坊间关于上海与中央讨价还价一事向来笑谈颇多。传朱公主政后赴上海要钱，此间领导郑重其事地回复：一。上海困难请中央考虑，二。上海服从中央不打折扣。朱公满载而归。传朱公到广东人就抗命：邓公许我们二十年不加税，公欲毁约？偏朱公不是萧规曹随之人，红白黑青脸说翻就翻，再加兔子急红了眼直把尚方宝剑当木剑：你要发展，我要生存。愿意交得给不愿意就夺。

其实上海历任都梦想过虎口拔牙，可到了还是当了乖孩子，多少也因理解万岁。八十年代上海相关领导就尝试过，结果招来中央部委级当家人大叹苦经。别看国民财政收入年年上升，真正落到我这个当家人手上的现钱不见涨，有的是纸上富贵捞不着，有的是进的不够贴补的，我手上要留应急钱，办大事钱，不算管饭钱，真正能到手的活钱满中国望望，没有几家可指望得上，统共那么几只肥羊，你们还想瘦身，少根毛门儿都没有啊。

（跑题一下：上海财源常有人质疑为中央拨款，上海人多嗤之以鼻。上海发展的原因下文细说。不过不是没有小秘密，关键在活钱与死钱之别。比如一位资产总值1000万，其中房子价值800万，现金只为100万，另一位无房无车，但手握全部资产为50万现钱，在办大事时，后一位的价值不在前一位之下，如遇银根收紧，后一位就是王中王了。

92年之前上海是穷，即使92年土地批租开始，相对于上海大兴土木的规模而言，钱还是紧得很，不然不会出地铁四号线的事故，但是上海敢于这么飞速建设也因背后有恃靠，不是别的，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交易的可都是现钱，钱如水哗哗在上海流过来流过去，真遇到裉节关头，借君弱水一瓢救救命总还是有机会的。以后好象是深圳哪位高人，立了一个证券交易印花税，千分之几而己，这是一笔地方税，证券市场利市大发前原为恩赐地方小补的，没想到日后得利之巨，过了好些年中央才老神归位弄明白了，开始收回这个税利。正是这类随时可调动的活钱大大助益了上海发展。）

与其通话时提到来上海为了与华东电管局协调一个能源项目，届时也许要借助他的市委书记头衔；朱的答复的确很海派：

电力系统的事情顶杀毒。不过侬要帮阿拉上海额忙哦，帮帮忙！（湖南人讲上海话）

朱当上海市长一年不到，中央就要反悔原来答应的财政留成，当时的大佬如姚依林等纷纷施加压力，朱与他们讲斤头的不逊于世界任何顶级商人。

曾听八十年代当年公派人员提过此事。

1。他们首先经过国家选拔如专业与外语考试，许多有工作经历一些基础课程理工的如数学之类还给学校的，就通不过了。虽是地方政府组织的，但难度不小。

2。公派多为指定学校，甚至指定系科。他当年通过考试后却迟迟等不来指派的学校，情急之下与组织商量，由他自行联系学校再报组织同意，最后依靠自身努力找到了对口系科和学校乃成行。当时很重视专业对口。

3。关于学位。他当年已逾37岁，国家后有规定，年龄过线就只读书不过学位答辩了。这与国家规定有关与个人是否能过无关。

4。当年他在美国求学。美国体制：研究生博士生除少数专业如工商计算机之类，多是硕博联读5年左右，一并过博士答辩的。无论有否硕士学位亦要做完5年方可答辩，这应该是美国高校研究发达的主要原因。理工科读研，以LAB　RESEARCH为主，做项目多，学习课程非全部研修内容。

5。当年中国公派生多不在经济法律领域，理工居多。两年即回按中国教育体制，称之为硕士学历不为过，与国内授学位相比，他们可称得上名副其实。

何况这批学生都是老学生，外语和专业都丢下有年，又是在全封闭环境骤然出国，能经受住冲击力，过好语言关，坚持学好考好了各门功课，大家都很有荣誉感，不想因自身不努力留下坏名气。八十年代中国留学生在各国是个什么声誉还是有公论的。

不能将他们与同期因私留学生相提并论，体力经历与动力乃至待遇前途都不相同，镀金之说苛责了。仅凭按期回国一条在当时的巨大落差面前顶得住的就属不易。

陈至立同为上海公派生，她的学校名忘了，但却与他同期是肯定的，情况相当。

上海法律院校就是华政一家，其它如复旦的法律系都被他们看不上。

当年院校大合并时，复旦想吞了华政，整个蛇吞象，华政硬顶。后交大又抛媚眼，因交大是理工科大学，合并华政后可成综合性大学，华政吃亏在名份实质还算过得去本打算从了，不知为什么后来也没成，居然留住了。

华政与官家亲近，一来队伍整齐，二来学风迥异所谓学术性大学，三来借力于拨乱反正。

这个学风就是务实接地气。华政每个教授都有实践经验，不是上镜点评，就是出庭辩护，手上都有个人案例，不太好长篇大论，偏重学理与实际操作上的平衡。

这次劳动法出台，据说华政好象是董保华公开反对，不奇怪。劳动法在法律系统属小法，但连他们的实践都很活跃，华政教授笑评连他们这些小法都过得有滋有味的。

上海政府在远离市区的松江建了大学城，动员各校将部分或全部系科学生迁入大学城，华政大反对。理由一条即为：法律是社会学科，需要对社会民情世故的了解，需要在人群中挤着，与社会热点连着，感受社会了解社会，哪能跑到那只剩学生的破地方去死读书。

某位为此举例为证：他打一婚姻官司，抬头一望法官即知此案审不清了，为何，26岁左右超年青女法官，懂什么是婚姻嘛，果然庭审中屡出状况，最可笑的是男方提出理由为夫妻生活不美满，法官呆呆无反应，真真急出一头汗。后再打一官司，一看法官松一口气是35岁女法官，心想这回成了。哪知更惨女方痛说家史时，法官居然潸然泪下，下堂一打听，法官大人刚经历陈士美式婚变，同为天涯沦落人哪。赶快和解别判了。

法律保守，但社会之树常青，法官就是其中媒介，要面对社会用好用活法律的，书呆子哪儿成啊，法不容情更是胡说，法官七情六欲压得住嘛。

至于黄埔军校，一来人多势众，二来国家走向正规化时，司法系统先是补文凭，后是律师考，再后来是司法考，华政补习班办了一届又一届，犹其是面向公安系统，法院系统则靠弟子众多。

中国司法三分天下，大公安，小法院，不三不四检察院。公安认同华政很重要，多少给个三分薄面。

我对八十年代当年公派人员的情况并不熟悉，这个镀金之说确实不够妥当。

但是八十年代当年公派人员大多数都是短期，基本就是开开眼界。而因为这些人许多都是在单位混得较好的，回来后很多就当官了。

即使像你所述，他们在2-3年里学了一点东西，现在看来我的观点非常不够，因为大多数人仅仅在学校跟教授干。

关于陈至立，做官后看起来表面(说话等)还是有相当水平，我也听说过有人说她是复旦物理系高材生。一次碰巧我和复旦物理系的老师一起做事情，谈到她是复旦物理系高材生的话题，这个老师说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父亲是福建一个中学校长等等。当年这个老师可是风头很健。陈至立原来很普通，出国有了资本，回国后有了完整的资历，迅速从政(女干部优势)，快速上升。我想回国学到的东西对她未必有用。很多干部的提升有很大的偶然性，那时上海的谢丽娟就是更有名，莫名其妙的飞速上升。所以把海归说事理由并不很足。

陈至立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女，汉族，１９４２年１１月生，福建仙游人，１９６１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９月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电介质物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副研究员。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　复旦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学习

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电介质物理专业研究生（其间：１９６５—１９６７年参加“四清”工作队）

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　解放军六四○九部队丹阳湖农场劳动锻炼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材料研究所访问学者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所党委副书记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　上海市科技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　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　上海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　上海市委副书记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　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　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第一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２００８—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

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能够很快忘记当官的名字也是一个社会进步。

谢谢您的补充，我都没查过陈至立的履历。

您说了几个有意思的事儿，一是官员升迁凭实力抑或学历，二是海归与非海归真实差别，三是女性官场升迁法则。

我以为中国重学历之风向来有，这是保留给全社会由下而上流动的重要通道，堵死了就出事儿了。但是中国死读书之风也最盛，只有学历没能力误事儿的也就断不了根。一般而言，大乱大治凭实力，升平时代凭学历大抵不差。中国改革开放是个特例，邓公好象用学历驱逐老吏，同时也留了后门让能吏博杀出来，所以重学历升迁似乎为正途。

把学历与能力搞清了，海归与土造的区别本没必要了。但是中国是面向西方开放，西天海龟还是有价值的。做事也好当官也罢达到一定高度，技能性的能力就不重要了，学习判断和创新力占了主导地位，胸襟眼界很重要，开过眼与没开过眼区别还是有的，见多识广，少见就多怪，取的是其思路开阔与思考方式，不在具体某事某例。海归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气候，形成了大家通用的语境。何况上海民风本就崇洋。

女性官场升迁向有通例，无知少女最是合适，谢丽娟当属比较标准的。陈至立在沪升迁不清楚，升至中央与此条通例无关，属另一项官场法则的典范。

他比较累，脸看来也较苦，累死在任上有点夸张了。

官员升迁一度重学历、海归、无知少女等等，都是不够完善。

过于突出这些，会带来一些问题。现在的官员就很历害，公费出国，读MBA和EMBA，看来都是很完整的。

这个观点是对的，问题是你如何发现这个官员是否合格?没有这么多机会让他试错阿。

现在很多官员，没有技能性的能力(特别是低学历的团干)，没有基层主官的经历也不少。

鸡和蛋之争，卖字秘籍

92年首批土地批租，当年上海财政赢利。自土地批租始，上海才有了点金手杖。

之前向外举债建设，多受回收之限，两桥是向亚行，地铁1号和2号线是向法德政府举债，虽说上海地铁经营亏损，但地铁设备买的却是德国货，谁也不会白给钱。这条道路能挖的潜力和甘苦利弊一眼看得到头了。

而上海的参照物不仅来自同时代国内其他省份，而且还有一个隐形的参照坐标一直悬在头顶，那就是过去的地位与辉煌，历任上海当家人都别想断代到49年自我比较自我陶醉。

90年浦东开发逼出了92年上海土地批租，但在启动上海的次序上却是倒置关系。

先有土地批租启动上海基础建设，全市规划建设开动之后，才真正拉动了浦东开发，家有梧桐树方有凤凰来。浦东虽名为上海区域，实为效县农业区，其中市政基础建设几乎空白。当年的浦东规划做得极为出色，而且是少见的经历任政治变化却坚持至今的规划方案。这份出色规划得以完成，连后备地块划界和差异性绿化保持都得以实现的，须仗巨大资金一次性投入。

当时整座城市市政陈旧不堪，道路交通已近瘫痪，依靠举债建设推进慢不说，还受制于人，87年至2002年所有渠道借款为30亿美元，按最高汇率8.5计，也就2100多亿人民币，每年144亿元。八十年代自力更生年代每年基础建设投入为20亿元。1992年至2002年，市政投入是4100亿元，每年平均410亿元。这只是市政部分。

另外什么时候都摆得上桌面的大道理，人民生活改善无望。当时特困户也称危棚简屋的旧区改造，1992年计算出的数字需6000万平米新房方能解决，依当时的财力需百年方成。死局无解。

需要与现实可能的巨大落差让人断了向上讨钱的念头，最后不得不孤注一掷，只能自卖自身了，批租土地，以地生财。而上海尚存的声望让官家有指望拉下脸卖了肯定有人接盘。

据说当时有个台商有言，出租车司机对他说了句粗话：南京路上就是垃圾也卖得出去，话糙理在，我愿意在南京路投资建酒店商场业。这类信息的上传无疑坚定了官家信心，无论如何上海黄金地区海外买家还是会要的，趁着天气好赶快晒铺草。当然后来官家把整个上海经营成黄金城，整体打造了个好价钱，那是后话，事先肯定没这奢望。

当时区县任何一块土地批租需上缴一定比例租金，由市政府统一调度。给个小数字，1998年南京东路步行街改造时，土地批租价为1.5万美元一平米。

网上时常有人发论，上海靠朝中有人好办事中央给钱才发达起来的，这个稍加推敲即知不实，但凡有钱可拨，至于把个上海东北什么的拘得死死的不放手，上帝都只能救自救之人。另一说就是给政策，许了浦东特区才有上海启动，这种说法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异曲同工之妙。要验真假不难，您也可以拿个政策呼风唤雨试试。

钱这个东西最是势利，向来手拉着手来，钱找着钱去，小钱跟着大钱走，大钱抱着团儿滚，穷主人藏个救命小钱还常会被人逗了去。

如果真要总结上海成功经验，我以为简单得很：卖。所有经验精髓就这一个字。

土地可卖――批租，市政设施可卖――股权，道路桥梁可卖――专营特许权，建筑物可卖――腾笼换鸟。总之：卖一切可卖之物，转换一切可能之物成可卖之物。

老师吗：世行亚行项目不是白做的，BOT别人管研究的时候上海早卖开了。

一旦第一桶金来，以后金钱都是自来水了。实物转换成可卖之物，现金流就大大增加，资金杠杆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同时可卖之物越多，投资之门打开得就越大，上海财富积聚效应也就自然形成了。

90年代十年全社会固定投资达1.3万亿，2002年一年即达2000亿元。90年代末期官家投入资金仅为10%，其余均来自海外和国内社会资本，是全中国全世界的资本汇聚建成了新上海，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吸金窟。

有胆量卖是政治本事，卖出好价钱是商场本领。外加上海好歹还有些压箱底的宝贝。

话说二战时期约有2万欧洲犹太难民逃来上海，后被日军集中圈居在虹口一片区域，这批难民多为青壮年人，后散枝开花在世界各地，对上海这片挪亚方舟心存感恩。偏有一位当年小孩后为退休英语教师的上海市民，自愿保存和管理着一处当年犹太难民的教堂旧址，好多劫后余生难民带着子孙满堂来沪必去那儿忆苦思甜。

当时正有舆论批评上海城建光拆不留，连道路两边的遮萌大树都拔得一棵不剩，弄得上海象剃光了毛的猪。官家心里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保留改建比拆了建新的不知要翻几倍投入，脸上还得从善如流。正撞上此事，立马说这片旧区不拆了，要保留上海记忆，老房成片保留改建，金主瞄上了犹太先生们，由头就是这两个故事呗。可犹太人救命感恩和付钱谢恩分得清着呢，一听这价就闪了，要把犹太人钱袋子里的钱逗出来上海人PK犹太人有得一拚。

上海旧区改造成功算来算去只有新天地一处。保留文化记忆，文化就是那古旧瓷瓶，文化越高价码就越高。把文化装裱出来靠的还是钱。

有宝就得卖个好价钱，上海把卖字诀贯彻到何种程度呢，居民为市政建设让路，单位为城市规划让路，到最后党政机关也必须让路。上海外滩所有建筑物里的党政机关一律腾房，让49年前的老房东重回故居，放心烈士们的鲜血没白流，荣归故里要付高额赎回费的。

原市政府的老房是汇丰银行在沪故地，当年号称拥有远东最美的罗马式柱廊，结果索价太高没能出得了手，只能转让给浦发银行了。该建筑大堂内穹顶天花上绘制着当年汇丰在远东各国银行所在城市景物，正中为圣母像，那次重修才发现当年被水泥封存保护下来的这个穹顶天花图。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外资银行扎堆，可浦西外滩老建筑除汇丰一家外其余老东家一个不拉也全回来了，谁说只咱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市政府决心在前，其它区政府也紧跟不拉。据说当年为力劝春兰集团将总部迁来上海，好象是静安区政府承诺，区内所有洋房别墅任你挑选，看中哪座就给哪座。上海没有本土名牌企业就移民企业，如同大批森林大树移栽上海的思路一样，脸面体面全都速成，这也是大都市的优势。

说句老实话，将这种唯利是图唯钱是举的事儿做得既彻底而又如此落落大方的，恐怕只有上海了。

上海讲到底是个工业时代城市文明很彻底的现代都市，无论官风民风都认商场规矩，商场最重要规则要双赢，你有面子我得银子，我搭台你唱戏，你赚银子我抽头，这就叫双赢。

听党话，傍大款，走正道――此乃阳光法则，亦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