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国政治真相: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 土拨鼠yuanap
刚才在网易上看到这篇文章，对民国政治说的很透彻，正由于民国如此短暂，仅看上层社会，真是非常繁荣与充满幻想的国度。：http://history.news.163.com/10/0108/16/5SH47UGI00011247.html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
《同舟共进》 2009年第11期
民国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然而,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它本质上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
民国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似乎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1、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
2、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场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同样群星灿烂,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
3、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中国“士”之精神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以遥相呼应。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
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民国在历史中更为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1、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
2、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春秋战国的结果是开启了统一王朝的循环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
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囿于东方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开始具有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一员的历史。
【似是而非之二:民国是真正的开放时代吗】
在貌似第二个春秋战国之开放时代的背后,是民国内政和社会开放的不彻底性。
民国政治家们皈依基督可以说是民国思想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也是他们率性、自为和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然而,这些宗教皈依——人性中最高层次的灵魂的归属所在——却并没有使中国获得真正的拯救。因为中国民族和文化内在的封闭性并不因单个领袖或者政治家的开放得以遽然改变。
其次看海归们的知识人生是如何或主动或被动演变为中国式的政治人生的。在灵魂层次之下,尚有知识层面。民国年间,中国上下延续了洋务时期向西方学习、留学国外的风气,这来自一种真实的期望——实业救国和知识救国。
【似是而非之三 :是现代政治还是“类黑帮”政治?】
民国通常被冠以“现代史”的范畴。然而,民国有多少现代性呢?从民国类似黑帮的哥们义气政治,可看出民国海归们其实只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电线杆,而电线中流淌的还是传统政治的血液。
比如,黄郛、陈其美及蒋介石这三个留学东洋的海归义结金兰,终归脱离不了本土政治文化的脉气。蒋介石曾经劝说黄郛加入国民党,黄郛不肯。蒋介石便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结拜兄弟的重视,国政在其眼里可以由兄弟们一锅端了。蒋介石还有周淡游、王恩溥、何禄山、张静江、邵元冲、许崇智、冯玉祥、李宗仁、吴忠信、张群、张学良等各位拜把兄弟,但都不如上述铁三角关系的分量,蒋介石还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青帮。这些“兄弟”或亲或疏,或反目成仇或一团和气,均只是蒋介石的政治筹码而已。又如,张学良和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张给了冯玉祥50万块钱,促使后者发动北京政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使得民国俨然成为类黑帮混战的场所。黄郛夫人沈亦云说:“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沈亦云《亦云回忆》)晚清民初的黑帮在反清、反袁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当自由成为混战,个人最终服从各种帮派网络关系的时候,政治也就一团漆黑了。
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说,一次他碰到北京西山的一晚清农夫,农夫问他:“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夫便指着山下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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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之四 :外交官屡遭殴打,是因为不爱国吗】
民国外交官大多数是爱国的,然而,民国外交总体而言又存在妥协与半殖民地性质,所以外交官作为一个群体就变得难以定论了。
之所以难以定论,有两个原因:其一,弱国无外交的逻辑。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利时采访出家修行的陆征祥,陆征祥叹曰:“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此话出自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又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民国外交总长之口,相信是他切肤之痛后的感慨,也是一种“恨”。然而,“弱国无外交”的口头禅是一个陷阱。从逻辑上看,它为弱国不开展积极、强硬的外交寻找了借口。这句口头禅的隐含之意就是“强国有外交”。希特勒式的外交是一种典型的强国外交,但是他成功吗?国家发展被限制在力量追求上,其实是更为危险的路径。
其二,人民外交的逻辑。民国外长们的个人命运如浮萍一般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外交呼声中可怜地漂浮着。他们因这个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说曹汝霖之宅被烧,“烧得其所”的话,而郭泰祺因交涉“一 二八”事变,以及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甚至蔡元培先生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被殴打、恫吓,则是令人深思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了。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民族情绪该如何正当表达,实在没有公认的标准。鲁迅在“九一八”之后,面对青年的失控发出的声音,依然值得今日中国青年深思。1931年11月30日,鲁迅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署名“乐贲”),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
鲁迅若活到今天,看到有老年学者被青年人掌脸,不知作何感想。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他对于民众外交(人民外交)表达出的情绪和国家代表(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之间的不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28年,蒋廷黻也曾说:“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即民族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
鲁迅说的是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是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是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上述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实际只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从民国外交家的思想遗产中,吾人所能得出的只有理性二字。理性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而这二字在民族主义面前,却常常显得狼狈不堪,甚或其持有者屡屡遭打。悲乎。
JY们把持舆论权，可以颠倒黑白，上层人物可以在乱世中求富贵，求功名，下层人物只能求温饱，求生存了。
民国的政治是类似于中国五代十国的乱世，再加上欧美列强的这些太上皇而已。
何谓北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