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商君】说战国(四)——关于“尊礼重信”(中) -- 履虎尾
《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周代的礼乐制度,到西周后期,已经开始被破坏,并终于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到春秋时期,“周礼”仅存其名,仅仅是借助于历史的惯性,稍存皮毛而已。到了战国,与春秋所区别的,不过是由“名存实亡”变为“名实据丧”吧了。
礼与信在春秋时期尽管是仅存其名吧,正人君子们总是要用它来装点门面的,最著名的就是齐桓晋文了。
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尊礼重信,为人所称道。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曹沫登坛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桓公归还以前所侵占的鲁国的国土,齐桓公当时被迫答应,过后欲反悔。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齐桓公实践了许诺,将以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全部割返给鲁国。
齐桓公讨伐山戎援救燕国,燕国君主燕庄公为了表示谢意,依依不舍,送行时送出了燕界,进入齐境。齐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下令,将燕君所至处割给燕国。
晋文公与齐桓公齐名,也是讲究礼与信,以尊礼重信为号召。晋文公逃亡时,曾经得到楚成王的恩惠。在酒席宴上,楚成王借着酒力盖脸,一定要公子重耳回答,将来如何报答自己。公子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到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楚两军果然在疆场相遇。晋文公遵守承诺,主动退避三舍,一直退到了城濮。
为了报答曹国大夫僖负羁对自己的恩惠,在攻占曹国后晋文公下令,全军上下一概不得侵犯僖负羁以及他的宗族。魏犨与颠颉都是重耳出亡时的从行功臣,此二人吃了醋,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放一把火,“爇”了“僖负羁氏”。晋文公为严格军纪,杀掉了从行功臣颠颉。喂喂——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爇僖负羁氏”的明明是两个人啊,还有一个魏犨呐,魏犨本来也该挨上一刀的,由于“爱其材”,“乃舍之”。怎么说晋文公是“尊礼重信”啊?其实,春秋时期的尊礼重信,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晋文公绝不会光顾面子不顾里子的。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里子”和“面子”的辩证关系,就是请隧事件。春秋前期,成周发生了王子带之乱。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掉大叔王子带,帮助周襄王返回成周。周襄王设下酒宴,款待晋文公。晋文公于是“请隧”,周襄王拒绝了请求,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在《国语》中还有这样的话:“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周襄王顾全了天子的面子,却失去了里子,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酬谢晋文公的功勋,周襄王只好将“阳樊、温、原、欑茅之田”赐给晋国。
“阳樊、温、原、欑茅”等地虽然被赐给了晋国,但这些地区的百姓不服,晋文公要想得到这些土地,只能派军队占领。是年冬季,晋军包围了“原”,出发时只带了三日粮食。围原三日,原不降,晋文公下令“去之”。这时候,派出的密探回来报告说:“别急着走,‘原’马上就要投降了,何不再等一等?”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命令继续撤退。原的百姓见晋文公如此讲信用,于是决心弃暗投明了。
礼与信是用来获得利益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如果不能用礼、信来获取实际利益,则礼与信还是束之高阁的好。贪图虚名而受实祸的最好例子,则是图霸未成的宋襄公了。
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两军遭遇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司马提出建议,可击之于半渡,宋襄公曰:“未可!”楚军过河后,尚未排列好阵势,司马又请求发起攻击,宋襄公曰:“还是未可!”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宋襄公才命令擂鼓,结果被楚军杀得大败。宋襄公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古之为军”——过去的《军礼》有详尽的规定也:“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等,等等。后人论起宋襄公,必曰蠢猪似地仁义道德也。
与宋襄公相仿的还有一位,就是晋国的将军韩厥。
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晋齐两国大战于鞌。齐军失利,晋军司马韩厥紧紧追在齐顷公的战车之后。齐顷公绕山奔逃,正匆忙之间,一棵大树绊住了的车轮,战车停下来了,齐顷公落到了韩厥的手中。按说韩厥本应该立即将齐侯拿下,可是呢,韩厥此时却即兴表演了起来。只见韩厥在齐侯的车前躬身跪倒,拜了两拜,却不起身,韩厥伏在地上,双手高捧起加上玉壁的酒杯,献酒给齐侯压惊。韩厥缓缓地毕恭毕敬地说道: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韩厥跪在地上,只顾自我陶醉。车中的情况发生变化。本来惊恐万分的齐顷公平静了下来,戎右逢丑父趁机与齐顷公换穿了衣服。接着,假冒的齐顷公借口口渴,命令假冒的车右下到华泉去取水。于是乎,煮熟的鸭子飞了,韩厥捉回的齐顷公是个西贝货。
鄢陵之战是晋楚之间的一场争霸大战。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双方决战于鄢陵。晋国新军佐郤至曾经“三遇楚子之卒”, 郤至每次遭遇楚共王,都要下车步走,“免胄而趋风”。(郤至啊郤至,两军阵中解开甲胄,你未免太过托大,难道你不知楚国军中有善射者潘尫之党、养由基,以及神箭手马忠乎!)楚共王觉得很奇怪,便派人拿着弓去问郤至。郤至回答曰:
“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
鄢陵这场大战打了一整天,结果是楚败晋胜,楚的盟友郑国君主郑成公驾车逃命。晋下军主将韩厥(就是十四年前的那个司马呀)追了一阵子,停了下来,韩厥的理由是:“不可以再辱国君。”这时候,新军佐郤至也赶了过来,当郤至知道前面车中拼命奔逃的是郑成公之后,也停下来不追了,郤至的理由是:“伤国君有刑。”
明明是可以活捉郑成公的,韩厥和郤至为什么视而不见要将其放掉呢?哦,明白了,十四年前齐顷公之所以能够化装逃掉,其实那一次也是晋司马韩厥故意将其放掉的啊。
【话商君】说战国(三)——关于“尊礼重信”(上)【话商君】说战国(五)——关于“尊礼重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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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信,都要看实际状况来决定是否用礼,用信。
礼和信就象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
这点哪怕是战国也不例外,多次玩欺诈扣押使者和客人的秦国遭到的报应很惨,两千年后学习它翻版的那个国家吃了两颗大弹弹和上千万颗的小弹弹。另外,宋襄公的愚蠢是因为他在战场上对敌对方讲仁义,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对手是不知道仁义的楚国蛮子,如果是中原诸国还是比较文雅,交战双方主力都是士大夫,像中世纪的骑士之战一样,维持礼仪之战是为了保证自己当俘虏时能获得优待,和战国时期那样为了功名利禄获取人头的战争有本质差别。
所谓“礼崩乐坏”者也... 正如同现今的中国,“老”的道德规范正在迅速地被新的规范所替代 -- 比方说看见老太太躺地上千万不能扶...
在这种环境下,有的人能够迅速适应新的规范,并利用之获利;有的人则仍然死守旧的规范,并因此而吃亏...
用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来看,自然是前者聪明后者吃亏...
不过对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人来说,他们信奉的未必是实用主义...
韩厥和郤至,还有宋襄公,估计都是很迷恋“旧”的那一套礼仪规范,并顽固地死守 -- 区别仅仅在于宋襄公因此而吃了大亏,就被大家讥笑了好几千年...
其实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孔老二的学生,子路之死...
那会儿的儒家一定是一帮子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是国人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时期,有追求利益的人,也不缺道德高尚的理想主义者。从春秋战国能找出许多例子,足以让现代人羞臊的。现代人讲道德,根本不配和当时的人比。即使宋襄公,在当时也不是像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是愚蠢的典型,因为当时的道德标准比现在高多了,宋襄公不过是一个固守旧道德传统的典型的人,并且吃了亏。不过他固守的东西,也是自己的信仰。
好像就是他们带的头耍流氓,欺负人家宋襄公,结果过了几百年自己老大被人绑票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绑匪当家的就是他们楚国人